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坛方位探微

一、问题缘起

郊天礼作为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重要礼仪, 在汉魏以后国家祭祀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周时期是否已确立南北郊祀制度, 不易确知, 《春秋》书郊者凡九, 学者以为“郊为夏正正月祈谷之礼”。在秦汉国家祭祀整合过程中, 西汉末年王莽所定“元始仪”开启了汉魏以后国家郊祀制度之先河。

在汉唐之间, 以是否建立圜丘, 郊天制度存在两种情况。西汉末年、东汉、两晋、南朝以及唐高宗显庆二年 (公元657年) 之后, 仅立南郊。而曹魏 (魏明帝景初改制之后) 、北朝、隋以及唐高宗显庆二年之前, 分设南郊、圜丘。无论建立圜丘与否, 南郊 (或圜丘) 成为中古时期皇帝郊天的主要礼制建筑, 东晋徐邈已称南郊为“天坛”, 此称谓延续至今。殊为遗憾的是, 汉唐之间都城郊天礼制建筑目前多已不存。魏明帝、北魏孝文帝在洛阳城南委粟山 (今禹宿谷堆) 立圜丘, 但遭破坏严重, 圜丘遗迹已不存。因此,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考古发掘, 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一隋唐圜丘遗址平面图

 (引自《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

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并对圜丘遗址周围的附属建筑进行勘察, 基本究明了隋唐圜丘坛体的形制 (图一) 。

隋唐圜丘遗址位于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东约950米, 在今西安市雁塔区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场东侧。圜丘主体部分是以黄土夯筑而成的圆形高台式坛体建筑, 平面呈四重同心圆形, 圆台面径自下往上逐层递减, 第一层为50.45~53.15米, 第二层为40.04~40.89米, 第三层为28.35~28.48米, 第四层为19.74~20.59米;各层台高大体相近, 第一层高1.85~2.1米, 第二层高1.7~1.85米, 第三层高1.45~1.75米, 第四层高1.75~2.25米。据第一层台下散水外唐代地表推测, 圜丘较早时总高7.12米, 后来增至7.42米, 从残存状况推测, 圜丘最高达8.12米。环绕圆台, 每层均设置十二阶, 阶宽1.8~4米, 即《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礼书所载十二陛, 其中午陛最长、最宽。另据四条探沟发掘表明, “距圜丘36.4~40.6米之外, 曾有过一圆形墙体建筑。从距离上分析, 这一建筑极可能就是《大唐郊祀录》等文献中屡次提及的‘内壝’ (矮墙) 。倘或推论成立, 其形制也应当是圆形, 直径为73~80米”。

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隋唐圜丘坛体及内壝形制。但史籍所记燎坛、壝门等, 由于被现代建筑占压, 未能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了解。2001年, 姜波先生《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有关唐代圜丘形制的研究基本沿承发掘简报之说, 又以《大唐郊祀录》、《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加以佐证, 但未做更深入探讨。

南北朝时期, 郊天制度呈现出分裂态势。北齐、北周分立圜丘、南郊, 圜丘祀昊天上帝, 南郊祀感生帝;南朝梁、陈则仅立南郊, 祀天皇上帝。故隋文帝开国之初, 分设圜丘与南郊, 显然是沿承北朝传统。

隋初所建圜丘由国子祭酒辛彦之设计, 凡四层, 各层十二陛, 《隋书·礼仪志》记载“其丘四成, 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 再成广十五丈, 又三成广十丈, 四成广五丈”, 《大唐郊祀录》、《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所记尺寸与之略同。可见隋唐文献有关圜丘坛体尺寸的记载具有因袭性。但由于隋唐圜丘曾经过多次修补, 史籍中所载圜丘坛体的具体尺寸, 与考古发现的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存在一定偏差。

隋代圜丘坛壝形制虽云是重新设计, 仍不乏袭用北周之制。关于隋唐圜丘形制的源流, 据《隋书·礼仪志》、《大唐郊祀录》所载, 北齐圜丘有三层, 上、中两层四陛, 下层八陛, 而北周圜丘三层, 各层均为十二陛, 故而安家瑶先生推定隋唐圜丘十二陛即承用北周旧制。还有学者推测唐代圜丘“采取十二陛的制式, 与文献上北周的圆丘陛式相合, 很可能是沿着北周–隋–唐这样一条线索发展而来的”。但隋朝承继南北朝历史遗产, 圜丘坛壝形制是否融入北齐、梁、陈因素, 也值得思考。关于唐代圜丘壝的形制也有一定推断, 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认为唐代圜丘三壝形制与明清北京天坛相类, 内壝、中壝为圆形, 外壝为方形, 此说得到一定认可。但以明清北京天坛坛壝形制上推唐代圜丘之制, 未必妥当。

