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陆，1947年生于四川宜宾，1968年到康乐县草滩公社巨那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在康乐县商业局服务公司工作。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1984年任中共临夏州委副秘书长，1988年参加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调研工作，1989年调入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94年调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工作。2007年退休。原题
从兰州十里店到康乐县草滩公社，公路里程大约有150公里。这段路程，表面上看，相隔着一座山一条河。山是七道梁，据说是秦岭山脉西延部分与祁连山脉东延部分的结合部。河是洮河，历史上相传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而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插队落戶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段道路其实分隔开的是两个世界，两个天地。01
上山下乡“光荣榜”
我是1963年6月从兰大附中初中报考师大附中高中的。考场设在兰园小学。我被录取到高一丙班。师大附中学生大多数住校。我们高一年级的男生宿舍在校门口西侧。这是一间能容纳10个上下架子床的土坯大房子，住着20个男生。多余的几个男生，住进隔壁的高一丁班宿舍。这种架子床很窄，常有人睡觉翻身从床上掉下来的事。宿舍后是厕所。学校传达室的一个大钟，高高地挂在宿舍头顶旁边。钟声一响，我们听得最清楚。据说这个钟是用日本人的炸弹壳制作的，应该算是一个文物。进入附中的第一件事，便是“见面考”。考题之难，使全班大部分同学都不及格。晚上9点半熄灯以后，好长时间大家都睡不着，长吁短叹，辗转难眠。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从兰州市的各个中学考来的尖子生，哪里有过考试不及格的遭遇？进校第一堂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只见道路旁边宿舍的土墙上贴着长长的一张大字报，是当年一个落榜的高中生写给学校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首长诗，采用古诗“孔雀东南飞”的形式，表达了对没有考上大学的失望情绪。据说这位蔡姓同学学习很好，落榜的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学校以此为例，教育我们要提高政治觉悟，正确认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考上考不上大学，都要走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学校对来信持批评态度。这首长诗写得情真意切、文彩飞扬，显示出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夫，我暗自钦佩，但不敢明说。师大附中有两个特色：一是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如给我们上过课的数学老师王新亭、董学恕，英语老师袁宝珍，语文老师安维翰等，还有大名鼎鼎的刘永旺、刘鸿勋、陈林、尚崇古、邹春明、庄绍周、刘世玉、叶萌、张新鼎、王震亚、孙景红等，都是顶尖的中学教师。二是有一个优秀的校风校纪，同学之间竞争性很激烈，谁也不甘落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 考上一个好大学。校长康尔珪，笃学重教，事业心很强，在中学校长中名噪一时。我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学生。因为在家里不愿意听父母亲唠叨，才跑到十里店来住宿上学的。到了师大附中不久，就干了两件不听话的事。先说第一件事。学校食堂设在校园东北角，没有桌椅板凳。旁边是空荡荡的大礼堂，可供学生临时就歺，遮风避雨。每个班级配有一个铝制大盆，由值日生统一从厨房打出饭菜，再分到每个同学的饭盒里。大家围蹲在一起，边吃边聊天。这一天由我和另一位同学当值，男同学们都已经吃完了饭，就等着喝菜汤了，女同学却迟迟未到。女同学的馍菜不打走，菜盆就腾不出来去打汤。男同学们不高兴了，敲着空饭盒鼓噪不休。我一气之下，便端着大盆去打汤，这样，便把女生们的馍菜全泡汤里了。这时，有两个女生才来打饭。一看这情况，傻了眼，却又不敢发作，端上自已那一份“汤泡馍”，气鼓鼓地走了。半道上碰到姗姗来迟的女生大队人马，便有模有样地告了状。只见张小冰同学阴沉着脸掉头便回宿舍去了。她这一带头，其他女生也随之而去。罢饭了！下午的体育课也不上了。罢课了！我闯祸了。班主任是裴大文老师，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中共党员，山西人，高鼻瘦脸，慈眉善目。他问明情况，原来是张小冰不知从哪里带了点新奇的化粧品来，利用中午时间给女生们化粧玩，耽误了吃饭时间。张小冰是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女儿。我们班的同学中有一些领导干部或军队干部的子弟；为了贯彻阶级路线，还特别招收了一些工农子弟。裴老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风波便过去了。