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克斯纳在他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中这样写道：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去判断某项工作是否有价值，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常常干着一些对多数普通人而言无用的事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大多有用的实际价值是以所谓的“无用”工作为基础的。在物理、数学、医学等众多领域，大量“无用”的知识是由不在平它们是否有用的纯粹的科学探索积累起来的，而这些知识最终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实用价值。“用途”的评判标准应被摒弃，精神和学术的自由需被强调。即使是“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蕴含另一种价值的“无用”知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我极力呼吁废除“用途”的概念，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诚然，某些无伤大雅的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人类真正的敌人并非是无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是对还是错。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精神套上桎梏让它不敢展翅飞翔的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里“关注天空的人”，主要指研究神学、哲学、科学等看似“无用”的思想家。那些奠定人类世界观的思想家，虽然人人耳熟能详，但却对其“无用之用”知之甚少。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这一层次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而言，相当于电脑中的操作系统，没有它，一切应用软件都无从运行。今天，在所有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中，我们都能找到其对应的神学、哲学乃至科学的影子。·

在这样一个国度，所有人都倒退着走，为了永远能够看到自己；在这样一个国度，所有人都互相背过身去：因为惧怕目光。——卡内蒂20世纪是一个灾难不断的世纪，其中大部分灾难皆是人祸，而这些人祸几乎都与权力有关。忧思人类命运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人祸为何频繁发生？群众为何容易服从权力？“善良”的普通人为何会任权力摆布而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埃利亚斯·卡内蒂，就是一个对这些重大问题穷追不舍的人。他通过30多年的精深思考，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埃利亚斯·卡内蒂◎群众愚昧的根本原因在权力侵噬人性的时代，卡内蒂承担起一个作家的责任。他用文学的形式思考威胁世界的根本问题，深入思考群众与权力的动态关系，以及群众如何、为什么服从统治者的权力。这是对充斥着集体迫害、群体狂热、世界大战等毁灭性灾难的20世纪的深度反思。他花费34年心血写就一部论文集《群众与权力》，在书中指出：谁想要制服权力，谁就必须敢于正视命令。“指令”和“蛰刺”是卡内蒂解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内蒂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人的伤害（即“蛰刺”）。追溯指令最原始的形式，是动物遇到死亡威胁时的逃亡，因此“每一道命令都隐含着残忍可怕的死刑判决”。卡内蒂认为，群众之所以会有暴力、愚昧等倾向，根本原因并不是群众本质恶劣，而在于权力对群众的伤害。权力向群众下达命令，群众因害怕而顺从。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权力的迫害，因而逆来顺受，甘被权力“奴役”，甚至搭上权力的“顺风车”，这是大多数人的本能选择，也是“动物性”趋利避害的选择。◎洞察权力的本质，呼唤理想的群众趋利避害，人之常情。然而，卡内蒂认为，真正的群众是与权力对立的，在真正的群众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力命令别人。卡内蒂说：“只要自由还没能跟你搭上话，它对你而言就是个陌生人。自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哪怕你并不自知。自由是个拥挤的地方，但还没拥挤到让你窒息。只要你不活在别人的期望里，你就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更延伸一步：人不应该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更不应该活在别人的命令里。不活在别人的命令里

两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对个人讲究“安身”和“立心”，避免任何越界——即使越界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开拓。对社会讲究“稳定”和“和谐”，不希望社会结构有任何变动——即使变动会带来进步。

一个国家最大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愚昧。为什么这么说？从下面的分析中，应该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1-有形之敌与无形之敌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2-爱国需要理性，防人莫若自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3-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和僵化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阻碍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当大多数人都习惯从外部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最终只能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从内部的剖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才有可能拥有文明与繁荣的土壤。曾经，鲁迅、柏杨等学者对国民性格的洞悉，正是在从内部探究中国问题的本质——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滋养着“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有人说1949年是知识分子们的“生死分界线”。历史真的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更准确地来讲，是“同一片天地下，有着不同的苦难”：大陆在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台湾则被二二八、戒严、白色恐怖笼罩。推荐两本绝版复活好书，这两本书可谓“南渡北归”的真正续集:尉天骢老师的《回首我们的时代》与杨渡老师的《暗夜传灯人》，讲的是1949年之后，去台知识分子们的落寞与挣扎、抗争与传承。《回首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是当事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记述，《暗夜传灯人》则是台湾后辈知识分子对师长的缅怀。◎

