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王岫庐：穆旦时论翻译佚作钩沉 (1943—1944)
摘要： 穆旦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抗日, 1943年回国后一段时期生活相当不稳定, 诗歌创作和发表均陷入停滞期, 但却有一系列时论翻译作品发表。本文通过1943—1944年穆旦时论翻译活动的史实补正和佚作钩沉探隐, 以期对穆旦早期翻译生涯给出更为完整的勾勒, 为理解穆旦作为诗人及翻译者身份的发展建构提供一定的旁证。
关键词： 穆旦; 《联合画报》; 时论翻译。
作者简介：王岫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文化、戏剧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
源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侵删。
一、引言
穆旦(1918—1977) , 原名查良铮, 祖籍浙江省海宁市, 出生于天津。诗人、翻译家。由于其诗歌创作大多署名穆旦, 译著则署名查良铮, 学界长期以来, 将“穆旦”与“查良铮”分别对应“诗人”与“翻译家”这两个不同的身份, 认为诗人在1950年代特定的政治语境中, 放弃创作而走向翻译, 以间接转述的文学表达, 获得隐晦的自我实现。正如王佐良所感叹的, “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 这当中是有曲折的, 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1
事实上, 诗人穆旦的翻译生涯并不是到了1950年代才突然以“查良铮”的身份开始的, 他的翻译活动也并不完全是出于政治时局。据闻一多先生的回忆, 穆旦在大学里就曾经翻译过诗歌2。易彬对穆旦研究的史料梳理颇有贡献。他发现穆旦1940年代初曾翻译发表过一系列诗歌及诗论作品, 包括路易·麦克尼斯的评论《诗的晦涩》、麦可·罗勃兹的评论《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台·路易士的长诗《对死的密语》、泰戈尔的诗歌《献歌》等, 并据此认为1940年代初穆旦已经“兼有诗人和翻译者两种身份”3。这批译作完成于穆旦1940—1941年留校任教期间, 和穆旦作为诗人的文化身份直接相关, 目前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4。然而, 学界对于1940年代穆旦作为“翻译者”身份的研究依然并不充分, 尤其是对于穆旦1943—1944年发表的一系列新闻时论翻译作品, 更是鲜有提及。本文通过对这段史料的钩沉, 希望对穆旦早期翻译生涯给出更为完整的勾勒, 进而为理解穆旦的诗人及翻译者身份的发展建构提供一定的旁证。5
根据易彬等人的统计, 1943—1944年, 穆旦没有发表任何译作, 每年诗歌创作与发表的数目也仅有三到四篇, 与西南联大时期相比, 有大幅度减少6。准确地说, 穆旦这一时期没有和诗歌或诗学理论相关的翻译作品面世, 诗歌创作和发表数目也极为有限。这一点与其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1942年穆旦加入中国远征军, 1943年1月从军归来后, 曾辗转于昆明、重庆、曲靖、贵阳等城市, 担任过部队英文秘书、新闻学院学员、航空公司职员, “工作被拉低到‘为了谋生、有口饭吃’这等非常现实的层面”7。不稳定的生活和职员化的工作确实影响了穆旦非职业化的诗人身份, 但却无意间提供了一个职业化译员的工作机会。穆旦在国际宣传处和航空公司工作期间, 翻译并发表了一系列时论文章, 这批文章目前尚未进入穆旦研究的视野。
二、穆旦时论译作(1943—1944) 篇目
根据目前笔者的搜集整理, 穆旦新闻时论译稿均发表于当时在重庆出版的《联合画报》 (the United Pictorial) 。《联合画报》创刊于1942年9月25日, 最初商定由中英美三方合作办刊, 根据画报总编辑舒宗侨的回忆, “我们的画报所以取名为《联合画报》, 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家, 打倒共同的敌人是画报的目的”8。最初参与的主办机构包括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1943年1月之后, 画报由美国新闻处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接手。《联合画报》最初为四开一张, 以新闻摄影图片为主, 辅以简单的文字说明, 1943年后逐渐扩版, 最终增加四开一张文字版, 其中第五版刊载时事综述和评论, 第六版和第七版刊载论文和漫画, 第八版则刊登文艺、小品、小说摘译等9。穆旦翻译的时论文章, 就刊登在《联合画报》第五版、第六版上, 包括以下篇目:
