职场 | 黃為忻：银行家/大学老师，一个人可以拥有两个人生

黃為忻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为忻，银行家及金融学者。上海财大硕士, 日本国际大学硕士，荷兰Erasmus 博士。1969年赴云南，后转安徽插队落户， 1975年进厂，1978年考大学。1986年负笈荷兰，攻读博士，1990年代初起在荷兰任职于荷兰银行，有金融专著数本在海外及国内出版。另有多篇文学散文、译文发表在各种文学杂志。

原题

夜空中那一颗闪亮的星

作者：黄为忻

有人说，每个读过博士的人，很可能将教书作为一个终生职业选择。

我情况的例外是，我的入行教书是在我的博士之前：我下乡时在农村中学教过书，大学毕业后又教过。

当我入职银行后又站上讲台，其实至少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场景也转换到国外。教师的场景变动，其实也很偶然。

那时，我在荷兰完成了博士学位后，在一家荷兰银行供职。

银行里的一位同事，有一次邀我一起共进午餐。他是听说过我在学校里当过老师，就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一所大学里讲授金融银行课程，当然用英语。他自己也在那里任教，因为家庭搬迁，工作改动，觉得我是接过这活的最好人选。

对这个信任和邀请，我是心存犹疑的：我当时在银行里干得正欢，没有跳槽的念头。他完全明白我的想法，微笑着说，我的想法都明白，但是，课程其实都是在晚间和周末放工之后。

他做着鬼脸，一边用餐巾抹去嘴上的面包屑，一边用手指了指天，说，这叫月光工作——兼职。

月光工作，兼职，这有点让我心旷神怡！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呢。

他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更打动我：有了另外一个工作，你就时时刻刻可以有挑战老板的底气！

实在说来，我对银行工作没有什么不满意。但谁知道呢。居安思危，万一银行遇到困难，或者有什么人事纠纷，我就有了退路，也算是未雨绸缪吧。

这样想，我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建议，毫无犹豫地约见了那位大学的校长。

校长在另外一个城市，是一位很绅士的美国人，带着ball-tie，已有些许白发，金丝边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

第一次见面非常顺利，他介绍了他的个人背景，学的是文学，写过诗，不算成功。然后开始聊这个工作了：

“我们开设的是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要的是学历之外，又有实战经验的人。已经有几个应聘的，但找高历，又有实战经验的人实在不容易。”

他的开场白不但直奔主题，还直截了当的补充说明了他的困难：“尤其是我们大学不能付很多，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小班级的学生”，在说 “不能付很多”时，他停顿了一下，特意看看我的反应。“你不能和银行的收入相比呀，因为大学是搞教育的，而教学是改变人的职业。再说，人生的最终意义，难道不就是过程吗?”

他的文学功力让他把讨论提升到人生的意义：过程即人生。

他的这番话对我是很有说服力的。何况，重操旧业，也是我很乐意的呢。

两轮会面都很顺利，双方一拍即合：我要的是业余时间上课，大学正中下怀，它要的就是既有较高学位，又有专业实战经验的老师，因为上的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

临告别，校长握着我的手，欢迎我加盟。他的手温暖又柔软，微笑着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上课？

我很兴奋能够开始了一条与银行生涯平行的事业线！

我是乘火车回家的，因为兴奋而过了站。

见过这位校长后，还剩下一步，就是向雇主报告。

无论任职在什么地方，大学兼职是要向雇主报告的，并必须得到银行的同意，这是为了防止有利害冲突。

使我意外的是，我填的申请表，银行很快就批准了。人事部门的主管，一位金发女郎，笑嘻嘻地告诉我，银行的行长自己也在大学里兼职，有一份月光工作呢。

我脑海里，又出现我那位同事午餐时用手指天的样子。

这位行长，后来还在我出版的书上写了序言，当然这是后话了。

授课中

就这样，我又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讲台。

这一次上讲台，台下换了一班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来自不同国家。我当年做老师，在农村中学上课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当年，我上的第一堂课是＂愚公移山＂，面对的是一班光着脚丫的农村孩子。

现在是“愚公”跨海了！我脑海里闪过一个自嘲的念头。

校长说得没错，教室里只坐着十来个学生，的确稀稀拉拉。

我在投影仪上介绍我的背景学历，心里思忖，这些金发碧眼学生们，一定在心里琢磨着，这个中国人会教我什么。

我讲授的这门课，叫“国际金融”。这门课其实在我研究生毕业时已经教过。不同的是，多了这么几年的银行经历，用的又是英语课本，用英语教，学生是外国人，如此而已。

像世界上其他工商管理的学生一样，来这里的学生，常常是因为职场需要而受“二次教育”。他们年龄大一点儿，有不同的职业生涯，学生原来大学的教育背景，更是五花八门，从牙医到生产冰箱的工程师都有。

上课是每周一晚加周末。学生平时日常都有工作，来这里上学，或者是因为需要有一个学位，来完成人生的转折，或者，就是希望充电和开拓一下视野。

学生研讨

也像世界上其他学生一样，他们的学习态度有勤勉或懒惰。记得有一个女生上课请假，说是祖母去世了。教务处的人说，她祖母去世过好几次了。

这次我走上讲台，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教学内容，而是教学背后跨国文化的差异。这是到后来我才领悟到的。

那一次上课，一位美国学生在我讲到一半时，举起手来，居然直接说，“对不起，我的结论与你的结论不同！”（I beg to differ）。这句英语，直接，却优雅。

他的发言确实让我有些猝不及防，这种情景，是我以前教学生涯中，从没有遭遇过的。

我和他的眼睛对视了几秒，看到他瞳孔里我的影子。

从他一脸认真判断，好像没有挑战的意思。倒是他那句英语我很欣赏：“不同意”可以讲得如此委婉但明确！

我从容不迫，慢条斯理，要求他把他的结论和他结论背后的逻辑推理重述一遍。等他讲述完毕，我笑了起来。他其实和我的想法，方向完全吻合，我把他的推理重新梳理一遍，到头来正是我的结论。

