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原题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
没经受任何安全检查，我就大摇大摆地坐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面前，相距不过两三米……
在两国元首面前，我席地而坐
1996年7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是友好邻邦，国家不大，两国关系很顺畅，江主席访问时间只有一天：傍晚到达，欢迎宴会；次日上午会谈，签署联合公报及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下午参观国家公园；傍晚离境。说实话，别看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挺风光的，但是，新闻报道却是枯燥的。我们的外事报道往往都是程式化的，因为外交活动到了首脑这一级，基本都是程式化的。参观国家公园说不定会有些生动活泼的趣闻。反正会谈报道有人盯着，我和光明日报老杨等几个人商定，午饭后提前到国家公园去看看、踩踩点。出发前才发现，汽车轮胎有点瘪了，这是借用我们经济日报驻中亚记者站的车。万万没想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只有两个地方能给汽车打气，一家临时关门了，赶到另一家，说气泵坏了。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到一个自行车气管子，我们几个人轮流鼓捣了半个多小时。7月4日下午的比什凯克，阳光明媚，微风拂面，市郊的国家公园是一片节日气氛。不过，坦率地说，公园简陋得令我吃惊不小。这也难怪，在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本就是经济相当落后地区，而且刚刚独立没几年，一切从头开始，百废待兴，也是可以理解的。具有穿透力的高原阳光把灼热扑向人们身上，我看见不远处一排连体的蒙古包似的屋子，去那里避避暑。呀，这里还不错。约有六七米宽、二三十米长，人不多，挺安静的，有些桌椅，壁毯上还挂着不少油画水彩画。反正眼下没什么事，我就优哉游哉地欣赏这些画作。最里头还有一个屋子，我掀开门帘，是典型的圆型蒙古包，直径也就四五米左右的样子，铺着厚厚的花色鲜艳的地毯，摆有两个茶几，上面的托盘里有点心和水果，茶几旁还有几个座垫，壁毯也比较讲究，挂着的油画显然上了档次。我抓了块点心，边吃边欣赏着油画。一会儿，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吉尔吉斯的小伙子进来了，看了我两眼，也没说什么就很快离开了。大约十来分钟，我听到外边欢声笑语；不一会儿，有人掀开门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走进来了，原来是两国元首要在这里小憩。不知是不是民族礼节，反正要席地而坐。江主席体胖，婉谢了别人搀扶，费了好大劲坐了下去。摄影记者一通拍照后，人们都退了出去，房子里只有六个人——两国元首、两国外长、翻译，还有一个人就是我。既然没有人赶我出去。我索性就堂而皇之地在两国元首面前坐下了，相距不过两三米。我从包里拿出本子，记录着两国元首聊天的内容。我几次看到，坐在斜对面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不断地以警惕的目光在打量着我。因为我们是先遣报道组，没有随专机出行，大概是钱副总理看我面生吧。他的警惕是有道理的。如果我是个自杀式的暴恐分子，此刻完全有机会制造震惊世界的刺杀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关键的问题是，从进入国家公园起，我没有经过任何的安全检查，哪怕是最简单的询问！一会儿汉语，一会儿俄语，一会儿英语，江泽民与阿卡耶夫谈笑风生。大约半个小时吧，两国元首起身离去了，我当然是走在最后了。钱其琛副总理站在门口，拍了下我的肩膀：“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他我是报社的。“哪家报社？”他继续追问，我说是《经济日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尽管他的语调平静，但我还是感觉气氛有些沉重，就打趣地说：“混进来的呗。”其实，钱副总理是“贵人多忘事”，我们见过面。1991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离境回国前，钱外长在机场接受中国驻日记者的采访，也就五六个人吧，我还提问了呢。如果有人想了解那天两国元首谈论些什么，只能找我；因为那天除了两国元首和外长，只有翻译，没有记录员在场。这就是新闻记者的“特权”。
“国家领导人是个体力活儿”
