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李润林：一个半脱产村支书的求学路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3-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润林（1955.7—2022.9.28）山西娄烦人，1982年1月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一直在党政机关工作，在山西省委政研室副厅级岗位退休。

原题

琐忆我的求学路

作者：李润林

写在前面：在我们的回忆文集即将付印之际，李润林同学因病于2022年9月28日不幸去世，特推荐刊发他最后的回忆文章以示怀念！

——山西大学历史系

张世满教授

求学并考取大学是自己从小就有的夙愿。在求学的路上，虽充满了无奈、艰辛和波折，但同时也有快乐、幸福和收获。特别是经过不懈努力，在突然降临的高考机遇面前，自己能和同学们一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从而让人生出现大的转折，开启了由山区走向大城市的人生之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在山西大学建校120年、我们离校40周年之际，班里组织让大家书写自己的经历记忆，确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带着多年沧桑感受，随性随记忆写出如下文字，与大家交流。

一、小学初中，历经艰辛，但从未放弃求学的理想信念

上小学时，正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村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我们过着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其中，曾经历过一段每天要去生产队打饭的日子，堪称真正的“大锅饭”。至于后来我们经常性的家庭生活，主要食物是小米、玉米、高粱、土豆等，就这些都吃不饱。为了生活，放学回家后，还必须帮大人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诸如打扫院子、喂鸡喂猪，同时还要照看小我四、五岁的两个外甥。

在学习上，压力不是很大，只是家里穷困，学习条件差。诸如，晚上学习，要去一个邻居同学家，我们一起坐在坑上的小桌子旁学习，照明用的是自制煤油灯。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既方便相互交流，又可利用他家的空房，以此还能节省一盏灯油。每晚学习结束后，鼻孔都被熏得黑糊糊的。

虽然学习和生活都很艰苦，但从未放弃过求学的理想追求和不懈努力。在学校里，自己学习还算可以，总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和老师们的肯定，期中或年终也能给家里拿个奖。到1966年，小学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十多岁的我，辍学回家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烧过砖、种过地、放过牛、赶过车、挖过防空洞、当过红小兵等。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才又在本村上了两年的所谓 “七年制”（相当于如今的初中）。

在这一时期，由于长期停学和自上而下对教育重视不够，学校各方面条件很差：教室破烂不堪，教师队伍流失非常严重，许多好一点的教师都纷纷转行，另谋生路。所以，自己虽经过小学、初中的学习，但学到的知识极其有限，甚至连一个汉语拼音都没学会而困扰终生。要说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磨砺了性格，锤炼了意志，为日后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一时期，我要感谢鼓励和支持我好好学习的父母。他们没有上过学，是地道的农民，充分感受过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他们懂得，上学是人生发展的最重要途径，更是我们农家子弟走出“农门”的唯一通道。为改变家庭状况，他们尝尽了人间疾苦，承负着极大的生活压力。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先后把我哥和大姐培养成中专生、二姐培养成高中生，这在我们公社是少有的、同时也是全家感到荣耀的地方。

他们是这样做的，也是带着这种认识来教育我的，至今让我铭记在心的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拿笔头，不要拿镢头和锄头”，就是这种朴实语言的教诲，让我从小就确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奋斗理想，尽管它是浅层次的、模糊的，但却成为我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

二、拼博高中，但时乖运蹇，不幸还是中断了继续求学的进程

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娄烦建县后开始进行首届高中考试招生。幸运的是，我们这个2000多人的村，只考取了四个，自己也是幸运的一个，从此过上了离开父母的集体生活。

在那个整体穷困的年代，我们每月交2元多的生活费，吃饭在专门为学生设置的大灶上，实行以班级为单位的打饭制。饭菜质量很差，除秋天学校实习基地能收获些山药蛋作为副食外，平时是以稀粥，玉米面和高粱面窝头为主，饭后喝些蒸锅水了事，由此养成了吃饭不在乎什么炒菜的胃口嗜好，这种习惯一起延续至今。

