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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夏玉和:无书可读的夜里,只能数星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夏玉和,湖南人。当过知青,77级本科生,后到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无书可读的夜里,

只能数星星




作者:夏玉和



那是一年春节后的傍晚。小区散步,遇见邻居,便结伴而行。自然聊到在哪儿过的年之类的话题。邻居全家来了一趟海外行,愉快得不跟人分享都憋得慌。她和女儿躺在南半球的草地上,天当房,地当床,仲夏夜空观星忙。她说,第一次看到了银河,还有满天亮晶晶的星星,太漂亮了。

咦,为什么是第一次看到银河?她没回答,倒反问,咱们这儿能看到银河吗?我说,能啊,我从小就看。

现如今可真不一样。人们为了看星星,花重金,飘洋过海,去寻找没有雾霾和光污染的天空。可在我小时候,夏天晚上,百无聊赖,只有看星星。

打住打住,是不是在凡尔赛,招人烦?

01

那时候,缺吃,缺穿,就不缺时间,闲得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撒开丫儿地玩儿,除了吃饭得回家,想在外面疯多久就可以疯多久,没人拦你。可以到处玩,田边,山里,江中。不怕小孩被拐走吗?拐小孩,有病啊?一家少则两三个,多则四五个,甚至七八个,把父母都给吃穷吃怕了,谁会去偷个小孩来养?地直机关有个幼儿园,好几次大清早,园门外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打开门,没人,但门边有个篮子,里面躺着一个毛毛(方言,婴儿),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这个毛毛的生辰八字,外加请园长大恩大德给细(小)伢子一条活路的字样。

到了晚上,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不用做作业,没奥数,没兴趣班,更没电视,连听都没听说过。长夜难熬啊!于是,大家就会在房后山边玩“官兵抓强盗”,大冬天也能跑得满头冒热气,就像开了的烧水壶。到夏天,洗完了澡,大人不让出去疯得浑身臭汗,只许老老实实露天歇凉。

夏天总是那么长,那么潮湿,那么闷热。每天,就盼着太阳落山能凉快一点。然后,家家户户把房前屋后扫干净,往暴晒了一天的地面泼上几盆冷水。等水都渗进了土里,便从家里抬出竹床,用冷水擦一遍,就等晚上歇凉了。

竹床,几乎家家都有,夏凉冬更凉


老家盛产毛竹,很多家常用品都是竹子做的,凳子,椅子,桌子,还有筲箕,舀水筒,量米筒,连杂货铺里打酒打酱油的量具都是竹筒子,一两、二两、半斤,大小不一,挂成一排。竹子做的东西不禁用,好在竹子长得快又多,用坏了就换新的,便宜。竹床算是耐用品,是竹器中的一个大件。

竹床,我们叫“竹铺子”,就是竹子做的床铺。几乎每家一个。两尺来宽,五、六尺长,竹片拼接而成,四条腿也是竹筒弯成的。篾匠功夫再好,刨得再平,新竹铺子摸上去,总有些粗糙。

不过,夏天里小孩儿躺在上面,汗水浸润,等于给篾片上了一层包浆。表面变得滑溜,原本淡绿的竹片发出古铜色的光。用冷水擦过,躺在上面,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酸爽。

吃完晚饭,洗完澡,我们三姊妹便到外面歇凉。竹床上可以一头一个躺两个细伢子,没有躺下的就搬个竹椅子坐在边上。竹床下面放一块长木板,上面燃着一根一米见长,蛇一般粗细的蚊香,用薄绵纸做的那种。里面包着掺了六六六粉的锯末,燃起来呛鼻。这种蚊香,熏走了蚊子,也把人熏得晕头晕脑。

我妈坐在竹铺子边,不停地摇扇子,让我们凉快也赶跑蚊子。那会儿我家老二的视力还挺好,能就着远处水银灯,在我和弟弟的背上脖子上找到冒出白尖尖的“熟”痱子,一个一个地掐掉。掐掉一个,就会有听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咯呲”声。据说,痱子头掐掉后,就不会长疖子了。

躺在竹床上,夜空像一顶大锅,立即扣在了我们头上。时不时,会有流星划过天空,躺着的两个便会大喊“流星!流星!”坐着的那个立马扬起脖子,忙不迭地问“哪里?哪里?冒看见呢!”流星早没了影子。坐着的没看到,有点失望。我们三个经常争抢竹床,躺久一点。舒服,看流星也方便。