1978年，他还是拖拉机厂工人，打算参加高考。他妈写信说：你已经二十多岁了，别人在你这个年龄都大学毕业了，你就算了。他读完信后，痛哭一场。痛哭之后，还是准备考。这一考，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本可以选择去中纪委，但他放弃了。而他放弃的理由也很简单，忠于内心，而且机关工作干不来。可就是这位“机关工作干不来”的人，却在后来写出“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官场小说”，累计销量超过100万册，即使“出版二十年后再读，仍然不会感到过时”。他就是长期霸榜官场小说排行榜首——《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看阎真小说，现实无以言说之处，却常常在小说中可以抵达。比如官场中的站队、面子、圈子……那些事。曾有记者问阎真，为何如此热衷真实？阎真的答案是，直面真实是残忍的，但回避真实，真实仍然是真实，残忍仍然是残忍。而表现生活痛感，就是阎真写作的另一个原则。阎真小说，像一把锥子刺到人的内心最深处，阅读过程常需要放下喘口气：刚正人格遭遇权力打压，理想主义者被现实毒打，良知真相蒙上厚厚尘垢……很多读者看完阎真小说，感到震撼，甚至有想大哭一场的，因为很多人看到无数熟悉影子，还有自己影子，理解了很多之前无法理解的事：房子、票子、孩子、上学、就医、职场、官场、规则、潜规则……处处被硬生生剖开的残酷世界。很多老师，同学，领导，职场、官场人推荐阎真作品。阎真小说超出一般官场文学。它不停在表象，而是把社会明暗规则摆在桌面上摊开：为什么官本位、一言堂大行其道？为什么说真话不易？为什么“站起来做人”说起来轻松，做起来何其难？为此，力荐阎真老师代表作：获多项文学大奖，“官场小说之王”，“天机泄露”第一书，长销20年的百万口碑之作——《沧浪之水》。感兴趣读者还可在规格选购《阎真作品集》：阎真老师经典作品全收录。如果说，《沧浪之水》相对聚焦于体制内官场，《阎真作品集》则广泛存在于体制内外官场、职场、高校、社会、海外。但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在社会摸爬滚打的每一个社会人，难以避免的成长与困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全签名+钤印）：-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张维迎：中国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部“无所顾忌”的历史超敏感题材，两岸都可能下架。速看，强烈推荐！刘震云北大演讲无删版，笑到流泪！（建议收藏）文革58年

张维迎

与地理决定论相反，《剑桥中国史》当代卷的主编之一马若德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局面就使得当时的政治哲学家们，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然而，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他自己，其次才是群体的一员，独立个人比较容易主宰自己行为，他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思考。而群体缺乏这种能力，特征就是不思考，容易被人带节奏，甚至无意识的去作恶。

