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人的文学》，以“辟人荒”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来审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从西方对“人的真理”的发现来观照中国，认为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更不必说妇女与儿童。因此他认为重新发现“人”是创作“人的文学”的前提和关键。周作人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周作人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他主张人的文学应当以人的道德为本。周作人主张男女平等和以恋爱为基础的结婚，强调对于亲子的爱，父母理应尊重子女，不妨碍儿童天性的成长。人的文学应当有助于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来对抗否定人的价值、抹杀人性合理发展的封建蒙昧主义，批判封建纲常伦理。“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继“白话文学”之后的第二个中心范畴，是中国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性特征，是中国新文学理论建设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1919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平民文学”实际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他把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指出“贵族的文学”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形式缺点，主张“平民文学”应该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二是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同时，周作人强调，平民文学绝不单是通俗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 平民文学也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平民文学应遵循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伪善的慈善主义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
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文体来表现大众生活的真实状态和真挚感情，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的思潮相呼应，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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