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王菊九：运动中写大字报与父亲划清界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知青生活和

我的父母亲

作者：王菊九

1944年父亲参加八路军

01

我父亲王道平是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人，192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4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同时加入共产党。曾在西北党校学习，在部队里一直搞后勤供给工作。

1949年父亲随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参加解放兰州战役。解放后先在省委供给科工作、后任兰州市税务局二分局局长、兰州市城关区财贸部部长。1954年当选兰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5年曾去北京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习。1960年调红古区任区长。1962年在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习过。

在红古区任区长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领班子领导们深入调查研究，想尽办法安排好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同群众一起同甘共苦。

1961年父亲开始主持恢复停建的谷丰渠水利工程，发动群众，坚持兴修水利，1964年建成，为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以后他和其他领导一起搞多种经营、发展养殖业等。他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扎实、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严于律己，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文革中父亲被当走资派批斗。又被四个面向到庆阳华池县改造。文革后期被押回红古区逐个公社、大队批斗，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下煤矿在井下挖煤时被掉下来的煤块砸伤了脚，粉碎性骨折，不让住院治疗，也不让家属照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文革后父亲落实政策任红古区氮肥厂厂长。后来调任兰州市委贫协主席，又任兰州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直至离休，荣获过国家颁发的抗战英雄纪念章等荣誉。至今100岁的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最爱看的电视都是播放战争年代故事的电视剧，如《保卫延安》《大决战》等。

2023年5月13日摄于家中

父亲获抗战英雄纪念章

86岁的母亲

母亲荆惠珍在兰州刚解放时政府工作人员缺少，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革命。在兰州市税务局、兰州市皮革厂、红古区财务处、兰州市财政局工作。1989年在会计岗位工作满三十年时，荣获财政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人员荣誉证书，以资表彰。已于2017年病逝，享年87岁。

02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家境贫寒。外公荆文轩山西人，1954年病逝。外婆王敬一个人靠外公留下的几间房屋出租费维持生活，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我也是外婆抚养长大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外婆带我去要房租，多次被堵门外又饿又累，无果而归。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糕点店，我看到柜台里摆的各种糕点，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就进去隔着玻璃舔里面的点心，至今想起来都很丢人。

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心地善良的好人，待人接物非常好，总是关心别人，热心帮助邻居，经常讲“二十四孝”故事，从小教育我们做孝顺的好孩子。不幸的是1961年她唯一的儿子，我的舅舅，初中毕业，在黄河里游泳溺水身亡，强忍悲痛处理完后事，父母亲就把我们接到红古区一起生活。

文革中造反派抄家，从外婆衣箱中搜出一张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外公的委任状，委任我外公为兰州法院的书记员，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这是因为我外公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但这个委任状可惹下了大麻烦，父母亲因此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批斗，更可怜我那大字不识裹着小脚的外婆被居委会的人狠狠批斗，每天罚她打扫公厕。

那个公厕是全家属院几百人共用建在高台上的旱厕，又臭又脏，一个小脚老太太每天要爬上爬下用心打扫，还在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挨斗，苦不堪言。遭了那么大的罪她从不怨恨任何人。后来因摔倒股骨骨折瘫痪在床近十年，1993年病逝。

老人病危时要求死后火化，虽然已给她买好了土葬的棺木和墓地，可她坚决要响应国家号召，说：那些国家领导人都火葬了，我一个老太婆怕啥，不给国家添麻烦。当时她是在华林山殡仪馆第一个被火化的九十高龄的老人。

文革中的我和同学们

03

1963年我考上师大附中，13岁就在附中住校，离家很远。每学期寒暑假才能坐火车回家。

文革中看到父亲被当走资派批斗，自己当时年幼不懂事，还写大字报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之后就回到了学校，参加了红三司。串联时我三次去北京想见毛主席，当时我和大家一样无限热爱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顾天寒地冻，每天是往返于各大学抄大字报，没进过一个商店，没去过一个公园，还每天手捧红宝书对着毛主席像斗私批修，深挖自己的私心杂念……

回到学校后和几位同学积极参加文革，上街贴大字报，但我没有批斗过老师。我是走资派子女，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学校要求全校都要搞阶级斗争，我是班干部成员，和大家一起对班上一位同学的名字问题好像批斗过，针对这位同学姓名中的“蒋”和“美”字，硬是批判她是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给这位同学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致使她很久不和同学们来往，这使我内疚了好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可悲啊！

