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人”时期（1968一1975）的作者
韩贤强，高中六六届毕业生; 1968年安徽省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 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 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退休。原题
汀溪苏红的“六八年人”
作者：韩贤强
“一群中学生在一天劳作的辛苦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他们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农民，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学生，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这段话，引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作者朱学勤，1952年出生。算来，他作为知青到河南兰考插队之前，应该是68届初中毕业生，即文革前是一名初一学生。正如他所描述的，当年，每到黄昏，他在上海弄堂口，等候着上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归来，又随着他们到河南兰考插队……无非是渴望听到他们的高谈阔论，醉心于他们的读书氛围。他是一个“六八年人”的崇拜者，也是一个搭上末班车的“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最初载于《读书》1995-10-10
“六八年人”并非指农村的所有知识青年，而是指1968年下放的“老三届”学生，其中包括66、67、68届，高、初中毕业生，尤其是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学生是背着书包到农村去的，后来到农村的知青，是抬着杠铃去的。当然，这只是个大概。这段话，说出了“六八年人”的共同特点：纯真幼稚的天性，学习的痴情执着，锋芒毕露的性格和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六八年人”接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正处在十七八九的年龄，引起他们感到新奇的事物，正从自然景物转向精神思想，从直观转向思辨，从人间奇闻逸事转向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思考。他们求知欲旺盛，“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思想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处在精神上的暴风骤雨年代。同时，他们涉世不深、阅历有限，天真有余、世故不足，知识薄弱、思想浮浅。他们刚刚从社会的异常阶段：反右、大跃进、饥荒中走过来，又正在进入文革，社会更大的变动阶段。这些特殊的内外因素，使他们成为具有“六八年精神”，即求知的精神、探索的精神的史上独一无二的“六八年人”。然而，“六八年人”从此不在。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我们可能就是“死掉了”的那一批“三十岁”的人。1975年最后一批较大规模的招工，汀溪、苏红一带已经插队七年的知青，离“三十岁”已经不远，那一年，他们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被招回城市，开始发愁婚姻大事，操心油盐柴米。那一年，我被招工到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当年，曾经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那个意识形态狂潮中的一个世外桃源，己不复存在。至今，只要一回忆起汀溪七年的那段梦幻般的生活，我就会忧伤地想起歌德的诗文：“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当年，汀溪、苏红一带，生活着这样一群“六八年人”，来自芜湖、北京等城市，毕业于文革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们为“六八年人”赋予了血肉和情感，使“六八年人”这个抽象概念，成为一个个伸手可触的鲜活的人。苏红和汀溪是两个公社，中间隔着一座上九里下九里的九里岭。苏红是缓山区，汀溪是深山区，景色各异。从苏红到汀溪，一路山清水秀。
苏红，大多为坡度不大的缓坡山，漫山遍野长满柿子树和板栗树。盛夏柿树挂果，柿子开始是绿色的，进入深秋，柿树开始落叶，柿子由绿变黄变红变亮，漫山遍野，一片金黄。柿子青中带黄时，就可以采摘，果硬、味涩，当地人将柿子皮削去，用草绳结成一串串的，挂在屋外的土墙上晒，颜色慢慢地由青色变成红褐色、黑褐色，味道变得很甜很甜。据说，柿饼就大致是这么个制法。青柿子急着要吃，可以泡在水里或埋在米里，几天下来，也去得了涩味。柿子熟透了，变红变软，俗称“亮柿子”，亮柿子留不得，要及时吃，味极甜，凉性大。苏红的山坡上，柿子之外，还有板栗。板栗俗称秋季千果之王，富含多种营养，在中医眼里，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八月的梨枣，九月的山楂，十月的板栗笑哈哈”。板栗包藏在密生尖刺的栗苞内，如果栗苞从树上掉下来，扎在头上，可不是好玩的。十月，栗苞裂开，树下可捡到栗子。成熟的栗子呈由棕色和紫色混合而成的特有的栗色。柿子和栗子的一种交易方式是在树下估产量，然后买家自己收。进入汀溪，一条大河从深山里流出来，河水清澈，可以看得见水中的鹅卵石和倒映在水中的蓝天白云，河两边是高高的山峰，坡上长满竹子和杉树，一阵风过，竹林如阵阵波浪翻滚，似乎山在晃动。越往山里走，天越高、山越大、路越窄、人越小，一条小路缠绵着溪水，蜿蜒而上，步步登高。