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翟相卫：课本变手纸，“数理化”之梦彻底告终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翟相卫，1957年生，山西芮城人。1982年1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晋中市史志研究院副院长，正处级调研员；职称研究员。曾是山西晋商文化研究会理事，晋中市地名普查专家组组长。撰写和编著成果800余万字，论文数十篇。

原题

十年一觉读书梦

——往事琐忆

作者：翟相卫

2022，岁在壬寅。母校华诞双甲子，宇内学子共欣庆，作为其中一员，更有无尽感慨。何以言之？人生节点，内涵其三：高中离校50周年；参加高考45周年；大学毕业40周年。值此之际，往事历历。仅就琐忆，点缀成文。谨贺校庆，致谢师友。

作者（左一）与同学合影

一、忆求学

童子常夸作赋工，

暮年羞愧有扬雄。

十年一觉读书梦，

弃理习文成书生。

仿自北宋王安石，回顾求学十年路。

第一次看到王安石的原诗，是在在1974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当时觉得自己数理化学的挺不错，没有可羞愧之处。但最终还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放弃喜好，弃理从文，变成了“寻章摘句老雕虫”的一介书生。

我的求学生涯，从小学到大学，共计不到十一年。

小学3年：1965年至1966年，在本村小学一年级读书11个月，跳级；二年级仅读1个月；三年级读完整1年；四年级读完上学期，跳级；1968年初，到北上庄高小读书，仅读了五年级的下学期。

初中2年半：1968年夏，因学制改变，跳过高小六年级，成为芮城县七年制北上庄中学的第一批初中生，班次是“初一班”；因毕业时间调整，1970年年底毕业，合计共读5个学期。

高中2年：1970年冬，参加高中升学考试。1971年3月，成为芮城县九年制阳城中学的第一批高中生，班次是“高一班”；1972年底毕业。

大学四年：1977年冬，高考恢复，改报文科，成为“文革”后经考试录取的七七级大学生；1978年3月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1月毕业，满算不到4年。

期间，1979年，同班的史海清学兄曾动员我考研究生。我和他交流了想法：从小学起就没正儿八经念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才1年多又要跳槽，将来对人讲是个笑话；还是老老实实把大学读完再说。临到毕业之年，农村已经包产到户，家庭经济压力太大，多方征求意见时，都劝我赶快工作摆脱困境，求学之路就此结束。

二，忆读书

早岁那知世事艰，

南眺秦岭气如山。

阅览文史也遭“斥”，

方觉“人间”读书难。

古人《书愤》尚有词，吾辈心态何言之。

1978年后的一段时间，每当遇到熟悉的老师或者同学，总有一番尴尬和难堪。不少人知道我数理化好，听说我考上了大学，个个都挺高兴；接着问学什么时，纷纷露出各种怀疑和惋惜的神情，“你怎么上历史系？”， “你怎么能考上历史系？”。这种情形下，我也难以解释，但心中明白弃理从文的“路”是逼出来的：

1．“学好数理化”

中小学阶段，一直秉承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小学之所以连续跳级，主因是算术和背书，每次考试班级第一。

上初中，求学生涯遭遇“危险”的第一次“推荐”。

1968年夏，小学毕业后因为跟着大人一起做农活，自然力不从心，初中入学推荐时没有人表态。最后还是一个贫下中农代表说：他才12岁（虚岁），能跟着干就不错了，还能不让人家孩子上学？队干部也松了口气，给出的考评结果是“劳动态度好”，勉强过关。

初中阶段，年龄最小，学校那时还有比较正常的纪律和学习氛围，虽然体育和劳动常常是倒数第一，但由于学习成绩好，经常受班主任张万昌老师表扬。特别是数学，同学们做作业和考试时需要我帮助解答难题，送了个‘数学博士’的外号。

上高中，求学生涯遭遇‘失败’的第二次“推荐”。

1970年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考下来觉得不错，信心满满。但实际升学时，却以大队推荐为最终结果。因为家庭成分是中农，大队报的是一名家庭成分贫农的同学，我被搁置。

因为没有被推荐，便在村里干农活。每当休息时，一群人望着华山上的“仙人石”闲聊，我曾发牢骚“不让我上学，我不会自修？理的不行来文的，看看谁有文化！”

