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高泰东：亲历“吃饭不要钱”的特殊年代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等，省作协会员。

原题

我亲历了“共产主义”

作者：高泰东

文化古村落小甸址（2020年摄）

引言

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泰州，称赞“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我有幸就出生在“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的泰州城里，父亲用“泰”字为我取名，于是留住了这个不大城市的安祥与温馨。然而，我对出生地没有一点印象，因为搬家，在我记事前就离开了那儿。二哥正东告诉我，作为一项古老的仪式，我在泰州开奶前被灌了墨汁（现在的墨汁多是化学品，切勿效仿）。人世间如果有谁敢说自己“肚子里有墨水”，一定会被人讥讽为大言不惭，可是我说“肚子里有墨水”，确是写真。

我长大在泰州水乡深处溱潼镇一个叫做“小甸址”的地方，这个村庄是个文化古村落，旧时出了进士和朝廷官吏不必说，当代更是出了诗人、学者、书法家高二适。1965年，在与郭沫若的“兰亭论辨”中，他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获毛泽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一言相助得以发表，声振士林。他的《南都帖》被评价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帖”。高二适原名高锡璜，与我爷爷高锡禄是堂兄弟，而我的父亲则是高二适的嫡传侄徒。

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1965）

“兰亭论辨”两主将：高二适、郭沫若

因是1948年生人，记得小学3年级作文，我曾自豪地写下语句“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后来这句话一直被我写、被我说，少了自豪，多了感慨。跑惯的腿，说惯的嘴。如今年过七十，这句话还常挂嘴边，于己似乎抒发沧桑之感，于人却有倚老卖老之嫌。真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一幅画

记得5岁那年（虚龄6岁，1953年）春天，院里的桃花开了一树，蜜蜂“嗡嗡”地叫。“哐——哐——哐——”，白天已有大人敲锣撑会船试水了。撑会船是我们家乡特有的民俗活动，由千年前祭祀岳飞抗金阵亡将士演变而来。如今溱潼会船节为中国十大民俗节之一，水上竞赛撑船者近万人，岸上中外观者号称10万，是世界最大的水上庙会，有“溱潼会船甲天下”之谓。

溱潼会船节

一天父亲带我一起去“看”菱塘。菱塘就在河道的一边，刚下了种，怕罱泥的误入。那天午后，父亲用芦苇席在木船的后舱搭起了拱形的篷子，舱里铺上穰草，草上置蒲席，席上放了被子、枕头。吃过晚饭，父亲从墙根取了一条竹篙，顺着巷道往河边走，母亲则搀着我的手送我到水边。父亲先上船，用篙子撑住，我一只脚踏上船舷，父亲腾出一只手，将我一拉，我便上了船，父亲叫我脱鞋坐到后舱。母亲拔了船桩，放在船头，父亲用篙子一点，船就动了身，后舱在前。

我没有坐，站在后舱扶着隔舱板看风景。河两边的树、房子、木桥都向后走去，船弦两边的八字形水纹则一直跟着，好长好长。父亲一边撑船，一边和夹河两边码头上的男人女人招呼着，是热乎的乡音，我懂。离家远了，一抬头，母亲还站在家旁边的木桥上，看是看到，不清楚。一会儿又过了一个小桥，拐了弯就不见了。

天渐渐暗下来，河面上飘浮着水汽，这儿一团，那儿一团。菱塘好像离家不远，不长工夫就到了。当父亲固定船时，一轮铜盆大的月亮挂在远处的芦苇丛梢。

茅屋、草堆、树都成了影子一样，像我白天在地上画的画。

父亲钻进后舱，从头顶上取下一张芦苇席挡在篷口，和我一起脱了衣裳，早早睡下。父亲搂着我，我就睡在他宽大的怀抱里，暖暖的。先是闻到穰草的气味，浓浓的，天天在穰草上“疯”，好像这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接着听到水在舱尾“汩汩”地响，像姨奶奶和母亲一样有说不完的话。想到这么大，第一次睡“水床”，还能走，真是好玩。