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正是这些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真正有思想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开放意识与开放心态，对于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能竭尽全力地认真听取。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托克维尔、维特根斯坦、凯恩斯、哈耶克……过去200多年，人类思想的天空中群星璀璨，这些伟大的先知为我们奠定了今天的观念地层，我们使用的概念，思考的范式，都受惠于他们。本文简单介绍八位思想家，并推荐关于他们生平及思想的最好传记，通过阅读，以最轻松的方式走进先知的思想世界。-1-洛克划出现代文明的底线约翰·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也是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早期奠基人。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他都堪称是鼻祖。洛克不只是击碎了旧有的理念，更为文明画出了底线，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即便在启蒙时代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思想家中间，洛克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有“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即奉洛克为思想上的老师；后来的汉密尔顿、麦迪逊、杰斐逊、以及其他美国国父亦曾深受洛克思想影响，美国的立国原则《独立宣言》的思想即源自洛克。几个世纪以来，完整呈现洛克生平和思想的作品却极为稀缺，这部《洛克传》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的约翰·洛克传记。作者以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与洛克丰富多彩的一生行迹交织在一起；同时详细论述了洛克在诸多领域的思想发展。-2-孟德斯鸠为国家政治和法律奠基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西方现代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法治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等对后来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哲人。路易·戴格拉夫一生以研究孟德斯鸠闻名，他撰写的《孟德斯鸠传》是研究孟德斯鸠生平和思想的力作，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文笔优美，是公认最有学术价值的传记之一。-3-大卫·休谟确立文明基石，树立知行合一典范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建立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现代文明的三原则：财产的稳定占有、经同意的转移、遵守契约，被冠以“休谟三原则”而被世人熟知，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休谟思想大树上一个小小的枝节。莫斯纳的《大卫·休谟传》，是当代公认最权威的休谟传记，本书1954年首次出版，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修订重印。浙江大学·启真馆将本书引进国内，为首个中文译本。本书不仅对大卫·休谟的生平有详细的著述，披露了关于休谟的罕见史实，同时也还原了一个精彩纷呈的18世纪，更探究了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全面展示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在这个新版本中，还附有详细的书目、索引和文本补充（包括休谟的《我的自传》及大量休谟的书信），使其不仅成为研究休谟及休谟哲学的最佳文本，同时也为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参考。-4-亚当·斯密影响世界经济200多年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8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解释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奥秘：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靠分工协作，而不是掠夺；主导经济的，应该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国王和政府。伊安·罗斯的《亚当·斯密传》是当代仅见的对亚当·斯密生平及著作方面的全面、权威的著述，展示斯密对思想界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做的广泛贡献。作者尤其挖掘了斯密思想与当代的联系，为斯密思想在当代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素材。-5-托克维尔最具现实意义的民主先知一面想象世界的镜子托克维尔，西方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托克维尔认为，人爱自由，因为人有自尊。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存在的最高标准。在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托克维尔那样，具有如此杰出的雄辩力。托克维尔的话，甚至被后人奉为“定律”：“为面包而放弃自由的人，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自由”，“贵族精神缺失的社会，必然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在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的也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哈耶克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左翼乌托邦的思想家之一……不了解托克维尔，很难了解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之源。可惜的是，托克维尔的著作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受到重视。这一点，托克维尔生前也感受到了。他曾对他的妻子感叹过，说在法国，像他那么珍爱自由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也读不懂他的书，也不会重视他的书。休·布罗根的的这部《托克维尔传》采用了一种“博斯韦尔”传记写作风格，作者将自己置于托克维尔身旁，引用托克维尔的书信，笔记，采用对话式的布局结构，细致展现托克维尔思想的演进历程。-6-维特根斯坦20世纪的哲学“路标”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聪明、思想最深邃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谈资，他的形象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即便不关心哲学的人也觉得他格外引人注目。《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是公认的维特根斯坦的最权威的传记，作者瑞·蒙克运用大量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其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及传奇的一生，自出版以来广受赞誉。书中不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发展着墨很多，也还原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丰富个性，文笔流畅，可读性极强，称得上雅俗共赏。此插图精装本是在原平装本的基础上，精选了一百多幅维特根斯坦及其家人、朋友，以及作品等珍贵图片，更好地展现了他本人和他生活的世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维特根斯坦其人及其学说。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就像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令人尴尬的是，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联，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十月革命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为了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亲自去了一趟俄国，并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俄国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在罗素看来，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中国写史的人，往往以王朝为本位，以帝王为中心，以宫廷政治为主线。而读史的人如果再用“资治”的眼光，历史便成了厚黑学与阴谋诡计。五千年的历史这样读，无疑是买椟还珠。推荐著名学者伉俪刘刚、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一套非“王朝”的中国史，中国历史的正本清源之作——◎

