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张亦嵘：再穷，自娱自乐也会让乡民笑起来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知青笔记之

再穷，自娱自乐

也会让乡民笑起来

作者：张亦嵘

把我们这伙子知青接到村子里的村支部高支委还没领我们上道，就把我们要落户的村子夸得像花儿一样，地美，人美，村子更美，那晋中百十里川道上都有响当当的文化村名号。那会儿他做宣传，边说，他边自顾自地笑，很有感染力，使我们这帮稀里糊涂中学生们真就销掉了北京户口，上了开山西的火车。那会儿，我们都认为决定去山西还真是对了。

下了火车在县里还算热闹的招待所歇了两天，村子里派出的东-30拖拉机便把我们拉进了川道上这个两千多人口的大村。

高支委说的地美、人美没感觉，冬天黄褐色的田野基本没有生命的痕迹，一堆着黑棉袄裤欢迎我们的村里男女也真看不出有多少美感，但有一样他说对了，“村子更美”，这是句实话。大串联时我也走过北方、南方的不少乡下村镇，还真没遇上几处的乡村有我们村民居的排场，不管是高门大院还是小户矮屋一色青砖到顶，齐齐整整。

特别是老会计家带二楼的那个砖铺院子，就是放在北京、上海，那些洋房也未必有这地铺亮得能当镜子的青砖院子气派，这种能折射出考究、古老和充满了传统文化气息的院子一定是院子的主人几辈辈修下的，而非一日之功。与院子搭配的主人，也就是村子里的老会计也是一副旧式乡绅的装束，一身黑色的质地上乘绝非街上乡民们穿的细布裤褂，干净、整洁，特别是架在他鼻梁子上的那个旧式花镜与他白净削瘦的面容相当般配，让人看了儒雅、和善，很能拉进老人和我们间的距离。

后来熟悉了，我曾问过老会计旧时家里是否殷实。老人家并无当时被问及此类问题时富户们的紧张，他平和地说，居舍是家里的长辈早年挣下的，他年轻时也做过生意，挣下些银两只是不时将院落修缮，才有了今天的模样。他说，他不是有先见之明，挣下银两没买地，是他做生意顾不上地里的营生，也就没攒下田亩，不像村西的老孔明弄下几个钱就置地，就是过年都舍不得饱食顿扁食（饺子），赶上土改定了个“裕中”，村子里人说起来，老孔明真个冤枉，谁不晓得土改前老孔明家的日子真比个贫下中农过得都清苦。

要是听老人家讲旧时村子里老百姓的日子，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他说，那会儿，村子里富户也不是天天大米、白面，也吃茭子面，咋吃？可不是如你插家灶上五号高粱掺上榆皮面弄出的红面尖尖，那会儿村子里人吃的高粱是“大落雨”（旧时高粱品种），那面箩出来，白、细，再掺上绿豆面，婆姨们做出的红面尖尖浇上洋柿子蘸料美得很。我说，那是有钱人家的日子。老人说，穷人家也是那生活，自然也有揭不开锅的日子，可那都是荒年，就是那样的年景去老财家借上口袋粮也就过去了。

我说，那不是今不如昔了么？老财帮穷人渡荒。老人笑了，说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我只是告诉你旧日村子里老百姓的吃食。

也就是老会计的这些话使我开始用自己的眼观察，用自己的心感受起这个村子和村子里的人，看看和我们在城里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要说，我们那个村子还真是个文化村，村子里上过县中的年轻人就有好几十个。只是他们不叫知青，连回乡青年的名号他们都去不争取，每日一身烂衣裤与父兄们一道上田，一道扯那些乡间俚语，如果不是他们偶尔说几句集体农庄的康拜因如何高级或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这类村里老百姓很难说出的明堂，我们很难把他们与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县中联系起来。问过他们学过真知识为啥不也弄个知青的身份，他们笑了说，亏你们还是城里人，就不知道城乡差别？以前可以考学当城里人，文化革命了，农村人难变城里人了，就是当个兵，出去闯荡几年，你提不了干，复员了不还得回村里。

村子更多的文化人是那些早年外出工作的老干部和中、小学的教员们，只是他们和我们离得远，除了那些回乡插队的五七干部与“六二压”们（1962年城里压缩回乡的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们），从没影响过我们的生活。

