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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胡庚申
在生态文明的宏观视野下，这一思想关系着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生态整体性的翻译之路，如何通过生态文明实现翻译行为的“译有所为”，如何与生态文明发展形成一种平衡、和谐、进取与共生的可持续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一种新思想的出现，这就是基于生态文明的大翻译观。 3．关于两者对接“互动”的可能研究 尽管国内和国际都正在稳步推进生态翻译研究和发展，但是其局限和缺憾也比较明显，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系统探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有所作为的思考甚少，研究甚浅，行动甚缓。 一方面，作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旋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重点领域和重大任务，生态文明建设已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那么，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以生态翻译为契机的中国翻译发展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做些什么?更进一步讲，生态翻译要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点与新的生长点，我们就要思考它的实现路径和方法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这种生态翻译的理念。 另一方面，翻译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悠久的活动之一。自人类交往伊始，翻译活动就开始了，翻译学在人类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历史阶段中功不可没。然而，由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其内容不同于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超出了民族、国家、阶级的一种人类高度文明的形态。那么，在生态文明新的历史时期里，生态翻译研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使命、途径、策略和方法有哪些?具体来说，生态翻译研究如何使翻译活动具备生态意识、“译有所为”?生态翻译研究如何使“科际”整合依照生态理性而“研有所为”?生态翻译研究如何使译学发展贯穿生态思维而“学有所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翻译大国，如何才能通过生态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顺应“新时代”，针对“新议题”，有所“新作为”，做出“新贡献”?这些不能说不是语言翻译等各界学人需要交出的答卷。 更重要的是，翻译学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显著特征，这种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而翻译学自身的繁荣与发展，也需要适应生态文明新时期的新变化，明确新的定位，调整新的方向，做出新的贡献。然而，国内外迄今尚无“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这一专题的系统研究。 事实上，将翻译学的所作所为和生态翻译研究与人类社会的重大关切、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紧密地配合联系，既有助于提升翻译学的社会存在性，又有助于丰富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由于生态文明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践行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又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生态文明新时期生态翻译的‘译有所为’研究”，对于在人类生态文明新时期如何繁荣和发展翻译学来说，也将是一项既具现实意义又具历史意义的开拓。其理论意义与重要贡献正如蓝红军(2018:13)指出的那样:“新时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要继续以世界眼光开展理论学习和互动，更要以胸怀天下的责任感关注多元文化与文明的命运，探索翻译活动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的关系，与民族生存、生活、发展的关系，探索如何借由翻译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新秩序，探索如何借由翻译增进民族互信、文化互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路径。” 具体来说，可能的相关研究内容应当很丰富。比如说，是否可以思考开展“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文明相关研究”?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关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更新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总是互促互动的。生态文明的新时期、新特征、新内容，必然会对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科研活动提出新要求和新任务，而翻译研究也要不断调整自身研究方向和研究焦点，以适应这些新变化和新要求。基于上述想法和初步的文献检索我们也发现，首先，近年来生态文明的议题已在国内受到普遍关注和研究，但专题探讨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翻译问题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缺。其次，虽然国外已有《翻译与全球化》(Cronin2001)的著述，其中也涉及了翻译生态以及不同语种翻译之间要保持“健康平衡”的问题，但这些并不是系统的生态翻译研究，也不是探讨生态翻译如何促进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系统研究。再次，尽管国内和国外都正在推进生态翻译学研究，但其局限和缺憾也是明显的，目前的研究主要限于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坐而论道有余，起而行之不足，而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系统探讨在生态文明时期中如何有所作为的研究显得比较缺失。因此，总体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尚未见到有类似本文议题的专门系统研究。 生态文明的范围涵盖广泛，但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在综论研究方面，可以考虑如下研究:1)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综观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点和异质性;2)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综观人类生态文明新时期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内容;3)生态翻译学促进生态文明的使命、途径、策略和方法研究;4)生态文明形态下的“译有所为”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 在分论研究方面，可以考虑如下研究:1)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文学研究;2)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文化研究;3)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科技研究;4)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环保研究;5)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生态社会研究;6)生态翻译学视角的语言多样性研究;7)生态翻译学视角的文化多样性研究;8)生态翻译学视角的知识多样性研究等。 生态文明需要人文的支撑、跨学科的融合以及多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上述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既有宏观综论，又有微观分论，显示出生态翻译学理论原创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性的有机融合。同时，通过上述宏观综论和微观分论的各项专题研究任务，可以生态翻译为视角来拓展翻译研究新的生长点，厘定翻译实务新的出发点，整合相关领域新的交集点，从而促进在生态文明新时期内翻译学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又比如，是否可以思考开展“生态文明视阈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我们知道，翻译理论建设可以说是翻译学科发展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因为一个国家译论体系在国际学界的传播和接受，既是这个国家翻译学繁荣昌盛的表现，又是其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尽管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有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也面临多重困境，例如:1)宏观译论研究薄弱。迄今“尚未形成概念明确、界限清楚、逻辑性强的翻译理论体系”(许钧、穆雷2009);而系统译论研究的薄弱和重视不够，又直接影响到译论体系“走出去”的国际化进程。2)译事存在诸多“失衡”。例如，在译事发展上有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翻译的失衡、翻译方向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翻译教育与翻译需求的失衡、翻译市场和翻译伦理的失衡、学界学派矛盾冲突的失衡、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翻译的失衡、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失衡，等等。而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理论一统天下，可以说是东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学术生态”的一种严重失衡。