山里的冬季是漫长的，漫天飞舞的大雪，对面看不清人，看不清山；放晴了，大山覆盖着厚厚的雪，流水在薄薄的冰下潺潺流淌；太阳出来了，雪化了，遍地淌水，没一块干地，一个月都上不了山，做不成事，正是读书的好时光。“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九里岭头上九里生产队，属于苏红公社，一批来自芜湖重点中学的学生，在这里插队。文革期间，他们分别参加了芜湖观点对立的两派：好派和屁派，其中，多数学生都参与过编辑印刷派性报纸，都是摇笔杆子的，如今成了农村贫下中农理论大批判队伍中的“理论”，带领着十几个大字不识一箩的“队伍”，活跃在农村大批判的舞台上。文革中，两派之间，文斗武斗，打得不可开交，结下了深仇大恨。如今，才发现“分歧”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误会，都是吃饱了撑的，当了人家的棋子，在这里大家握手言和。九里岭头上还住着的一批知青，因为不要工分，白干，教农民的孩子识字，受到县里表扬，开了现场会，有了名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讲话与众不同。“浙江的工作，这两年一直不错。江苏怎么搞的，掉下去了。安徽历来不行，要赶上来，不是一日之功。”当我们在很兴奋地谈论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他们却说：“美国的间谍卫星，像小碟子一样，满天飞。”虽然，他们扫了我们的兴，但对他们讲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们能够看得到只有高级干部才能看得到的《参考消息》，当时，连公社书记也是看不到的。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他们称“许叔叔”，他家和许世友家同住一个大院，他们是一群军队高级干部子女。讲什么话，是什么人；是什么人，讲什么话。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特长。当我们谈论起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托尔斯泰、别林斯基，争论起文学、历史、哲学问题时，他们会显出一脸迷茫，问：“你们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答：“因为你们不需要知道，早晨有牛奶，晚上有面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们还要知道那么多，干嘛？”“真的很想知道。”真诚，总能打动人。“行，可以教你个法子：带一桶汽油回家，倒在你家房子四周，点一把火，第二天，你什么都懂了，这叫做‘处于死地而后生’。”怕他们不信，举了个例子，说：“知道那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小孩，后来怎么成为列宁的吗？因为他17岁时，目睹了长兄行刺沙皇未遂被受绞刑”。困境、逆境，甚至绝境，促进了人的成长。人为的差别，很快被抹平，共同的生活、真诚的交流，使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感情，一群先天优越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一群犯有原罪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了朋友。
汀溪公社有一批来自安徽省定远县十八岗农垦学校的知青。十八岗农垦学校是一所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就可以被录取的学校，据称，是新型的半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试点。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剥夺了升学和就业的权利，成为社会的弃儿，被招收的。为了参加县里文艺调演，以十八岗农垦学校的知青为主，对俄国戏剧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现学现用，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反映农民盼望致富的歌剧《青松不老》。在阶级斗争的严寒下，“六八年人”预感到了涌动着的春潮，反映了农民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埋藏在心底的渴望。一号人物、革命群众、阶级敌人，以及乐队，基本上都由知青担任。请注意，这是一部歌剧！歌剧是用声乐和器乐表现剧情的戏剧作品，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表演、舞蹈、服装、舞美等结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体裁，用音乐塑造人物，用唱词推进剧情。编剧是女知青小张，现在定居美国加州。小周是该剧作曲，现在定居上海。歌剧的音乐大都是以传统的管弦乐队为基础的古典音乐作曲技法，除了所有的歌词需要谱曲外，剧中每个人物出场都还要谱写背景音乐。至今，我都不明白，一个中学生，哪来的谱写一部歌剧音乐的知识和能力？歌剧参加县里调演，大获成功，连县文工团的那些专业编导、演员，对这部歌剧也是刮目相看，啧啧称奇！一年暑假，汀溪公社召开教师学习班，一些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也来参加学习。学习结束，要求大家写一篇学习心得，张贴在公社的宣传栏里。大多数学习心得都是官样文章，自然没什么问题。其中，有两篇另类文章，一篇是战岭小周写的《黑格尔哲学与农村教育的联想》，另一篇是平坑小张写的《从海涅诗看农村孩子的悟性》。两篇奇葩文章可难坏了公社秘书，严重的是，有没有政治问题？吃不准，请示书记吧。书记的水平确实比秘书高一筹，他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就曾经是一个活跃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作者小周不就是那个给歌剧谱曲的吗？书记熟悉，不会有问题，算通过。可《从海涅诗看农村孩子的悟性》呢？吃不准了。文中引用了海涅的一首诗：什么是爱？∕爱就是笼罩在晨雾中的一颗星。∕没有你，∕天堂也变成地狱。∕微妙的颤抖战栗，∕羞怯温柔的拥抱，∕在你美丽的樱唇上，∕我惯用接吻来代替语言，∕我的吻就像是从心底冒出的一个火焰！……爱情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