其中《大使从军记》《战争与儿童》《日本北部门户洞开》署名“穆且”, 《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分两版刊载, 第五版署名“穆旦”, 第六版署名“穆且”, 可见“穆且”是排版疏忽而造成的文字错误。以上七篇时论翻译, 译者均为“穆旦”应无疑。
三、穆旦时论翻译之背景考证
在《关于一张相片的交代》 (1969年2月1日) 的记录中, 查良铮说明自己曾于1934年10月底11月初左右, 从昆明飞往重庆的新闻学院。根据《中央日报》刊登的公告10, 1943年8月23日,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宣布将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四地招考国际宣传高级新闻学员, 9月8日截止报名, 9月10日公布录取名单。最初发榜名单中并无穆旦, 而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周萍帆 (或邹萍帆, 英文名Fabian Chow) 认为穆旦英语很好, 为穆旦向重庆国际宣传处写信请求录取, 等待重庆方面回信期间, 穆旦便在周萍帆手下暂时帮忙11。这段历史在易彬的《穆旦年谱长编 (1942—1945) 》中亦有对应的记载12。穆旦当时投考新闻学院的重要原因, 很可能是公告宣布“受训期间一年期内每月暂支给薪金一千二百元”, “受训期满, 经考试及格者分发本处及新闻机构任职, 期满半年, 得经考选派送国外大学深造, 毕业后保送到国外国际宣传及新闻机构任高级宣传及通讯人员”。穆旦曾自述从军回国后一段时期, 一直四处碰壁, “为了生活, 到处找事做, 希望有一个较好的前途, 同时逐渐抱着出国留学的期待”。13而这里所说的“到处找事做”, 其中一件事便是做新闻时论翻译。
刊载穆旦时论译作的《联合画报》1942年之后由美国新闻处 (OWI) 主办, 该新闻处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延安等地设立办事处。根据美方相关文献记载, 这些办事处的重要工作之一, 便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直接信息通道 (direct information pipeline) , 意在保持中国战斗士气。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费希尔 (F.McCracken Fisher) 的工作之一, 便是接收旧金山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 (OWI Pacific Bureau) 的每日新闻报告, 并将这些材料分发给重庆的报纸和广播14。美国新闻处属下既有英语报刊, 也有《联合画报》这样的中文刊物, 这些稿件在分发之前, 往往需要经过翻译编辑, 因此当时也有不少中国雇员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据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干事李储文的回忆, 1943年前后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等机构和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5, 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联大师生的外语能力为美国新闻处的工作开展带来极大便利。美国新闻处昆明办事处设立于1943年8月16, 恰好是穆旦开始在《联合画报》上发表第一批时论翻译 (《大使从军记》《战争与儿童》《日本北部门户洞开》) 的时间, 这一点应该并非巧合。考虑到穆旦在昆明期间与联大师友接触较多, 他完全有可能接触到美国新闻处的人员, 并因此有机会翻译了一些时论稿件。这一翻译活动于1943年11月到1944年2月有所中断, 主要应该是穆旦当时被重庆新闻学院录取之后, 忙于新闻学院的学习安排所致。在新闻学院学习不足四个月, 穆旦便中途退出, 并于1944年3月开始在重庆中国航空公司担任职员。1944年3月至6月初发表的第二批时论翻译 (《武器可以决胜吗?》《格陵兰鸟瞰》《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 , 便是穆旦初任中航职员时期的作品。1944年6月之后, 穆旦重新走上诗歌创作的高峰, 时论翻译的工作便就此告一段落。
四、穆旦时论翻译之意义解读
