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 要深化中医药文化的哲学研究——在第四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主旨论坛上的演讲
要深化中医药文化的哲学研究
——在第四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主旨论坛上的演讲[①]
王立胜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党委书记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在金秋送爽的美好时节，我们共聚一堂，迎来了第四届中医药文化大会的开幕，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会议，也是在党和政府关怀和支持下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医学领域的盛会。高朋满座，人才济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将共话中医药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其现代价值，切磋其实践经验，探寻其发展路径，必将形成丰硕成果。我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医药文化及其传承发展的时代背景？如何深化和细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考？如何增强和巩固中医药在现代医疗服务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些问题十分迫切而重要。以下，我就上述问题与同志们谈几点认识与感想，与大家交流。
一、深刻认识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当今时代，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密切，在环境治理、贸易合作、技术共享等方面更加一体化，人类社会正在并已经形成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其产生有其必然性。马克思在二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首先在经济领域生成，这是由资本、技术和金融的发展逻辑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又以极大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们共享世界文明成果，也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逻辑带来的贫困、战争和文化传统的濒危。因此，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我们主张“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各个民族在悠久历史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有其适应本民族特点的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价值。我们主张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下，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繁荣共存的理想局面。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它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对这样一种积淀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他强调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战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种妄想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强加到别人身上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民族文化是通往人类精神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在现实世界交往时的“民族身份证”。
高度的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认识和整理的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有很多人对中医学的认识还不够完善和深刻，多停留在印象和感觉层面，缺少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多认为中医太过模糊，不精确，没有定量分析，因此不科学，进而产生不自信。其实，模糊并不代表不科学，现代系统论和模糊数学的研究成果证实，复杂系统常常是模糊系统，创造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模糊思维，具有灵活、简洁和高效的特点。人工智能主要就是开发电子计算机的模糊计算功能，在现代社会其他模糊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当出现一种被科学家普遍接受的范式时才形成了一门科学，范式是某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所依据的共同理论框架或规则，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以此而论，中医至少是前现代的科学。应当看到，现代科学也并不能穷尽对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一切认识，而人类的认识对象本质上是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动态系统，具有系统属性。自然界中没有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于人体而言更是如此，中医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有生理和心理、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相统筹的整体系统，它既是形、气、神三方面紧密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又是由五脏六腑构成的统一体，它侧重于探索五脏六腑之间的功能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和关联的机制。这是中医的科学性的一面。
纵观中外科技史，古代的巴比伦、印度、埃及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医学。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很多国家的传统医学都淹没消失了，唯有中医学应对各种挑战，在世界医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是一门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可与西医学并列的科学。这与中医学自身的理论优势和思维方式分不开，从哲学角度考察中医学理论，可以较为清楚地发现它与现代科学提出的诸多理论都有很深的关联，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黑箱论和环境科学等。最新发展趋势表明，西方科学由静态的微观分析转向了动态的宏观综合，由近代的机械论转向了现代的有机论，而中医学的认知方式一开始就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在较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相契合，彰显了其中的东方智慧。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这一点在中医学说中有鲜明的体现。李约瑟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③]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倍加珍惜，倾心培育，发扬光大。
二、不断深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哲学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基础理论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整体，哲学是研究世界的一般规律，而医学是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这一特殊领域的规律。医学的思想理论及方法论是哲学研究在人体领域的反映，中国哲学是指导中医的基本理论，中医学包含和体现了哲学，二者分属两个体系，又共同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同一种文化传统。
中医学以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论为基本理论框架，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一）元气论。气是世界的本原，万物统一于气。元气不仅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而且是万物生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世界上一切现象的本体。唐代医家王冰曾说气“自生自长，自化自成，自盈自虚，自复自变”[④]。气聚而成物，物散而为气。气之厚薄、清浊、阴阳、缓急是形成万物多样性的原因，而气之聚散、屈伸、进退、消长是万物新陈代谢和生生不息的根源。（二）阴阳论。气分阴阳。阴阳观是中国先哲基于大量现象而观察总结出来的一种哲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观。阴阳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同时又相互依存，互为其根，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的老稚、多寡与其所处外界环境的唯一性标识了事物自身的独特个性。中医用阴阳解释生理、病理、病因和病势。（三）五行论。五行是中国先哲归纳出来的最基本、最直接、最必须的物质生存条件。《尚书大传》说：“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五行说是一种揭示世界基本物质结构模式的理论，每一行皆有生我者、克我者、我生者和我克者，构成了密切关联的稳定结构和存在状态，反映了所影响和被影响事物的关系。五行的生克是有条件的，与四时四方的时空方位密切相关。中医就是以五行论来把握人体脏腑的基本结构。元气论、阴阳论、五行论，这三种理论原自独立，后来逐渐融合为一个更具有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理论体系。