3)译论体系构建存在局限。方梦之(2017:98)指出，“为了建构我国译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水平，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我国翻译研究需要融入国际、开拓命题、提炼概念”。近现代以来如严复、傅雷、钱钟书等学者都有过相关的研究和著述，但并没有提出完整的中国译论体系。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教育史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著述基本上还是属于资料性的，而不是中国译论体系构建问题。近年来的一些专项译论研究(如译介研究、变译研究、应用研究、典籍翻译研究、译者行为研究等)间“失和”，既缺乏相互的沟通协调，也缺乏综观的梳理筛选。4)国际交流依然势弱。我国翻译理论走不出去的困境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还未完成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的转变，即还没有摆脱理论消费国的形象，而且相应的研究也很少。正如方梦之(2016:62)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译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成果蔚为大观，但质量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国人在Target这样严谨的学刊上发文寥寥，参与国际前沿学术问题讨论的声响不大，更不屑说提出翻译研究的前沿话题”。以上存在的种种失衡、局限、缺失、势弱、脱节等“问题导向”，都凸显了开展本议题研究的必要性。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问题研究、树立问题意识是新时代译学理论发展之路(蓝红军2018a)。生态翻译学如何在生态文明的视阈下寻找问题，又如何基于生态文明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开展研究才能真正有效地新解中国传统译论、构建中国翻译生态话语理论形态?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针对上述状况，我们可以考虑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如何在生态文明视阈下重新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怎样促进传统译论能体现出新时代价值?2) 如何在生态文明视阈下梳理和评析中国当代译论研究?怎样综观和勾画当代译论的发展谱系?3) 如何在生态文明视阈下构建中国译论体系?怎样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体系构建体现出国际视野?怎样使译论研究体现人文学科对“绿色发展”的自然关怀和社会责任?4) 如何在生态文明视阈下诠释“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传’”的学术生态的发展之势?怎样通过译论体系构建来规划和实现中国翻译理论“走出去”和国际化? 此外，是不是可以建设一个生态翻译－生态文明文献数据库?我们设想，相关的研究框架可以包括基础性研究、构建性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等。 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可以考虑如下研究:1) 生态翻译－生态文明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研究;2) 国内外生态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3) 生态文明大翻译观的内涵与升华;4) 中国传统译论的生态文明视角解读;5) 中国当代译论的生态文明视角诠释及其谱系研究等。 在构建性研究方面，可以考虑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包括:1) 生态性(生态理性)研究;2) 中国性(东方智慧)研究;3) 传承性(古今中西)研究;4) 理论性(译论内涵)研究;5) 实践性(译论适用)研究;6)可接受性(译论传播)研究等。 在国际化研究方面，可以考虑如下研究:1) 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传”的学术生态综观研究;2) 西方译论对中国译论发展的借鉴研究;3) 规划和实现中国译论体系国际化的路径和方略研究;4) 译论体系国际化的量化评价体系研究;5) 中国现有译论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实证研究等。 总之，相关研究可在生态文明大翻译观的观照下，以现存问题为导向，以现有的生态翻译研究成果为参照，依次新解传统译论，提炼当代译论，构建译论体系，推进国际发展，以贡献生态文明。 4．关于“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动因和背景 思考上述相关研究，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大的背景下有感而发的。 一是全球趋势背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人类“大生态时代”，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学术发展的方向，本文的“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相关议题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蕴育和发展的。翻译行为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毋庸置疑，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翻译的路径、形式、方法、内容和功能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也促使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功能、作用与价值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刘云虹、许钧2017)。生态文明构建的实施不仅是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方略，更是一种具有全球化意识的思想，因此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互动，就是启发我们如何拓展生态翻译学的国际视野。 二是国家战略背景。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21世纪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务能为此千年大计而“译有所为”，可以说这既是生态翻译学者的一种天职，也是中国译学发展的一份应有的贡献。问题意识的增强，表现在翻译研究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许钧2017)。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策，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会给生态翻译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阈。因此，本文涉及的相关议题无疑受到了上述国家发展大战略的激励，与之深度对接，并且涵泳于其中。 三是学科发展背景。生态翻译学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传统、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译学的话语体系”(方梦之、袁丽梅2017:7)的一种生态范式，它与生态文明构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期待生态翻译学不仅是面向翻译研究的，同时也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然而，从生态翻译理论视角系统地探讨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和实践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翻译研究者以现有问题为导向，脚踏实地、起而为之，将中国生态翻译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对接起来、融入进来、开展起来，便成为思考和构想“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研究议题的一种学术冲动和研发期待。我们相信，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驱动之下，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生态话语理论体系将发展得更严密、更完善，也会更“接地气”。 5．结语 综上，一方面，生态翻译研究是在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译有所为”;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新时代也为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契机、新要求、新方向、新课题。本文涉及的议题是以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为主线，以宏观综论与微观分论为框架，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生主题”(即“翻译群落”生态＜人＞、翻译生态＜境＞、文本生态＜本＞)与生态文明的“三大要素”(人、自然、社会)的相互映照为思路，在探讨宏观和微观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论证，并进行由鱼而渔的方法论的抽象与概括，力求使系统的专题研究和所归纳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这将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其研究目标就是完成上述宏观综论和微观分论的各项专题研究任务，拓展生态文明研究，促进生态文明发展。 笔者认为，开展上述议题研究是有意义的，是值得关注乃至起而行之的。这些议题研究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倡导生态文明大翻译观，力求促进翻译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收获。可以说，这些议题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有助于提升翻译学科的社会存在性和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显示语言翻译学界的自然关怀、生态责任和绿色发展贡献;可为翻译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作为提供一种直接的、可行的途径和方式等。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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