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李丹梦：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李丹梦（拍摄时间：2007年）

1974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1993 年起就读于复旦大学，分获文学学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上海某出版社工作十年，任副社长。2006 年至今，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地域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远方的神话》《文学返乡之路》《欲望的语言实践》《现代文学“乡土”的话语突围与主体建构》《“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等，并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转载。2012 年获得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一名，2014 年入选上海曙光学者。

我的批评观

李丹梦

选择批评这一行在我而言是不自觉的。回想起来，我一直没有把批评从我的生活中独立出去。从第一篇批评文字起，我便朴素地觉得：批评就是一种认识、理解和沟通，除了对象由现实中的人换作了文本，批评与日常的交流、认知并无太大的差异。再宏大、渊深的批评，也离不开对人心的揣度、把握和洞察。而这种能力的取得，很大一部分得益于生活的熏陶和赠予。

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批评，只想给它一点人间的烟火气，我以为这是批评最宝贵的气质。太刚性、太咋呼或者正经过了头，我直觉着便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分自我的表达说穿了和自恋差不多，到头来只是徒增羞涩。理论的经营和完善固然重要，但过于执着，便如同炼了金钟罩、铁布衫一般，虽然很值得佩服，却高山仰止亲近不得，而我亦只想恶作剧地寻找铁衫上的“死穴”所在了。

避免羞涩的法门便是让文字熏染些烟火味。把批评的脚手架和规矩卸下来，先听听对方说了什么，他的理由和逻辑是怎样的。这里烟火味的吐纳、呼吸几乎可以用来测量批评的胸怀了。而批评所能抵达的境界，包括它的准确性和勇力，在此也大体可预测出眉目。

我是把批评认定为一种理解和体味的，总之要有点人情的通拓在里面。所谓批评的人道主义品格，恐怕也就在此寄托吧。这与通常所理解的批评很可能有些不同，批评不就是要努力地破除人情、公正无私的么？持此观点的诸君确实勇气可嘉，但尚须辨明勇气所用的方向。在无人之境里舞拳弄棒纵然潇洒舒展，意气风发，却算不得勇气，至多只是陶醉的风神。据我从生活里汲取的经验，人之理解是至难。不同的个性，犹如有着各自运行轨道的星球，本是绝难靠近的。这种关系可平移到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然而，批评正是要设法贴近，寻找相遇的契机和相容的轨迹。于是批评的一般逻辑便颠倒了，首先要破除的，不是文本，却恰恰是批评者的自我，包括自身的语感、趣味和审美积习，等等。如何让“我”融进文本的世界，贴近文本的心，这才是勇气的着眼点。

当然，我并非鼓励对文本或作者的盲从和吹捧，只是想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批评途径。考察批评者和文本的对话关系，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于：批判的权力从何而来？就像在生活中你凭什么去指责别人？我想这只能是建立在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的。只有把他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你才有批评发言的权力。

记得罗素曾说过：“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这话几乎可说是对批评精神的最好诠释了。在我而言，真正的批评是从文本里生长出来的，虽然两者表达的方式可能是迥异的，但内在的精神上，就像是一个人的自省、忏悔和对美好人性的希冀：痛切批判的同时，亦在深刻的自我检视和憧憬。批评的美妙体验正在于此，它实践了生活中理解的纯粹。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我印象中的李丹梦

王宏图

认识丹梦有好多年了，但一开始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仅仅在电话中交谈联络。后来见了面，发觉与我早先的猜测大致吻合：爽直豁达乐观、阳光味十足的性格，风风火火、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做事方式，还有那股子得理不饶人的倔强劲。去年夏天丹梦经过几年苦熬，终于修成正果，如愿戴上了博士帽。但为时不久，她便作出了人生中一大选择：毅然决然地告别工作了近十年的出版界，转入高校工作。尽管这一选择在情理之中，但我听说此事还是吃了一惊。很多人不满于现状，想要选择一个更合乎自己才禀、天性发展的职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迈出那关键的一步：抛弃已有的一切，一切从零做起。我想象得到，这几年中丹梦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她一方面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自己在学术上的雄心与追求。或许在一段时间内，她想在这两者间建立一种平衡，让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充分发挥出来，达到双赢。但这毕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平衡，现实生活中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严酷，任何一方都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应对，而不能仅作自娱自乐、蜻蜓点水式的投入。于是，抉择的关头到来了：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只有舍弃才会有获得。确实，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有时人需要做的只是减法。