父亲知道我没有睡着，就说，背两首诗把我听听看。我张口就来，是七言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因为躺着，就没有摇头晃脑。“煮豆燃豆萁”“春眠不觉晓”，五言的，那是三岁小孩背的，我出不了口。

“不错，不错，正好合时节！”父亲大为赞赏。其实，我是顺口就来的，哪里想到时节。

“笃——笃笃笃”，远处传来我熟悉的渔人敲罾声（长大后知道，这种古老的捕鱼方法被称为“鸣榔”响在唐诗宋词里，周作人曾专门写《鸣榔》一文考证），我家就在岸上住，天天晚上听着这样的声音入睡。父亲从被窝里伸出手应和着敲起船舷开了腔：“大不该儿大伤人把大祸闯下，在异乡，飘荡荡儿难以还家，我身旁有李达，哪顾白发，怎比的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李逵探母——父亲说过唱过——我也看过小人书，全知道！不过，我似乎只听了两、三句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床”已经行走在水上，父亲撑着船回家。我懒懒的，好像心上有块糖在慢慢化着，甜。

上学后陆续读了许多“船”诗“舟”词，李白、杜甫、张继、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的，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李清照、文天祥的，高启、郑成功的……除李白、韦应物、高启、郑成功的“船”有时或轻快或闲适，或舒心或雄浑外，其余“船”上多是载不动，许多愁。

幽蓝的天幕，芦苇丛稍挂着一轮鹅黄的圆月，板桥、茅屋、树木，小河、渔火、篷船……船篷里睡着一位中年汉子，怀里搂着他5岁的儿子。60多年过去了，那一夜，早已在我脑海中成了一幅画，一幅挂着的似曾相见的中国水墨画。日子越久，画面越清晰，一想起，心里暖暖的……

四哥

那年（1957年）四哥11岁，我9岁，妹妹3岁。

四哥生于农历十五，父亲给他取了个充满诗意的名字：高望东。我比四哥小两岁，上学仅比他低一个年级。他人看上去神气，功课却不如我。作为学生，主要看什么？因而有时他会受到父亲的责备。

高个子的校长徐建新给我们四、五年级复式班上美术课。何为复式班？就是一个教室坐两个年级，这个年级上课，那个年级就做作业，有时也一起上课，如美术、音乐。一次徐校长让我们在课上凭想象画青蛙，还要当场交。青蛙谁不熟悉？可是要画到纸上，这可难住了我们。我画来画去，总算完成，但看来看去都像一只“癞宝”（蟾蜍）。几天过后，图画本发下来，我得了个“中”（等级是优、良、中、可、劣，优等又以几何图形标在右上角，再分出五等），看看周围多数是“中”，还有一个得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去看五年级四哥的，哇，是“优”，右上角标了个“△”形，相当于百分制的“98分”。再看那只青蛙，神气活现正要从纸上跳出来！画画真的比不过他。

夏天到了，比游泳，我三四岁就会游，比他早两三年。5岁那年我从桥上跳水，路人以为我落水了，吓得纷纷下水救，我却在远处露出了头，从此在本庄和外庄都出了名，还留下一句至今“活”在老家的歇后语：某某家五小——5岁跳桥。

端午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俩带妹妹下田玩，让她坐在河岸上不要动。为什么？我们要下河比赛。那条河东西向，我们在河北沿着岸向西游，我在里边，靠岸。那天我肚子饿了，与四哥比了个平手，不服气。

“啪嗵”一声，我们回过头一看，“没得命来”，远处的妹妹从高高的河岸上掉下了水！我们赶忙回身游。那天真倒霉，大东风，加上我们刚刚搞了比赛，用尽了力气，怎么也游不快！“妹妹死——”，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再一看，四哥不在身边了，他不管了？