我愧疚不已，因为那个年代，饥饿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第二件事是有人打小报告，整语文老师安维翰。安老师出身世家，是从省文化系统调来任教的，以前多有文章发表。他讲课的特点，是不拘泥于课本知识，善于临场发挥，跳跃性很大，由此及彼，吸引同学的注意力，启发形象思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天文地理，人情世故，诗词歌赋，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声情並茂，绘声绘色，常有惊人之语，令人开窍，对语文课产生极大的兴趣。短短一年间，我的语文水平大有长进。随着学校阶级教育的逐渐深入，有人将安老师讲课中的支言片语整理出来，说他散布错误思想，腐蚀学生。诸如篡改革命歌曲，传播庸俗文化等等，罗列了几十条“不当”言论。所谓篡改革命歌曲，其实是在讲文字的开口音和闭口音时，安老师举《上甘岭》电影里的主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为例，说“宽”“岸”是开口音，如果改成“波浪粗”“香味足”，就是闭口音。讲开口音时，安老师张开嘴，头向后一仰一仰的；说到闭口音，安老师嘬起嘴，像鸡啄米一样，下巴向前一伸一伸的。同们听得开心，记得牢靠。还有什么“庸俗文化”，说安老师曾在课堂上说：“屁，乃五谷之气。人闻之掩鼻而过，狗闻之摇尾而来。”那是安老师在讲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时，说一个清朝酸秀才咬文嚼字的故事。如此这般，上纲上线。学校团委书记是讲政治课的，有一天专门来班里讲话，组织同学揭发批判，搞得安老师灰头土脸，无法正常上课。对此，我大为不满，便在班级的墙报栏里贴了一张小字报，反对这种做法，还署了自已的名字。这一次可真闯祸了！又一次保护我的裴老师不久就被调到武威去了，说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既然照顾，怎么“照顾”到农村去了？新来的班主任是年轻的赵文兴，甘肃民勤人，师大64届化学系毕业生。因为出身不好，在政治上特别要求进步，后在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组织，任原省委书记汪锋专案组组长。他给我作的高中毕业鉴定如下 : “该生在高二前不重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思想认识差。学校对一位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教师进行批判时，该生曾为其辩护，认为这不是阶级斗争，过火了等等。影响很不好。以后又背上这个错误的包袱，不敢谈思想，一度表现得很消沉。高三以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教育的深入，通过‘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学习，思想情绪较过去开展，愿意进步，特别是学习王杰之后，思想上起了较大变化，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能接受组织的教育，认识家庭问题和以前的错误，态度较好，能参加集体活动，分配给的任务也能想办法完成。靠拢组织，申请入团，下乡劳动干活踏实。学习用功，方法灵活，学习效果好。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缺点是思想认识差，学习毛主席著作感情不深，对国内外大事关心不够，対‘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望今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下定决心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样一个毕业鉴定，字斟句酌，既说了我犯的“错误”，又点到了“家庭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大学无望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一颗红心，准备下乡！所以，当1968年10月学校革委会公布上山下乡“光荣榜”时，我看到其中有我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吃惊。这个上山下乡的“光荣榜”上共列有260多人，其中高中生170多人，占大头。大家心里明白，这些上榜的同学都经历过外调，大都有“家庭问题！”
1968年10月插队落户名单
02
“家庭问题”
我对“家庭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弄不明白。我是1950年底随父母亲和姐姐从北京来到兰州的，以后又陆续增添了两个弟弟，全家六口人，在兰州无亲无故，遵纪守法，何谓“家庭问题”？1968年11月26日，是我们上山下乡出发的日子。前一天，我去兰州大学文科楼北一楼与父亲告别。这里的几个大教室临时摆放着学生用的架子床，供被集中隔离的“牛鬼蛇神”居住，号称“牛棚”。父亲的“罪名”有三个：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美蒋特务（嫌疑）。母亲随后也被隔离在女生楼打扫卫生，罪名是“蒋介石的干女儿”！这些“罪名”听起来挺吓人的，但都是假的，捏造的。父亲刘天怡是兰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生。1950年3月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3月，父亲刘天怡乘船回国