令我几十年来常常感念的是，学校却极力为我争取到了升学的机会。为此，老师们曾经两次来家交谈：第一次是数学老师刘立俊和董俊海老师。刘老师一见到我，就批评“你不是说考得挺好，怎么考成那样？”我也不知所以，董老师忙解释说：那成绩也排前三了。事后，才知道因为大队没有推荐我，老师们不高兴。

第二次，是学校领导任志伟老师和刘立俊老师来家征求父母亲意见，同意不同意让我继续上学。同意的话，不用大队推荐，直接由公社录取。经过老师们的努力，我终于上了高中，比正常开学晚了一个多月时间。

高中阶段，还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习重点仍放在数理化，各科成绩数学化学英语强，语文政治物理行；农业一般，体育和劳动又是最差的学生。由此惹上“白专道路”嫌疑，“大学恢复招生，一些人又看到希望，埋头读书了”。

高中毕业照，后排右二为作者

2．不做炊事员

1972底高中毕业回村，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接受“再教育”。1973年冬，在公社棉花加工站作勤杂，每月工资39元。1974年夏，以“农村粮食管理员”名义到阳城粮站帮忙，每月工资45元。夏征结束后，粮站吴学贤（当过教师，我称为“吴老师”）站长问我，愿不愿意留下当炊事员，工资降为30元。特地告诉我，你只有做炊事员，才能长期留下来，并且有希望“转正”。情况确实如此，刚转正的炊事员做了保管员，后在汉渡公社粮站当站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熟人和同学中就有5人是粮站站长。

我当时实在不愿意做饭，也不会做饭，还“梦想”推荐上大学，便回村参加劳动。同年秋，加入共青团。

3.课本变“手纸”

1975年初，被公社推荐到地方国营芮城县橡胶厂当合同工，心里非常满意，兴冲冲地带着数理化课本去报到，想好好学技术。谁知遇上了“白卷英雄”“反潮流”等运动，学习热情再次受阻。课本也被同宿舍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兄当成手纸，一天撕一张。这位老兄关系处得挺好，好心地告诉我：现在还学这些，有什么用？老老实实干活吧。几年下来，所有课本全部进了厕所，片纸未留，“数理化”之梦也彻底告终。

4.读书交朋友

1975年到1977年，上班之外干什么？数理化学不成，再次顺应环境自修学文吧。工厂生产“三班倒”，工余有大量时间读书。内容和方法六个字：“三类书，两条线。”

三类书：第一类是政治书籍和马列经典，包括读了后半懂不懂的《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第二类是小说，能找到的都要读；第三类是历史书籍，文言文有《纲鉴易知录》《史记》《资治通鉴》等，小册子有《柴荣》《成吉思汗》等。

两条线：明线是厂图书室，兼职管理员是天津知青，每次借书都提供方便；暗线是北京知青马泽萍，每次探亲和去运城等外地，都要给我带一些书回来。其中有（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原作者梁晓声提到的前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和《金星英雄》等。并邀请我有机会一起去北京见见家人。这是我“书虫”生涯要感谢的第一人。

三年学文史，奠定了参加1977年文科高考的基础；也结交了一批朋友，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当年和以后的升学考试，有的（包括自己）考上了本科，有的考上中专。

5.身份很“困惑”

高考前整3年的工厂生活，心中非常矛盾和纠结，既高兴又压抑，焦点是合同工的身份“困惑”。

高兴的是经济待遇方面确实好，工资前后调整了五次，22元、26元、29元、31元、34元，每次都在第一批涨工资的名单中。34元加上每天3角钱防化补贴，干足26天半为满勤，多余的天数另加钱；总算下来月收入在45元以上，比大学毕业实习期工资还高。政治待遇方面也是该有的领导都给了：车间领导组成员，带班长，团小组长，民兵班长等等。

压抑的是“身份”困惑，因为只有转为正式工，才能真正在县城立足。与上次粮站不同，这次由于农村户口加上制度原因，合同工“转正”，机会基本没有，可谓是希望茫然，渺渺无期。带着转正心结和身份困惑，除了当班好好干活之外，其他时间多数在宿舍或厂外的小树林阅读各种书籍。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自然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厂里是经常受表扬，也经常被批评，成了技术上“红人”，生产上的“目标”。