当时那些根红苗正的红卫兵们，对我们这些有家庭问题的子女是边缘化的，他们组织的红卫兵根本不要我们。记得串联时几位所谓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北京想见毛主席，刚下火车就被班上的红卫兵没收了学生证，使他们无法串联，同学中形成了隔阂。

前些年同学聚会时，当时的红卫兵同学多次诚恳地向这几位同学赔礼道歉，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欢聚一堂。

04

1968年，我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子女，被发配去康乐县插队。

走的那天，我们的亲友们在学校大操场上和我们挥泪告别，操场上哭声一片，难舍难分。而我却不和大老远从红古赶来送我的母亲和妹妹道别，任她们泪流满面不理她们，还天真地认为我们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听毛主席的话，去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闹革命去了。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非常对不起她们。

临走前带队干部给我们做工作，说康乐县是一个鸟语花香、冬暖夏凉非常好的地方，可当我们坐上敞篷大卡车，冒着大风雪，一路艰辛到了康乐后，心都凉了，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完全不是他美化的那样。

分到队上已是深夜，屋外黑压压的挤满了看我们的老乡，他们从没见过城里娃，看到我们很稀奇。安顿好住宿后，我们第一次睡在队部的热炕上，第二天一起来就奔向屋外，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看到的是一座座被白皑皑的大雪复盖的大山，一眼望不到边，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高声吟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

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艰难的插队生活。在贫下中农手把手的帮助下，我们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提高了做饭烧炕等自理生活的能力。时值寒冬，我们每天半夜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去背粪。我们所在的河湾小队都住在山下，农田都在山上，要背上装满粪的背斗从山下沿着崎岖泥泞的小路往山上背，平时我们空手爬山都很吃力，更何况是背上满满的一背斗粪啊！那时哪顾得上粪臭路陡，有时还要手扶地才能爬，背一弯头一低，背斗里的粪就倒出来沿着脖子钻进衣服里，真是苦不堪言啊。

后来时间长了，队上有几位好心的大妈对我们非常好，总是怜爱关照我们，每次往背斗里装粪时故意少装点不装满，背起来就轻松多了。我和妇女们关系很好，打成了一片，我们常在一起干活、一起拉家常，她们给我讲了好多贴心话。

最疼爱我的人是陈福阿妈和牛娃山上贫协主席的老伴等，她们常常拉着我的手摸来摸去，疼爱的问我有没有婆家，还叮嘱我要小心爱护自己，不要被不怀好意的男人欺负。

我们也从刚来时什么都不会到后来学会了所有农活，每年和队上的强劳动力挣一样多的工分，自己完全能养活自己。生活上也习惯了和牛羊同喝漂着了羊粪蛋等杂物的涝坝水。后来队上要给我们盖新房，队长派几个男社员带着男生们进山砍盖房用的木材，特别艰辛。

记得有一次我们女生也非要跟他们一起去，砍好的树枝都很长，往回运可难极了，要顺着崎岖的山路往下滑，背上捆的树枝推着我们下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树枝滚下山去。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后怕，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害怕的。

队上的老乡们都非常朴实，待我们很好，每次我们过年回家都给我们送一些土特产，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给我送了大豆、胡麻油、鸡蛋、鸡。我带上回红古区家里过年，路过兰州，我大姨让我把小表弟也带上。

大年三十我们坐火车不小心下错了站，离家还有一站路。正当初夕晚上，天黑风大路远，我脖子上挂着各种土特产背上背着小孩，沿着公路边走边哭。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正当我绝望无助地往前走时，迎面驶过来一辆邮政车。

我不顾一切地拦车，车停下是一位年轻的女司机，当她问我去哪儿后，说不顺路就又开走了。开了不远她看到我实在太可怜了，又掉头开过来把我们送回家了。

到家后我说了我们的遭遇，全家人都非常感动，说要好好感谢那位女司机。事后我父亲真的就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安排了正式工作，还从农场调到区上了，后来专门到她家答谢了她。

05

1971年，我有幸招到康乐县印刷厂工作，我们六个知青是第一批工人，和临夏来的两位师傅一起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历经艰辛创建了康乐县第一个印刷厂。我们都很努力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干的是操作圆盘机的印刷工，经常加班加点赶任务，有几次都累得晕倒了，由于工作出色，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还参加了临夏州的劳模大会，被选为共青团康乐县常委。

1973年通过推荐和考试，我成为甘肃农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先后在农机系、教务处、校长办公室、离退休工作处工作至2005年退休。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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