这有点像我儿时看到的天空


除了看流星,还会找卫星。对我们来讲,所有慢慢移动的光点都叫卫星。谁要看见了这样的东东,便会叫另外两个来看。有时,还会叫上邻家的小伙伴。

发现者遥指天穹,顺着这手指头,我们曲颈向天望。在那么大的一口黑黢黢的锅里找一个忽明忽暗的芝麻粒,太难了。我们乐此不疲。有时找得实在是累,便说,“我看到了,在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02

当年不看书,不是厌学,有书不看;是没辙,无书可看。上午在学校待半天,学《毛主席语录》。中午回家,一天的学就上完了。回到家不用复习,也没有作业。当然,“老三篇”、最新指示还是要背的。人小记心好,就这点东西,那都不叫事儿。

红宝书不离手的童年(后排右一为作者)


书是稀罕物,也是危险品。除了语录和选集,家里难得见书。原来有的,大人们怕自己眼不亮,心不明,分不清香花与毒草,不敢轻易让小孩儿看。看书事小,中毒事大。关键搞不定的是,有些东西今天香,明天就可能臭了。所以,啥也别看,谁也别看,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water(因噎废食)最保险。

一般人家里有的毛选、语录,我家也有,必须的,有一本语录还是外语的。马恩列斯著作,简装,精装;小薄本,大块头,都有。只是我们不看,看不懂。摆在那里,显得家里很有革命气氛。

家里有一本书叫《星火燎原》,红色的硬壳封面,全是红军长征的故事。那么多的人名地名,还打了那么多的仗。搞不懂,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两万多里呢!听说了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是泸定桥十八勇士中的一个,我把这本厚书翻过好多遍,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后来,高音喇叭里除了高喊打倒龙书金,还要剥龙皮,抽龙筋,吃龙肉。哦,原来这是个坏人,难怪找不到他的名字。

这就是我家的那个版本,硬皮精装

还有一本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爸爸可能读过,他在湘西那边上过学。这本书比《星火燎原》好看好懂些。讲的是解放军跟土匪斗智斗勇,最后把他们全都给灭了的故事。我记住了主人公叫赵红桥,他妈妈是个北方小脚老太太。这一点很像我身边不少的同学家,爸爸是解放时的南下干部,妈妈是我们当地人。

爸爸给我们买过不少的图书(方言,有图有画的书,即小人书)。根据电影改编的《半夜鸡叫》和《秘密图纸》,印象最深。周扒皮的故事在脑海里生了根,就差找一只大公鸡半夜去逗着打鸣了。对《秘密图纸》,那叫一个百看不厌。太喜欢英俊的男主王心刚。女侦查员石云很威风,但还是觉得那个女特务漂亮。我还会在小伙伴面前模仿假装结巴的特务,在田华审讯时被揭穿:“你火——什么?”“谁,火、火、火了?”

老电影《秘密图纸》里的大帅叔王心刚

一天,我家新添了几十本图书。原来,造反派砸了地区文化馆,说里面的书都是封资修,扔得到处都是。馆里的肖阿姨在混乱中捡了一些,送到了我家。我们看,邻居、同学也看。很快,你借我借,几次转手,就没了踪影。

我看得最久、翻得最多的是《十万个为什么》,七本。后来才知道,这套书共八本。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第八册,更不晓得是什么主题了。

我读的是这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从没见过第八册

先不说看懂《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就是字我也认不全。可家里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呀!有时一目十行,有时一翻十页,似懂非懂,硬着头皮往下看。好多字不认得,好多话搞不懂。问比我多上了两年学的老二吧!学制革命后,她只比我高一个年级,知道的不比我多多少。

这些个“为什么”太多太深奥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读了忘,忘了读,不知读了多少遍。慢慢地,我那小瓶子底上好像积攒起了一点点醋,开始晃荡得厉害,便开始在小伙伴们面前得瑟,跟他们讲那些个为什么。真懂还是假懂,是对还是错,只有鬼晓得。很有可能胡编乱造,误我发小。那也不怕,没人追究。如今发小相见,居然还有人说,“那个时候和和听么子(不管什么)都晓得,懂得真多!”