在北京西郊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郭沫若、艾思奇等人都来讲过课。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国内开始进行反美宣传运动。父亲这些有美国留学背景的回国留学生，分配去向变得含糊起来。父亲本意是要去财政部的，因为1947年出国留学前他曾经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任职，又兼任中央银行金融委员会研究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币制改革的文章。现在分配方向改变了，政府机关等要害机关的大门关闭了，父亲只能去学校或研究所一类的事业单位任职。父母亲选择了地处西北边远地区的兰州大学。因为，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人，内心是不愿意再经历战争的。其实，当年父亲出国留学，也有避开内战的意思。“和平建国”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愿望。父亲生于1914年3月。那一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不久前也刚发生了辛亥革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于地处川滇两省交界大山深处的宜宾地区筠连县，这个历史上“茶马互市”的小县城，却依然是“山间铃响马帮来”，商贸繁盛，人丁兴旺。祖父刘绍琨，经营一家小客栈，招呼来往客商，勉强维持生计。父亲五岁丧母，九岁时过继给本家堂伯父刘绍斌（质文）家“压长”，以利于家族男嗣的出生和成长，从此得以读书。养父刘质文是谋大事的人，以前任学校校长，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时，他是川南地区的发起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历任省参议会议员，担任过宜宾地区两个县的县长。刘文辉在宜宾任川军旅长时，两人过从甚密。1937年以后川军出川抗日，1949年四川和平解放，刘质文折冲樽俎，在上层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弃政从商，经营外贸，发了大财，便着意培养家族子弟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方面的人才。父亲聪明好学，是他一手培养起来。考大学时，父亲想报考电机专业，刘质文不允。几经折腾，父亲于1936年考上了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经济系。全面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回重庆。在中央大学，父亲是积极的抗日分子，多次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宣传抗日救亡，其中有一个“励进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校友廖伯康是励进社成员，他是中共学联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在日本人轰炸重庆时，父亲在防空洞里写了一首诗 : “警报声中走避忙，敌人进逼太嚣张。何当仗剑驱倭寇，一江风雨望头塘。”那时候的重庆，是全国抗日的中心。国民政府一边抗战，一边鼓励青年求学，培养建国人才。全国有108所大学，迁到四川的就有48所，其中重庆31所。一时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青年学生都有强烈的救国思想，对救国之路却各有追求，思想和行动都非常活跃，常常争论不休。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也有人加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有个叫孙运仁的同学说要介绍父亲加入共产党。父亲写信告诉养父，养父不同意。养父曾讲过清末昭通官员陈世武让儿子陈宪民参加革命党的故事，以为将来不管谁坐天下，政治上都可以进退自如。这一次却阻止了父亲的革命倾向。战乱期间，国民政府还非常重视培养赴欧美等国家的留学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派遣公费（庚子赔款等）留学生六批近二千人。1948年，刘质文作为四川省的七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家立宪会议，当选为国大代表。母亲白朝莼的父亲白瑜是中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留美经济学博士。1941年父亲毕业留校任助教两年，后随学校教务长吴干离校开办复兴银行，吴干任董事长，父亲任银行秘书。1945年白瑜作主，由吴干出面介绍，选自已的学生作了自已的女婿。外公白瑜，湖南华容县人，1917年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低毛泽东两届，成为校友。两人都对荀子的学说感兴趣，又一起参加了“驱赵（恒锡）”“驱张（敬尧）”的护校运动，来往密切。白瑜通过毛泽东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还一起办过书店，推销进步书刋。白瑜选择信仰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1921年白瑜因家庭原因远走南洋，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主办《南洋评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遭到当局驱逐。