周末回家后，父母总要给我带点“炒面”（就是把高粱、玉米等粮食炒熟后磨成的面），以备去学校后饿得不行或吃不饱时予以补贴。

学校生活虽艰苦，但其他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满足感。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较大变化，起码教室里安装了荧光灯管，宿舍里安装了白炽灯泡，尽管光线不是很亮，但供电还算稳定，再也不用煤油灯了。同时也有了可供学生锻炼身体的操场，可进行田径和篮球、乒乓球等活动。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遇到了一批学识水平较高、对学生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的人生阅历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且绝大多数都是文革之前的正规大学生，分别毕业于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华东师大等高等学府，有的还是省内知名的工程专家。

正是得益于这些老师们的指导教育，加上本人不忘初心的刻苦努力，不仅为自己日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即参加高考，继续求学，改变命运。

然而，就在自己踌躇满志准备拼搏高考的时候，国家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城市青年学生要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在当时被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插队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

作为我们农村毕业的学生，自然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名义上人们把我们称作“回乡知识青年”，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在身份上，除了比村里其他年轻人多上两年高中外，我们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同时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也使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考取大学的机会。

三、回到农村，虽奋发努力，却未能抓住两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回到农村后，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学大寨运动。在此形势下，自己只想着能通过奋发努力，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做出一些贡献，同时也期望由此能走出人生转换之路。为此，自己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生产劳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同时也抽时间博览极其有限的报刊、书籍，学习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知识。

但要承认，在村里劳动的这段时间里，知识学习是零散的、浅层次的，而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早上天不亮就出工上地，中午带饭不回家，晚上回家吃饭后，还要上所谓的政治夜校。当时自己还是夜校的理论辅导员，几乎每天晚上要负责给村里党员、干部和青年优秀分子讲解政治理论及有关政策知识。

经过不懈努力，我于1974年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担任了村支部书记。时间到了1975年中，正值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之时，国家为工农兵提供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公社也收到了一些推荐指标。获此消息后，我主动找领导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名额。

按照要求，当时的我具有优先推荐的资格和条件，自己不仅是共产党员，且还是村支部书记，工作实绩又很突出，在县、公社也有较好的口碑，家庭出身是贫农。但公社领导和驻村干部多次给我说，“你在村里已经当了近两年的书记，是县里培养的苗子。现在大学生都是社来社去，你上大学没什么必要”，对此我也没有竭力争取的勇气，从而失去了第一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到1975年底，因工作表现好，实绩突出，我被县里选调为半脱产干部，除每年村里给360个劳动日的工分外，县里每月还补贴13元钱。随着身份的变化，公社把我抽调到建设大寨县工作队工作，先后担任过青年专业队队长和城关大队工作组副组长。这种状况持续到1976年中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推荐上大学机会。

遗憾的是，当我和领导谈及自己的想法后，得到的回复仍是：“现在你已经是县里选定的优秀青年干部，下一步是重点提拔对象，没必要上那个社来社去的大学”。这样，又一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两次推荐机会的失去，虽心理上产生过一度的无奈、沮丧和失落，但并没有完全泯灭我继续求学的信念。

四、恢复高考，艰辛备战，终于圆了我早已向往的大学梦

1977年9月，社会上流传要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10月下旬，中央电台等官方媒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由此又看到了命运转变的机会，并开始着手应考的准备。

当时，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高考知识的欠缺及复习准备的困难。虽然高中阶段学习还算可以，但经过几年农村工作的消耗，知识储备所剩无几，各科课本早已不知去向，甚至连课堂笔记和理科老师所补充的一些讲义也被当作卷烟纸送了他人，不得已只好决定报考文科。而文科中的历史、地理科目，过去学得很肤浅，应对考试只能靠找些常识读物进行整理复习。

二是时间上的困难。报名后的我还在城关大队工作，睡在办公室，吃着派饭，领导怕影响其他队员也不让回家复习，每天自己可利用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晚上12点之后。因为白天要下地劳动或处理一些事务，晚上还要开大小队干部会或上政治夜校。

可以说，这一段的学习强度真不亚于古人讲的“头悬梁锥刺股”。记得一个晚上，我把泡有脏衣服的脸盆放在取暖的土炉上，不小心就睡着了，到凌晨满房子烟雾把我熏醒，起来一看，脸盆里的水熬完后把衣服都烧着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复习，直到高考。

