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莫伸，原名孙树淦，1951年生人，7岁时随修建宝成铁路的父母从江苏来到陕西生活。1968年赴秦岭山区插队务农，1972年后历任宝鸡车站货场装卸工。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毕业于中国文学讲习所。历任《西安铁道报》记者、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等。
作者：莫 伸
作者注：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尽快改变“文革”造成的文学艺术园地一片凋零的现象，集中起一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员。事过数十年后，翻看当时随手记下的一些零星的生活片段，颇有感慨。
1990年王安忆来西安，《西安铁道报》记者石裕国在省作协大院的高桂滋公馆为她拍下了这张相片
文讲所一共有五位女学员。竹林、张抗抗、刘树华、叶文玲、王安忆。王安忆是女学员中年纪最小的。她出身于文学世家。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初到文讲所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她发表过什么作品，也多少觉得有几分奇怪──毕竟，凡是到文讲所参加学习的人，至少都发表过作品，而且所发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但是很快，大家便知道了，她发表过作品，而且写得相当好，是一篇少儿作品，题目叫《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后来这篇作品也果然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儿作品奖。但大家对儿童文学有一种偏见，所以并没有特别地重视她。只是这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王安忆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很快令大家无法不对她刮目相看了。
1980年在山海关，左起张抗抗、孔捷生、莫伸、关庚寅、王安忆、王梓夫、高尔品、叶文玲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偶然中翻看到《人民文学》上有一篇王安忆写的散文《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这是我读到的王安忆的第一部作品，读完以后，我深深地被打动了，如果说散文也分多种形式和多种类别的话，那么这篇散文应当是叙事的。它讲了作者在农村插队时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非常微小，非常细琐，放在其他人眼里，很可能会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写头，但是王安忆写了，并且从这些细琐的小事中咀嚼出来了好多有滋有味的东西。写得真是好！几乎同时，我又在《北京文学》上看到王安忆的第二部作品。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题目是《雨，沙沙沙》，那天是午睡前读的，没想到一读就放不下，直到读完才罢手，而心情却始终处于一种振奋状态，我睡不着，干脆下床去找人聊，大家都在午睡，只有申跃中不睡，于是我问他看过王安忆的作品没有？申跃中说：“我觉得在文讲所这些女学员里边，她的潜力恐怕是最大的──你说呢？”我同意他的论断，也讲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作家，王安忆突出的优点是她具有非凡的感受力。对周围的一切，无论是人是物，她都实在是太敏感了！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是非常难得的！换句话说，一个作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活生生的、感觉敏锐的人，这才能够使广泛复杂而斑驳曲折的生活通过他自己的心灵时，被过滤成更高意义上的艺术。王安忆的作品不像有些人那样，靠编织一个离奇故事来赢得读者，那样的作品读头一遍时兴味盎然，但再读时就由于已经熟悉了情节而丧失了滋味。她的作品犹如一块熏得很好的牛肉干，初嚼时，有一股浅浅的鲜味，越嚼这味道竟越浓烈起来。我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她简直非凡！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王安忆的文章写得漂亮，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王安忆也是那样出色。她丝毫不像有些所谓的女艺术家，事业上什么也做不出，但一付玩世不恭和放浪形骸的模样先做了出来。王安忆是那样循规蹈矩，那样清纯和腼腆，即使排除了写作，在生活中，王安忆同样是一个值得信赖也值得尊敬的人。记得文讲所临结业前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要求大家相互交流一下创作体会。会前早早便给大家布置了任务，规定了人人都要发言。按说这种场合照例要有一个沉默的前奏，之后大家才逐渐踊跃。谁知这一回不同，主持者才说完，王安忆就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她手里拿着一张很小的纸片，那是她准备的发言提要。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她不善于在众人面前讲话，尽管所谓的众人只是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学员，但她仍然脸涨得通红，仍然紧张而局促。我很注意地听她发言，虽然她的发言是那样简短，那样窘迫，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但我仍然捕捉住中心意思并迅速地进行记录。座谈会开完后，我把记录本递给她：“你看一下，这是不是你的原意？”她认认真真看完，说：“是的是的，不过比我说的更简练更准确些！”又犹豫了一下，突然红着脸问我了一句，“ 莫伸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头一个发言？”她说：“我怕发言。要让我最后发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那真是受不了。我抢着说，说完心就不跳了！”
