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啊！6次我哭艺术梦

作者：沈宁

我从小有多种多样的艺术天才，也先后几次险些踏入艺术圣殿，但终于失之交臂，未得以艺术为职业。

我的父母本就有艺术才能，又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幼承庭训，天然自成。父亲因为在中国吃文字饭的艰难，教训子女，长大不许学文科。他为我们子女规定人生道路有两条，要么干技术，要么干艺术。

母亲则说：不管你们将来做什么，就算是做个工程师，艺术修养也很要紧。科学家里大概谁也比不了爱因斯坦，他会拉小提琴。每星期跟另外几个物理学家合奏弦乐重奏。科学家要有创造性思想的自由头脑，而乏味枯燥的生活只会消灭创造性。

我和弟弟小学二年级起，学习小提琴。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1959年少先队建队十周年，我们合唱团在人大会堂里演出过。五年级那年，为参加北京市小学生文艺会演，学校编排了一个小舞剧，我在其中，连续三个月，每天排练。

经常正上着课，学校广播忽然响喊起，叫我们去排练。每次都是同样的排列点名，就像一首歌，印在脑子里了：沈宁、李穆、田凯、周景平、查良瑜，至今不忘。我们五个人，两个六年级，三个五年级，都得马上离开教室，去练舞。我们自然得意得很，同学们也羡慕得眼睛冒火。

我们的舞剧通过西城区选拔，参加全巿小学生文艺会演，获得北京巿小学生舞剧表演第三名。比赛以后，我们不再排练，学校广播不再整天喊我们的名字，可以安安静静上课，一切恢复正常。

过了几天，解放军艺术学院派了两个军官，一个上尉，一个中尉，小学男生对军衔总是特别感兴趣，能辨别和记住。他们说，军艺的领导，观看了北京市小学生文艺会演，目的是挑选苗子。他们觉得我很有舞蹈天才，节奏感强，动作舒展，表情准确，所以有意收我到军艺附小，一边读书一边练功。

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音乐老师，聚了一屋子，七嘴八舌，把我夸到天上去了，就怕军艺的人不带我走。

说了一阵话，军艺两个军官取出卷尺，比着我的身体测量，身高、胳臂、大腿、小腿、脖子、脚、手、肩膀、头围、腰围，填到一个表格上。然后两人低声交谈，断定我将来能长到至少一米八。

他们说：培养舞蹈演员，要从十一二岁开始，所以军艺经常从小学生里挑学员。如果我同意，他们约个时间，先接我到军艺去看看。这学期上完，就转学到军艺去。军艺有小学班，还教语文算术，不耽误文化课学习。

小学毕业以后，升军艺附中，还是边念中学文化课程，边作专业训练。这样一直上到军艺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到各兵种或军区文工团去，像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等。

学校老师听了，兴奋得不得了，不住声地鼓励我。军艺的人又说：有些家长不愿意子女干文艺，要我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如果家长同意，可以一起到军艺去参观。我说，爸爸早说过，要我长大或者干艺术，或者干技术，现在我能上军艺，干艺术，他不会不同意。军艺的人听了，很高兴。

那天晚上，父亲母亲下班回到家，我向他们报告这件事。父亲听完，挺高兴，说干艺术他不反对。只要他们看中，我可以去。母亲不愿意，干干脆脆说了三个字：不许去。

我见过小学生文艺兵，穿军装，带五线谱肩章，很神气。我想，参了军，努力进步，就能入共青团，入共产党，作军官，当上尉，当中校，没准还能当上将军呢。我说了一大堆，希望能用努力上进的决心，说服母亲同意。可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说这样小年纪选定终生事业，太早了。过几年，干不成了，怎么办？不管我和父亲怎么说，母亲死活不许。没有办法，第二天上学，我只好告诉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错过从事艺术事业的机会。后来长大，经历多些，就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坚决反对我转学到军艺。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无论如何不可能参加解放军或者共产党，与其后来被人家踢出来，不如干脆不进去。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总之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第二次失去艺术前程，是军艺招我转学未成后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两个人来学校找我，他们不穿军装戴肩章，所以记不清他们什么样了。他们也是看了全市小学生文艺会演，相中我。他们要拍一部电影，记得说是叫“粮食”，里面有个儿童角色，想要我去演。又是弄来弄去好半天，还带我到北影去试了镜头。最后说我实在太城市气，演不了农村小孩子，只好作罢。