“红人”：管技术的师傅李茂祥（八十年代后的厂长），对我挺好，做产品配方实验，经常带着我（我是全厂合同工里高中毕业最早的一个人，而且先学配料再学上机，比较全面）；1976年夏秋洪水将公路冲毁，我曾从家步行几十公里赶回厂里，两个人加班一晚上，为外单位制作橡胶材料。而我长达几十年的抽烟习惯就是这位师傅教会的，每次见面都给烟抽，不抽还不行；久而久之，我也不得不买烟给两个人交换着抽。

“目标’：管生产的师傅认为我看书是“不务正业”，还影响了一批人。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的人，可能还记得保尔.柯察金少年烧茶炉的故事。我经历的故事与之类似，但却是一条被“殃及”的“池鱼”：有一个同我关系好的工友上班时间看书入迷，让机器空转了一会儿，被抓了现场。他多次一见面就讥讽：看看你们这些人，上班看书不干活。其实，我平时上班时间从来不敢看书，那个人也不在我所带的班组。但他总认为根子在我，作为“惩罚”：第一次选工作队员下生产队，把这位工友派走了，时间一年；那是因为下队吃派饭，比在厂生活苦；第二次修河滩短期三个月，我“荣幸”地被选中，但后来又通知我车间离不开，不用去了。

厂里的一些领导对我只是读书不理它事的做法也不满意，一次突然进宿舍问：你总是手里抱着一本书，都看些什么？我恰恰看的是恩格斯的书，才没有话说。后来发现我看历史类书籍，便在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点名批评：不追求进步，态度消极，不当动力当劳力，不学技术看闲书。就是在这种忽冷忽热又“红”又 “黑”的处境中，迎来了1977年高考。

作者（右）与同学合影

三、忆高考

“四无”高考路难通，

县委书记开绿灯。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仿自陆游陆放翁，犹记密谈林丛中。

读陆游原诗词在考试结束后，是对当时“四无”高考的心境写照。

知悉1977年大学可能考试录取的消息，是国家通告在报纸公布前。有一天，同车间的工友陈泽中（父亲是文革前老大学生在太原工作，本人后来考上中专），神神秘秘地找我，说有重要事情谈。两个人相跟着到了平常看书的水塘小树林，他说：这个消息只告诉你，我父亲来信了，大学招生可能考试录取。咱们要有思想准备。我向他分析了一番形势，认为邓小平同志刚出来工作不久，胆子没有那么大。今年有点悬乎，明年很有可能。不要声张，心中有数暗里学习就行了。

实践证明，我们低估了邓小平同志的胆量与气魄，10月份高考招生的好消息就正式见诸于报纸。那时，我内心还一直想着学数理化特别是数学（这个爱好仍保留至现在，买东西时百位数内的加减法和乘法，不用手，不出声，心算就能出结果，比普通人用算盘或计算机快）。突然而至高考消息，打乱了我暗学一年考理科的计划，匆忙之际，反复掂量，决定发挥记忆力强的优势，报考复习见效快的文科。

报名之后，困难一大堆，概括起来有“四无”，即无时间，无课本，无资料，无人辅导。后在各方帮助下，各种难题一步步解决，顺利地走进考场并被录取。

1.县委陈书记

1977年10月下旬，向厂里请假，主要领导不表态，管生产的答复是不行。并说一心不能二用，你要复习上机不安全，给你调整岗位管水泵吧，虽然一天值班12个小时，但有时间看看书。不批假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在全县的工厂较普遍，合同工与临时工更尴尬，有人得到的答复更粗暴：请假不行，要复习辞退回家吧。

过了一段时间，支部书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去开会，说县委陈永桂书记有指示，当领导要有器度，不能难为年轻人；应鼓励他们参加高考，请假的要批准。支部书记还说，其他厂请假期间不发工资，咱们厂每天发三角钱生活费，支持你们参加高考。就这样，“第一无”问题得到解决。

说来也巧，这位书陈永桂书记，就是大学我们班班长陈跃钢同学的叔叔，“文革”前曾当过我家乡公社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任上特别是1976年，多次亲临险地指挥县直基干民兵不分昼夜抗洪，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

