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胡优中：学校停课时，老师给我们朗诵《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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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胡优中，1957年生。1975年下乡。1976年12月入伍当兵。1978年考入青海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返回部队继续服役，从军十九年。1994年转业到河南省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退休。

原题

小学的时光是

一生的桃花源

（外一篇）

作者：胡优中

找出来小学毕业证，时间是1971年1月，突然醒悟到，毕业已经五十年啦，半个世纪的光景，居然也弹指一挥间地过来了。

毕业证还挺完整，也挺干净。上方有最高指示，全文119个字，就有个46字是毛主席语录，这是时代的痕迹，是历史的印章，是岁月的无言述说。

小学，我是在河南省焦作市红卫兵小学上的，这所学校是我们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小学，最初建校时称之为焦作师范初小，后改为解放路小学，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红卫兵小学，现在则称之为学生路小学，依然是城市里最著名的小学。

上小学的时间是1964年夏季，我清楚的记得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在小学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一位女老师（后来我知道她是陈秀珍老师）坐在那里亲切而又和蔼地问：“会数数吗？”我于是从1开始数，一气数到了一百，陈老师高兴地点点头，这就算报上名啦。我知道数到50算及格，数到100算优秀。

小学一、二年级班主任是姬素兰老师，三年级班主任是李元杰老师，四年级班主任是李贯梁老师，五、六年级班主任是张守华老师。

小学一、二年级的事基本都不记得了，只记住了二件事：一件是加入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一件是老师领着我们在校园里种蓖麻、种向日葵，那时种蓖麻说是蓖麻籽可以炼油。

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少先大队改成了红小兵团，一年级改称一连，二年级改称二连，直到六年级改称六连。三年级一班则叫三连一排。

曾经平静的大街上突然就天天地热闹了起来，各种红旗、各种大字报满街都是，人们喊着口号、挥舞着旗帜、后来是挥舞着棍棒到处来回奔跑着。接着文攻武卫，全城武斗开始了，最厉害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学门口的街上，因为这条路上有一所焦作卫校，学生之间派别打得很厉害。焦作武斗死的第一个人就是卫校的学生，也是在这条路上被打死的。

学校一下子紧张起来，很多学生不敢来学校啦，到学校的学生也被老师严格要求躲在教室不许出去。我清楚记得有一天班主任李元杰老师上课，外边嘈杂声突起，因为我们班的教室就紧邻着学校大门口，校外人们来回奔跑过去的身影看得十分清楚。

课是没办法上了，李老师是个女老师，她镇定地领着我们把桌子一张张在教室后边挨紧摆好，然后指挥我们一遍遍地钻桌子，这是要防止有石头、棍棒扔进来。过了有一阵子，声音渐去渐远了，李老师又让我们搬开椅子，在空地上坐好，开始给我们讲雷锋的故事。现在想想那年代、那场景，哎！

到了四年级时候，形势依然严峻。上学的学生很少，老师因为挨了批斗、批判，也都大多不知去向。有一天上午，我到校时，班上只来了五六个学生，那会儿正值冬天，天很冷，寒气逼人，没多会儿天空又飘起了雪花，教室里待不住。班主任是李贯梁老师，本来不是他的课，但他来到教室，看到我们几个人，也没有老师，于是就把我们领到他的宿舍。

宿舍在距教室不远的地方，屋内设施很简单，一桌一床一个煤炉子，门是那个年代标准型木门，上半部分是格子框，镶有玻璃，玻璃的内层帖有一张白纸，下半部分是实木，从白纸的缝隙处、或烂的边缘处可以看到外边，洞察外边的动静和情况。

李老师就坐在床沿、身子斜依在桌上，我们五六个则围着炉子，有的坐椅子上，有的坐箱子上，有的挨着老师坐床沿上。窗外的雪渐渐下大了，屋内因为有炉火，弥漫着暖暖的春意，李老师用平和、平静、安祥、带点磁性的嗓音开始为我们朗诵课文《皇帝的新衣》，她神情专注，声音不大，但朗诵得抑扬顿挫，我们听得格外动情。