1924年白瑜回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工作，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上尉军阶），负责整理蒋介石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1925年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资格，第二年即1926年赴莫斯科留学，任中国留学生自治会监事长。受戴季陶和汪精卫的委托，对当时才16岁的蒋经国多有照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白瑜与蔡和森、向警予重逢。经蔡和森介绍，与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共产党人都有交往，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苏共的党内斗争，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白家有“不做官”的家规家训，所以白瑜终其一生都是在大学任教，以后到台湾，也是大学教授。因为他与蒋家父子的特殊关系，又是资深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成员，所以一直兼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等高层虚职。到了台湾以后，受陈诚之邀，担任生产局局长，主持土地改革，大获成功。以后一直是蒋经国的高级顾问。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母亲却经历过感情波澜。母亲生于1921年，一出生便遭遇其父离家出走。原因是其母连生三胎女儿，为重男轻女的白家老太爷所不容。加之白瑜在新加坡又结识了小他七八岁的女学生任培智（任弼时的堂姐），任家是湖南湘阴望族。所以，1924年白瑜回国后立即与前妻离婚，把三个女儿留在祖父家。1927年白家遭难，老太爷被游街示众而死，老宅被焚，母亲流离失所，无人照料，形同孤儿，常常因为吃不上饭，饿得直哭。一直到八九岁时才被在国防部任职的叔父白璠接到上海，与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父亲见面，跟任培智生的弟弟妹妹住在一起，这才上了小学。1933年白瑜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名额，到欧洲和美国留学，一去三年。任培智带儿女回湘阴老家暂住，母亲也随之而去。抗战爆发后，任培智带着一家儿女辗转来到重庆。1939年母亲报考了从上海迁来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学校设在长江南岸，条件很差，但吃饭不要钱。上课时下雨，学生们打着傘听课，流着眼泪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体专因内讧解散以后，母亲所在的师范科整体转入重庆师范学校，一年后毕业。先是分配在乡下教书，同时业余学习财会知识。结业后经白瑜安排，先在一家出版社协助搞财务工作，后到宋美玲主持的“中国抗日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工作。宋美玲很喜欢这个长相清秀、性情温婉的小姑娘，当然她也清楚白瑜的身份。每次见面，总要关切地说几句话。母亲从小缺乏母爱，宋美玲这样对待自已，使她感受到一种“母亲的温暖”。当然，这话是私下说的。
在这期间，母亲结识了一位姓黄的飞行员，江西人，长得高大挺拔，仪表堂堂。不久却惨遭不幸，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这件事对母亲打击很大，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白瑜对自已前妻生的三个女儿的婚事十分关心。大女儿嫁给一家银行董事王厚德，湖南人，政大毕业的，白瑜很满意。二女儿不听话，自作主张嫁给了后任台湾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陈仪的秘书刘常周，也是湖南老乡，长相十分英俊，像是电影明星。白瑜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对于三女儿的婚事，白瑜十分上心。现在终于有了归宿，白瑜放心了。不久后，白瑜和吴干便介绍准女婿参加了蒋经国主持的“青干校”研究班，学习一年。1945年5月1日毕业时，班上搞了一次集体婚礼，共十对新人，其中包括父亲母亲在内，蒋经国应邀做了证婚人。解放前的这些情况，父母亲都有汇报材料，写得一清二楚，装在个人档案里，连同有蒋经国签名的结婚证。这是那个年代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如实向党“交心”所做的事。父亲的第一份“交心”材料，是在华北革命大学完成的。洋洋万言，誊写工整，写得像论文一样。其中重点写明解放前的行迹，每一年每一项都须列有证明人。对此，组织上大概都会有结论。但结论是什么？本人不知道。1964年9月18日，甘肃师大人事处向兰州大学发出外调函，要求说明我的家庭情况。这是每个高中生的档案里都必须有的证明材料。该函编号为“甘师附教字00292号”，手刻油印，格式统一。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该同志之父刘天怡的家庭成分和个人出身是什么？解放前任何种职业？任何职？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会道门组织？