原来他丢下我，在我后面拐弯拼命向北游去，爬上岸，“飞”到妹妹落水处，“啪嗵”跳到河里抱起妹妹，使劲抖。“哇”的一声，妹妹“活”过来了！当年我们兄妹6人（5男1女），妹妹最小，用姨奶奶的话说她是“粯子里的一颗米”啊。

那一刻，我呆立在水里，看到了四哥的“大聪明”，也稍稍懂得仅仅长我2岁的四哥担当。回家后过了两天，趁四哥不在，我“憋不住”，违背了四哥“不能说”的约定，把这件事说给父母听，想不到父亲对四哥夸奖有加。

父亲高鸿逵为我高三自习本写的字

村庄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9月我上小学五年级，开学后不太久，我与大人一起步行（也有乘船的）去溱潼街上的南寺参加了“溱潼人民公社”成立的万人大会，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兴高采烈。新年后大队干部也开大会，说：“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要很长时间了！”一个大队干部说出如此高水平的话，让大家佩服不已！后来知道，这是从上面传下来的一句经典。第二天，村庄的墙壁上就出现了白石灰刷的大标语：“大干六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个个字比我人都大。

记得写过标语还不到60天，干部就在大会上庄严热烈地宣布：我们村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说得社员们一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干部说的话假吗？一点都不假，是真的提前进入了，显著标志就是“人人吃饭不要钱”，干部号召，解下裤带吃！那时我戴着红领巾赤脚进入大食堂，天天的肚皮都像小猪一样圆滚滚的。

有人要问，全村人吃的粮食从何而来？原来宣布村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后，事先组织的收粮队就到各家收粮集中交公，而干部家的粮食已提前交公了。收粮没有人反对吗？没有。说，凡事都要先做舆论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共产主义是天堂。墙壁上的漫画，猪子长得比大象大，用梯子才能爬到它的背上；半个花生壳能装许多人过长江；公社的粮囤戳到天上……全国《民歌集》的第一首就是我们溱潼人李宁（后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如今唱歌用箩装》……一切都在昂扬里，一切都在亢奋中。

到我家收粮是午后时分，我在家，父母事先敞开粮囤，笑脸相迎。来人先是把我家灶台上的大铁锅、中铁锅、小铁锅以及焐水的汤锅全部取出，放到巷子里，说是大炼钢铁用。接着在父母的热情帮忙下，他们挑走了我家全部稻谷和坛子里的大米。我还听到父亲问他们“屋上结的番瓜（即南瓜）要不要”？来人答复“以后再说”。整个气氛就像家里到了亲戚，客客气气热热闹闹。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三哥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家天井的一个凉匾里晒了大豆，本来也应该交公，三哥不知什么时候将凉匾拖到阴凉处，并在上面盖上一块旧布，待收粮队来时，他就睡在凉匾里，这样，大豆就没有交公。“都共产主义了，三哥竟然跟不上形势。”我鄙视三哥。

谁能想到，肚皮圆滚滚没过几天，有饱饭吃没过60天，饥饿就像饿狼一样向我们村庄扑来！1960年春，消瘦病、青紫病、浮肿病蔓延，死神天天进庄，天天“带”人，家家都有人被“带”走，“带走”了好多好多人。当埋死人的船回来时，就有人马上去招呼：“不要带船桩了，谁谁谁又走了。”

二十多岁村民高本喜的父母眼看着双双就要“走”了，按乡间民俗，订了婚的高本喜要在父母“走”之前完婚，有一专门词语叫“冲喜”，否则三年内不能结婚。冲喜结婚当晚，几个尖酸鬼躲在他窗下偷听。都饿成那样了，高本喜可能还有什么要求，饿着肚子的新娘子无论如何不答应。他安慰新娘子说：“没事，屋上还有两个番瓜哩！”一句话感动了全村人，此后“高本喜结婚——屋上还有两个番瓜哩”成了村里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地方歇后语”，借以安慰或鼓励他人乐观向上。