小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小学课文往往会牢牢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影响一生。在台湾，我很偶然看到蒋介石时代的小学“国文课本”——在大陆叫语文课本。几乎在每一册国文课本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早已落满历史的灰尘，但是透过这些课文，却形象地勾勒出在蒋介石的“威权时代”，台湾的小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台湾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蒋总统小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在“蒋总统”之前都空了一格：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个“逆水小鱼”的故事，我在走访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时候就听说过，想不到居然被写进台湾的小学课本。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另一个故事“泥土与寄生虫”，也被收入台湾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标题为《爱国的蒋总统》：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写进台湾小学课本，使小学生从小就敬佩蒋介石。在台湾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那篇《忠勇的蒋总统》，令小学生对蒋介石肃然起敬：民国十一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他的部将陈炯明叛变了。国父就到永丰军舰上去避难。这时候，蒋总统正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就决心赶到广州去帮助国父平乱。许多人劝阻蒋总统说：“现在你到广州去，好像是走进虎口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蒋总统回答说：“我到广州去，是为了帮总理完成革命事业，怎么能够顾到自己的危险呢？”他就立刻启程，到了广州，登上永丰军舰，来保卫国父。国父看到蒋总统来了，非常欢喜，对新闻记者说：“他来了，好像增加了两万援军。”这篇课文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无限忠诚，而且还通过孙中山之口，赞扬蒋介石一人顶“两万援军”。在台湾六年级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伟大的蒋总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国语课的时候，王老师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王明立刻站起来说：“今天是民族复兴节。”王老师说：“对！不过，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大家都一时回答不出。王老师就郑重地告诉大家说：“在民国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时全国军民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正在发愤图强，向着民族复兴的大道迈进。谁知张学良、杨虎城受**的唆使，乘着蒋总统到西安视察的时候，偷偷地派了许多兵，把行辕包围起来，并且提出许多无理的条件，强请蒋总统签字。蒋总统不但严辞拒绝，并且大加训斥，说：‘我头可断，身可死，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正气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民（引者注：当时的中国人口为四亿）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毁伤，整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张、杨二人因深受蒋总统伟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国军民的指责，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护送蒋总统回南京。当时全国军民疯狂庆祝，比任何节日都热烈。同学们听完之后，都觉得蒋总统太伟大了。在这篇课文里，蒋介石被塑造为气节高尚的英雄，而中共被称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则成了叛逆。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有点可笑，然而当年的台湾小学生正是读着这样的小学课文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却是拥有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领袖，他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时运不济；而转型后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又变得“百花齐放”……关于蒋介石的一生，深想一步，许多疑问便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疑问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其实远不及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这些大佬。他是如何在派系林立中异军突起，成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的？

▲王赓武中国是世界的边缘，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观点出自史学大家王赓武。他193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如今已93周岁高龄。他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妥妥的学术牛人。在《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这本书中，王赓武谈到世界的核心与边缘，认为人类历史曾是大陆史，人类文明进程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边缘产生了三大文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但这三者都不是核心。◎颠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划分方法传统上，世界被粗暴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对于西方来说，东方始于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下；对于东方来说，西方这个概念则显得过于模糊。王赓武颠覆了这种死板的划分方法。在他看来，无论地中海、印度，还是中华，其实都是边缘，它们被同一片广大区域连接起来，并长期受到来自这一区域的巨大威胁，这便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被忘却的关键角色——中亚——真正的世界地缘核心。很多世纪以来，从中亚迸发出的力量，塑造了栖居在它周边地带的诸多文明的本质。对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要抵御来自大陆腹地纵深之处的军事威胁，这一当务之急留下了戏剧性的遗产供现代人观察——在中国历史上，游牧部落三番五次地征服天朝的土地；对于印度来说，络绎不绝的征服者从北面经由阿富汗的狭窄通道涌入；无可否认的是，抗击东方侵略者的斗争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抹重彩，无论抗击的是波斯军还是阿拉伯骑兵、土耳其军或匈奴和蒙古游牧部落的入侵。◎从陆权到海权，让中华文明与世界碰撞王赓武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边缘之间的较量，比如中国与西方国家较量，也与印度较量。曾经的世界地缘核心，如今已成了失落的世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剧变，是因为近代世界已经从陆权时代跨越到了海权时代。欧洲海洋国家崛起，对欧亚大陆形成包抄围困之势，让本来彼此隔绝的边缘文明直接碰撞在一起，这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开场。如今世人常说的“全球性”，其本质就是“海洋性”。正如王赓武教授一再重申的那样，“世界是海洋的”。现代世界，陆权是基础，海权是未来。王赓武认为，目前世界上仅有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广袤的大陆和广阔的海洋，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是毋庸置疑的海权强国，但中国却一直忽视海洋，这在陆权时代情有可原，海权时代来临后却让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必须培养一种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观——这也正是《王赓武谈世界史》这本书对中国人最大的意义所在。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黄基明作品《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钤印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这本书大陆敢出版，算蛮勇敢的（罕见片源，无删完整版）洞穴奇案：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许倬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自1784年“中美相遇”，两国难舍难分岂止千条理由可道尽统治者最不希望老百姓读什么书？李慎之：中国两三千年历史一治一乱的谜底豆瓣9.1神作，不只是尺度大！（无删版）易中天：诸子的精神西安事变，原来如此