这不是扯蛋吗？还能让这样的人当民办教师？问题闹大了！通知小张写检查。小张没有写检查，抄了印有那首诗的书上的一段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喜爱海涅的诗。有一次,海涅写了一首八行诗,马克思帮他修改,每一个字都推敲很久,直到他们认为没有可改的了为止。”1845年,马克思受到法国当局迫害,不得不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临行前,他给海涅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朋友:我将离开这里的人们,可是离开你最使我痛苦,我真想把你也打进我的行李中去。”小张带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写了个便条：“请领导查阅”。夹在该书第456页和457页之间，那里是这一段话的原文出处。秘书看了，书记看了，写检查的事就不再提了，小张的民办教师的位子也就保住了。
海涅在马克思家做客。茹科夫素描
受到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提倡“到民间去”的启发，加之初到农村的孤独感和好奇心，催促着我们去拜访相同命运的知青，更重要的，还是想能够真切地亲眼看看这个社会，看看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也可以算作一次中国底层社会生存状况调查吧。搭乘手扶拖拉机，奔驰在尘土飞扬的农村大道上，嚎叫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背着行囊，漫步在广袤原野的乡村小道上，迎着西沉的夕阳，吟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下知青是一家，一些知青开始“一把牙刷走天下”，成为当时“到民间去”的考察者和游学者。一次排队候船渡江，我们用书包排队，去看一条船捕鱼。数一数，船上老老小小六口人，想知道这一大家子是怎么生活的？一鱼网下去，几条小鱼小虾，这怎么能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活不了，再看下一网。忧国忧民，先忧忧眼前这一家子渔民吧，一定要看到他们打到几条大鱼我们才肯离开。结果，所有候船渡江的人都走了，码头上，孤零零的只剩下两个书包，特别地醒目。1970年前后，下放南陵县弋江公社的知青小刘，两次来访。大家的肚子里都有一点点书垫底，初生牛犊、不知深浅，胡思乱讲、语出惊人，针砭时弊、尖刻犀利，舍我其谁、锋芒毕露。《鲁迅小说选》《中国通史简编》《卡拉马佐夫兄弟》《普希金抒情诗选》《莱蒙托夫诗选》《俄国文学史》《西方哲学史》《法国大革命史》《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震撼世界的十天》《落角》《选择的必要》，以及《什么是赫鲁晓夫主义》《巴枯宁传》，还有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按语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批语……都无所顾忌地品评。将现实与历史、中国与欧洲相比较，为社会发展开药方。思想游弋在知识与历史的远海，情感在相互吹捧和自我吹嘘中满足。到处漫溢着新茗的醇厚的清香,临溪品茗、畅谈古今，生活及其前景，被“诗和远方”想象得十分美好和虚幻。读什么书，讲什么故事，背什么诗词，唱什么歌……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共同面对的生活现实和理想，共同的焦虑不安和烦躁，形成了当年汀溪、苏红一带知青中的流行趋势。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他的荒诞剧《等待戈多》触动了汀溪、苏红一带知青的神经。首先是这个年份：1969，那年，贝克特获奖，也是汀溪、苏红一带的知青，到农村将近一年，大家就关注了贝克特的著作，尤其是《等待戈多》。《等待戈多》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总是说要来，而又没来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等待戈多》描述的情感、境遇、生存状态，和当年知青的情感、境遇、生存状态相契合，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迷茫失落和焦躁不安，在汀溪、苏红一带的知青中，到处都在谈论这出戏，甚至，当问道：“你在干嘛？”时，有人竟然回答：“等待戈多”。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在汀溪、苏红一带知青中传诵得最为广泛的古代诗词之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十年文革，人与人、人与事，甚至与自己，变化之大，面目全非，恍若隔世，刚好应了词首句“十年生死”，反映的是一种思念、无助、茫然的心态，与《等待戈多》有相似之处。 凡人哲语“放下即实地”，是一个故事，在汀溪、苏红一带知青中，广泛流传。一条干河，桥下无水。瞎子过桥不慎一脚踏空，千钧一发之际，瞎子抓住了桥帮，大呼救命，众人围观，却无人出手相救，其中一人喊道：“放下即实地！”故事简短、情节曲折、内容完整、发人深省。“放下即实地”就是一个寓言。