近年来,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遗址研究被学术界广泛关注, 但史籍中有关礼制建筑的相关记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 梳理史籍中有关隋唐圜丘三壝的记载, 探究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其具体尺寸, 并据唐宋文献资料, 讨论隋唐圜丘燎坛方位的变迁, 以说明史籍在解决汉唐都城礼制建筑规制上的重要性。

二、隋唐圜丘三壝尺寸考

隋唐文献关于当时圜丘壝的形制及具体尺寸的记载并不充分。《大唐开元礼》 (下文简称《开元礼》) 卷四“皇帝冬至祀圜丘”载:“前祀三日, 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 道北, 南向”, “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西门之外, 道北, 南向”, “介公、酅公位于中壝西门之内, 道南”。据此可知, 隋唐圜丘坛体外应有三壝, 即内壝、中壝、外壝, 但未说明具体尺寸。此前有学者认为隋唐圜丘“有二壝, 内壝径一百五十步, 外壝径三百步”, 大概是据《隋书·礼仪志》所载北周圜丘二壝形制“圆壝径三百步, 内壝半之”加以推论。然而隋唐圜丘有三壝, 北周圜丘仅具二壝, 以北周圜丘二壝尺寸下推隋唐圜丘三壝之制显然不妥。

唐代长安礼制建筑的布局在此后的影响颇为深远, 唐东都洛阳以及五代后周、北宋国都开封的礼制建筑的规制均取法之。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外郭城定鼎门外午桥南二里所立圜丘, 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在国都开封所立圜丘, 乃至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外城南薰门外所设圜丘, 其具体形制均可认为源出唐长安城圜丘。史籍中有关唐代东都洛阳以及后周圜丘三壝形制的记载相对简略, 这里以北宋初年圜丘三壝形制上推唐代长安圜丘三壝旧制。

北宋初年圜丘的坛体形制, 据宋人王皞《礼阁新编》记载:“建隆四年, 礼官奏请为圆丘四成, 下成纵广二十丈, 再成十五丈, 三成十丈, 四成五丈, 各八尺一寸, 为十有二陛, 每成十有二级……诏可”, 此与史籍中所记隋唐圜丘坛体形制契合。《礼阁新编》又记:“下设三壝, 内壝去坛二十五步, 中壝、外壝相去如之, 周垣四门, 饰以方色, 此诚旧礼之制”。依此文献, 可知北宋初年所立圜丘三壝, 各壝相距二十五步, 四门饰以四方之色。而据史籍所载, 此制也沿承唐制。《宋史·礼志二》记载, 宋神宗元丰元年 (公元1079年) 二月详定奏祀礼文, “国朝郊坛率循唐旧, 虽仪注具载圜丘三壝, 每壝二十五步”。其中“国朝郊坛率循唐旧”之语, 表明唐代三壝形制当亦如是, 故可推测唐代圜丘三壝均为圆形, 各壝相距二十五步, 壝门为四方之色。

据上文所引《隋书·礼仪志》、《大唐郊祀录》、《旧唐书·礼仪志》等记载, 隋唐圜丘分四层, 每层高八尺一寸, 第一层面径二十丈, 第二层面径十五丈, 第三层面径十丈, 第四层面径五丈。按此分别以唐代小尺 (1尺约合24.5厘米) 、大尺 (1尺约合29.5厘米) 加以换算,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高度与唐代小尺的换算结果相近, 而圆台面径接近于唐代大尺的换算结果。而据上文推测唐代圜丘每壝相距二十五步, 依唐代小尺 (一步为六尺) 换算为36.75米, 依唐代大尺 (一步为五尺) 换算则为36.88米,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内壝距圜丘36.4~40.6米, 各壝之间距离与唐代小尺、大尺的换算结果均较接近。

《隋书·礼仪志》载北齐圜丘三壝形制, “周以三壝, 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内壝, 外壝去中壝, 各二十五步”, 三壝距离不尽一致;而北齐南郊三壝, “内壝去坛二十五步, 中壝、外壝相去如内壝”, 三壝均为二十五步。隋唐圜丘三壝各距二十五步, 与北齐南郊三壝形制相合, 故隋唐圜丘三壝形制或取法北齐南郊, 从而合乎《周易·系辞》所谓“天数二十五”。

三、隋唐圜丘燎坛方位的演变

发掘简报据《大唐郊祀录》等文献所载, 推断唐长安城圜丘外围建筑又有瘗坎, 并推定其方位在燎坛附近。然而《开元礼》、《大唐郊祀录》所载圜丘祀昊天上帝, 仅记有燎坛。杜甫在唐玄宗天宝十年 (公元751年) 所献《有事于南郊赋》, “南郊”即指圜丘, 仅言“柴燎窟块”, 也并未言及瘗坎。