03

“天文为什么”这一册,教给了我月亮是地球的卫星,让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月亮有时是圆粑粑,有时又成了小镰刀;还知道了什么太阳系,里面一共有九颗大星星。躺在竹铺子上,按照“为什么”里的描述,我在银河两岸找到了牛郎和织女,还有传说中走错了路可以帮着找方向的那个大水瓢——北斗星。

其实,“天文为什么”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告诉了我彗星长成啥样,在亲眼看到后,立马认出来那是大人们嘴里的“扫把星”。

那么难得看到的彗星,怎么就让我这个小孩儿给撞见了呢?说来话长。

当年城镇居民的主副食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一斤猪肉,清油(炒菜油)半斤。家家油不够吃,靠猪板油或肥猪肉炼油来补充。但是,这一人一斤肉,既当菜,又做油,哪够啊。好在郊区有黑市,有时买得到严格管控的物资,比如米、菜油、茶油、棉花等等,还会有猪肉。不要票,有钱就行。农民卖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富裕,而是他们的日子更难,真是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田土里辛苦一年,运气好,能换回口粮;倒霉时,还倒欠生产队的账。他们靠天吃饭,足额上缴公粮生猪,但他们没有政府的配给,更没有现钱。

长沙市肉票,1980年

于是,他们在完成牲猪上缴的任务后,把可以出栏的猪杀了,在黑市上卖,换钱,再去买回生活必需品。黑市是明令禁止的,被抓后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但日子不好过,投机倒把的人多到抓不过来,地点也不固定,和公家管事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加上这些公家人也常常缺东少西,对黑市有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为了我们三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妈妈无数次到远郊黑市,采购城里用票才能买到的紧俏物资。

大约是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又传来了农民杀猪的消息,这次是在十几里路之外一个叫羊舞岭的地方。那天天没亮,妈妈和正好厂休的大姐就起床了。买肉的比卖肉的多,她们必须赶早,不然来回快三十里路就白跑了。

我跟着起床,出门。送她俩到通往山下的台阶边,直到她们消失在夜色中。转身回屋时,我无意看见东南方向的天空有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发光体。“天文为什么”里的画图在我脑子里冒出来,咦,扫把星。

我一点都不激动。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妈妈姐姐千万要买到肉啊!生怕扫把星,不对,书里说应该叫彗星,会让香喷喷的小炒肉和油渣子打水漂。

我印象中只有哈雷彗星,哈雷就是彗星,彗星就是哈雷。大一点后听说,哈雷彗星可不像牛郎织女,晴朗的夜空下随时可见,地球人想见一次哈雷可费劲了。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那个时间点,哈雷绝不可能出现。要是这样,我看见的是什么?是我的幻觉?要是幻觉,我更百思不得其解。为啥我不幻点大鱼大肉大鸡,而去幻一颗不能吃不能喝的彗星呢?

2018年10月2日,“新三届”公众号上发了一篇丁爱笛怀念发小加插友陈小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的是他俩在1970年3月下旬看到了彗星。陈小悦因此在庄子里消失三天,搞清楚了这颗名叫班尼特彗星的前世今生。

班尼特彗星


这篇文章真把我高兴坏了。陈小悦肯定没料到,他在陕北失联三天,居然让一个与他毫无交集的湘娭毑(奶奶),解除了她几十年前心中的一个疑虑。丁爱笛、陈小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颗彗星,有名有姓的班尼特!我踏实了,可以信心满满地说,彗星嘛,咱小时候见过!小时候没吹牛说自己见过慧星,主要是心思不在那儿。见了能怎样?又不能当肉吃。还有一个小心思,那就是有点怕扫把星带来坏运气。长大一些后也不提,是怕说自己见过不可能见的哈雷彗星,会露怯。哎,怪只怪“天文为什么”没告诉我,这天上有不止一颗彗星啊!

04

在家没有闲书可读,在学校连正经课本也少见。伟大领袖说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一革命,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只用了九年半时间。上学的时间缩了,一些课程也砍了。实在废不了的,就像延安著名乡绅李鼎铭所建言的那样,“精兵简政”了。

有一门课是例外,政治。学的还是原著,语录加选集。老师自始至终强调,这么多年毛主席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是老师又说两条路线斗争不断,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正中间的时候少。

名字叫做“历史”的课也上过,最多一个学期。农民起义,建个王朝;然后被一拨农民推翻,再建一个;又被一拨农民推翻,又建一个……后来是刮民党,最后迎来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到永远的日子。

上完后政治和历史课,却傻傻地分不清,这到底是两门课,还是一门课。

虽然没见过地理书,但上过一段时间的地理课。比政治和历史好玩,有点《十万个为什么》的意思了。可刚学到有点含金量的等高线,说是有一股潮流来了,得反。因为这个,半页课本都没见着的地理课,就没了然后。