后来这部电影拍出来了，里面没有儿童角色。我当时倒没觉得什么，过了些年，才知道后悔。如果当时懂点事，周末到乡下去看看农村小孩什么样，用心学学，也许就从此干上电影了，日后没准能成就个赵丹第二呢。

第三次错过艺术生涯，是小学毕业投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小学保送去考的，我们学校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个同班同学，也是朋友，叫做李大康，是李焕之的儿子。李焕之是延安时期的老共产党人，中国音乐界的领导，《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就是李焕之写的。

我们去考试，家里并不知道，学校让去，拔脚就走。初试考唱歌，我通过了。音院附中通知寄到家里，母亲看到，又来阻止，就没去考复试。李大康当然是考上了，中学时候我们还保持来往，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又不继续上音院附中了。

说解放军艺术学院不收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中央音乐学院难道也不收么？我自己后来的经历，证明母亲没错，我这样政治背景的人，共产党真的不准干艺术。他们大概会怀疑，说不定哪天，我在台上，高呼一声拥护国民党，怎么得了。

那年代在中国，没有比政治保险更重要的事情，一个两个艺术天才不值什么，唱歌的跳舞的到处找得到。所以中国出不了乌兰诺娃，出不了海菲斯，出不了马兰·白兰度，出不了帕瓦罗蒂。

初中在北京三十一中读书，有一次学校里举办朗诵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不知因为什么关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舒绣文女士，到学校来观看了比赛。舒绣文当时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是主演蔡文姬、武则天、罗密欧和格尔楚德的人物。

赛完之后，老师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舒绣文坐在那里，她找我。她说看得出来，我有不错的文学底子，对作品有理解，也有很好的嗓子，还懂得运用，朗诵起来知道分层次。她很耐心地讲解朗诵和表演的基本技巧，指导我学着做。

最后她满意了，说：北京人艺最近要招一批学员，她鼓励我去报考。她当时从身上掏出一张报名表，交给我，说是填好了寄到人艺去。她又说：她是剧院主考之一，她有信心，只要按照她的指导，用心琢磨练习一些时候，我一定考得取。

当时在场的学校老师比我还高兴，舒绣文一走，就盯着我当场填表，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马上寄出去，一定按时去考试。有个学生考上北京人艺，那可是学校的光荣。我们小学出了个于是之，校庆的时候来演讲，老师学生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我照着老师的要求填好报名表，出了校门就把表撕了，没去北京人艺报名。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这样的人，没资格做艺术梦。不管哪个艺术团体，一查家庭出身，就不会要我，费那心干什么？

那算是我第四次痛失艺术生涯吧。

我考进北京八中读高中，准备考大学，将来做工程师，也继续跟随朱光老师学习小提琴。朱光老师当时是北京电影乐团的首席，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刚上高中，母亲有一次跟朱光老师聊天，说我计划投考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

朱光老师说，那两所大学都有很不错的学生乐团，我拉小提琴，也许有录取的优先。朱光老师又问母亲，有没有意思让我干艺术，他可以推荐我投考北京电影乐团。他是主考，说话算话。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光老师话音未落，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别说我上大学或考乐团了，朱光老师自己都成反动权威。有一次我去看他，远远站在胡同里，看他弯腰曲背，拿把大扫帚扫街，没有一点艺术家的风度，真正的斯文扫地。

我心里很难过，可是不敢上前问候一声，不是怕他给我惹麻烦，而是怕我给朱光老师添罪名。我家是国民党反动派加右派分子，比朱光老师处境更糟，黑九类里最下一等。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这已经是五次打碎艺术美梦了。但还没有完，命里注定，还得再多一次伤心。

“文革”期间，父亲关牛棚，母亲挨批斗，学校逼我下乡插队，走投无路。1969年2月，我跟随数万北京中学生一起，到陕北北穷乡僻壤落户。一年之后，各地工厂机关单位到农村招工，北京插队学生纷纷离开乡下。