山区的知青都熟悉这样的桥，由四到六根木料，拼成宽两尺，长两丈的桥板，数块桥板相连，架在高耸的木制桥墩上，便成了桥。山区河水时大时小。水小时，只有中间一条窄窄的水流，河床的大部分，都是鹅卵石，干的。瞎子脚下半尺，干涸的河滩而已。“放下即实地”是对知青的一种提示和劝导，要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面对真实的现实吧。一如诗人雪莱的那句话：“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反映了当时知青对未来、对希望的无限憧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在汀溪、苏红一带的知青中被广泛传看，似乎达到人人必读的程度。前言中的一段话，大家都熟读成诵：“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这一段话，是一股向上的力量，与“放下即实地”相互推波助澜，激励着知青，面对自身的弱点，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依我看，如果将《等待戈多》和“放下即实地”联系起来，前者提出了问题，后者提供了答案。诞生于1969年5月的《知青之歌》，原名叫《我的家乡》，也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在有知青的地方，悄悄地流传。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伴随着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 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的远方。
歌曲抒发了知青被剥夺了上学权利，远离家乡，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这首歌，触动了知青那一根敏感、柔软的神经。在汀溪、苏红一带的知青，主要是在“小弟弟、小妹妹”中流传。在老三届学生，尤其是高中生中，流传并不明显。人长大了，经历多了，心变硬了。相当一部分的“六八年人”中，父母被揪斗，家已被抄……哪里还有家？他们即便是在城市，就有“上学”的权利了吗？现实已足够残酷，谁还会激动于这个小伤感呢？
上山下乡插队农村者，被统称为“知青”，模糊了“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和“黑五类狗崽子”的差别，对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反倒成了一种“安慰”，一种表面、暂时、可怜的安慰。在那样的环境里，还奢求什么呢？再“农村多艰苦，农民多愚昧”，标榜自己与农民不一样，农村不是人呆的地方，是不是有些滑稽、做作、虚假？“回乡知青”算不算知青？他们怎么想？这一帮出身不好的知青，反而较早地接受了“上山下乡”的现实，双脚，较早地踩在了大地上，他们大多数为“六八年人”。这是一件看似荒谬，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的事。那个年代信奉“血统论”，流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虽然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的吗？逗你玩呢！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就是政治需要。汀溪知青小王，爷爷是上海大资本家，海外关系复杂，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也知道不可能去改变爷爷了，就破坛子破摔，整日里游手好闲，从来不受待见。突然一天，被招工回了城。后来知道，他大伯受政府邀请，下个月到北京，要接受周总理的接见。同一个生产队的小章，劳动积极，每次招工都卡在公社了，有知青不服，问到公社专管知青的“五七干部”。“五七干部”答，他哥哥偷渡去了香港。偷渡去香港不假，可是，他也没有背着弟弟啊！所以，有知青说：“大红伞、大黑伞，有一把伞挡着，比‘光头淋’强多了。”那些“光头淋”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狗崽子”，就安心扎根农村吧！
此外，还有一种流行，就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阅读。在当时的环境下，马列经典著作比较容易得到，也比较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汀溪、苏红一带的“六八年人”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非常普遍。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笔记》……被生吞活剥地阅读，似懂非懂地争论。阅读最多的政治书籍是《毛泽东选集》。读书是个精神层面的事，也就是个人的爱好。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哪一本书是一定要读的，也有哪一本书是一定不能够读的。有的人，读书，很好；有的人不读书，也是一辈子，也很好。读书人讲的读书的好处，不读书的人，不一定相信。讲到底，读书也就是个嗜好而已。但是，对“知识青年读书”来说，可以引用下面的话：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我们年轻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一方面，缘于书籍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还缘于这本书介入我们生命的那个时机。说明人生不同时期的读书，对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青年时期读的某一本书，往往是作为“把我们引入精神世界的诱因”，这本书的性质，大致地显示了我们的精神类型，还预示了我们今后精神生活的走向。