村庄有一条东西向夹河穿流而过，河上有大木桥和小木桥遥遥相望。我家住在大木桥北，我前后看到约有10个大人上桥时倒下去，倒下去就倒了，再也没有起身。麻小（出天花后脸上留下不少凹痕）高应柏（排行老六）高个子，是我的堂兄，当年约25岁，白天还帮着抬死人，夜里饿得在家里边敲砖头、边呼号“饿煞了，饿煞了……”，第三天下午就真的饿煞了。

带过我的桂荣奶奶，我喊她“桂荣大大”，在欣欣向荣但青黄不接的一个春天的傍晚来到我家。母亲晓得她饿得走投无路了，就把本该给四哥（病在床上）泡的一点藕粉泡给她吃了，她回去后隔了一天还是走了。

西边一条巷子的曹爹死了，说是曹爹，其实50岁上下，家人把他安置到“停床”上，等“土供”（专门从事安葬的人）来收殓。半天了他又哼出了一点声息，眼是闭了，但没闭紧。曹奶奶问他咋不“走”？这句话似乎很恶毒，其实是无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曹爹说了一句：“想吃半碗‘白粥’（不掺绿叶）再走。”他不想当“饿鬼”。家里没有一粒米，许多人出去找，哪有？！

终于有人找来一把，急火煮了一点点粥。我看那米还没有完全胀开，因像未开的花骨朵，俗称“含朵粥”。喂了他“含朵粥”，他含在嘴里却不噎。邻居四奶奶见了问他：“咋不噎？”曹奶奶说：“他身上的血都冰了，嘴巴硬了，噎不下去了。” 曹爹噎下“白粥”反驳道：“不是的，我不敢噎，噎下去就没有了。”停床两边的人都流泪、抹眼眶。

因为庄上死人多，土供忙，耽误了时间，才出现了像曹爹这样游走在阴、阳两界间的情景。因为一点点白粥，曹爹又多活了一夜，第二天走上了挺进阴府的征程。

2000年上下，一次与人聊起“三年自然灾害”，同事王生元（1948年生，姜堰沈高镇人）说，1960年，他的邻居家“死人死多出了个人”，我们都不能理解他这句话。他解释说，邻居家主人50多岁饿死了，嫁在外村的女儿回来奔丧，在灶下烧水时，也饿得倒下死了。

两只脆饼

1960年上半年，我上六年级下学期。一天中午，父亲从河工上赶回家，从怀里掏出两只脆饼握在手上。我不敢相信那真是脆饼，只见它们在发光，不知是我眼花冒光，还是脆饼本身在发光。父亲郑重地对我说：“记住，你和你妹妹一人一个。” “嗯。”等了我回答，父亲才把脆饼交给我匆匆出门。一拿到脆饼，我立即往嘴里送，一边吃一边不忘把另一个放到抽屉里。等我把一个脆饼吃下去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吃出味道，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我责怪自己：又没有人跟你抢，为什么不慢慢吃，慢慢品味呢？

我无端地从抽屉里拿出刚刚放进去的那个脆饼，原来上面连芝麻都没有，看上去像一块褐色的小木块。这一拿坏了，脆饼粘在我手上，我再没有毅力放回去了。“你和你妹妹一人一个”，父亲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再吃半个吧。”于是我掰了半个放回抽屉，关上。

很快，像狼吞，半个脆饼下肚了。父亲的话不再我耳边回响，鬼使神差，我又从抽屉里拿出那半个，很快，似虎噎，半个又下肚了。

极限饥饿时，我的理智跑到爪哇国去了（当年的流行语叫“饿疯了”）；半饥饿时，我的理智又回来了：“没得命来，我闯下大祸了！”“我把妹妹的脆饼吃了，她回来吃什么呢？” “孔融4岁让梨，我已经12岁了，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内疚、后悔、恐惧一齐向我袭来，我身子不禁颤抖起来。母亲带着又黄又瘦的妹妹回家了，我不敢说，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能钻进去。