1784年“中国皇后号”停泊在广州黄埔港即便是在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的国家。而欲理解当下中美关系（尤其是涉及台海局势等方面）的诸多困扰，有一本书堪称打开我们思维之门的钥匙，它就是当代华人历史学家、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的王元崇先生所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没错，中美交往史的起点，不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不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不是抗战时期的飞虎队与史迪威，而是200多年前那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相遇”。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中国皇后”号帆船，前往乾隆治下的中国。美国为何而来？美国从一开始就带着笃定的侵略意识吗？为什么在那么多列强中，是美国首先倡议放弃“庚子赔款”，把它用作留美幼童的经费和中国的教育事业？敌意从何而来，善意又从何而生？必须说，意识形态化的“屈辱史观”，根本无力反映和解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演化推进的逻辑和复杂动因谜底，全都写在了这本《中美相遇》中。其特点体现于下述三个方面。其一，理解今日中美关系现状，必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改开以来，中美关系屡次大起大落，背后的根本原因何在？只要把历史拉远，我们就能发现：在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中，影响美国对华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者，无非两点：一是对中国市场的想象，二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当美国烟草公司想向世界推广美国香烟时，在地图上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大呼“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另一方面，自诞生之初，自称“山巅之城”的美国，便具有一种传播先进文明的“使命感”。200多年前美国如此对待清朝，今天这套理念依旧延续。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美国执着于世界“民主化”努力的心理动因。因此，破解中美关系僵局，必须借助更为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为宽广的历史角度，才能理解美国“根子上的东西”。美国商人在清国港口采购商品其二，颠覆了对晚清的固有认知，探寻中美认知差异的根源传统观点简单化地认为，清代中国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而《中美相遇》则指出，中国实际上一直拥有一个活跃的朝贡外交体系，只是后来的世界秩序，被西方基于主权国家的体系所主导，很多人在接受了这套体系后，得出“满清闭关锁国”的结论。中美初遇，许多行动建立在对彼此错误的想象之上。在美国独立革命发生一年半之前，列克星敦已经先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北美殖民地为了抵制东印度公司倾销中国茶叶，特意对其做了曲解想象：茶叶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种出来的，喝了这种茶，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殖民地居民体内，摄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永远匍匐在英国君主的脚下。正因为大多数美国人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才会使众多“妖魔化”中国、敌视中国的行为很容易获得市场。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是一样。清国商民目送“中国皇后号”离港返航其三，图文结合，中美交往史细节一览无余《中美相遇》全书包括150多张图片，有当时拍摄的老照片、各种历史文件、地图、图表、名人书信手迹，其中很多得到了各国文管部门的特别授权，十分难得。正如程映虹老师所言：“本书像是在中美关系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时，有人在路边竖起一列橱窗，用图像、场景和细节向行人展示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对中美关系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背后的各种关联。”此外，与传统历史类图书更多关注战争与条约这类大事件不同，《中美相遇》却将相当多的笔墨放在个体故事上，让读者更清晰地洞悉被大事件简化了的历史本质，看清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复杂深刻的联系。《中美相遇》著者王元崇，是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精研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本书从传统世界秩序、中西商业关系、近代外交体制、在美中国人、交涉事件诸角度切入，讲述“中美两个大国相遇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间的交往故事”。所以，诚挚推荐王元崇先生的这本《中美相遇》。阅读本书，十分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揭开“当下中美关系何以如此”之类真相。从1784到2024，“中美相遇”迎来240周年。未来的两国关系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历史中。本书获王缉思、沈志华、程映虹、陈兼、牛军等史学名家鼎力推荐，感兴趣的书友，可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下单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统治者最不希望老百姓读什么书？李慎之：中国两三千年历史一治一乱的谜底豆瓣9.1神作，不只是尺度大！（无删版）易中天：诸子的精神，不朽的精神是什么让这部书起初饱受责骂，几十年后又被公认为经典？西安事变，原来如此吴敬琏的焦虑和不安这绝对是神作！名字有点敏G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照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是不能认为完整的。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游民意识”未死，游民仍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作“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是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定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代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游民”的历史可能比宋代更久远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地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竞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中国近现代极左思潮，与游民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作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断绝过，“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当然，秦始皇是真正的贵族出身，但是在他以后的许多开国之君，却有不少是真正的游民出身。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不过他们成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为“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而且总是要掩盖自己“少无赖”的历史罢了。▌不理解游民文化，难以理解中国社会学泰在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以分析论证。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的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游民文化是对于解释中国问题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王学泰先生对游民文化的揭示，蕴藏了中国两三千年历史的谜底。而且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他对于了解中国以后的社会，中国现实以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意义。为此，特别推荐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经典著作所阐发的“游民文化”概念，是对中国的一切现象，最具解释力的文化概念，没有之一。钱理群认为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具有普遍性的概括和广泛的解释力。邵燕祥称，这本书是“游民学”的一个发轫之作。张鸣：王老师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个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里，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个就是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雷颐：王先生分析朱元璋很到位，游民在社会动乱中成功之后，掌握政权之后，会更加专制、集权，更加残酷。历史上形成过一种游民文化，流民文化跟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后果是很可怕的。这本书的一个意义也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一定要从制度上让成为游民的人尽可能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历史有狼狈的一面，但学术界却长期忽视了游民与游民文化，而王学泰看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两千年中国治乱循环的一条隐秘线索，把它从历史中挖掘出来展现给世人。拿起这本书，就好比近视眼戴上了眼镜，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楚明白、毫无秘密可言。因深知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价值，取得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金圣叹点评版《水浒传》）：来源