村子里的文化是有传承的，多少年文化的积淀便使村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文化的熏染和教化，就连识不了几个字的穷苦人说出的话也是文绉绉的，比如，天冷了，他们会说天气凉爽；走着去公社，他们则说，步行去公社，就连骂大街，也不像知青们动不动就慰问对方家里的女性长辈，他们最多说出的脏话只是：你是咋做来的，等等，这些用词透着古朴、含蓄，也准确、深刻，彰显着从远古走来的文明。

1968年底，我们刚到那个村子的时候。正是村民们苦痛焦渴的日月。下乡的第一年国家粮库供给我们每人528斤原粮，其中麦子也就三五十斤，主要是高粱和玉米，还有少许谷子。这些原粮磨成米面顶多四百来斤。从第二年开始吃生产队自产粮食，如果生产队分给我们的原粮不足528斤，国家粮库补够528斤。而当时村子里老百姓的分下的原粮也就300斤，家里后生多的老乡往往吃到开春就断粮了。所以那个时候老乡们穷主要是穷在粮食短缺上。

断了粮的人家吃光了糠和红薯藤、玉米芯之类的肚皮填充物，实在没办法，才会找队里借粮，到秋粮下来队里再扣回，有的人家多少年都还不上队里借来的粮。我在村子里混了七八年，乡亲们每年分下的口粮大体就是三百来斤。所以那时老乡们说的：穷得揭不开锅，还真不是瞎说。

揭不开锅的人家也得活，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野菜、米糠之类，使老百姓的脸上少去红润，多出菜色，但大家都活着，赶会（村子里的集日）的日子，因为穷，请不起省上和县里的戏班子了，村里的宣传队登了老爷庙的戏台，台上、台下照样笑声四起；除夕夜晚、十五夜晚提着花灯的小娃照样给黑色的街衢带来串串笑声；更多的笑声却来自许多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场合，比如，废弃的砖窑民工棚子里宣传队排练时，不请自来的观众发出的不那么正经的笑声；程老汉私下书屋里听客们的笑声；还有荒地、坟场赌徒们开宝时的笑声，等等。

所有这些正经和不那么正经的笑声，合成了那时穷苦人活下去的快乐，管他啥样的快乐，有快乐就有活下去的愿望和为活着做出的努力。

宣传队排练，棚里棚外的笑声

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大众娱乐没有今天大众们的广场舞和老年模特走秀，也没有年轻人喜欢进的录相厅、网吧、台球室和麻将馆。那时，宣传队就是村里人一个最大的娱乐源，宣传队的人不仅自己娱乐，更能给本村和外村的乡下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快乐，使他们单调、苦重的农耕生活注入了新鲜和愉悦的元素，尽管快乐是短暂的，可回味快乐却常常伴随着他们漫长的生活，以致这回味又会演变成美好的幻想，使他们无味的生活燃起照亮心灵的亮色。

宣传队虽没如今电影《芳华》里那么标致的女演员，也跳不出她们秀美轻盈人舞姿，但宣传队里的小女子的确是村子里最招人疼的偶像，而那些小伙儿们也都各有各的本事，他们会弄出的各种好听、有趣和快乐的声音，板胡、二胡，还有一架扬琴，再配上锣鼓一同发声，悠扬、喜庆，还震耳欲聋。更出众的是那个胖胖的李铁梅吊起嗓子来，依依呀呀的声音和微微起伏的胸脯，总能调动起年轻的听众心中对异性特有的情素，尽管她的声音常常断断续续，有时还会走了调门，这些小小的毛病并不会影响听众们的心情。

遇上这样关口，她自己笑、伴奏的笑，他爹李玉和笑，连李奶奶也笑。而笑声最热烈的还是门外、窗外的观众，那些半大小子来捧场，本来就不是为听戏，也不是来判断那些女演员的唱腔是否和戏匣子里播出的一致，他们大冬天顶着剌脸的小风站在门口、窗外，是专门研究那几个漂亮的女演员发育起来的身段的，再细细思量哪个更符合自己的美感，更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屋里人。

宣传队把村东滩地上砖窑民工们的工棚当做排练场，大都是冬天砖窑停了工的日子。我记得也去过一两次，都是伙计二鬼喊我去的。本来我对宣传队的排练没啥兴趣，可架不住碍于朋友的面子，加上冬天天黑得早，无事可做便由他轻车熟路地引着去了。