说明知识青年读书，不仅“青年”作为一个读书“时机”是重要的；而且，“书本”的性质作为一个“诱因”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当年汀溪七年的读书生活，可以理解为我的“精神初恋”，不仅影响深刻，而且影响深远，打下了一生的基础。还有一些女知青，也是“六八年人”中的佼佼者，气质不凡、与众不同。十七八九的大姑娘，有丑的吗？没有，但是她们的魅力不是体现在相貌上，而是体现在知识上，体现在年轻姑娘和书卷气的奇妙结合上，她们属于好读书一族。她们种的瓜，长得比别人种的瓜更大，她们种的菜，长得比别人种的菜更绿。有男知青投其所好，送她们自制的装书的杉木箱子。书箱做得很讲究，将每一块杉木板子的宽度做得不差分毫，用竹签拼接成大板，榫头做得也极其工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木工基本功了。送过去后，第二天传过话来：“盛不了书，往上一拎，木箱成了两截。”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木箱四周的板全靠竹签连结，木板不能做成大小一样，而应当大小不一样，不一样，才能靠榫头将木板相互咬住，脱不了。有男青年找她们谈恋爱，她们会热情地回应，说：“好啊！很荣幸啊！”继尔，会认真地问：“我们谈什么爱呢？古代爱、骑士爱，还是现代爱？”看男青年有点迟疑，丈二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会摸摸男青年的头，说，“小弟弟，想和姐姐谈恋爱？再等几年吧。”虽然，男青年的年龄也可能会比她们还要大。古代爱、骑士爱、现代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的爱的几种类型。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是有性别的，没人能逃脱得了与异性相处，回避它，就等于加强它，加强对它的好奇和兴趣。正如罗素所说：“回避那些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加强对它的兴趣。”据说，人可以在与异性的相爱中，升华自己的人格，甚至，有人说：只有经历真正的爱，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广阔天地，谈情说爱，何乐不为呢？“六八年人”中的那些女知青，也不是恋爱婚姻上的“素食者”，也遵循“食色，性也”的古训，所不同的，是以借书还书，读书谈书，为情感的纽带，抄写拜伦的诗，婉转地传递心声……通过阅读，启蒙爱情，体验爱情，认识爱情。认识爱情，就是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的本性，也就是认识社会的本质。尤其要感谢以下几本书：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萌动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的《奇婚记》，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忠诚；法国作家勒萨日的《瘸腿魔鬼》，指出了爱情的阴暗的一面：丑陋和陷阱；英国作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从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的角度，开阔了视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了爱情的社会渊源和本质，将对两性关系的认识提高到唯物史观的高度。……它们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让“六八年人”成长起来，一步一步地从“性的觉醒”向“爱情”过渡，从表象走向本质，正如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说：“爱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重新做人” 。虽然，实践，是“六八年人”的一块短板，动手能力很差，但是，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空谈，却很擅长。朱学勤说：“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因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无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远离了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世外桃源缝隙，使得阅读，才能够是思想自由的阅读，毫无功利的阅读，因此，也才能够是真正的阅读，这就是“六八年人”的阅读。后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或者迷茫于内在的欲求，人们束缚了自己的阅读，将聪明才智、功夫，下在了与自身的职位、职称相适应、所需要的书架的某一格里，因此，“六八年人”已经走向消失，走向死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不管他们如何功成名就地成了政府官员还是专家教授，和当年的“六八年人”相比，无论是朝气，还是思想，都被大打折扣。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年代在汀溪的阅读情景，早已成为一幅遥远的、褪色的、逐渐模糊的画，消失在记忆的深处。如今，除了个别幸运儿修成正果外，绝大多数的“六八年人”，可惜、可悲，甚至可怜地像雨点落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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