它以最大的勇气和诚意，开诚布公女性的种种禁忌话题。它从生物角度的身体生长、发育、生育，历史角度的男女分工，冷静分析女性童年、青春期、为人母……深刻揭示了女人如何被塑造为从属的第二性。

吴敬琏曾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日报》曾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93岁高龄的吴敬琏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他的焦虑和不安常常来自对国家命运的牵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老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政府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老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吴老坦言：“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吴老说：“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用英文就是rule

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捉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时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了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的《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讲述的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右：张学良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刀尔登是位奇人，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他论中国史、论读书、论人与人性，跟传统话语上不一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在他的解读下清晰明了。刘瑜评价说：“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中，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他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刀尔登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纯粹，没受过污染。他问世的著作，多杂文或随笔，从谈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化古书，从中国史到西方文化，天南海北、人性与自我、思想与自由，无所不谈，谈的角度睿智独到，属读过不能忘记那种。遗憾的是，他的书有的曾绝版多时，有的又散乱各处。

1、财富创造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精神”并非企业家独有。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利用“局部知识”为社会和自身创造财富，因而理解财富创造的源泉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

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本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的两个民族，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无差别屠杀。而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胡图族为了争夺总统权力，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这种充满剧毒的历史叙述，我们尤其应该引起警惕。▌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它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剧毒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让人难辨真假。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100多年前，“五四运动”后，随着救亡占据高峰，打到一切，摧毁一切旧的东西成为主流，这股激进的思想被青年视为一种进步。而在今天，某种意义上，青年的保守被当成了进步，而他们的进步反而被当成了保守。

每种思想都有它形成的背景，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而不是群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这正是自由主义兴起时的积极意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将人牢牢捆死在一个等级里的制度，把个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它赋予了个人极大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个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个人是社会的基础