任何职？是否结论？定性如何？是否被我政府镇压、判刑或劳改？2，刘天怡在解放后做过什么工作？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是否现刑（行）反革命份（分、下同）子、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贪污盗窃份子、偷（投）机倒把份子？现在表现如何？是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3，刘天怡的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如何？”这个外调函中父亲姓名一栏原本是空白，是临时填写上去的。估计其他同学的外调函除了编号姓名不同以外，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03
还是家庭问题
1950年年底的隆冬季节，我们一家人乘火车离开北京。火车经过郑州黄河铁桥时，乘客们都兴奋地在车窗边看黄河。父母亲都是南方人，没有见过黄河，抱着我探头往桥下看。只见黄河翻起波浪，卷着白色的浮冰，滚滚而下。我们是乘汽车到达兰州的。车窗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黄土。从兰州大学萃英门的城墙上向北望，可以看见光秃秃的白塔山，山上没有一棵树。山顶上的白塔，是汉藏风格的结合体，据说是一个藏传佛教萨加派活佛的舍利塔。城墙下不远处即是黄河，南北架起一座钢结构的大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说是1907年由德国人和美国人设计建造的，1909年完工。同年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诞生，成了兰州现代化的两个标志。兰州萃英门是清王朝开设的最后一个贡院（兰州大学旧校址）。我家住在“老甘院”，这里原来是贡院的号房，据说一次可容纳上千名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房间不大，排列整齐。父亲在这里拥有了一间自己专用的小书房。父亲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研究和评价凯恩斯学说的第一代学者。当时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系统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屈指可数。
全家照。1956年摄于萃英门老甘院
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全方位学习苏联经验。学校教育也不例外。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就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兰州大学成为全国保留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升级为部属重点大学。大学推行苏联教材，学习俄语，这使父亲在学术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尴尬境地。当务之急是补课，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课，补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之课。这个补课的学习过程，父亲是在书本学习和现实政治运动中完成的。1951年10月21日，父亲与兰大经济系81名师生一起，在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到青海省海东地区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工作。他不知道，自已的岳父白瑜也正在台湾组织开展“农地改革”。台湾的做法是，用日本企业留下来的股票，“赎买”地主土地，把地主变成工商业者；同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佃农用10年地租，获得地主的土地，成为自耕农。参加土改是父亲经历的第一场阶级斗争，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四川老家的养父刘质文，也成为土改的对象。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曾经接到过刘质文的一封来信，说是亲家白瑜已经携家离开大陆去台湾，临行前白瑜来信建议刘质文也离开四川，若不愿去台湾，可暂避香港，以观局势变化。刘质文拿不定主意，认为自己对和平解放四川有功，与共产党无甚过节，不大愿意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因而询问父亲的见解。父亲连发三封回信，力劝养父不要做“白俄”。白俄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落到中国的俄罗斯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他们的境遇大多十分悲惨。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军援，並撤回了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报纸與论也对蒋政权的腐败无能大加抨击。父亲认为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力劝养父留在大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父亲自已也放弃学业，成为第一批归国留学生。