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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范文发:搭乘伊尔飞机,干蒸桑拿活受罪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八十年代初坐飞机: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作者:范文发


1990年,在海口飞广州的飞机上。8岁的儿子忧心忡忡地问我:“飞机会不会落下来啊?”对于第一次坐飞机的儿子,我理解他的担心

今天我不是讲儿子坐飞机,而是说说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是怎么样的情景。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南昌工作。上级领导夫妇要去上海复诊检查,需要一名随员。可他们是要坐飞机去,便寻到了我这位新上任的小处长。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财务规定,遇有紧急工作,处级以上可以乘坐飞机;二是我一个上海人可以免费住在上海家中,则省下一笔住宿费用。此行于双方都有好处,尤其是我,碰到坐飞机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总务部门替我们买好了机票,我只带着几张盖了单位红章子的空白介绍信,以备行程中办事要用可随时填写。

那天秋高气爽,我们三人按时登上了机舱。这架飞机是苏式伊尔小飞机,能乘坐三四十个人。剪着短发身着蓝色春秋衫的女乘务员(那时还没流行盛装时尚的空姐们),朴素得和火车列车员一样。我们一落座,每人先发一把纸扇;然后让大家系好安全扣。我不会扣,想看看后排的领导夫妇是如何扣的?然而他们动作十分麻利,双手一合就扣好了,根本容不得我看个究竟。怕别人笑话,只能将带子两头拉到肚子上,用我的左右手掩饰着。

不一会儿,便觉得舱内热气腾腾,大家用力地摇晃着手中的扇子,扑过来流过去的都是热气。我穿着的确良中山装,扣子扣得严丝合缝,此刻已经汗流浃背,这不简直是在蒸桑拿?忍耐不住,便上下解开衣扣。我当时十分诧异:坐飞机怎么还要遭这样的活罪?

移时,发动机声响突起,震耳欲聋。乘务员过来见我没扣安全带,示意我扣上。我重新将带子两端拉到肚子中间停顿着,下一步的操作我不知道。谁知乘务员就站在我身后,她大声地告诉我(声音要压过机器轰鸣):“安全带不是用手拉的,拉能拉得住吗?我教你,应该这样扣。”当着全机舱的旅客,我红着脸扣上了安全带,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大约煎熬了十分钟左右,飞机起飞了。待飞机升到空中,才感觉阵阵凉风袭来,原来是因为飞机小,动力不够,所以起飞前需关闭空调等耗油设施。

凉快了,气就顺了,也有兴致左顾右盼了。忽然发现我的邻座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还是两支!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也散发着光亮。以前一直听别人说,坐飞机不能戴手表、插钢笔,由于飞机上气压大,弄不好要卡进肉里。多凶险的事!可邻座怎么就不知道?别人还告诉我说眼镜也不能戴,怕卡坏了眼睛。所以我临上飞机将眼镜手表都摘了放进了提包里。

我不由得左右前后环视了一圈,这戴眼镜者有十来位,他们就不怕卡进眼里?我心里渐渐明白过来:这些说法都是没有坐过飞机的在瞎猜想,以讹传讹。随即打消了我欲向邻座求证的念头。

乘务员托着盘子,一排排地过来分发着硬塑料杯子,然后替乘客倒水。邻座显然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也显然知道我是第一次坐飞机。老兄就把他喝完水的杯子递给我:“这一只你也带回去,招待朋友喝啤酒时用。”我十分感谢他的善解入意。当时从飞机上拿下来的东西,在一般人眼里不亚于侨汇商店买来的礼物。

移时,乘务员又来分发糖果,巴掌大的塑料袋中装着四五颗硬糖块。我坐在第二排,提前腾出双手准备接糖果。谁知第一排坐着的两位日本男士手一扬,表示不要糖果。这扬起的手式让我怔了一下,也让我思索了许久,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达到扬扬手不要糖果的程度就好了。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飞机便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我带着一包硬水果糖两只硬塑料杯子踌躇满志地走下了舷梯。

