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文革后果，只有改革开放，奋起直追！

苏杭日记 2024-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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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经济上，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xian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49年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1949年之后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
文化上的摧残也很严重。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
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而，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

让后人都知道那场劫难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健忘是对伤痛的修复，也是蓄意的自我背叛。亲历过文革的那代人都明白，《原谅，但不能忘记》是真实的历史，书写真实的历史，坚定支持改革开放，期望有更多人站出来讲真话。荒唐岁月不容掩饰，真实历史不该回避，让年轻的一代都知道真相。
验证文革历史，还原历史教训，让后人都知道那场劫难是如何发生的，如实描述那个荒唐年代，以警醒后人，防范悲剧重演。那荒诞的岁月不堪回首，历史不容篡改，原谅就是纵容。穿过历史风云，破冰荒唐年代，人民需要知道真相，共和国不能忘记。敢于直面历史，敢于直面社会，敢于直面现实，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如实记载那个年代，无疑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反思历史，敢说真话，展现一个家庭文革中遭遇的经历是伤痕文学吗？真实记录文革，不粉饰不淡化，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于艾平是真作家吗，痛说那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不是当年受伤害太深？是的，有你的支持，我才坚持写下去，我们都亲历过那疯狂的历史，那荒唐的岁月。正视文革，敢讲真话，让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使荒唐年代不再重现。亲历那十年，荒唐岁月不堪回首，铭记历史，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真实记载那时的经历，让所有年轻人都知道。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并不如烟，记录那个年代，正视那段历史就那么难吗？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很多人不愿面对，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反思历史，剑指那荒唐年代，亲历者有责任揭示真相，不再雾里看花。那段沉重的历史，只能由我们这代人承担，为了让后人不再沉重。我们亲历过文革，后人不知道了怎么办？如实道出就是历史的回声，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刻骨铭心。
留下历史真相，决不能让那时代，那疯狂岁月因时间的推移淡化。真实反映文革，让那个时代悲剧不再重演，对历史尊重，对后人负责。以史为鉴，《原谅，但不能忘记》真实地记录文革那个年代了吗？经历过文革，才深有体会和感触，让历史昭示未来，让后人直面那年代，为社会进步而反思。

对中外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
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而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历史节点："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决策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认真纠正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在此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了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此前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的共识，及时、果断地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次全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决定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那些讴歌文革的人，非蠢即坏

非常奇怪，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包括一些青年学生，常常在不同场合讴歌文革，甚至想为文革翻案。
文革是一个什么时代？
文革是一个人伦沦丧，安全感缺失的时代。它告密之风盛行，儿子会向父亲抡起铜头皮带，丈夫可能是出卖妻子的犹大，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你说每一句话都要小心谨谨，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然后向上级告密。
文革是一个政治动荡，秩序混乱的时代。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文革是一个经济崩溃，生活穷困的时代。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文革十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文革是一个文化堕落，教育受摧残的时代。文革十年，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那么，喜欢文革的人有什么共性呢？浙江温州一学者曾经给这些人概括过特征：
一、身无一技之长却渴望咸鱼翻身之人。这种人身无一技之长，是好吃懒做的流氓无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想象着革命成功后，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想睡谁就睡谁，想整谁就整谁。《芙蓉镇》里王秋赦书记就是这种人的真实写照，他在群众运动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种种好处。因此文革结束了，还念念不忘，时常敲着破锣喊：“运动了，运动了……”
二、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被时代淘汰的人。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享受很多的福利待遇。但在新时代，一部分人由于受知识、技能、体能的局限，很难再就业或创业。这些人念念不忘过去的生活，尤其希望回到工人老大哥的辉煌时代。
三、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却不懂法治之人。这类人希望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清明。他们认为，只有那种人民群众可以随时批斗官员，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时代，才会让官员摄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让他们收敛——他们不懂法治的重要性，没有法治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只有依法治国，运用法律的手段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才是根治腐败这一顽症的良药。
四、喜欢寻衅滋事打砸抢贪图小利的混混。这类人无所事事，唯恐天下不乱。正如文革中一些人借机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派”进行抄家，堂而皇之地夺取霸占他人的合法财产，“光明正大”地发家致富。
五、蔑视一切规则想把权威踩在脚下之人。这类人嫉妒心重，见不得他人比自己好。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摧毁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借着运动任意霸凌侮辱那些精英分子，把学术权威社会精英踩在脚下，任其凌辱以满足自己整人的快感和出人头地的虚荣心理。
六、真心爱戴领袖盲目陷入个人崇拜之人。这类人缺乏常识和认知，没有是非标准，以所谓的“革命立场”来判断人和事。在他们的眼里，凡是领袖说的都是对的。哪怕文革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们也认为这是好心办了坏事。
我觉得这样的概括是到位的，这些人的共性就是借以讴歌文革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这是绝对要引起警惕和重视的。我们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不容任何人破坏。讴歌文革、厚古非今的言论是对国家的公然对抗，是对伟大复兴新时代的公然挑战，与那些分lie国家，分lie党的言论无任何本质区别，希望有关部门以及平台能予以严厉打击，如此，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新时代舆论空间和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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