“我非常想同大家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但实在没有时间了。来日本访问后，早晨、中午、晚上都要见日方政界经济界的领导人。本想在使馆吃顿好饭，吃顿饱饭，可是后边还有人等着呢。这顿饭是吃不上喽。”朱镕基副总理把大家说乐了。1994年２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看望使馆馆员和我国驻东京机构的代表。“前天有12场活动，昨天有11场活动。今天这是第３场。”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敦信接过话头：“今天还有７场会见。”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两国关系延续着“黄金蜜月期”。在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之际，日本坚持与中国保持正常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1992年秋，日本天皇访华，把两国关系推向了新高度。“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中国全力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大干快上的火热建设场景，一度下滑的经济增速快速上扬。国际社会、尤其在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的“中国热”。作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操盘手”的朱镕基副总理，在这种背景下访问日本，自然受到各界的空前关注，形成了一阵席卷日本的“朱旋风”。尽管朱镕基此时只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但是，日本方面完全是按政府首脑规格接待的。日本天皇亲切会见，日本细川首相、羽田副首相长时间会谈，日本朝野各界都显示出空前的热情。东京各大报纸用大幅版面、各电视台以黄金时间追逐报道这来自中国的国际政治明星；政治家们纷纷要求安排正式会见；社会名流们争相出席各项活动；预定朱副总理发表演讲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的出席券早已告磬，日中友好六团体欢迎朱副总理的宴会券成了最紧俏的“抢手货”，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朱镕基副总理记者招待会尽管一再加座，也完全满足不了各国记者的要求……最为踊跃和迫切的莫过于日本的企业界了。在代表团一行还未抵达时，有152万会员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稻叶兴作就把鲜花送到朱副总理的房间，并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等候。当天晚上，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设宴为朱副总理洗尘。朱副总理在东京的早餐时间，被日本最强大的三大企业集团――住友集团、三菱集团、三井集团所“瓜分”。像丰田、松下这样的世界顶级大企业，早已都闻风而动，提前“预定”。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日本政界财界名人这次如果见不上朱镕基，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官方宴会去不了，那就争取参加民间的欢迎宴会；正式会谈排不上，那就争取早餐会能见上一面；早餐会挤不进，请朱副总理在房间哪怕会见10分钟也可以；在东京的日程太满，就在朱副总理将去的大阪提前“挂号”；如在大阪也安排不上，在朱副总理去外地参观访问乘坐的新干线上谈一阵子也好。所以，２月24日上午，在东京新大谷饭店，朱镕基就中国改革情况和中日经贸合作发表演说时，会议原定500人出席，结果一下子申报了2700人，不得不临时增加大量席位。朱镕基告诉日本朋友：“今年以来，我国陆续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引起不少海外人士的关心和注目。这是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实行了50多天，执行情况很好。”由于人们争相提问，演讲会不得不延长时间。在随后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经济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朱镕基热情而风趣地说：“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390亿美元，增加了54％。但我认为，390亿美元这个数字太小了。大家不想看到3900亿美元的局面吗？”（1993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为1957亿美元。）多么大的魄力，多么诱人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朱镕基副总理一行在东京期间活动安排十分紧张。看一下２月25日的日程表——12:00 出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的午餐会；看看！几乎连简直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真是快节奏、高强度的“连轴转”！如果是随行人员，可能还有时间放松一下，而朱镕基是每场活动的中心人物，必须全力以赴、精神高度集中，而此时他已年愈六十。所以，国际台驻东京记者张国清开玩笑地跟我说：“看来国家领导人也不容易呐，也是个体力活儿。”
朱镕基：“小伙子，你也够‘花’的啦”