晚上，父亲到家就问妹妹，脆饼香不香？妹妹马上就哭着要脆饼。弄清事情后，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愤怒地出手，但那巴掌的弧形在下降时稍稍减缓，否则我肯定会被掀翻。尽管如此，那一巴掌的作用力还是让我嘴里马上就淌出血来。我大声地哭着，主要不是因为疼，而是后悔：“我不是孙悟空，我再也吐不出那个多吃的脆饼了！”母亲流着泪拿布给我揩血。妹妹先是吓得不哭了，转瞬又“呜呜”地转入无力的低泣，父亲坐到小凳上，双手撑着低垂的头……后来从邻居大伯那儿知道，那天父亲饿着肚子挑了半天土，头上大汗不止。

四哥走了

1960年春，正在上初一的四哥从溱潼镇上步行回家来。他流着泪告诉父母：“医生说我得了大病，不能上学了。”父亲问清，他因饥饿得了“伤寒病”（俗称“烂肠瘟”）。父亲第二天就带他去了北边的裴㽵医院。趁着四哥住院，父亲赶回来卖家具凑钱，可是人们都在饥饿中挣扎，家具卖给谁？借钱？谁有钱？向谁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父亲只能把四哥带回家——等死。

睡在床上的四哥说胡话，说大火烧他，父亲无奈就把他睡到门板上。我看到四哥已瘦得皮包骨，就像河边的一条漏水的小木船，一天一天往下沉。我感受到离四哥很近，而四哥离死亡更近。直至有一天，他饿着肚子“走”了。

44岁的父亲自己做木工，为他14岁的儿子做了一具小棺材（俗称“匣子”），又做“土供”，为他14岁的儿子收了殓，一人背着装有他14岁的儿子的棺材上了船，撑船把他14岁的儿子埋在春天里，埋到一个没有饥饿的地方（只知道是村庄西大河河西的一块地）。8年后的1968年，52岁的父亲也患病离世，四哥的坟被“丢”了。

2011年上下，只要汪锋《春天里》的旋律一响，我就会想到“埋在春天里”的14岁的四哥，禁不住泪水滂沱。2019年，趁着村庄“迁坟入公墓”的改革，我们兄弟4人为他买了一块墓地，至此，我的四哥重新回到了父母温暖的身边。我脑海里至今清晰着四哥的脸庞，那是一张戴红领巾的少年形象。每年祭祀时，我心里都有一句说不出口的问话：四哥，你还饿吗？

14岁四哥高望东的墓碑。2022.09.16摄

祸不单行。那年四哥走了没几天，我也病了。我的病与众不同，别人都是饿肚子，我相反，是胀肚子。原来我乱吃了东西，下面不通，肠子成了弯曲的“水泥管”。母亲领我去了趟卫生院，医生说“股胀，没法救”！母亲流泪，我无所谓。回家后，我再也不能走动，只能睡在铺上。下午，我好像见到泪眼涟涟的母亲在天井里摆弄着几块长短不一的板子。

“要为我做‘匣子’？”“我就要去遇四哥了？”眼泪不禁涌出来。

父亲从河工回来，见我这个样子，就压我的肚子，我疼得喊“救命”！父亲对我说了声“别动”，就去天井了。一会儿，他又来了，把我抱到天井，翻过身来放在门板上，褪去我的裤子，用一个他临时做的什么工具插入我的屁眼，往外扒。扒了一会，把我正过身来，压压我的肚子，又翻过去扒。如此反复几次，我的下面通了，命也保住了！

难忘“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难忘我多吃多占的罪过，难忘四哥的死亡，难忘自己的死里逃生，这一年的9月初，带着饥饿我跨入了中学的大门。

社会进步了，有的方面是翻天覆地。年过七十，写下以上文字，不是“追责”，更不是“攻击”，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特别是大人，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因为折腾会死人，死好多好多的人。

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高泰东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