整个一上午她就这么一遍一遍地朗诵，偶尔解释一下。那场面充满着对文学的敬意，对祥和生活的向往，对学生未来的期待；那氛围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地温馨、温暖、温和。五十年过去了，那个暖暖的半天时光一直在我脑海里留存着，成为我对老师、对语文乃至对文学的最美好记忆。

小学六年级时，国内形势开始逐步稳定下来，各级都在强调复工复产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逐步恢复正常，这时的班主任换成了张守华老师，一个非常敬业而认真的男老师，他表情严厉，但内心却十分的温和。他字写得非常棒，板书像刀刻般的印刷体，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黑板上书写着：“山外青山楼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让我们一遍一遍地模仿，跟着他学，我感觉那会儿我的字突飞猛进。

六年级时，小学这一年级总共只有三个班，每个班四十多名学生，我们是六（1）班，都是市委大院的子弟，六（2）班都是焦作矿业学院大院的子弟，六（3）班都是市建公司大院的子弟。从五年级开始，我当了班长。

那会儿当班长是很辛苦的，要早来晚归。因为我拿着教室的钥匙，必须先到，把教室门打开，别人才能进来。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晚到，更别说迟到了。上学都是自己来去，没人管。冬天早上，天还很黑时就出了家门，有时到了班上，天还没有大亮。

冬天特别冷时教室里就会生起火炉子，管理则是我们学生自己的事。每天都需要添加煤，傍晚放学把煤混些土用水和一下，将火封上。早上要第一个到校，把火捅开，让火着起来。天天如此，那时，我的手都冻得裂着大口子，但照样一天不拉地干着。好在那会儿家家都是这样的煤火炉，所以我还是有点基础经验的。

当班长还有一个很神圣的职责，那就是领着大家每天早上敬读“祝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认真，来不得一丁点马虎的政治大事。早上学生基本到齐后，我就开始站在讲台边，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引读道：“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然后全体学生齐诵：“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再引读：“敬祝……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大家齐诵：“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开始，是一个伟大，后来变成了四个伟大，即“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直引读到小学毕业，每天如此，引读祝词完开始点名，然后才开始由老师正式上课。老师如果来早了，也只能站在边上，等我们把这一整套的程序进行完。

那时的我们六（1）班，是人数最齐整、性格最开朗、玩性最活跃的一个班，绝对是不一般的六一班。

当年，我们班最辉煌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小学班，全部是不满11岁的孩子，居然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全场排演了出来，并且参加了学校演出、区里演出，最后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市样板戏大会演。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们班全体同学都早早地来到了会演现场——焦作市东方红影院。市一级的大型活动、会议都是在这儿举行的。

我那会儿当班长，负责组织大家在后台为演出的同学搞好服务，看好衣服，并随时帮他们换衣服。听说有小学生的演出，那天晚上，会场里一下子挤进来非常非常多的人，过道上到处都是站着的人，气氛相当热烈，当报幕员报出演出单位：焦作市红卫兵小学六（1）班时，全场瞬间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浪压过一浪。因为是全市汇演，每个单位都演出样板戏中的一幕，20分钟左右的演出，场内始终涌动着欢乐热烈的气氛。当折子戏演出结束时，全场再次被热烈的掌声所震动。

第二天，我们班演出的大幅照片就张贴在东方红广场的橱窗里，围观的人一拨儿一拨儿，都是啧啧称赞。那次，还真是让我们班在全市出了大名。当年，扮演少剑波的刘峰、扮演杨子荣的张善增，扮演小常宝的赵卫，扮演栾平的任国申，都成了小名人。特别是扮演小常宝的赵卫，因为嗓音亮丽、长相甜美，更是引起许多人的围观，许多人还找到我们班上来看演员。