二鬼说，别看你是个北京家，见识比俺们乡下人广大，可你小子未必见过这搭乡下人的娱乐，奏个曲曲，宣传队比不上你城里大戏园子乐队的专业，演员们的扮相也和人家专业扮相差得天上地下，可“李铁梅”“红嫂”们对乡下后生们的吸引力绝对强大。而且，村子里不少人家婆姨伙汉都是历年宣传队里对上相的。

我和他说，你小子拉我去给你壮胆，莫非也是想碰个运气，弄个宣传队的漂亮女子做婆姨？他笑了，说，多铺几条道没坏处，实话和你说，我也惦着你北京家的女子呢，你们那些插队女子，首都大城市的，都是金枝玉叶，还不用彩礼，美！我也笑了，说，做你的大梦吧！

去宣传队的排练场看了两次热闹，注意到二鬼有点相中了胖铁梅。他和我说，那女子屁股大，将来生娃带劲儿，十个八个不敢说，三五个莫得问题，还有，她奶子也大，娃生下来饿不着！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你倒研究起人家的屁股和奶子，是不是急了点儿？他又笑了，说，要是不打相（看准）好了，咋个下手？

我俩的对话，让边上几个半大小子听见了，响起了一阵既夸张又带点儿恶意的笑声和粗话：你个二鬼长没长全做人的家什，就惦记起胖铁梅了？又是笑声。

我看到台上的演员和拉胡胡的小伙儿更卖劲儿了，他们以为笑声是对他们的鼓励，哪知道笑声是屋子外的后生们为自己相未来的婆姨而相互嘲讽的争斗。

宣传队正式亮相都是在村子里那个古老的戏台上，差不多又都是村里赶会的日子。

晚上，古老戏台上五百度的大灯照着，宣传队彩妆演出。那时的演员多是由小学堂的老师在他（她）们的双颊上擦上些油彩，起哄的半大小子说，那擦上油彩的脸蛋像猴子的屁股，广大社员却多以为演员们的彩妆挺好，他们说，是那个意思就好，红点儿喜兴，能让大家高兴了就好。

赶会时，我也去看过宣传队的演出。村子里的人爱红火（热闹），演出时不仅我们本村的人到场，外村的人也会来，戏台前黑压压站了一大片（村里人看戏自古都是站着看），二鬼说，省上梆子名角丁果仙来，也就是这些些人，所以说，宣传队虽没丁果仙的名头，但号召力一点不比角儿们差。

看过几场，我算明白了，村里人看戏，真爱戏文，专听唱腔的人并不多，后生们爱看的是演员们的眉眼，专门在一些戏里的情节间插科打诨，比如，台上胖铁梅喊爹时，台下总有几个后生不阴不阳的腔调应答，好像他们就是为听胖铁梅这句台词似的。这点儿有点儿像北京城的玩主看电影《列宁在十月》还是《列宁在1918》里，专门看彼得格勒大戏院跳天鹅湖一样，俄罗斯的女娃跳完了，北京的玩主立马起身走人。

所以台下人听了胖铁梅喊爹后那几个后生不阴不阳的应答，便又响起了一阵不分是非的笑声。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有关宣传队给村里人带来的笑声。那个时候北京的玩主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穷欢乐”。这“穷欢乐”的意思是他们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无聊，还带点儿自嘲。那时村子里的老百姓中不是也有不少人生活在无奈、无助，又无法解开生活的重负么？他们的这种笑声掩去了生活的苦闷，忘掉了“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尽管这排遣是短暂的，可毕竟那个瞬间他们是快乐的，自在的，那一刻，他们忘掉了人世间所有苦痛和不快的，这种笑声敞亮、快活、脱去了身上所有的重负又有什么不好呢？

程老汉居舍里说书带来的各种笑声

我认识程老汉时，他也就六十初头，可看上去就已经是个很老的乡下人了，不仅一脸江南地图上水网般密集的皱褶，就是走起道来也不那么利索了。他待人和善，见到我们知青，眼睛都会笑得弯弯的，他已经不大下大田了。每次遇见他时，他总是靠在街角那个旧碾盘前，和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汉半闭着眼，享受着午后斜阳的抚爱。后来，深夜进了他的老屋，我才知道，那午后斜阳的抚爱是为他夜里给村子里的晚辈们倒古而修养生息。倒古时，口一张，他吐出的声音便如同大河滔滔，滚滚而来。