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穆旦1943—1944年发表的时论翻译作品, 有可能是因为资料的欠缺, 更大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段时期的译作并不重要。早在1996年出版的《穆旦 (查良铮) 年谱简编》中, 李方就曾提到穆旦曾“颠沛于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 先后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新闻学院、西南航空公司等处做翻译、学员或雇员, 时而失业, 生活困顿”17。这样的表述很可能让人误以为穆旦“做翻译”就是在这些公司从事日常的文书翻译。穆旦这段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提供的这批时论翻译并非一般事务性翻译工作, 有值得深究的价值。1944年10月16日, 在致唐振湘的信中, 穆旦称自己当时“不是先有文学兴趣而写作, 而是心中有物, 良心所迫, 不得不写一点东西的局势”, 并且谈论时局苦闷, “前后左右都悲观, 有了别国的光荣, 更显得自己的不成”18。表面看来, 这段话是穆旦在表达自己的写作动机, 但如果参照他在1943—1944年的诗歌创作, 如《祈神二章》《赠别》《成熟》《寄——》《活下去》等作品, 诗人更多关注个人情绪而非时局。反而是穆旦的时论翻译内容主要为各国反法西斯的战斗成果, 暗合了穆旦对唐振湘表达的苦闷悲观之源:见证“别国的光荣”而反观“自己的不成”。美国新闻处当时选择文本的重要动机, 是要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信息, 激励中国战斗士气。穆旦翻译的《日本北部门户洞开》《武器可以决胜吗?》《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等文章, 解释了日本、德国的弱点和内部问题;《大使从军记》《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格陵兰鸟瞰》等文章, 讲述了同盟国各国人民英勇坚持反抗法西斯的斗争, 也就是穆旦所说的“别国的光荣”19。翻译这样的作品, 显然和文学兴趣关系不大, 而是出于对局势的关注。虽然严格意义上时论翻译的材料并非穆旦主动选择, 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或低估“职业”行为对诗人“志业”理想的影响。
通观穆旦所翻译的这七篇文章, “战争”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毫无疑问, 1942年穆旦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极大冲击, 尤其是惨烈的“野人山之战”, 让穆旦遭遇了直面死亡的“惧怕”20。易彬认为穆旦1942年之后写作量减少, 没有正面书写自己的战争经历, 是因为“诗人一直在酝酿到底如何来释放内心强大的压力, 如何书写因大地和死亡而衍生的‘惧怕’, 如何以‘良心’来见证自身以及在自我内心激起强烈旋涡的时代”21。从穆旦的时论翻译中, 可以看出诗人并没有回避战争的话题, 翻译为他释放自己战争创伤和见证时代苦难提供了一种特殊途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穆旦1943年翻译的《战争与儿童》一文。译文开头, 注明该文节选自《一个荷兰孩子日记的一段》。笔者经过文本对比, 查明原文选自“二战”期间相当出名的一本书《我和妹妹:一个荷兰难民男孩的日记》 (My Sister and I:The Diary of a Dutch Boy Refugee) , 作者是Dirk van der Heide。尽管人们对该书是否确实出于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之手有所怀疑, 但这个故事却无疑是极其动人的。该书最初于1941年1月在纽约出版, 6月在伦敦出版, 据说一年之内就卖出46000本22, 并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例如伦敦著名文学期刊Life and Letters Today23在1941年第30期曾刊登过书评, 给予极高评价。穆旦翻译的这一段文字, 以小男孩主人翁的视角, 讲述了一次空袭造成的灾难。空袭时有个小婴儿“又哭又喊, 弄得大家神经兮兮的, 我想她大概快疯了”。空袭结束之后, 小男孩走出防空洞, 发现“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烧肉的气味”, 那是因为很多人被炸死了。在这个孩子的眼中, 大人们的反应是无助的, “他们不做什么, 只周围地走着, 看着房屋, 他们的样子又疲倦又伤心”。这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战斗, 他能够做的就只有祈祷:“我默默地为我父亲祷告, 希望上帝在一切闹声之中能听到我的祈祷。”在这段文字的结尾, 小男孩得知自己的母亲也被炸死了, 他不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熟睡的小妹妹, 然而在救护车的尖叫声中, 他发现自己陷入绝望:“不能睡, 不能写, 什么也做不下去了。”24这一段译文中所表现的面对战争与死亡的绝望、无助, 以及在绝望中求助信仰的力量, 对穆旦而言绝不陌生。事实上, 穆旦同年3月写下《祈神二章》也流露了真正宗教情怀, 希望在弥足珍贵的童年找到救赎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童年所不意拥有的/而后远离了。”25《战争与儿童》暗合了《祈神二章》的主题, 穆旦的译文和诗歌创作构成意想不到的互文, 见证了穆旦直面战争创伤、寻找心灵救赎的过程。