我得意，他惊愕。

那一次，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外国学生来说，诘问，或者，批判性的哲学思考，是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怀疑一切是他们的基因！

毕业典礼

哲学起源于惊讶。哲学就是人对自身和天道，地道，人道，神道，整个世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索。

这就是文化差异！

中国学生是“懂装不懂”，以示崇仰师道和谦虚之美德。外国学生则会“不懂装懂”。

这让我思索，我决定改变我的上课方法。

我试着用开放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做结论。然后，再比较我心中已有的结论。

我必须说，至少有一些结论，我确实是有失偏颇的。而有一些，结论本来就不是一个。

我于是开始彻底改变我的上课风格：从开始到结束，我都用苏格拉底式诘问的方法，提问开始，提问结束。这样，到下课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常常是“还有问题吗？”

这样的教法，使得课堂的气氛非常的活跃。我的提问是随机的，常常针对一些思想好像开小差的同学，或者那些悄悄地溜进来，才坐定的同学。

学生对我的上课，必须非常地留神。

当然，有时候讨论也会变得非常激烈，于是戏就不再按照原来的脚本走了。但唱戏的和听戏的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异议。直到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提出来时，下面一片肃静，没有反应了，我知道，这常常意味着，这些精力充沛的学生，或是他们累了，或者饿了。当然，也可能真的都明白了。

我的课也就恰到好处地停下来。

师生留念

以教师这个角色本质而言，全世界的老师都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没有错。但在这里，不再是单方面的“传道”，多的是平等的讨论和解惑。

作为老师，我首先必需整理我的思想和工作经验，再把我的这些告诉学生。我就得不断地对自己提问题，把抽象、缥缈的思想变成具体、可以表达的东西，思路非常清楚又系统地表达出来，而且通俗易懂。

无疑，对于老师来说，多看一些书或者多懂一些理论是不够“解惑”的。而“惑”是可以讨论的，不必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作为老师，也在这种教学相长的讨论氛围里得益匪浅。

这让我脑海里常常盘旋着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

我想，好的教育应该不是教导学生外在的知识，至少不仅仅是。关键的是挖掘他们内在的潜能；老师不是教他们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思考，让他们自己去认知世界。

在世界快速变化的21世纪，学校学习最重要的目标，已经不是掌握一些特定的知识，因为那些可以很容易通过互联网工具搜索。于是，审辩式思维，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职业竞争力。只有激发学生审辩式思维，进行自我教育，才算得上真正的教育。在成人教育中，尤其如此。

我在银行从事的是亚洲业务。我的教学兼职，慢慢地拓展到亚洲。这样的教学，竟对我业务的开展很有帮助。在亚洲地区教学，当地学生能让我很快熟悉第一手情况，国家、政治、经济、民情。我在银行业务中，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很大程度得益于我的教学经历。而当地学生的人脉帮助，更使我顺利处理几起大额欠款纠纷。

这正是所谓“教学相长”！

教师合影

慢慢地，西方的教育的特点凸显：自由、独立，重视理解，重视实用，老师也重视学生发表的意见，甚至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 反驳老师。有时候，差别或者只是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我也认定，知识，是通过参与和实践来获得的。真正理解知识，离不开学生和老师的互动。

到头来，这一切，不正是教育应有的要义？

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走来，一半做银行，但多半是教书。其中银行的几十年，也没有停止过教书。恍惚间，我感到自己比旁人多了一次人生：除了银行以外，我还有教书的第二人生。

在我做老师的日子里，我常常会记起鲁迅《藤野先生》那篇文章。他在那里记述了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怀念。我也会记起我的老师，我的学生。

多少年后，我会偶尔听到他们的信息，或者收到他们的联系。一些学生，每年会在圣诞节寄贺年卡给我，我也必定每年都回，哪怕我外出度假，错过了圣诞节。

有些学生会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偶尔浮出水面。一次，一位意大利的学生发来贺年卡，告诉我，他升职了。意大利人的名字特别难记，但我清楚记得，他是每次我上课都坐在第一排的学生，提问也是最多的一个！

还有一次，我在卢旺达首都机场候机时，一个中年模样的人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说是我的学生。我连连道歉，因为实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而他记得我，而且，还讲起我以前上课的一些细节！我心头一下涌起感动：教师播下的种子，竟会在世界每个角落开花！

另有一次，我的一位中国学生发的贺年卡告诉我，他的女儿要到巴黎来读书，我真为他高兴。他女儿打电话联系我，称我“师爷好！”

我有些不知所措，可不是吗，岁月狂奔，我该为她和她的爸爸高兴！

同样，我也一直给几个我的老师寄贺年卡，渐渐的，他们的贺年卡凋零，每每会收到他们离世的消息，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与他/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心头涌起莫名的惆怅和无奈：真是烟花易冷，人事易分啊。

这么多年，我和我的一些学生以及我以前的老师，就这样一直保留着互相寄送圣诞卡的习惯。而互联网的发展，使邮寄贺年卡有些不合时宜。

但我心里还是喜欢纸质的贺年卡！

那些彩色的圣诞卡，挂在绿色的圣诞树上，琳琅满目，与银色的圣诞铃一起，还有那血红血红的圣诞花，让窗外的严冬格外友善。

它们，在我的眼里，就像晴空夜晚闪闪发亮的星星。那是沧海桑田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啊！

在印尼上课

黄为忻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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