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先后有梁思成、陆星垣、唐敖庆、葛庭燧、陈春庭、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留美学生回国。据后来统计，到1957年，北美归国留学生约有1800人之多。1948年摄于宜宾。奶奶怀抱者为作者，身后是妈妈抱着姐姐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质文却在土改中被当作恶霸地主“镇压”了。1952年6月中央政府紧急下文通知各地上收审批权力，不得乱捕乱杀开明士绅，但为时已晚。刘文辉曾在北京一次会议期间对刘少奇说起此事。刘少奇也无可奈何。父亲在土改中受到教育，得到好评，却因其养父被镇压，对他以后积极靠拢党组织、在政治上争取进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学术上，父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57年国内权威的经济学刋物《经济研究》第六期，头条刋登了父亲的文章: “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奠定了父亲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其学术观点受到苏联东欧及欧美国家学术界多方引用。兰州大学这个边远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一时传播开来，知名度大增。但是，在反右斗争中，兰大经济系里个别人想把父亲划成右派，组织人批判父亲的文章，甚至写信质问北京的《经济研究》编辑部：“为什么要刊登右派分子的文章？”其实，父亲在“大鸣大放”中並没什么出格的言论，只是对系里个别人搞宗派活动提出了批评而已。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父亲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一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最终没有被划成右派。但经济系有人却说: “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戴上！”1964年11月和1965年3月，兰州大学经济系党总支给师大附中外调函的两次回复，除了重复父母亲在向党交心时陈述过的家庭历史情况外，要点有二：一是“政治历史未作结论”；二是个人政治表现为“中右”。历史问题不清楚，现实表现落后，父母亲並不知道经济系组织上作出的这个不是结论的“结论”，却确定了我和弟弟们上山下乡去向农村讨饭吃的充足条件。04
风雨白石山
康乐白石山，又称太子山，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天然屏障。从1968年11月到1971年11月，我在白石山下的草滩公社巨那大队生活了三年。先后在下阳洼、麻那沟、车长沟三个生产队劳动。这里的地名，许多带有藏音，表明历史上曾经的归属。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点激情，有的同学因为家庭问题在学校和社会上受压制，心情郁闷，刚到农村时还有点新鲜感，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有人发现农民还有自留地，在自留地干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破坏集体经济，便在大队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召开的会议上，也有人情绪激昂地用城里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地富农反坏右分子。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我们连夜在村庄里游行，高呼革命口号，弄得鸡飞狗叫，四邻不安。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便被农村普遍的贫困状态震惊了。农民使用的农具，跟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读的一样。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当年的年终决算，一个工作日值只有9分钱。我们很快陷入迷茫当中。我在巨那大队第一生产队（后分为下阳洼和台儿湾两个队）待了4个月。除了碾场和往地里背粪，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到藏区购买旧木料，准备给知青点建房。每个知青都带有260元的补助款，这在当地农民眼里是一笔巨款。而且，下乡第一年有供应粮吃，农民也很羡慕。我是跟随生产队的白正德队长一起去藏区的。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正在白石山的背后，属于甘南藏区的卓尼县。我们乘坐进林区拉木料的大卡车，经过冶力关进入藏区。隆冬季节，满山是苍松翠柏，风光无限，宛如仙境。进入雪原后，我们在一个一个村庄间跋涉，才知道行路之难。白正德是个40多岁的回族汉子，宽脸大眼，脖子很粗，脸颊上带有一种不正常的红晕，似乎有病。但他在雪地上健步如飞，把我拉得很远，他不得不常要停下来等我。茫茫白雪刺痛我的双眼，怎么走也跟不上他。他是贫农出身，住在草房里，家徒四壁。他不想再当队长了，因为影响他外出挣钱养家糊口。