我们班第二件最辉煌的事，就是作为全市唯一的少年组代表参加了全市冬季野营拉练。这可是直到现在也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1969年底，市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冬季野营拉练，各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都有代表队伍参加，而唯一的少年拉练队伍，对外称“少年拉练排”。就由我们班的20位小男生组成。

我们和大人一样，全都背着自己的背包，徒步行走。第一天，从学校出发，晚上住在安阳城公社的山底村，第二天晚上住在待王公社白庄村，第三天晚上住在修武县李万公社，哪个村不记得了，第四天住在龙洞公社龙洞村，第五天则住在孤山水库的山坡上。我们没跟大队伍一起走，而是专门为我们小学生制定了一条路线，路上只是和大队伍踫过一次面。

我们这支队伍一星期时间走了大概一百多公里。当时，还有一名记者跟了我们一天，照了许多相，但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若保留到现在，应该算是文物啦。印象最深的是住在白庄村时，晚上有学生喊：“妈妈，我要尿。”大家笑了一路。也是在白庄村，我们集体收听了1970年元旦的“两报一刊”社论。

最艰难的路是从龙洞村走向孤山水库，我们是沿着山沟里的水渠向里走的，没有路，高高低低，有时还要跳过去，遇到沟坎，就手拉手一个个地往上拽，那天我们的背包被临时取下，让汽车拉走了，而我们则在山沟里硬是走了一整天，只到天完全黑了，才走到孤山水库。

当时的孤山水库还在建设中，已经建了八十多米高，我们则住在施工人员的窝棚里，沟的这边是河南，沟的那边是山西。为了修这个水库和沟里的水渠，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刻有名字的石碑，老师说那是施工牺牲的烈士。如今的孤山水库已改名叫青龙峡，成了国家级五A级景区。

拉练的最后一项是打靶。我们小学生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打的是铅弹，每人三发。那次拉练对我而言还真是不小的锻炼。回到家后，家里人都夸我走路比过去有劲了。

按照正常教学安排，我们应该是1970年的7、8月份就小学毕业了，当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拖到了1971年的1月，变成了冬季毕业，而且五年级学生和我们一起毕业进入了初中。

离开了小学，离开了老师，初高中毕业后下乡，下乡后陆续就业，步入社会。起初，得空儿还跑到小学校园里去看一看。再以后，去了外地，许多事就不太了解了。偶尔从同学们的聊天里，知道有的老师离世了，有的老师还健在，知道学校的旧教室全拆了，现在全变成高楼了，知道学校早已改名叫学生路小学啦，“红卫兵小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如今更成为上个世纪久远的记忆。

岁月无痕？岁月有痕！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生活在继续、生命在延续，都时时忘不了曾给我们启蒙的小学岁月，忘不了在那特殊的年代、艰难地忍受着批斗、但依然用真情悉心呵护过我们的小学老师。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学生现在都已经陆续退休了，而我们的小学老师健在的也都耄耋之年啦，但我们心里，依然保存着他们那时的青春、他们那时的热情、他们那时的真情和他们对我们的厚爱。愿他们健康，祝他们长寿！

2020年12月12日

小学老师姬素兰，而今已八十多岁。赵峰供图

外一篇

中学的年代是

一道无彩的风景线

作者：胡优中

初中、高中总共上了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时间是1971年至1975年。而且这五年，几乎一半的同学都没有上完。原因是那会儿上学不上学都无所谓，毕业反正都是要下乡的，如果早点下乡，兴许还能早点返城回来。

初、高中阶段，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运动一个接一个，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教育回潮等等。上课很不正常，大部分时间都是玩过来的。几乎没有考试，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学习成绩好坏。

那时候，老师挨斗挨批的很多，上班很不正常，没人讲课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因为不能让有问题的老师占领讲台啊。相对来讲，初中阶段柴浩老师、高中阶段邓敏文老师担任班主任时间最长，也是和我们朝夕相处时间最多的老师。

柴浩老师，师范科班出身，教语文，讲课生动有趣、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但那会儿没有教材，她就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诗词，印象最深的就是讲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她那清亮的嗓音至今还有着深深的印象。