然后赶到医院附近安排好领导的住宿,我便要回家。这时,领导夫人发话了:“明天早点来挂号,可以早点看病。”

挂号也要我来挂?正因为方便领导就医,所以才就近安排了住宿。我家可住在上海的东北角,到市中心医院要倒两部公交车,没有一个半钟头过不来。后来一想:让你坐飞机,交换的筹码就是要你当一个跑腿侍候人的角色。想到此,也就没脾气了。

真是一整夜不敢认真合眼,第二天凌晨便起床,赶上5点15分的头班公交车,向市区进发。那天大雨,车子慢慢吞吞地开到外白渡桥,真的是见鬼了,竟然遭遇后面的公交车追尾,我正巧坐在最后排,尾部的大玻璃被后面的车头挤压破碎,两肩落满了玻璃碎屑,好在没伤着人。于是,我只得下车步行至下一个车站再等车。

由于雨大,上班早高峰提前到来。上海人乘惯了高峰车,知道如何挤、如何让,如何钻空档、如何使巧劲;我则是木头一块,横插在上下车的要道上,引来众人的白眼,有的人嘴里还埋怨:“会不会乘车子啊?”“乡下人啊?”

我权当没听见。

待我一路拥挤狼狈不堪地赶到医院,挂号大厅已经人山人海,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寻找到队尾,赶紧排上,脖子伸得老长,关注着挂号窗玻璃,担心着随时会挂出“已满”的招牌来。

总算挂上了号。领导夫妇姗姗来迟,一看挂号单上的“41号”,便有点不悦。我则反复诉说着一路上的拥堵,心想:你们住在医院附近,本该是你们自己来挂号的。但这种话只能腹议,哪敢明说?

领导在午饭前也总算看上了医生。

在领导复查身体的几天里,我只陪老父亲吃过一顿饭,喝光明牌啤酒的容器,就是飞机上带回来的两只硬塑料杯子。父亲将杯子还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第二次挂号,路上倒是蛮顺利。挂到了满意的“5号”。我便轻松地站在医院大门口,左等右等没见领导来,又寻找传呼电话联系,生怕误了就诊时间。这时一位上海阿姨走近我,用夹生的普通话怯怯地对我说(以为我是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刚才皮夹子被人偷走了。看见你面善,给个三五毛吧?我好乘车回家。”我一时也无心去辨别真假,就从裤袋摸出一叠钱,从中抽出一张五角给她,也不想听她的千恩万谢,跑去马路对面等候。

这时,来了个光头大汉,好像是女人的老公,开口就骂女人:“侬迭只败家精!迭个月的开货仓钞票都给侬落脱了,托侬做点事情就迭种喇叭腔,侬还有面孔回去?叫部车子拿侬轧轧杀拉倒!”那女人害怕男人会动粗,则围着我躲避。我劝了男人几句,男人嘴里不干不净地走了。

我回头一看,身后的女人怎么也不见了?坏了,想起电影《三毛学生意》里夫妇联手行窃的画面,马上摸裤袋,十几块钱不翼而飞。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由于我曾经被偷过一次皮夹子,从此就不再使用皮夹子。这次将证件介绍信以及大额钞票全国粮票等都放进手提包内,避免了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心中难免窝火。

领导夫妇来了,看到“5号”喜笑颜开。夫人对我说:“拟了一张单子,麻烦你照上面的物品帮忙采买一下,省得我们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买来了再算钞票给你。”

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嚯,这上海特产南北炒货一应俱全,没个一整天时间别想完成任务。

夫人又开口道:“今天看病结束早,带我们去龙华寺拜菩萨?”