如果说在编辑工作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应付裕如的丹梦，那么在那些厚实、尖新的文学评论中见到的则是一个才情勃发、思维敏锐的丹梦。对于文学批评， 不少人历来有种偏见，以为它既不需要扎实的学问根底，又不需要创作的才思， 只要鼓动那张三寸不烂之舌，一切便万事大吉。的确，大量廉价虚浮的应景文字败坏了批评的声誉，但批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是一项难度极高的综合性智力活动。它既要深入文本，对其有着透彻的领悟，又不能沉溺其间，无条件地认同它，而需要一种超乎其上的睿智；它需要有渊博的知识，但又不能沾上迂腐的学究气，它需要激情的投入，从文学文本中抽绎出来的不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教条，但又不能感情至上，唯感情是从。没有从事过批评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艰辛。它当然不是低三下四的阿谀奉承，不是平板机械按部就班的解析。它需要争辩，需要剑走偏锋，四平八稳、温吞水式的言辞对它无疑是自杀的毒药。19 世纪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谈到同时代的批评大家别林斯基时曾说，“别林斯基那愤世嫉俗的否定从痛苦中诞生了，他热烈干预一切问题，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带着始终不渝的憎恨攻击一切权威，并经常上升到诗的灵感的高度”。

至于丹梦的批评文章，我想用“同情的理解”和“超越的阐释”来概括她的特点。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一对既互相利用依存又互相敌视怄气的冤家， 甚至扮演着施虐者与受虐者的角色。有的批评家傲视群雄，根本无心细读作品， 作品的文本不过是阐发他既定意念的边角料；有的则恰好相反，屈膝逢迎，将作家奉为神明，作家的一招一式在他们那儿都被镀上了神圣的光彩。而丹梦的批评风格不是这样，她先是深入细致地阅读作品文本，以同情的姿态揣摩领悟作家的意图与文本蕴含的意味。她那篇《敞开与囚禁：艰难的自我抒写》对李锐的创作心态与内心冲突作了鞭辟入里的解析。作为当代的重要作家，李锐创作二十余年间创作风格也是经历了多种变化，如何理解他的创作心理与写作伦理，一直聚讼纷纭。显而易见，丹梦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从李锐内心深处的矛盾（他本人或许也未意识到）入手，对他不同阶段的作品与变化脉络，尤其是隐含的“文革”情结，作出了极富同情的阐发。但这一同情的理解并不滑向廉价的吹捧，丹梦之所以能展示出李锐精神演变的清晰图式，还在于她有着一个更高的超越性的视点与角度。她内心有着比她论述的具体的作品更高的文学标准与准则。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察觉到了李锐作品内在的弱点与缺陷。

丹梦批评的这一特色同样集中体现在她对河南作家创作风貌的整体性解析之中。90 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豫军”成为中国文坛上令人无法回避的现象。在对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等人作品的读解中，她涉及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要课题：对于苦难的书写，地域文化、乡土观念与文学创作，城乡对峙，女性形象的书写等。丹梦对李佩甫的精神世界与土地间隐秘复杂的关系、刘震云作品中几大主题（故乡、权力、历史）间的错综纠葛作了细密的剖析， 展示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长项与软肋，文笔洋洋洒洒，新见迭出，一个个作家被她写活了。

应该承认，丹梦的批评有时是偏激的，尤其是她对阎连科《受活》的评论。对她的观点我迄今无法完全认同，但我佩服她逆流而上、与主流批评意见唱对台戏的勇气，感觉得到她的批评中有种怒其不争的峻急。有时，正因为她偏激， 所以她的文章一扫陈腐之气，朝气蓬勃，热情四溢；正因为她偏激，所以论述起来气势凌厉，但有时不免气强于理，即便有理，也给人得理不饶人的感觉。但这一切成就了丹梦的批评文章的特色，也成就了她的魅力。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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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