去程老汉家没人引我，是我自己决定见识一下这个村里能说出各朝各代兴衰成败的神人的。起因是冬季队里积肥歇工时，伙计们常常议论头天夜间听书的情形。那几天，他们议论最多的就是程老汉说的一部叫《绿牡丹》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旧时读本。说的是一个叫姓骆的将门子弟如何了得，相助相国狄仁杰起兵，剿灭武周佞臣，逼迫武则天退位，光复大唐江山的故事。

《绿牡丹》这本书在一个伙计家见过，本来他是要扯了给我卷叶子烟的，我看是本小册子，便拿过来翻了翻，书字儿很小，看了会儿知道是本小说，便和他要下了，断断续续读过几次，知道是说侠客的故事的，因此伙计们扯起来，我也能听出个一二，也抽空说上一两句沾点儿边的闲话，因为念书时当过历史课代表，也就有点儿喜欢历史上的人和事儿，所以也能记上些情节。他们见我也能接上话茬，便亲切了几分，有人便说给我程老汉家里摆书场的事儿。

关于老汉家的书场，他们最喜欢议论的并不是老汉讲的历朝故事，而是开场白老汉说过的俚语，比如：张飞蹁马、鲤鱼跌几、力士脱靴、二龙戏珠这些听起来文气诌诌的词儿，却隐喻着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解释、消遣这些词汇时，他们笑，我也笑，他们笑男女动作的新奇、有趣；我笑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演义起来竟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没人带路，我是自己摸进程老汉家的小屋的。那个夜晚，冬天的小风在我进门的时候把炕桌上的油灯撩得忽闪忽闪的。老汉只是看了我一眼，并没有终止他正在说的有关唐人薛仁贵的那段书。但我还是从灯下他有别与往日热情的目光里感受到这次照面时的冷漠。

那晚，他说的是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等到夫君薛仁贵的故事。他说，王宝钏本是相爷府中的小姐，偏偏钟情落魄书生薛仁贵，只因为书生在其危难之际出手相救，打跑了调戏她的泼皮无赖，便将择胥的秀球抛给了这个薛姓心上人，为此还断绝了父女关系。

为证实自己决非平庸之辈，薛仁贵从军投奔了归附大唐的西北沙陀部落的队伍，以求军功。多年征战缕有建树，后因薛仁贵与沙陀王围猎时救下了沙陀王因马失前蹄险些落马的小姐，便又成了沙陀王的“乘龙快婿”。

书说到此处，听书的后生们便有了响动，先是小声议论，后来见程老汉并无干预，索性嘻嘻哈哈大声道出各自当时的感受。有人说，那薛将军真是了得，娶得两房，还都是高官府中小姐，如此福分要修得多久？也有人说，旧时这等好事多有英雄救美的情节，哪天胖铁梅之类有了难，你也拔刀相助，还怕成不了旷世姻缘？于是，又有了笑声，窃笑与放肆的大笑混在一起，笑声中又有人叨念，哪要啥子旷世姻缘，做那女娃娃一世快胥足矣。就着跳动的灯火，我撇见老汉吐出烟气的嘴角微微弯起，也挂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后来，他再说到寒窑别了十八年，薛、王二人相见时的激情戏，程老汉的那间小屋里却没有了喜从悲来的气氛。我知道，这个故事大团圆的高调结局已经让后生们消遣在薛仁贵娶了二房官小姐的情节里。

以后再见到程老汉，他依然眼角挂着笑意，可我没再去过程老汉屋里听书，因为我第一次听书就感觉到，在那个场合我不是他欢迎的人。后来我也问过伙计们，老汉平时对我们知青也是慈眉善目的，咋去他屋里听个书就像是变了个人？伙计们说，你是上面来的，他怕你把他讲的这些旧书的事反映上去，他不想惹是非，老了老了再让人揪上台面上批判，不值得。我笑了，说，哪能那么下作，让书记们褒奖他老人家都是应当的。再说，他要不给你们讲这些古史，你们哪知道大唐的强盛？哪还知道高丽国本就是咱们的附属国？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们国家、民族的过去和逝去的先贤、英烈。