生产队里能当干部的贫下中农都轮遍了，谁都不想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我一路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一路哀声叹气。藏区对木料贩运管理很严，最终我们空手而返。这一行使我对藏区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一些了解。那里也搞了人民公社。1969年4月，我主动要求调整到山梁上的第三生产队即麻那沟生产队。这里条件更艰苦，吃水困难，住户大都是解放前后从各地流落来的贫困农民。生产队队长缐正彔，50来岁，下中农成分。身材瘦小，躬腰塌背，高鼻深目，留一撮小山羊胡子。这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什么时节干什么活儿，他都清楚。“三年学成个生意人，十年学不成个庄稼人”，这句话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学会干农活，学会看天气，大都是他教的。他大概有胃病，常常在地里痛得缩成一团，但他带头干活，从不偷懒。有了病，一般都是死扛。缐队长胆子小，遵章守法，凡是公社大队的指示，做起来一点不走样、不落后。但也在新粮上场时偷偷给社员们私分一点应急的口粮。这个队的工值是2角6分。我一年挣了330个工，年终分得400多斤粮食，包括小麦、青稞、蚕豆。土豆是四斤顶一斤粮食。还分得22元现金。1970年回兰州过春节，全花掉了。父母亲春节都没有回家，父亲在景㤗一条山农场劳动，母亲在天水下乡。父母亲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终于有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但总算令人松了一口气。为了逼迫父亲承认自已是“美蒋特务”，父亲被掰断了一根手指。五十年初归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被怀疑是美蒋特务。1970年的年末，我被调整到第五生产队即车长沟生产队去当会计。因此我得以深入了解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务制度。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 农民种自已的地，为什么要交“公粮”？我带来的书箱里，有一本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页已经被父亲翻旧了。我在煤油灯下读书，没有找到答案。这个生产队离白石山最近，有部分旱地和草场就直接通到白石山脚下。有一条山间小道，可以翻越白石山，走到山后的藏区去。那边就是我前两年去寻购旧木料的地方。山间小道很难走，很危险，常见藏民赶着牦牛，偷运木料过来，这边有人接应。车长沟生产队队长闵福才，是一个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农村基层干部。他非常精明，敢于顶着公社“以粮为纲”的指令不听，搞多种经营，种药材，烧砖瓦窰。年终决算，一个工值5角1分钱。闵福才用集体积累的四千多元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我按照使用说明书，很快学会驾驶，还带了一个徒弟。我开着手扶拖拉机多次给公社干部家里送粮食，都是打了“借条”的。手扶拖拉机奔驰在山村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它发出的轰鸣声传递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信息。父亲很少有信来，来信多的是母亲。他们的来信，总是满满的期望和谆谆的教诲，要求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新时代的好农民。顺便寄一点零花钱来。没有这些钱，日子没法过。农村这几年，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自已不能养活自已！我们所有的知识青年，从下乡的第一天起，不管曾经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内心深处都是盼望尽快离开农村的。我曾经被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参加了州县两级的表彰大会。曾经给县上领导建议，把这一批二百多人的知识青年，撒到各个山沟里的小学去当老师，岂不两全其美？但没有下文。只有不多的一些同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为乡村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康乐县有个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是王克山，陕北人。干事马俊贤是临夏回族干部。这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知青工作，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后期的招工工作，他们克服困难，为知青们的顺利招工，离开农村，解决了许多难题。从大的方面讲，知青招工回城，重新吃上商品粮，是沾了国家三线建设的光。许多东部省区的工厂因为战备的需要内迁到甘肃的大山深处，需要招收大量新职工。知青们因为家庭问题，能不能被招工，全由县知青办公室说了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出面做工作，尽量解决知青困难。县革委会副主任禹贵民在知青心里有很高的地位。他是陝西人，学畜牧专业，工作能力强，思路清晰，口才好，特别关心知青的去留问题，以后担任了省级领导职务。