由上述揭示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推演出中医学诊治的一些个性特征。（一）整体系统性。中医把人体视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和控制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界也视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在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之下去具体分析人体这个小系统。通过整体来考察部分，由部分可以测知整体。古人认为，人与自然同源、同理、同质，其结构和变化都是相互对应、相互感应的。王夫之深刻阐释了天人的分合、同异关系：“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异，故必相须以成而有合。”[⑤]天人之间、五脏六腑之间都是一气相通的。《素问·生气通天论》就曾说“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二）动态平衡性。中医把阴阳视为“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变化之父母”。阴阳总是处在盛衰、消长的变化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影响，保持着动态平衡，这种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病症。《素问》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特别重视通过气的升降浮沉，阴阳的胜复补泄，五行的生克承制等方式来达到平衡。（三）功能主导性。中医的“气”虽然也具有物质性，但主要是功能性的。阴阳主要作为事物的属性出现，具有不同的相互配合的功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五行亦从功能着眼，《尚书》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中医在认识人体生理和药性药理时，注重的是物质的属性、功能及物质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四）取象重悟性。阴阳五行就是对现象和意象的概括总结，采用的是取象的方法。《周易》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圣人则之”。圣人“设卦观象”，“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物象”是圣人创作周易的起点，“卦象”之建立是为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意象”则是对事物本质、关系和状态的认识和把握。《周易》的这种认识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学者把它概括为象思维。取象不是简单地类比，而是透过表象用直觉的方式去取把握本质，它以对事物间复杂因果关系的长期地反复地考察和分析为前提条件。可以说，阴阳五行就是一个典型的意象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人体组织的生理、病理病因以及药性药理。意象模式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相对性、指示性等特征。这样，中医对病症的分析主要在于医者对病象的意会和领悟。《灵枢》谈及用针时强调“以意和之”；《素问》强调要“藏之心意，合于心精”，又说神医能够“慧然独悟”，达到“俱视独见”和“昭然独明”的境地。上述几方面反映了中医深层的、稳定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实践的源头活水。
三、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医学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医学发展历经磨难。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中国遭受了文化上的侵袭和破坏。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争中和东西方文化发生冲突时，包括传统医学在内的文化遭到否定、非议和排挤。1873年，日本取缔汉医。1914年，北洋政府把中医学从教育系统中排除。1929年，民国政府通过了“废止旧医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被视为“四旧”，成了清除的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⑥]，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突出优势，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对此，我们要十分珍惜、高度重视、认真行动，探索中医学发展的现实道路。
（一）要有深刻的“理论自觉”。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良好的临床效果。但中医能否现代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现代化，不仅取决于中医医学实践的有效性，而且更取决于中医理论的综合创新。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⑦]因此，理论建设更具长远性，处于基础性地位。为此，要结合时代理论和科学发展前沿，不断追问和反思“什么是中医学理论”“中医学理论从何而来”“中医学理论向何处去”等问题。当然，我们还要反思何为现代化、为何要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化或科学化，而是就其在现代社会发挥生命力、融入现代生活而言的。就此而言，加强哲学的指导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哲学是人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生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同时，作为研究人类伦理关系、思维规律和感性审美能力的科学，哲学追求真善美，视野遍及古今中外，是中医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的必要的思想实验场和理论武器。
“理论自觉”意味着要讲清楚中医学的来龙去脉、思想内涵、思维特征、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向，实现理论自明。比如说，在方法论上，中国以整体生成论为主导，近代西方以分析还原论为主导。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功能主导性是中医的一个重要特点，区别于西方科学的结构主导性。西方强调以有形的物质结构为研究对象，只有把握了结构才能理解其功能，功能的考察基于结构的推演。而现代科学认为，有机体的功能活动是以超越物质结构的系统的方式产生和存在的，这对把握有机体的实质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⑧]在我看来，中医这种功能主导性与晚近提出的黑箱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一个有机体系统内部结构不清楚时，可从该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间的联系来研究系统的功能。中医的四诊法就是分析和处理来自身体传递出的信息，通过治疗对其症候加以控制和处理，再分析其功能变化，对人体内部变化规律进行推理分析和经验总结，通过把握信息来进行整体功能优化。目前，这种理论在人工智能、科学实验和心理治疗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理论自觉”同时也意味着自觉把中医学理论放置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认它所应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探寻它展现自身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途径，判断它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势。这就意味着需要强化中医学的主体意识，百年来的中医学理论多处在被质疑、被审视和被验证的生存环境中，处在广泛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实践中，学科的边界意识和主体意识淡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要始终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自信而有原则地吸收他人之长。“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就是“去主体性”，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巩固和强化中医学科的主体性是与其他学科平等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与此同时也要摒弃心胸狭隘的排外主义和妄自尊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要同情理解其他医学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多元共存。
（二）要有实践上的“协同机制”。中医学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涉及很多方面，如教育、科研、医疗改革、法治、文化、经济等领域。2018年出版的《战略的中医药：国情分析和国策建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十年来的调研成果，其中对管理体制改革、立法与监管、教育与科研、生存模式等诸多问题都有相关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人最近发表了《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振兴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思考》一文[⑨]，就中医药发展提出诸多建议，包括“通过法定程序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由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国有大型中医药集团并鼓励社会资本创办民营中医药企业”“成立国家中药材专卖局”等。应当看到，中医药发展需要制度、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参与配合。扎实推进中医理论的综合创新，切实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和效果，虽然是问题的重点与关键，但其制度上的支持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协同配合和长期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让我们意存高远，同心同德，携手并进，不辱使命，共同谱写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预祝大会取得成功！
[①]该文为王立胜研究员2020年9月19日在第四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主旨论坛上的演讲。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第41页。
[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参见王冰：《素问注·天元纪大论》，《王冰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⑤]参见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
[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⑧]杨玉辉：《从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看其研究方法的特点》，载《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考》，中医古籍出版社，第138页。
[⑨]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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