1974年上高二,参加市第二届红卫兵代表大会(中排右三为作者)


生理课更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课本了。要是有,也可能会归入“黄色”。刚入初中,学校召集全体初一女生到大礼堂听课。这就奇了怪了,既然是上课,男生为什么不去?满堂女生,一头雾水。一个年轻女老师走上了讲台。什么肚子疼,不要怕,不要不好意思,女的都会这样;在学校跟女老师说,在家跟妈妈说。讲的躲躲闪闪,听的迷迷糊糊。此生所受的正规青春期教育就这么云里雾里地结业了。

该上的课没得上,该读的书没地儿找。好在我爸相信开卷有益,只要是书,先不管内容,拿回家再说。

一次,他居然带回了两本植物方面的书,说是从他下放的公社植保站拿的,免费发给农民的科普资料。

一本讲的是树木的育苗、施肥和嫁接。我照葫芦画瓢,在桃树枝上切了个口子,绑上蜡树条,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本的内容是草药生长环境和功效,有插图。我家住在郊区社员家,我拿着草药书,穿行在周边的稻田、水沟、野草间,按图索骥,还真采到了车前草、鱼腥草、白花蛇舌草、半边莲、辣蓼子、夏枯草等等。回家洗洗晒干,用旧报纸包好,藏在了犄角旮旯。过一段时间,药草长霉,飞出小虫子。我妈发现后,全部扔掉,断了我的杏林之路。

05

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接受革命洗礼的时间长达八年半。只在其中两年年里积攒了点干货,即小学发蒙WG前一年和邓大人第三“落”前的执政期间。这两年所学,成了后来我考大学的老本。然后,那个京城小姑娘引发的反复辟回潮运动,把一切变回了革命的样子。不久,我就去修地球了,美其名曰知识青年。

当知青时难得拍照。偶拍一次,书当道具,可见弥足珍贵


待成了77级大学生,我才认识到我们这群文革生中的许多人,包括我,除了认得几个字,跟文盲相差无几。没书读、不读书的后遗症很快就显现出来。

汉语课上,老师讲授语音和韵律,用唐诗当例子。我被惊呆了:原来封资修的“封”中,居然有如此美丽的文字和奇妙的意境。靠订阅《解放军文艺》当文学食粮的我,顿觉云泥之别。马上,赶快,立即去书店,入手了此生第一本《唐诗三百首》。粗略翻阅,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此按下不表。

在京数年,早被驯化:分不清左右可以,找不着北不行。我第一次出国去了南半球。根据太阳升起的方位,我确认我的房间朝南。可是,终日不见阳光喷洒进来。这是什么鬼?我问比我早去的同事,人家不在乎太阳公公的行走路线;我问土澳,人家跟我一样,从没跨越过赤道,压根儿不知北半球是咋回事。

沐浴在阳光下的南半球著名学府,坐南朝北


求人不如求己。我握起两个拳头,一个当太阳,一个当地球。左转,右转,上翻,下翻,就像当年高考时琢磨物理卷子上的那个磁场法则。一套阴阳太极下来,终于整明白了南半球的太阳是怎样地没按常理出牌。彼时彼刻,我有一种要去读地理专业的冲动。
类似的糗事还有很多,不可言传。
有点绕远了。还是回到本篇开头的星星和天空吧。由于残存着对星星的好奇,我在1977年高考时填写的一个志愿就是天文学。我参加了理工科考试,为了增加录取机会,加试了英语。可招生规定说,凡加试外语的考生,无论文理,第一志愿必报外语专业。我英语考得很不怎么样,但仍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毫无悬念地落选了。原来的第一志愿成了第二志愿,中山大学天文系,也把我拒之门外。若干年后,我考到北外读研究生,也算实现了我的高考第一志愿。

此后的大半辈子,我与星星的缘分再也没续上。但一直和书本课堂学生打交道,与语言文字为伍,中文外文都有。尽管工作得心应手,但我会时不时生出一种痛:书到用时方恨少。于我,这不是茶余饭后的故作姿态,而是我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宝贵而短暂的青春年华里,我没能闻到书香,没有书的陪伴,没能在书海里畅游。

我一直在努力,但流逝了的,就永远流逝了。谁也救不了,怎么救也救不回。现在常听人大声疾呼,给孩子们减负吧,救救孩子!可当年,怎么就没人为我们振臂呐喊:让孩子们读书吧,救救他们!

面对如此的饥饱不均却殊途同归,我唯有默默祈祷,这样的日子决不能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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