邓敏文老师，也是师范科班出身，她讲物理课，嗓门大，性子急，眼神犀利，看似严厉但其实外刚内柔。那时候，学生调皮的多，打架的多，不服从管理的多，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的更多，很多老师管不住，只是唉声叹气。邓老师则不一般，她往讲台上一站，调皮学生一个个规规矩矩，有时正讲着讲着，她会突然停下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后排某个学生，因为他在后排捣乱了，全班会齐刷刷地扭头向后边望去，捣乱的学生立刻就收敛了，没有一句话，却让许多调皮的学生望而生畏。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威望与魅力。

之所以强调科班出身，是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有一种老师：工农兵老师。因为那时强调要让工农兵占领讲台。所以，全市给各个中学都派了一批工人来当老师。这是空前绝后的一种历史现象。现在讲起来要解释很多，可在当时，这很正常。农民认识字的不多，能上讲台的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学校没有农民教员，也没有军人，因为军人还承担着市一级的“军管”任务。

我们班后来就来了一位工人教员，他叫宋高山，原是机制砖瓦厂的工人，因为有一点知识基础，被派过来占领教育阵地。他有一段较短的时间担任过我们的初中班主任，讲语文课。他很用功，也很用力，但毕竟不是学师范的，普通话说不流畅，学生都学他讲话，有时他急得满头大汗，但学生依然说笑自如。所以讲课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但他人很厚道，从来不骂学生，课堂上，学生乱得一塌糊涂，他也不急，耐心地劝导。我这当班长的有时只好站起来，大声地吆喝，让同学们安静下来。课下，他和我们有说有笑，这以后，我们还成了好朋友，经常往来。

宋高山老师，当年的工农兵教师代表

还有一位工人教员，是一位女老师，叫马秀花，是物资公司的一名工人，她没有教过我们，也没有当过我们的班主任，认识熟悉她是因为她把她的弟弟从豫南的农村调过来进了我们班。成了我们的同学，因为和她弟弟天天在一起玩，所以随这位马同学去他姐姐家也很多，自然和马老师也熟了。这种友好的关系一直保留到现在。

老教师是最灰溜溜的一批人，因为他们的历史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瑕疵，比如解放前加入过某个组织啊，出身富农或地主啊，说清楚是个问题，说不清楚更是个问题，反正都是要挨斗的。

有一位男教师，叫朱照寰，五十多岁啦，经常被拉到会场接受批斗，他本来个子很高，但经常弯腰低头挨批，身子也渐渐佝偻起来，凌乱而灰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着，这形象在我脑海里很久很久抺之不去。

真正熟悉他，是有一次他来我们班讲语文课，他并不负责给我们班讲课，是顶班来上课的，就讲过这么一次。走上讲台的他没有丝毫的受委屈印迹。他讲了一首古代的小诗：“扁扁一小舟，飘飘水上流，嘿嘿一使劲，啧啧度春秋。”

没有教材，没有教案，他手拿一支粉笔，慢慢地讲着这首诗的美妙意境、讲着这首诗的深刻诗意；他讲述诗人在古时特定环境下的独具特色的心情、爱好、性格、气质；讲述这首小诗唯美内容所涵盖的动与静的结合、近与远的结合以及用词的精美绝伦。

他就那么缓缓地讲述，娓娓地道来，像在讲故事，又像是在回忆既往的过去，声音低沉而深厚，情感真挚而自然。他用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时间讲，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地静静地听。岁月流逝，四十五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少有的安静场景、记得他讲课时的那份深深的陶醉与自得，而这首小诗更是铭刻我心、不曾忘怀。

还有一位老师教英语的，叫张万均，身材微胖，眼睛高度近视。文化大革命闹腾得那般厉害，他依然坚持着上英语课，当然内容基本上都是“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他讲英语板书十分工整，把句子写上黑板，一遍一遍地领读，为了让大家有学习的兴趣，他把每个人的名字都用英语标注出来，写了满满一大张，让我交给每个同学记下来，因为那会儿英语名还没有规定用拼音。