那几个听我扯闲篇的伙计不吱声了。半天，一个伙计才小声说，老汉道行深了，你要不说破，我还真没琢磨过。几个人又笑了，是对那人拍我马屁的嘲笑。

赌场外的笑声

我在村子里时，麻将牌基本杜绝了，可赌博却没有根除。当然那时的赌博是地下的，而且人数极少都是想通过赌博，弄到钱，从而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那时人穷，别说五圆、拾圆的大票子根本见不着，就是一分两人分的纸币也常在汉子们胸口上捂着，不到非用不可时，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那时村子里的赌具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自己油印的纸牌，多是白报纸印好的纸牌贴在硬纸壳子上，这种纸牌不是西方的卜克牌，玩起来有点儿像麻将，也有条、饼、万，但没那么多张，玩儿纸牌的都是小赌，胆子大点儿的，就在家里玩儿，输赢也不大，几张角币东家转到西家，西家又转给南家或北家，反正就在这几个常在一起玩的人中转来转去。

二是牌九，牌是硬木制做的，长一寸，宽半寸，上面凿出不同的点点，玩起来也有点儿像麻将。这种赌具档次比纸牌高，玩儿的人也多是老赌棍，输赢自然就大点儿，场子上能见到一圆两圆的票子。

三是押宝，有个宝盒，赌徒下好了注，庄家摇动宝盒后，打开，以押上没押上宝盒里面骰子的点数定输赢。玩宝盒的就是行家了，赌也是豪赌，赌场也是飘忽不定的，今天坟场，明天砖窑，随机性很大。赌注也大了，除了五圆拾圆的大票子，玩得急了，不动产也行，当然地是不能当注下的了（地都是集体的，村民没有处置的权利），房子是可以下注的。

我在村里时，见过纸牌，也见过牌九，纸牌是在治安主任家里见的，那是他查赌时没收赌徒的赌具，他拿来当哄小孙子高兴的画片儿，我问他，这黑黢黢的东西有啥好看的？他说，小娃哪知好看不好看，手里有个东西玩耍就是了。我说，你那青铜的小烟锅多好，又亮又光滑，小娃玩耍起来不是更有趣味？他哼了一声，说，那可不敢，小娃玩耍的日子长了，怕也是要熏上两口的，那不是要毁了俺家的后人？我说你就没玩过纸牌？他笑了，说，咱村能站着尿的怕是没人没耍过纸牌，只是眼下日子艰难，上面也不让耍，玩纸牌的人也就不多了。

牌九是刚下乡那年，在伙计大光家见过的。那阵子，刚从北京下来，带着好烟“大中华”，处上朋友后，给过他一整包，足足二十支。作为回报，他给我看了回他的宝物，一个黑红色的枣木匣子里装着的牌九，他说那东西是他先人留下的，上好的水曲柳做下的，我看牌九上的花纹精细，牌九磨得溜光水滑，放在手里揉搓舒服得很。许多年后，不再当知青，我才知道那叫包浆，是多年揉搓形成的，有没有包浆，一看就知道你手里的玩艺儿好不好，真不真。

宝盒子我没见过，只是听队上的伙计们说过。他们都说，那时的赌具，宝盒子最金贵，一般只有老赌棍才在家里藏着宝盒子，而且赌徒们用上宝盒子，一定是大赌、豪赌，一般的小赌，赌徒们是不会玩押宝的。因为用宝盒子押宝、开宝过程太快，小赌徒还没享受到赌博的乐趣，胜败就决出了，很艰尽兴。因此，别说我一个插队知青，就是村上小打小闹的赌徒也没几个见过宝盒子，就更别说玩过了。

我虽然没见过宝盒子，可见过玩宝盒子的人，那家伙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三十几岁，还有些驮背。听伙计们说，“驮背”是村子里第一赌徒，本村所有的赌徒他都会过，就是在附近几十里村子的赌徒中，他都有一号！也就是说当年“驮背”腿能及的所有的赌场他都去过，所有的赌博方式，他都玩儿过。下了赌场，他什么样的注都敢下，而且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伙计们说，我们村赌徒的节日大都在冬天，村西的坟地和村东的废砖窑都当过他们的赌场，赌徒们都扛冻，不怕冷，赌起来，他们脑门、身子常常冒汗，清冷的砖窑也能整得热气腾腾。

我说，那夏天他们就不赌了？伙计们说，老手夏天也赌，你看六七月茭子长起来，地里密不透风，庄户人最怕的活计就是六月天进茭子地里拉二锄，闷得你透不过气，长起来的茭子叶子像锯齿，你要是穿背心、短裤，能把你胳膊、腿上都剌出长长的血道子。可赌徒们不怕茭子地，他们知道治安主任们下不了进茭子地的那个苦，也就不会去抓他们，所以他们赌起来疯狂、热烈，每场大赌下来都有赢得钵满碗满的，自然也会有输得干干净净的。