隋唐圜丘所祀神祇, 主祀昊天上帝, 从祀五精帝、日、月、星辰等。《唐六典》载:“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 则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 则瘗之”。由此看, 隋唐圜丘燎坛, 以燔燎牲体、玉帛为主, 并无瘗坎。而唐代在南郊蜡祭百神, 由于所祀神祇有山林川泽等, 依《唐六典》“祭地及社稷、山岳, 则瘗之”之说, 在燎坛之外, 又设瘗坎以祭山林川泽等神祇。圜丘、蜡坛在唐代虽同位于长安城南郊, 但方位略异, 圜丘位于外郭城“明德门外东南二里”, 蜡坛在“明德门外一里道东”, 两者不可混同。据此亦知隋唐圜丘并无瘗坎。

隋唐圜丘坛体虽经多次修补, 但形制总体上应保持一致。而依据文献记载, 隋唐圜丘燎坛方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隋代燎坛称作柴坛, 《隋书·礼仪志》所记隋代圜丘形制颇为简略, 未言及柴坛。但开皇十五年 (公元595年) 隋文帝封禅泰山, “为坛, 如南郊, 又壝外为柴坛”, 据“如南郊”之语, 可知隋代圜丘当有柴坛, 但具体方位不详。

隋代圜丘柴坛方位虽不可考, 但唐代《贞观礼》的圜丘燎坛方位, 史有明文。《旧唐书·礼仪志》云:“旧礼:郊祀既然毕, 收取玉帛、牲体, 置于柴上, 然后燔于燎坛之上, 其坛于神坛之左。显庆中, 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 乃奏曰……”。唐高宗显庆二年 (公元657年) 许敬宗等改定《贞观礼》而成《显庆礼》, “旧礼”即指《贞观礼》。“然后燔于燎坛之上, 其坛于神坛之左”, 可知《贞观礼》燎坛位于圜丘坛体左侧 (即东侧) 。而据《开元礼》中残存《贞观礼》有关燎坛方位的记载, 燎坛位于中壝之内 (详见后文) 。若《贞观礼》沿承隋礼旧制, 则隋代圜丘柴坛也应在圜丘中壝东侧。

《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 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 《显庆礼》则改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祈谷,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许敬宗议定燔玉帛为祭礼之始, 且方位在神坛之上, 而非燎坛之上, 可知《显庆礼》圜丘当未设燎坛。

《开元礼》沿承《显庆礼》旧制, 冬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均在圜丘祀昊天上帝。《显庆礼》圜丘未设燎坛, 而《开元礼》所载燎坛方位又与《贞观礼》不同。《开元礼》载冬至祀昊天上帝, 燎坛在“神坛之景地, 内壝之外”, “景地”即丙地, 因避世祖李昺讳而改字。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 燎坛在“乐悬之南, 外壝之内”, 乐悬位于“坛南内壝之内”。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有司摄事时, 燎坛在“神坛之南, 外壝之内”。而唯一例外的是, 皇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时, 燎坛在“神坛之左, 内壝之外”, 此与《贞观礼》燎坛方位相同。若此, 则《开元礼》圜丘燎坛似乎有二, 均位于中壝之内, 其一位于坛南丙地, 其二位于坛体东侧。问题在于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及正月上辛祈谷, 无论皇帝亲祀, 或者有司摄事, 燎坛方位并无明显区分。何故仅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时, 皇帝亲祀与有司摄事, 燎坛方位反而有分别?由于《开元礼》乃“折衷”《贞观礼》、《显庆礼》而成, 笔者怀疑《开元礼》所载皇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 其中燎坛方位原属《贞观礼》旧文, 《开元礼》虽然改定了燎坛方位, 但具体文字修改未尽。

《贞观礼》、《开元礼》中圜丘燎坛方位的两种不同模式, 并不具有原创性。依据现存史籍所载, 汉唐之间南郊 (或圜丘) 燎坛方位存在三种基本规制 (1) 燎坛位于神坛巳地。东汉光武帝所立天郊 (即南郊) 燎坛位于巳地。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 (公元399年) 所设立南郊坛, 燎坛方位同于东汉旧制。在《二十四方位图》中巳地与丙地相临, 均位于东南。(2) 燎坛位于神坛丙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 (公元319年) , 郊祀制度多由太常贺循所定, 燎坛方位也经其更改。据《宋会要辑稿》礼三《郊祀议论》记载, 宋神宗元丰三年 (公元1080年) 六月九日, 郊社令详定郊庙奉祀礼文, “晋贺循议积柴之坛, 宜于神坛南二十步丙地, 当太微明堂之位, 唐礼因之, 柴坛在圜丘南内壝之外丙地”。贺循所定燎坛方位, 梁、陈均承用此制。北齐圜丘所置燎坛并非在内壝之外, 而在“中壝之外, 当丘之丙地”, 与贺循所定之制略异。(3) 燎坛位于神坛东侧。《宋书·礼志》载刘宋郊天礼, “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 当坛东阶, 皇帝南向立”, 皇帝望燎方位“当坛东阶”, 可推知刘宋南郊燎坛当在神坛东侧。若燎坛方位在神坛丙地, 望燎方位当在神坛东南, 而非“当坛东阶”, 可知至少在刘宋之时, 南郊燎坛方位已有位于神坛东侧之制。