2月底的箱根，这个日本的旅游胜地，尽管已经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但早晨还是有点儿寒冷。不过，走出钢筋混凝土森林般的东京，在这里呼吸着清新而带有树香的空气，对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中国记者们来说，已是非常难得了。记得我第一次到箱根，是一个夏日的雨后，在不停飘动的浓雾中，山峰、密林、湖水时隐时现，一切都朦朦胧胧。箱根，在我心中一直保留着神秘的色彩。清晨，在湖边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唐公使，您好！”我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因为他曾在驻日使馆任公使，不少人都叫他老唐。我们公派的驻外人员，都要接受使馆党委的统一领导。所以经常就一些事情向老唐汇报，老唐有时也就一些问题向记者们“吹风”。唐家璇是上海复旦大学英语专业的“学霸”，后因国家急需日语干部，大三时被调配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改学日语，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我国驻日本使馆是个大馆，光大院里就有100多人，院外还有商务处、教育处、经参处等。本来人一多，是非杂事就多，而且又是来自多个国家部委；所以，主持馆内日常工作的公使，不是个轻松的活儿。可是全馆上下对老唐的为人是赞不绝口。在我的心目中，老唐正直、厚道、谦虚、能力强。“唐公使，你们昨晚休息得好吗？我们可舒服了。”我告诉老唐，我们记者昨夜住在林中小屋，好像是高级别墅，光脚走在地板上感到热乎乎的，因为暖气装在地板下（后来才知道这叫地暖），整个屋子几乎看不到一件金属制品，是个木头的世界，就连卫生间的水龙头都是用车床旋好的木模包的。老唐笑眯眯地说：“我们可没有那么浪漫。可能出于安全警卫的需要，我们都集中在那宾馆大楼里。”我知道，那是湖畔的王子饭店，好像是四星级。游船缓慢地行驶在芦之湖中。但是，谁都顾不上欣赏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要争先恐后地与朱镕基合影。朱镕基坐在最右边第一排那洒满阳光的长椅上，面对眼前的几十号人，他笑着说：“好嘛，我不得安宁了。有时间。一个个来。”船上50多人，每人都单独与朱镕基留影了。这时，朱镕基对使馆的人说道：“是不是同船外巡视的日方警卫也照一照？”这使得那几个身材健壮却目光矍铄的日本警卫喜出望外。站在视野开阔的山顶，身边是茂密的林木，脚下是清澈的湖水，左边不远处是伊豆半岛和蔚蓝色的大海，右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富士山。阳光明媚，碧空如洗，登高望远，就像一幅巨大的屏幕，把几十公里外的富士山的全景展现在面前。近处的大片大片的树木，不远处是阡陌交错的田野，再往前的山脚下是各种建筑星罗棋布的城镇，山腰处是一条深褐色的火山灰地带，往上就是大面积的刺破青天的皑皑雪峰！如诗如画，美不胜收。我曾多次领略过富士山的美景，而且曾攀登到山顶的火山口，但没有哪一次感觉如此美丽壮观，甚至有些惊心动魄！这时，一列新干线从那城镇中穿过驶向东京，就像一条流动的白色丝带，又轻灵地飘向远方。毕竟是乍暖还寒。一阵微风吹拂，有一丝清澈冷冽的感觉。可能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欣赏美景，没有人说一句话，足有十分钟之久。我觉得有点儿沉寂啦，就打趣地冒出一句：“朱副总理，您今天的领带很鲜艳呀。真帅！”朱副总理听了，“是吗？！”仰头大笑，他看了眼我的着装（那天，我穿着大格子衬衫，早晨怕冷，又抓上件格呢外套），满脸笑意地说：“小伙子，你也够‘花’的啦！”朱镕基的幽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唐家璇副外长在旁边接过话头：“小姜是‘花装’不‘花心’。”大家又是一片笑声。难得有一上午的放松时光，离开箱根，朱镕基就要在新干线上会见日本财界人士。东京、大阪、冈山，松下科技馆、濑户大桥、安川电机……“朱旋风”最后刮到九州岛的福冈，福冈总领馆的同志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朱镕基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巩固发展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而且对日本经济界了解中国经济形势、坚定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信心，有着深远的影响。很显然，在离开日本前那个晚上的福冈总领馆的宴会上，朱镕基情绪十分高涨。这可能是他十天里第一次放松地吃上中国饭菜，而且又不是正式外交场合，都是自家人。宴会开始后，朱镕基接受了总领事的祝酒后，高兴地离开主桌，向代表团成员、随行记者、工作人员敬酒；他每桌都敬，每次敬后他都先喝，气氛十分热烈。走到我们这桌时，使馆的同志没跟上来，我告诉朱副总理，我们这桌除了记者，还有给您协调专机事宜的国航的朋友们。这时，财政部副部长项怀成在旁边喊我的名字，“我看你今晚就张罗给别人照相了。来！你把相机给我，我给你留几张和朱副总理碰杯的照片。”朱镕基跟我碰杯，笑眯眯地说：“小伙子辛苦了。”我当时十分感动与吃惊。感动的是朱镕基那么亲切和蔼，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总是板着面孔训人的形象（当然，我也曾亲眼看见他当众不留情面地批评一位部级干部）；吃惊的是项部长怎么会知道我？我以前在国内采访时，曾碰见项部长几次，是小范围的，但都是好几个人在一起的，没有单独采访过呀。可能是项部长喜欢读《经济日报》，注意到我的名字？反正，“项部长的大脑像计算机一样精准”，果然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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