穆旦1943—1944年所从事的时论翻译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即它们为诗人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实践机会。穆旦曾表示, 就新闻而言“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都没有”26, 但这很可能只是他当时为了离开新闻学院而说的托词。1946年2月至1947年8月, 穆旦曾在东北沈阳担任《新报》主编, 该报刊登东北新闻及社会评论, 身为主编, 穆旦曾在第三版“日日谈”栏目撰写过不少时论文章, 由此可见穆旦对新闻并非真的没有能力或兴趣。姜涛指出, 如果跳脱单一的文学视野, “写诗”与“办报”可以被“同样理解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参与、介入历史的文化实践”27。即便在文学视野中, “写诗”和“办报”这两种文化实践也并非是全然相互排斥的。报刊文章内容覆盖面广, 报刊文体在文学革命史上曾经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报刊政论的即时性、针对性, 使政论文本身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梁启超评价“时务文体”, “平易畅达, 时杂以俚语, 韵语, 及外国语法, 纵笔所至不检束”, 而“别有一种魔力”28。穆旦在1943—1944年的时论翻译, 以及后来1946—1947年的主编评论, 使得诗人有机会接触这“别有一种魔力”的政论文体, 为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经验。以1940年代穆旦时论翻译为例, 《日本北部门户洞开》中建议盟军采取北方线路进攻库页“即成为苏联之友邻, 只能获得石油之供应, 以助机械部队之行动”29;《格陵兰鸟瞰》开头描写当地地貌天气“暴风雪会毫无预示地突然到来, 城市般大的冰山时常崩裂, 凌乱地漂流到北极的无名荒原里去”30;《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谈及囚禁在德之美国人“他们会比较各种数字, 考核过各种报导, 旁听着宣传以及人民反应之变更”31;《MAQUIS法国的地下武力》说法国抵抗组织纪律严明“这些严厉而周到的规则是他们必收的命令”32。这些译文明白畅达, 条理清晰, 不炫文采而“笔锋自带感情”。江弱水在《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中, 曾批评穆旦的诗歌创作过于倚重奥登, 认为穆旦诗歌“一扫从前的诗人惯用的‘诗意措辞’ (poetic diction) , 而使用了大量‘非诗意化’的用语”, 但“可惜穆旦并非原创, 而是出自对奥登的‘机巧的学习’”33。我们无意质疑奥登对穆旦的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 奥登诗歌不是“论文型”用语的唯一来源。报刊文章的翻译与写作经历, 也很有可能为穆旦诗歌的“非诗意化”修辞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滋养。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43—1944年穆旦时论翻译活动的史实补正和佚作钩沉探隐, 以期更好理解穆旦1940年代的文化身份。如果只看到1943—1944年穆旦创作数目的急剧减少, 这段时期就很容易被看作是穆旦“名声湮没的症结”34,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穆旦从事的一系列时论翻译, 在目前学界所认识的“诗人”“报人”, 以及“小职员”身份之外, 我们会看到一个“翻译者”穆旦, 我们也会看到, 这段从事时论翻译活动一方面帮助诗人直面战争创伤、寻求心灵救赎, 同时也为诗人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文体实践和滋养, 是一个在穆旦研究中不应该被忽视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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