伙计们说，遇上这样的场合，赢的人笑，输的人也笑，还有的时候，几个人赌到最后就没有一个认自己是输家的，你说怪不怪？这就好比四个人搓麻，四家都说自己是赢家。这种事你个北京家解释不了吧？还得俺们告诉你，为啥没人承认自己是输家？一是面子不好看，二是真怕别人认为你没钱了，不再和你玩儿，你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

伙计们告诉我，“驮背”就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赌徒。他在村子里很少有真正的赌友了，因为他不仅输得一无所有，而且还担着他自己都数不清的债务，有人说，他住的居舍都输给外村的赌棍了，只是人家见咱村是大村，怕人多收拾他，才没把房子扒了，让“驮背”先住着。这样的人至少在咱村的赌徒中间是没有人缘的。

有次我在供销社门前看见他和几个半大小子玩搬大点，就是在一摞卜克牌中间，参赌的人各任意抽取一张牌，谁牌面的点大，谁赢。赌注是一角五分一包的握手牌香烟，一把一支。我看见他面前堆着有十来支烟，也就是说他赢了十来支烟。他见我来了，对我说，你也下个注。我说玩得太小，没球意思。他说，要不咱俩玩一把一盒的，咋样？我说，你手里的烟不够一盒，你要是输了不够赔的。他说，你等等，我这就让你够赢了。他和我说完，又很豪气地和正和他玩的小后生说，咱改个章程，你看我手里有十六支握手烟，咱下一把这么玩儿，你赢了，我这十六支握手烟你拿走，我赢了你只给我四支就行。小后生笑了说，你别后悔。“驮背”说，君子一言，八匹马都拉不回。两个人各抽了一张牌，他是五点，人家是六点。

“驮背”把那堆纸烟推给小后生，对我说，真他妈背。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说，老子房子玩进去都没眨下眼，可今天连他妈几支烟都玩不利索了，人要是倒运，喝口冷水都塞牙。我掏出几角钱，叫小娃进供销社买了两包战斗烟（二角钱一包比握手烟稍好些），递给他，说，你愿意玩就接着玩，不想玩了慢慢抽。“驮背”说，那多不好意思，可他还是从我手里接过了烟，又和小后生们继续战斗了。

乡民们吼出的酸曲野调

更为广泛的自娱自乐，还是田间地头乡民们吼出的酸曲野调。

我在村子里的那些年，听过不少老乡们口口相传的酸曲野调，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歌曲唱词，有老百姓随口编出的，更多的是他们几辈子人传承下来的，这些酸曲野调少的是歌曲本该有的高雅和文明，多的是人生赤裸裸的爱憎和那些人人心中所想，而又人人笔下全无的人类本能。他们在平川旷野吼出来，无遮无拦，说他们是直抒胸意也好，说他们是发泄心中不快也算，反正他们都说，吼出来这些哥呀妹呀，情呀爱呀的东西，心里就畅快，就不那么饥饿了。

那时，有关这类酸曲野调，我最先听到的是队上伙计大光地头唱的《熏料料》。那时，我还不懂啥是料料，也不知道为啥要在料料前加上动词“熏”字。伙计们便嘲笑我，说，你还是个大学生（村里人把北京知青统称大学生）连个料料都晓不得？于是，他们告诉我料料就是大烟，再精细点说是大烟的提取物马啡，那会他们还不知道大烟真正的精华是海洛因。他们只晓得熏料料就是抽大烟。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大光唱过的一些歌词儿：

家住寿阳石河镇，

我的那个名儿叫二林林，

自从来了那个日本人，

就把这料料熏，

学会这熏料料头一年，

穿金带银似神仙，

学会这熏料料头第二年，

卖房又卖地，

日子过成了个穷汉

学会这熏料料第三年，

水米常常不打牙，家败......