高考结束后，虽没有完全失望，但更多感觉是考不上的可能性大。

从当时形势看，此次考试，除1966年到1977年的12届学生外，还允许1978年毕业的优秀高中生参加报考。这样，共有13届学生参加高考，国家计划招20万人左右，可见其竞争强度之大。后因报考人数多，又扩大了招生名额，最终结果是，全国报考人数为570万，大中专共录取27.8万，录取率为4.9%。其中，本科生录取12.8万，录取率仅为2.2%。

再从周围情况来讲，多数考生的准备都比自己充分，起码他们有较多的准备时间和较好的学习条件，特别是那些高中毕业后一直从事初、高中教学的考生，不仅课业几乎没有中断，而且他们不需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自己与他们相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所以，在当天考试结束回家的路上，见到看我的父亲，他迫不及待地问：“考得怎么样？”话语里包含着深切的期望，在他看来，儿子是优秀的，是会考上的。当时我只淡淡的回复了一句“没考好，估计这次不行，明年再干吧！”回到家里，母亲已做好了饭，她看到我带着失落的面容，也没有多问考试的事情。

回归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人对我说：高考录取名单公布了，贴在县城大街的墙壁上，并说我考上了。我赶紧一看，录取名单是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我排名第二，排在第一的是一个老三届的北京插队知青。他自来我县后，一直在县里的乡镇高中任教，无疑在诸多方面比我有优势。所以，当看到这样的结果时，我心理上还是得到了一些宽慰，由此也享受了人生一次“金榜题名时”的激动和喜悦。

五、山西大学，底蕴厚实，更有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老师

按照报到要求，我于1978年3月走进了山西大学。

大学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神往：一进大门，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挥手的巨幅雕像；走进校园，则有偌大的操场，操场上有练各种田径、球类和武术的；校园林荫下则到处是读书的学生；走进图书馆、阅览室，确可谓目不睱接，只要你想学，各种书籍、杂志应有尽有。见此情景，作为久居山区的我，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眩晕感——这就是我安居学习的地方,也是我放飞理想的地方。

山西大学真不愧为百年名校，她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以实际行动报答各方面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为此，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以积极上进的精神状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要求的学业、阅读了大量书籍，充实了多方面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还跟随当时山西唯一武术教授陈盛甫老师及其学生们练了不少拳路，研学了不少相关知识……。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受颇深，受益终生。

作者（后排右二）与大学同学合影

四年的大学生涯，最让我难忘的是令我十分敬仰的诸位老师。他们治学精神严谨、知识积淀厚实，学术造诣颇深，不仅教会了我书本知识，开阔了我的认知境界，同时在其他方面对我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诸如，主讲世界中世纪史的老师，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上课虽拿课本和讲义，但从不见其予以翻阅，完全靠记忆进行讲解。不仅历史事件讲述流畅，就是那些既拗口又不易记忆的人名、地名，以及每个人物的生卒时间都能记得那么清楚，其学识之扎实，着实令我佩服。

负责给我们讲授世界现代史的程人乾老师，不苟言笑，地道的南方口音，早年曾留学波兰，系国内甚至在国际都享有一定声望的国际政治专家，其宽广的知识视野，清晰的逻辑思维，既拓展了我的思路，同时让我对国际政治这一学科产生了极大兴趣。

主讲中国近代史的任老师，他凭借其开朗活泼的性格和丰富的知识掌握，把这一段令人痛心的中国近代史讲得既让人动情又没有沉闷感。

给我们讲哲学的梁老师，既不板书也不看讲义，语调舒缓爽利，把一个形而上的纯抽象思维学科讲得透彻入理，从而将我们引进与先贤先哲对话的殿堂。

崔老师是大学接触过的唯一的女老师，年龄不大，给我们上古籍介绍及古汉语课。在讲到《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脸上还泛起青春少女的羞涩。她对古代汉语学研颇深，通过阐幽发微的讲解，使我真正感受到了祖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