我坏情绪显然还没走远,便推托说:“我还有事。”

领导夫妇扭身进了大厅,显然不高兴了。

面对领导的不高兴,我也不自责:做一个人总不能事事处处都逆来顺受吧。(所以,我这样的德性,果然是官当不长更别指望升上去。)

好不容易复诊结束。本来是要陪领导一同返回南昌的,后来单位来电报,要我去外语学院做个外调,那就先送领导坐飞机回去。飞机票我是拿着空白介绍信到民航售票处现填的,机票每张57元,正好是我半月工资。中午12点50分起飞。

为送领导去机场,我前一天便跑到几家出租车服务部联系,因为叫车子是不能隔天预定的。后来确定西藏北路一家强生出租车服务部。服务部当时有12辆出租车,我怕临时叫不到车,反复寻问老师傅,几点到几点比较有把握?如果叫早了,领导不乐意,车子又无法等人;叫晚了,又没车子了。

于是,我6点半钟就在服务部门口等,他们7点半营业,我数着一辆辆车子陆陆续续被叫走,心里一阵阵敲锣打鼓,坐立不安;待到只剩下5辆车子时,墙上的挂钟刚到8点。我咬着牙坚持再等一等,打算只剩下3辆车子了,就出手。可完全没有料到,下一单竟然一下子要走了4辆车,唬得我马上扑到老师傅的写字台前,抓起调车本子叫道:“最后这辆就是我的了!最后这辆就是我的了!”

老师傅摇摇头说:“你不是沉得住气吗?再不叫那真就泡汤了!”

我握紧着调车本子不放,似乎放了本子那辆出租车就要飞走一般。

老师傅说:“你要夺我权啊?”

我这才意识到要把本子交还给他。见到师傅一笔一划地在为我开调车单子,一块石头才从心底挪开。可我一摸脑门、脖颈全部湿漉漉的,是自己急出的一身虚汗!

8点半,车子就开到了领导下榻的饭店。果然,他们嫌太早了,到机场不也是干等着?

夫人干脆说:“10点半开过去,时间还绰绰有余。”

我又是一番苦口婆心地诉说出租车的难叫:“咱们再不走,停在门口的出租车就要走,押金损失事小,咱们可怎么去机场啊?”

见我急得脸红脖子粗的,领导动了恻隐之心,终于收拾行李动身。

到了机场,时间很充裕。十一点没到,领导说先去吃饭。我知道机场的饭菜贵如老虎肉,便说:“那我就回去了。”

领导夫妇热情地拉住我:“小范这些天东跑西颠也很辛苦,没啥好慰劳的,就一起吃个便饭吧!”领导这么一说,我有点进退两难,恭敬不如从命吧。

很快吃完了饭。他们上厕所去了。我便对着四五只空盘子估摸着餐费。

这时,领导走近来,自言自语道:“结完账了吧,那我们领登机牌去!”

啊,让谁结账?不是领导请客吗?

领导太太看出了些端倪,笑道:“不是让你请客,开张发票,财务可以报销的。”

话是这么说,我回单位报销,在财务那里就有好一番口舌。若报不了,那就自己贴钱吧。如此一来,这顿午餐到底是谁请了谁啊?

领导和我道别:“回南昌别忘了还是坐飞机啊,这是领导定过的。”

回来路上,我觉得这一趟出差表面上似乎沾了坐飞机的光,可惹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颇有些得不偿失。这次的“花轿”坐得不过瘾,是得重新再坐一次。

果然,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反第一次坐飞机时的谨慎木讷,而是熟门熟路、自信满满,俨然一副坐惯了飞机的派头。同坐恰恰正是第一次坐飞机,一副诚皇诚恐的样子。我便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如何提前将上衣脱去,一会儿飞机上酷热难耐;如何准确扣好安全带,一会儿乘务员要检查的;同样也将分发的硬塑料水杯送给了他,并嘱咐道:“连你的正好一对,回去可以招待朋友当啤酒杯子用。”说得他感激万分。

如今,国入乘坐飞机已是常事。乘坐的不是波音、麦道就是空客,一路上舒舒服服的;系扣安全带这类小伎俩连3岁孩子都会了;乘坐飞机时谁也不会再要那只硬塑料杯子,也不会有人稀罕那几颗硬糖果,恐怕多数人都会扬扬手拒绝。在悄悄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正在不知不觉中进步着、改变着。

然而,如何千变万化,我依旧不会忘记,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与感觉,一个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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