至今，我仍坚持认为，芮城县当年的高考录取人数大破纪录，与县委书记的支持有着极大关系，每个考生都要感谢和铭记。

2.高家两姐妹

复习刚开始，“二无”“三无”问题，是高初中各类书无一本，参考资料无一张。语文还好办，周围十几个同事都报考理科，就我一个文科，便安排时间抽空看看别人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数学是理科的重点，课本人人都经常用，也不好意思打乱朋友们的复习计划。作难之际，工友高淑芳告诉我：姐姐高淑艳在水利局当打字员，报考中专，她的高中数学书可以借用。联系上后，各种难题顺利解决。高考结束后，有一次看电影曾碰见高淑艳，还打听了她中专考试情况，互相鼓励这次不行明年继续考。姐妹俩后来都考上了学校，这是必须感谢的两个人。

3.朋友来帮助

高考复习期间，芮城中学办了辅导班，前提是本校毕业生可以参加。我毕业于原永济县第三中学划归芮城后改名阳城中学，没有资格。后期，结识朋友南松，让我在辅导班室外上数学大课时跟着他去了一两次，“不做声，只管听”。当时，看着其他人和老师交流问题，心内真是五味杂陈。

复习和考试时间仅一个多月，工友李建社（考上太原工学院，姐夫考上山大物理系）等六七个人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报名，找课本，拿资料，进考场，共同讨论数学题，尽力帮助；考试结束后还教我学会了骑车。这也是必须感谢的朋友们。

回顾高考，还是在“第四无”上栽了跟头。特别是数学，因为没人辅导，只好和一帮报考理科的朋友一起复习，精力全部放在高中部分；初中数学因为没有课本，所以一眼未看。结果试卷有不少初中内容，严重影响了成绩。事后曾问朋友南松，你们辅导班复习过初中数学没有？回答出乎意料：早就讲过了，你没去听罢了。

4.去要通知书

1977年12月6日，考试结束。7日就急忙上班，一直干到次年3月15日；18日坐火车去太原报到。期间，为了弥补高考占用的时间，从没请过一天假，也由此引发了一连串趣事。

1978年春节前，芮城县曾张榜公布预选名单，时间是天黑，我正上班没时间看，之后也没有专门去看。第一个看榜的同事回来说，全厂没有一个人上榜，我表示不相信。接着回来的李建社等人十分高兴，来宿舍找我：别听他说，咱们厂好几个。文科名单在前，我们先找到的就是你的名字。

填报志愿表，地点在公社。当天正轮白班，调班后中午匆匆赶回去，粗略看了招生章程。记得文科录取名额只有1000多人，外省好像是70多人。那时对学校情况所知甚少，雁北师专以为在大同，其实是在朔州；想报辽宁财经学院，以为在沈阳，有人说那里太远路费贵，天气太冷人受不了，学校其实在大连。最后决定报省内学校，因急于回县城上班，怕时间来不及，就委托熟人代填。事后他告诉我，按照你交待的意思，第一志愿填报山西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第三志愿你让我随便报，就填了北京大学。我只能苦笑：山西大学都不录取，北大能行？

1978年3月初，记得是4号，听说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快下来了。5号上午，厂办刚来的一位复员军人拿到了政治系通知书。当天我是夜班，中午吃饭后出去打听消息。走到县中学门口，碰见同一考场熟人的南松和许大雷，知道他们一个人报政治系，一个人报中文系，我报历史系。问他们，都说还没有收到通知书。

下午5点左右，回厂路上不放心，就拐到教育局招生办问情况。受到一位李老师接待，态度特好。对话：老师，听说山大通知书下来了，我觉着有把握，看看有没有？老师：你的名字。接着一张张对名字。回答：没有你的。再问：我还是觉得录取把握大。回答：你的邮寄地址是哪里？并不是所有通知书都在教育局。这时我才想起公社管教育的领导一再叮咛：把地址填成公社，防止丢失，“那就去公社问问吧”。

离开教育局不到二百米，同车间工友李进进骑自行车过来了，“满厂找你，你还有心思到处转悠，公社来电话让拿录取通知书”。事后再见到南、许两人，才告诉真相：我们上午就收到通知书了，怕你着急没说，这以后咱们就是校友了。

第二排左四为作者

四、忆“从史”