我是一位政治学者，但今天我想探讨的主题是认知模式，或者叫思维模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一个组织的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同样非常重要。▌中国古人的认知模式先来看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孔子的。《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季路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我们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能搞清楚死呢？孔子不太关注死亡，他更多阐发的是一种关于现世秩序的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儒家哲学的特点。但如果不能回答死亡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答人生的终极意义，死亡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深刻的人生哲学都要回答何谓死亡。耶鲁大学有一门哲学网络公开课，就叫“死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通向死亡、当一种哲学把死亡这个问题屏蔽掉，会带来了许多问题。第二个故事出自《列子》，叫做杞人忧天。古代杞国有个人总担心日月星辰会不会掉下来，同时代的人非常不理解他，甚至还嘲笑他。从根本上讲，何谓天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宇宙学、天文学和地球学的起点。但在《列子》一书中，同时代的人普遍地嘲讽这样一位忧天的杞人。而我恰恰认为，这位忧天的杞人是前秦时期最具宇宙观的古人，但他却被视为不可理喻。在那个时代，中国古人把天地这个问题取消掉了，或许是中国科学的很大损失。第三个故事跟唐太宗有关。在《贞观政要》中，魏征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以为然。当然，它更早的文本出自《荀子》。唐太宗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好皇帝，他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把君民关系视为舟水关系，得到的结论就是应该做个好君主，统治应该考虑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换言之，舟水关系唤醒的是唐太宗作为君主的统治自觉。但问题是，君主的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中国的历朝历代，会出现若干很有统治自觉的君主，又会出现若干没有统治自觉的君主，但无论是唐太宗，还是中国思想家与历史学家的认识都止步于此。他们没有继续往下分析，没有追问：既然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结果，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出现好皇帝，王朝更能实现善治；反之，王朝则趋向衰败。如果进行中西比较，欧洲同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等都比较过不同的政体类型，比较过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与缺陷。这也是思维和认知的重大差异。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在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某种重要的缺陷。我们刚刚只是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老祖宗们不严肃思考死亡问题，我们的人生哲学是欠缺的；第二个故事，老祖宗们不认真思考天地问题，我们的科学精神是欠缺的；第三个故事，老祖宗们不思考比载舟覆舟更深层的统治问题，不思考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真正可以实现良善与持久，我们的政治学是欠缺的。这样一类的思维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家和中国的历史。从汉朝的司马迁、贾谊，再到后来的柳宗元、韩愈、朱熹、王阳明，甚至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的思想不可谓不精深，但他们往往还是受着某种特定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的束缚。▌“盒子”内外与井底思维西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think

“在这个领域，他的论证没有对手。““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如今，要是撇开这部著作论民主，恐怕连资格都极为可疑。”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2012年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起源于何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粗鄙何以如此理直气壮？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粗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社会病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中国有一段时期，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横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谁是司徒雷登？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是某大V眼中“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政治家；是蒋介石眼中不受欢迎的人；是美国人眼中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也是许多学生眼中“永远的燕大老校长”，是燕大师生的保护者，是被日军关押近4年的不屈者，是闻一多口中，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归根究底，很少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那样，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难以估量的影响，遍及政治、文化、教育诸多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他与中国近代史划上了等号——司徒雷登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作为教育家，他创建燕京大学，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国民党失败的整个过程；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亲历者，他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多重的身份，让司徒雷登成为理解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外国人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司徒雷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台湾，蒋介石公开表态不欢迎司徒雷登；在内地，毛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让对他的评价一锤定音。因此，直到今天，关于司徒雷登的研究仍然极为缺乏。而了解司徒雷登和那段真实的历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他自己的回忆。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他的一生，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与失败今天很难想象，历史上的中美曾有过如此全方位的“蜜月期”，而且对现代中国有如此深的影响。而司徒雷登的一生，恰恰见证了美国对华的全部努力与失败；《在华五十年》，就是一部美国试图使中国变得跟自己“一样”，却最终失败的历史：他写家世和作为传教士的使命，是写一种宗教和信仰上的努力；写筹建燕大和担任校务长的成就，体现的是一种教育文化上的最高成果；写驻华大使任上的经历，是写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他写的是自己的挫败、失望和焦虑，同时也是写美国介入国共事务时焦灼纠结的心态，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失败感。◎中国近代史、文化史和外交史上的第一手史料司徒雷登在华的五十年，正是中国变动最剧烈的五十年，他目睹了数个政权的更迭，一生的起落沉浮均对应着中国社会的脉动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华五十年》可以说用第一手史料，揭开了1899-1949这段历史最受忽视的一面，用更为真实的细节，让我们理解——民国的教育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被忽略的推动者，抗战中的另一种抵抗，国共战争中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无限接近全译的版本，最后库存由于书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毫不避讳，大陆已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大多是节译本。本书作为无限接近“全译”的版本，出版不易，现为最后库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中美相遇》）：-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瓦特与工业革命：技术不可能弯道超车揭破伪史，还琦善、林则徐等人真面目易中天：劝君莫谈陈寅恪蒋介石的一生，为什么充满矛盾和纠结？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一本敢讲真话的书与高华并称“南高北杨”的杨奎松，揭开了哪些历史真相？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