张老师也是挨批斗比较多的一位，但一走上讲台，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这些老教师身上所展现出的敬业精神、职业风格至今想起来，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这中间还有乔德志老师、韩世明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五年中，有一年突然重视起了教学，也恢复了考试，甚至考试还出台了纪律要求，感觉挺严格，结果，拿到化学卷子后，我们都傻了：根本就没学过，所以基本上都是交白卷。因为这次考试是市里统一考的，估计出题的人没想到学校的课就没教过这些内容。各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在掌握着教学内容和进度。

我所在的焦作第十一中学，位于市中心，属于市直最好的学校，至今也是，应该说还算是比较规范的。但就这种严格的教学形式，也很快被北京的一位叫“黄帅”的小朋友给搅黄了，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教育回潮”的运动。教学又变回到了无人管的模式。考试分数自然也无人过问、无人谈及了。哎！这就是那时的教育模式。

初、高中阶段，有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到工厂、农村劳动，去农村大部分是在麦收季节，而去工厂年年都有安排，所以，一年有两三个月去工厂。

印象最深的是去矿山机器厂，我和几个同学分到了翻沙车间，就是做模具的，在这儿知道了什么是捣固机，怎么使用。车间挺大，上边有天车滑来滑去，车间的这头是模具制作，车间的那头就是钢炉溶化，每次起炉时，钢花四溅，好看但也挺危险。

在厂里，有一个牛师傅也就二十一二岁，刚参加工作，和我们这些学生挺能玩到一块。所以天天听他讲工厂里的新闻、趣事。现在想想，也挺奇怪，没有任何感觉，学习生活就这么过来了。

在起重机械厂劳动，知道了什么是圆车，怎么使用，认识了一位其它中学在这儿劳动的学生，他叫皇甫宜键。在一起玩得高兴啦，还一起去合个影，然而分开后，竟然再没见过面。

我是为数不多的把初、高中念到底的学生。坦率说，真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是觉得那会儿玩得时间挺多，上完课，多数同学都不回家，把桌子往中间一拉，就坐在桌子上吹牛、侃大山，天南海北的乱吹。其实，那会儿的消息比起现在要闭塞多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电视，但聚在一起就总有说不完的话，天不黑不回家。那会儿时兴办黑板报，没事大家就一起办板报，有的写、有的画，还真是把粉笔字练了练。

学生干部是那时班级管理的主力，很多事情似乎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效果更好些，毕竟老师多数都是自身难保。每个班都有团支部、班委会，焦玉娥、吕春娥、倪波、岳娟、戚颐春、张文俊等都是我们班的学生干部。那会儿我们的学生干部都挺尽职尽责，把班里的学习、卫生、宣传、请销假都管得严严的。尽管那时调皮、不爱学习的学生挺多，但通过我们班委会的管理，至少这些学生也不敢过分地乱来捣乱。

临近毕业时，整个毕业班又全部打乱，分成了农机班、红医班、文史班三个班，时间不长，实际上也没学什么东西，走了个形式。然后就“正正规规”地毕业啦。

高中毕业时的合影，这中间许多是中途转进来的，真正从头到尾在这个班的只有十六人

有时，我想想自己，想想现在辛苦至极的高中生，我感慨：过去我们上学遗憾的是能学的知识太少；现在上学遗憾的是学生自己能掌握的空闲时间太少。假如不是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在大学期间恶补了许多知识，真不知现如今该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

那几年的教育严格地来讲就不能算是教育，充其量就是个认字过程，很多东西都是以后走向社会和恢复高考后才渐渐知道明白懂得的，但那个时代毕竟有它自身的原因，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故事，没有传奇，谈起来，几无光彩，但也是现代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历史无法抺去的一个颇有特色的印迹。

2021年1月29日

胡优中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