并州一别三十里，

沧海横流四十年。

休道不蒙稽古力，

几许身名得安全？

仿自遗山《读书诗》，花开花落两由之。

21世纪初，王俊山学兄让我选编《晋中市志·艺文卷》。适值毕业二十多年，看到忻州名人元好问的《还读书山杂句》。原词为：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深感其写意生平，痛快淋漓。

2022年，静心回顾旧事，浏览通讯名录，再仿其意，得言四句：我的母校我的班，七十余人聚四年。半纪功业有大小，独无赃吏与贪官。

至于自己对大学期间生活感受，正如班级赠送牌匾所言：知无涯·识有序，总结后归纳为“三得”。

1.得“益”于班级

头绪万千，仅记一事，助学金评定。记得我享受标准先后是：月18元、19元、21.5元。我所在的第一组评定时，同学们不争不抢，有的主动让出名额。第一学期，因为有工厂积攒的100多元工资，花钱容易，对此感受不深。之后特别是到1980年，就有了“雪中送炭”的感觉。常言“雪中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凡人多”，历史系77级可谓是“君子班”。

2.得“知”于母校

百年大学，底蕴雄厚；图书馆藏，极其丰富。在校期间，曾阅读浏览过大量的历史书籍，可笑的是还突发奇想，找读所谓的“三坟五典，六韬三略”，学习古人兵法。总之，通过接触到的以千万字数计的各类资料，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有了基本清晰的掌握，完成了之后“从史”的“知识”原始积累。毕业后工作几十年，自己出资购买书籍的金额，累计不到100元，业务方面多吃的是学校“老本”。

还要感谢古籍室薛老师和李老师，允许我读阅一些孤本。临近毕业时，图书馆通知归还借书。不知什么原因，有一本就是找不见。无奈之下，只好赔偿。管理员不敢做主，找到了馆长也就是后来学士学位证书上校长签名的陈舜礼先生。“年轻人，你真会丢。这本书虽然价值不大，但馆内只有一本，你是学生怎么赔得起？罚五倍交五元钱罢。”这样才拿到了派遣证。

作者（左一）和老同学在一起

3.得“法”于名师

我们班系的带课老师和工作人员，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一二十位，其他同学点到的不需赘述。仅就教会我从史理事“序”与“法”的三位名师略作回忆：

第一位，郝树侯先生。老教授对我有过多次指教，其中两点尤为深刻：其一，真正做学问，前提条件“钱”和“闲”，需要经济基础和大量时间；困境出英雄，愤怒出诗人，贫穷绝对不会出学问大家。其二，要做好学问，途径有两条：一是别出心裁，创新观点，抢抓先机，挑战权威；见效快但风险大，轻易不要选这条路。其二，先做小事，积少为多，广学勤看，厚积薄发；此路狭窄，难以闻达，但长期坚持也有所成。

第二位第三位是任茂棠和刘子威先生，多次和我谈“鱼与渔”的关系，教导我：掌握资料是得鱼，只算打基础；学会研究是渔术，才能出成就。

四十年来，运用师“法”，写过编过审过的种种书籍和文章以千万字数论计，协助俊山同学奠定了晋中党史·地方志的史料基础。衣食温饱之后的“闲”余时间，还做了一些事：晋商文化方面，主要有三考：《库伦晋商考》《清代晋商军需捐输考》《“丁戊奇荒”晋商捐赈考》。日本法西斯侵华史研究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资源述评》，在祭奠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由《民国档案》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全文转载；《论日军对华北地区人力资源的掠夺与残害》，作为声援“东史郎案件”特刊文章，也在《民国档案》全文发表；《“晋中作战”与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肯定。组织撰写的揭露日军暴行相关文章，2篇入选中央党史研究室《日军侵华罪行录》一书；29篇入选《日军侵晋暴行录》一书，占该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担任晋中《抗战记忆》系列专题片总顾问，并为平遥古城内“二·一三”惨案等三处纪念碑代拟碑文，于2015年奠石落成。

“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数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所经所往，人地皆非；花开花落，多有变迁。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及所在的工厂，皆因拆停并转，旧迹不存；所接识的同学或同事，长期通讯的仅有少数人。唯有山西大学，百年矗立，且荣选“双一流”，再焕新青春；惟有历史系七七级，情谊长存，曾经数度相聚，彼此有联系。最后，祝福学友系友班友们身体康健，诸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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