总之，这《熏料料》就是按现在的观点看，也应当算做有积极意义，劝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好唱词。很多年后，我做了政法记者去禁毒一线采访那些受毒品毒害的吸毒人员时，常常会记起大光唱过的《熏料料》。那时我都会由衷地为我的父老乡亲们自豪，他们多有先见之明，那么多年前就用唱词告戒人民不要沾染毒品，毒品真能害死人，大家都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只是我听过伙计们口中的酸曲野调中，这类字面意义积极的唱词并不多，更多的都是些字面上不那么积极上进，甚至还有些不健康或者还有点儿下流的字眼，那些酸曲野调唱的主要内容大多是男欢女爱的本能。比如《十八模》和《高粱地》，就是这类野调里最富代表性的节目。

《十八摸》大体表现的就是男人对女人全身抚摸的整个过程，从一摸女人的头发开始，循序渐进地摸到女人最为敏感与隐密的部位。那些赤裸裸带点儿淫邪挑逗的句子，常常会引起周边听的人各种各样的坏笑，高声的，抿着嘴不出声装斯文的，还有手舞足蹈模仿歌词动作的，总之能让一堆听众乐得前仰后合。

如果说《十八摸》还只限于一个动词“摸”字，没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高粱地》可就不一样了，《高粱地》这支野调将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唱了个明明白白。这《高粱地》可不是独唱，是二人唱，这二人还不是齐唱，有点儿像相声里分的逗哏、捧哏一样，两个角色，大姑娘去逗哏，大娘去捧哏。我最早听到《高粱地》是个老富农的儿子唱的。这伙计和我一个队，人长得标志，人品也好，特别喜欢帮助人，做农活也是把好手，地里的，场上的，连使唤牲口算上，样样精通，做活不惜力，每年晒夏、秋粮，二百斤的麻袋，自己扛起来，蹬梯子上房如履平地。就这么个好后生，三十几的人硬是说不上个对象，伙计们都说，这后生毁就毁在他爹是个老富农上，成分高，可惜了。

我记得他唱的《高粱地》是一人扮两个角色，姑娘的词唱；大娘的词白话。表演起来，那词大体是这样的：

姑娘：叫大娘，你坐下，咱二人拉个知心话，我的大娘呀。

大娘：小妮子，你快说。

姑娘：一早出门回娘家，路上遇到个楞后生，我的大娘呀。

大娘：咋个啦？

姑娘：抱住奴家，嘴对嘴，我的大娘呀。

大娘：下文呢？

姑娘：吃了个嘴嘴还不让，嘻嘻哈哈将奴家拖进了高粱地，我的大娘呀。

大娘：你叫人呀！

姑娘：高粱高，奴家低，叫了几声也没人理，我的大娘呀。

大娘：你跑呀。

姑娘：跑了，没跑两步被按倒，头朝东，脚朝西，花花裤儿脱到底，我的大娘呀。

大娘：完了。

姑娘：楞后生不讲理，腰上掏出个怪东西。

……

后面的具体操作唱词略去，你懂的。所以听过《十八摸》《高粱地》，这类赤裸裸的本能野调，再听《黑夜夜里牙床上想哥哥》《亲圪蛋下河洗衣裳》《送情郎》《吃冰糖》这类酸曲，实在就是再文明不过的正经情歌了，就是上春晚舞台也没得问题。

很多年后，当上记者跟着警察扫黄，有时见到被抓了现行的小哥哥、小姐姐，我也会联想到乡下伙计们唱的《高粱地》和那一张张听着《高粱地》，笑得豪放、夸张，还有一点点扭曲了的脸，就想，我那些可爱的乡下伙计们虽说也惦记过裤腰带下的那点儿事，但他们和那些被抓的嫖客、妓女绝对不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伙计们的野调只是在教化他们作为人必备的两性关系知识和如何繁衍后代的常识，伙计们的野调从不涉及钱与性的交易，不是因为穷，他们拿不出钱，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底线守护，他们不会胡来。他们要的只是嘴上和心灵上的快活，真要到过界的当口是需要公社发给执照的。因此，我越想越感受到我的父老乡亲们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和成长中愿意学到书本以外必备知识的人。

又过了很多年，我已经到了该整理自己一生经历，并知晓成败因果的时候了。

想到年轻时快乐的乡下生活，我总会记起乡亲们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年长的，年幼的，愁苦的，含笑的，刻上深深皱褶的和充满朝气白里透红的，这些表情丰富，也真诚的脸，总能提醒我不要忘记乡下的日子和村子里的伙计，苦痛和快乐是人一辈子少不了的过程。

我也会记起乡亲们的种种娱乐，的确，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的娱乐，可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些娱乐支撑起他们的筋骨、气血，让他们一代代快乐地成长、繁衍，我的父老乡亲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一代一代总是能自己寻找到快乐，总是能克服任何苦痛顽强地活着。

张亦嵘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