我背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家庭出身，无论如何没人要，到当地电厂做锅炉工都不合格。看着同学们摩拳擦掌，准备进城，我心里发慌。我绝不肯死心踏地，就在乡下活一辈子。

那年我回北京过春节之后，回陕西的路上，多了个心眼，在西安住了几天，提着我的琴，硬闯到陕西歌剧院去，问能不能考乐队。没想到，人家还真的正招学员，碰巧了。招生的主管老师名叫莫里，人挺好，在他家裡考我。

听我拉了几曲小提琴，跟我谈了一会儿话，忽然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从小在北京少年宫合唱团，还得过北京巿小学生会演舞蹈第三名。

莫里老师一听，知道我会表演，更高兴了，当时让我唱了一首歌。嘱咐我在西安多住些时，他安排我每天到陕歌受训，然后参加一次院和团领导的考试。如果考上了，就收我做歌剧演员。

他说：拉琴的还算好找，会唱的万里挑一。陕西歌剧院早就青黄不接，什么戏都演不成。他跟我谈话时候，听出我嗓子好，有很亮的金属音质，所以问我会不会唱歌。

这么着，我又在西安住了一阵子。陕歌给我拨了一间琴房，派了一个辅导老师，每天弹琴练唱。莫里老师也常来检查，跟辅导老师商量安排我的考试。真没想到，外面演的全是江青的样板戏，歌剧院老师教唱，还是全部西洋发声，唱西洋歌曲，那几天我可过足了瘾。

最后莫里老师认为我的本事够大了，安排正式考试。在陕歌的小礼堂里，坐了好几排院领导，团领导和业务骨干。我上台，站在中央，辅导老师在一边弹琴伴奏，真像开我的独唱音乐会。

按照莫里老师和声乐老师的安排，我唱了一首意大利民歌，一首歌剧咏叹调，一首《白毛女》的杨白劳。莫里老师说，不唱一首样板戏，党委的人通不过。

唱完之后，领导们要研究讨论，就让我走了。我刚走到歌剧院大门口，莫里老师追上来，问我是否准备回陕北。他说院里和团里两级领导们已经通过，决定录取我进歌剧团学员队。我本来想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回陕北了，干脆留在西安，拿到调令之后，再回陕北去办手续。也许莫里老师觉得为发现了个人才，兴奋得不得了，没等我回答，就说：院办公室今天就发外调函，只要你父亲单位的回函一到，我们马上给你发调令。

我一听，心就凉了。莫里老师所说的外调，是中国五六七八四个十年里，特有的一个手续，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家，是致命的一道关口，跟法庭判决差不多。

那是一个单位党委向另一个单位党委发正式函件，调查该单位职工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表现。那外调函上面盖的党委公章，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能够把人活活咬成千丝万缕。

听完莫里老师的话，我感谢了他的关怀，答应回村去等候他们的调令。莫里老师又嘱咐：没有接到他们的调令之前，千万不要接受任何其他单位招工。我听了心里发笑，他还以为我是个什么香饽饽，人见人爱？却哪里晓得，我实在是个扔哪儿都没人拣的反革命狗崽子。

不出所料，我在陕北村里等了一年，什么音讯都没有。期间我又去过两次西安，到莫里老师家里去问候。他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父亲所在的外文出版局始终不给陕西歌剧院发回函。莫里老师嘱咐我不要去别的单位，他说男生学唱，二十多岁不算迟，尤其我原本声音好，再说也还算受过些训练。拖到到第二年，再去看莫里老师，他也灰心丧气了。

对于陕歌来说，外文局不回函，他们就不能发调令。还是多少年前我就明白的道理：共产党不容许我这样的人上舞台，讲话不行，唱歌也不行，好像怕我喊出一句拥护国民党来，让观众听见，中国的天就塌了。

第六次艺术事业的机会，就如此结局。

然后我去了陕北的地方剧团，仍是拉提琴坐乐队。他们追着找我，追了一年多，我等着去陝歌，一直没答应。现在眼见再无路可走，只得同意。县剧团天高皇帝远，根本不顾什么政审外调。于是我进了县城，总比在村里吃糠咽菜等死强一点。

也许是一种讽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连续不断，错过六次从事真正艺术事业的机会，最后还是干艺术，不过绝对不是任何一种我曾经梦想过要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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