王安忆说：在政治上我比较麻木，这不仅因为我对政治向来关心少，而且这十多年来，政治上变来变去，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忽而苏联是友谊万古长青的老大哥，忽而又成了刀枪相见的敌人，我简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有人讲，作家首先要关心政治，作家首先一定要有个正确的世界观，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和绝对了。有正确的世界观当然最好，但这是不好强求的，不可能先去把世界观都搞好了再去练习当个作家。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少考虑一些政治倒更好些。我用笔写作，就希望表达我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感情和思想，希望生活能变得更美好些、更光明些。我依照着这个目标去写，尽量少考虑政治上的需要，反而觉得少受束缚，更放得开！她说：写东西必须是自己切身体验和感受的，必须要与自己对生活、人生以及方方面面的理解和认识挂起勾来。写《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这篇文章，是我翻看以往农村生活的日记，产生了一种往事回望的惆怅。多少微小然而美好的东西，在人生道路匆匆忙忙的奔驶中被忽略掉了。写《雨，沙沙沙》是我和任何一位年轻姑娘一样，对爱情有着不灭不绝的憧憬和向往。这些感受是艺术化的，但也是完全真实的。她说：写作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让我完完整整地叙述一个故事，我就会感到非常棘手。而表达一种意向或情感，用随意些的、变幻些的手法去完成它，我就会明显地感到轻松得多。我想，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这是对的。但同时，如果没有掌握住一种或者几种能够很娴熟地表达作者意图的形式，那么很好的内容也会表达不好的。王安忆说的是心里话，事实上，她确实让我看过她的一篇稿子，那是她尝试用自己所不熟悉的方法去塑造人物，我看后认为不成功，因此当场很不客气地将它枪毙了。如果放在别人，很可能会下不来台甚至为此而动怒翻脸，但王安忆是诚心诚意地让我看稿，是诚心诚意地让我提意见，因此她丝毫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而是那样谦虚地承认了她的失败。
1980年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中英才迭出，其中仅中国作协副主席就产生了四位：蒋子龙、叶辛、张抗抗、王安忆
1990年4月中旬，王安忆和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林华以及《中国妇女报》记者葛珊兰到西安。我陪她们一起到乾陵游玩。古陵道路两侧满是农家妇女在兜售自己缝制的布玩具，王安忆对这些纯粹的手工艺品产生出强烈的兴趣，农妇们纷纷围着她，口舌利索地劝她买东西。于是我目睹了极为有趣的一幕——一位叫卖得最凶的农妇手里拿着的是布驴，或者叫布马——反正是自家手工缝制的，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说它像马可以。说它像驴同样可以。农妇急于兜售，极力解释说：“马就是这种样子！咱这儿的马都是这种样子！”王安忆一下回答不出，于是自己和自己生气：“反正马不是这种样子！”农妇根本不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较这个真儿，误认为对方之所以如此认真，是想买到布马，于是更加卖力地解释：“马就是这种样子！你看，咱做的明明是马，你放心，不是驴，绝对不是驴！驴咋能是这种样子——你哪怕少给几个钱，把这马买了去！”王安忆却更加生气：“明明不是马！你偏要说是马！你要这样骗人，我就不买你的东西！”一听不买她的东西，农妇顿时像当头挨了一棒，傻愣愣地看着她。王安忆说：“你说实话，到底是马还是驴？你要说实话我才买你的东西！”王安忆说：“不是我说是驴就是驴，它本来是驴你就应当说是驴！你说，到底是马还是驴？”农妇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接过了钱还一时回不过神儿。问题还不仅仅于此，当天晚上回到作协院内的招待所，陕西女作家李天芳来看王安忆。握手寒暄之后，王安忆头一件事就是把这头“布驴”拿出来，问：“你说这到底是马还是驴？”王安忆顿时很得意，说：“我就说是驴嘛。马没有这么长的耳朵的！这明明就是驴！”随后和李天芳认真地讨论起马和驴的区别来。我看着王安忆认真的神态，忍不住直要笑。同时心里很感慨，从80年到90年，十年过去了，可是王安忆的单纯和率真却丝毫没有改变。对个人而言，这似乎不值得夸耀，她这种纯真会很难适应今天过于复杂也过于腥腻的现实生活的，但也唯其如此，她这种透明般的个性才是多么难得又多么可贵啊！
2011年，前排左起蒋子龙、叶文玲、刘富道，后排左起叶辛、王安忆、莫伸、张抗抗、韩石山、陈世旭、艾克拜尔、竹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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