他的蒸汽机的发展依赖的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人，因为“哲学家们”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范冰冰？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1949建政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1950年代初期，陈寅恪在住所（现为陈寅恪故居），兴致勃勃地给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们讲课。此时他虽已失明，但其仍然目光如炬。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大概是无法绕开的，譬如这些命题：1，“成事，则皇帝英明；毁事，则大臣背锅”的叙述模式，如何内化于著史者的自觉？2，“妥协→投降→卖国”的“奸臣模式”，是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基础命题？历史研究又是如何在这种命题中转化为宣传的？3，为什么真实的战况到开战一年多以后，道光皇帝依然蒙在鼓里，进而胡乱发出前后矛盾的作战指令？4，翻译因素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对外交涉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5，为什么众多主权被轻易出让，而侵略者和满清政府都各得其所欢庆成功？6，真实的林则徐、琦善又是什么样子？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疑问，《天朝的崩溃》都会给你靠谱的答案。其实，当年的琦善算不上真的卖国贼，而林则徐也并没有那么英勇神武。真实的历史太过丰富，不应该简单地用忠奸二分法来对历史人物归类。而当年，也正是简单疯狂的归因方式，令天朝持续盲目自信，无法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到1840年，有两个根本性问题必须回答：其一，面对侵略应不应该抵抗；其二，如果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须抵抗？前者从道德层面出发，结论是肯定的；后者乃政治层面的结论，却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近代史中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与误解，有待揭开或澄清。如书友所言，读罢《天朝的崩溃》，我的史观被重塑了。张鸣教授这样评介这本奇书：茅海建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易中天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更脍炙人口：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罗志田教授的评价也是难得的中肯：《天朝的崩溃》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再看看一位普通书友朴实无华的评价：《天朝的崩溃》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它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全景式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去解析这场令清王朝开始走向崩溃的著名战争。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先生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该书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很荒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天朝的崩溃》至今已重印近20次，十分珍贵。闻道不分朝夕＆先知书店特此诚挚推荐茅海建教授这本难得好书。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了解详情（存量不多）。-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蒋介石的一生，为什么充满矛盾和纠结？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一本敢讲真话的书与高华并称“南高北杨”的杨奎松，揭开了哪些历史真相？现实的温情或残酷，都是政治塑造的清华教授：今天，中国人最应该读的一本书！从晚清到共和国，时代变动大潮中，没有属于个人的避风港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唐德刚：袁世凯，可惜了

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写了一本敢讲真话的书：《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那么，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到底还有多远呢？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乔晓春的结论是：我们还没有上路，不在同一条路上，无法测量距离。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从前无所谓科学，唯用哲学、以玄想独断推测事物。近一百年来，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更为普遍。经过多年研究，乔晓春老师发现：中国社会科学专业门槛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甚至比受过十几年专业训练的人还要好。因此，他指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五大怪现象：第一，非专业人员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第二，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进入专业领域；第三，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是凭经历、感受、哲学推理下结论的；第四，结论通常是靠争论得出的；第五，不做文献回顾，研究只凭想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出了什么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乔晓春发现，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缺少“科学”的成分，学者们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普通大众思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没有太大的差异。乔晓春说：“他们实际上是打着专家旗号的普通老百姓。当他们以专家的名义随意发表一些荒唐的令老百姓讨厌的言论时，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他们毁坏的是整个学术界的名誉。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有名无实的专家仍然在培养他们的学生。”这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目录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研究关乎社会，而结论又立足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有一套基本的研究方法，可惜的是，不仅大众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在学界也常常被忽视，以至于今天社会科学的意义被大大歪曲甚至滥用。为什么很多社科研究往往以科学的名义做着非科学的事情？我们如何避免社科领域的“注射式洗脑”？为此，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非常尖锐，也确实很有启发的书《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本书从国情、理念、方法等等层面，揭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普遍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现状。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思维分析现实，辨别真伪，洞悉社会科学被遮蔽的真问题。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有幸获得乔晓春老师亲笔签名，并取得独家授权。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人文通识”四书）：-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与高华并称“南高北杨”的杨奎松，揭开了哪些历史真相？现实的温情或残酷，都是政治塑造的清华教授：今天，中国人最应该读的一本书！从晚清到共和国，时代变动大潮中，没有属于个人的避风港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数字时代，为什么要读纸质书唐德刚：袁世凯，可惜了秦晖：有一位朋友现在经常骂我

政治不仅在夜幕之下，更在太阳之下；政治不仅是恐怖片，更是肥皂剧；政治不仅是新闻，更是好声音；政治不是专业官僚的专利，更是百姓的日用；政治并非不可企及，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