再有就是一些年事已高，有的甚至走路都略显蹒跚的老教授们，虽然他们代课甚少，但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在学界也有一定名气。诸如郝树候老师，被荣誉为“山西通”、江地老师系国内驰名的捻军专家，罗元贞老师曾被毛主席称为“一字之师”……

还有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刘老师，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在做事上，却显得比较成熟，既有老师的风范，也有大哥的亲近感。可以说，我们班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团结、上进、活泼的集体，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作者（前排右一）与大学同学合影

六、同窗四年，友爱情深，同学们给我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回忆

作为我们这届大学生，是一个集聚十多届学生的特殊群体，是一个历经多年风吹浪打突显出的群体。

从年龄结构看，大的30多岁，小的不过20岁，居中且占多数的是20多岁。因年龄、经历和背景的差异，在同学们身上显示出不同特点。诸如，年龄较大的史海青、陈笑奇、刘克敏、张泽民、赵立人、盛北星等同学，他们阅历丰富，见识较广，多方面具有成熟大哥的行事方式及风度；年龄居中的常喜拴、席有淳、刘传旺、马天荣、张广善、裴小敏、王俊山、李福明、张铁钢等同学，大都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砺，虽缺乏大哥们的成熟练达，但却有务实求真的坚守和韧劲；至于年龄较小且略显腼腆的的薛志华、陆家洋、李忠人、张世满、杜桂平、乔运鸿、孙希镇、翟相卫等同学，除具有旺盛的学习精神外，更多表现出的是那个时代所塑造的青春活力和发展潜力。

同窗四年的朝夕相处，真正感受了同学之间的真诚友谊。当我们在一起谈论学习或展望未来时，诸多方面的差异并未在我们之间产生交流上的代沟和不适，而更多感受到的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和互相帮助的温暖。甚至在一些学术观点或事实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并由此而发生争论的情况时，老大哥们都能给予耐心讲解和悉心指导。

在日常相处方面，虽然一些同学尤其是城市同学，在见识上、生活条件上普遍优于我们农村同学，他们没有任何优越感的作派，这一点也让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拿我们组来说，在班里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不要说男同学，就是同龄中的高平，以及徐方、王秀珍等大姐级别的女同学们，都能给予我这个农村来的小组长予以充分尊重和积极支持。

再有就是，我们农村同学普遍生活比较困难，常有“吝啬甚至小气”的表现，但我从未感受到同学们的小瞧和歧视，诸如，我们在校所留下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城市同学主动拍摄的，其买胶卷、洗相都是要花钱的。而那时的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个消费水平。见微知著，点滴小事都包含着同学间的平等相处和真诚友爱，至今难以忘怀。

作者（右一）与大学同学合影

四年大学，忘不了同学们让我度过了一段愉快而美好的校园生活。班委中的丁东老大哥，阅历丰富，思想水平高，说话幽默有趣，很善于调节和活跃气氛；跃钢同学年龄不是很大，但综合素质高，为人处事谦和而又不失机敏，那时就展现出了他具有较强的领导才能；赵晶同学，年龄较大一些，成熟稳重，态度和善，很有亲和力；于若洁同学的协调能力，少人能及，令人佩服；梁力民同学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热情泼辣。在他们的带领下，不仅为我们班里创造了一个团结、活泼的环境氛围，而且他们还都是体育积极分子，篮球场上的身影和夺冠的荣誉，都使我们感到自豪。

除上之外，还有一些有特点且让我们记忆较深的同学：如石民民同学，不是亲眼所见，真不知道他有那么好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才能；令狐萍同学，思想前卫，不仅学习好，且多才多艺，拉、跳等活动很在行；厉志强同学思维敏捷，钻研能力强，其较高棋艺竟能成为他日后驰骋商场的又一武器。还有诸多令我难以忘记的同学身上的特点和趣事……，但因情长纸短，到此只能打住了。

总之，1977年高考，可以说是我艰辛求学路上的里程碑。是恢复高考给了我机会，实现了人生转折；是山西大学塑造了我的青春，改变了个人命运；是坚持不懈的求学，成就了我的人生。我感谢母校、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同时也很怀念多方面助我成长和快乐学习的大学生活。

作者（后排右一）与大学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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