由上可知, 《贞观礼》圜丘燎坛位于神坛东侧并非偶然, 刘宋南郊燎坛已有此制。至于《开元礼》圜丘燎坛方位之来源, 上文所引“宋神宗元丰三年郊社令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的记载, 所谓“唐礼因之, 柴坛在圜丘南内壝之外丙地”, 所记燎坛方位仅《开元礼》与之相合, 此处“唐礼”应即《开元礼》。《开元礼》燎坛方位依用东晋贺循之说, 位于圜丘中壝丙地, 距内壝二十步。依据唐代小尺换算, 燎坛距离内壝29.4米。故《开元礼》圜丘燎坛方位, 可谓远祧东晋贺循旧说, 近承梁、陈之制。

四、结语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未能全面开展, 隋唐圜丘三壝形制以及燎坛方位等问题还有待解决。在考古资料有限的情况下, 不妨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补充, 史籍中有关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坛方位的记载, 显然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北宋初年开封圜丘坛壝的形制取法唐代圜丘旧制, 依据宋代相关文献记载, 可以考证隋唐圜丘三壝尺寸并准确定位《开元礼》圜丘燎坛方位。而唐代文献中有关圜丘燎坛方位的记载, 有助于探明唐代圜丘燎坛方位变迁问题。

圜丘十二陛, 取法地有十二辰, 北周圜丘第一层即为十二陛, 此即隋唐圜丘十二陛的来源。史籍记载隋唐圜丘三壝均为圆形, 相距各为二十五步, 此与北齐圜丘三壝形制相合, 四壝门则为四方之色。隋唐圜丘坛体形制总体上相对稳定, 而圜丘燎坛方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 《贞观礼》燎坛位于圜丘中壝东侧, 《显庆礼》圜丘不设燎坛, 《开元礼》改用东晋贺循改定的方位, 燎坛在距离中壝二十步的丙地。但唐代圜丘燎坛方位的变化, 仍未出汉唐之间南郊 (或圜丘) 燎坛方位的基本规制。由此可见, 隋唐圜丘形制在隋文帝至《开元礼》成书之前, 主要以继承北周、北齐建制为主, 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公元732年) 《开元礼》成书, 在燎坛方位上又吸纳东晋、梁、陈因素, 此即隋唐圜丘坛壝形制及燎坛方位的基本源流。

隋唐圜丘经由隋人辛彦之设计, 在继承北周、北齐圜丘建制之时, 具体形制及尺寸多由辛彦之重新设定。北宋圜丘坛壝形制, 初遵循唐代旧制, 至宋徽宗政和三年 (公元1113年) 诏有司重定圜丘坛壝形制, 十月, 礼制局奏言:“为坛之制, 当用阳数, 今定为坛三成, 一成用九九之数, 广八十一丈, 再成用六九之数, 广五十四丈, 三成用三九之数, 广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 三成总二百七十有六, 《乾》之策也。为三壝, 壝三十六步, 亦《乾》之策也。成与壝俱三, 参天地之数也”。宋徽宗时新定圜丘坛壝形制, 所取用参数均与《周易》相合。而由辛彦之设计的隋代圜丘, 其规制也多取自《周易·系辞》。

《周易·系辞》载九为天数, 故隋唐圜丘各层高度为八尺一寸;五为天数, 故各层面径均为五的倍数;而“大衍之数五十”, 故四层高度之和为五十丈。但以《周易·系辞》并不足以解释隋唐圜丘的全部参数, 如圜丘层数取阴数四, 而非阳数, 即属此例。隋唐圜丘所祀神祇, 取法天象, 主祀昊天上帝, 从祀五精帝以及日、月、星辰等, 而其形制的相关尺寸, 又取法《周易·系辞》, 从而赋予隋唐圜丘祭祀的神圣性。由象征着地支的十二陛以通天, 隋唐圜丘由此成为皇帝沟通天人之际的神圣祭祀场所。

文章来源：《考古》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