州县两级政府先下手为强，首先想方设法弄到招工指标，选调了50多个有文艺体育特长的知青分配到下属工业、商业、供销社、粮食及教育部门工作。随后靖远煤矿、阿干镇煤矿、天水绒线厂，兰州棉纺厂陆续前来招工。还有兰州各大专院校后勤部门也来招收了一批知青。其中天水绒线厂招工人员嫌知青们家庭问题多，怕担责任，回厂去请示。在县知青办的坚持下，不得不二次返回县城，招走了10多个知青。到最后，全县四个公社的知青除去个人投亲靠友离开本地的以外，还剩下30多人，都是家庭问题严重的，这些剩男剩女全部被洮河林业局扫尾招走了。洮河林业局就设在白石山后的治力关。我差点去了那里工作。招工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家庭出身，其次是身体健康状况。师大附中的学生大多眼睛近视，还有血压不正常的、精神抑郁的，出现诸多问题，一时难以弄清。县医院的大夫护士们从中帮了不少忙。当然，最关心知青招工的，还是父母亲。他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说了多少话，跑了多少路，难以赘述。正是由于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地方单位工作的家长们的共同努力，最后才使国家结束了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我的父母亲对于我的工作问题，一点也帮不上忙。我被县上领导看中招工，纯属偶然。十月份阿干镇煤矿来招挖煤工人，我因政审不合格而落选，不知道档案里装着什么吓人的东西。年底闲来无事，我到县城打听招工消息。碰到在县印刷厂工作的王原同学，他知道我能打篮球，便把我介绍给临时拼凑起来的县篮球队领队。原来，这时正逢临洮县革委会领导来康乐县慰问，带领一支宣传队和一支篮球队，白天打篮球，晚上演节目。临洮是经济文化大县，实力远超康乐县。县领导十分重视这次活动，正为组织篮球队而焦虑。其实他们心里都琢磨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赢不了临洮队，只是希望不要输得太难看。那一天下午，康乐县中学篮球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观众。两个县的领导坐在场边观看。我担任中锋，左右前锋都是才到县上工作不久的知识青年。我们打法灵活，配合默契。那天不知怎么的，我如有神助，一开场一个远投命中，观众欢呼起来，掌声雷动。场上场下康乐人的信心大增，临洮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阵脚大乱，比分反被我们领先。慌乱中临洮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崴了脚下场，实力大减。我们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最终竟然赢得比赛。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当即决定把我留在县上工作。招工指标从第二年名额中解决。我选择到县照相舘工作。这里可以学到一门技术。对于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人来说，今后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父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来信鼓励我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再见了，草滩公社，我插队落户的经历结束了！再见，巨那大队的乡亲们，我忘不了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再见，白石山，我心中的山。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出身的烙印
金科：“海外关系”断送从军梦
蒋蓉：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
金科：俩舅舅在台湾，
弟弟灰头土脸被退兵了
陈小春：母亲是大右派的女儿，
被各种运动搞得胆战心惊
唐翼明，在台湾传播传统文化十八年
李培永: 县领导公子,
高考政审也“不宜录取”？
刘晓庆: 若是政审,
她当不了民兵参不了军
王士元：政审不合格，
毕业实习只能闭门抄资料
沈小杭：“八分头”举报信
害我政审“不宜录取”
郭凝：每次政审填表，
总是承受着精神折磨
姚一丁：大学在招手，
我在惊恐政审“紧箍咒”
葛剑雄：从“学生政审”看政治运动
郑会欣：人大政审放“鸽子”，
高分考生险落榜
刘惠平：我被莫须有的政审
材料断送大学前程
张晓岚：那一年我差点没过政审关
王小玲：提起写简历填成分，
我们都十分紧张
高峰：喝隔夜茶的人
陈新民：“苦人儿”张东泉
罗维开: ''下放人家'',
最尴尬是子女婚姻大事
张讴：遣返回乡七年，
14岁分宅基地盖新房
李光平：从地富子女到地厅级干部
王祥龙：右派父亲去世后，
母亲走过坎坷多难的人生
王祥龙：右派父亲走后，
我随了继父的姓
付晓峰：遣返山村后，
三姐嫁了目不识丁的庄稼汉
方芳：遣返老家密云，
却被遣送东北密山
朱今天：我爸是个资本家，
遣返老家送了命
冷文瑞：我家遭遇的文革遣返
王宗禹：我家的两次被遣返
田平疆：父亲是傅作义旧部，
我随父母被"遣返"原籍
陈原：祖母，你因何受难
蒋子龙：王爷溥佐下放的故事
赵雪：父亲被下放农村，
我“居家插队”
周裕兴：从无锡到盐城，
我随父母下放九年整
何蜀：母亲当过“下放干部”，
饿着肚皮劳动锻炼
陈敏：那十年，我被"下放"了两次
汤晓炜：我16岁下放农场，
度过8年农村生活
魏伟：下放八年，
三兄妹先后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