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郭定平，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郭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代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等。郭老师已承担国家社科、上海市社科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政党与政府》、《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等10余部，发表中文、英文和日文等学术论文共百余篇。
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中，政党的治理职能开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全面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逻辑？如何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发掘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价值？如何系统构建政党与国家的互嵌模式？
政治学人：
热爱
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的访谈，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分享一些研究心得和看法，与各位同学、同事、同仁交流。我是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攻读政治学专业，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2019年已经光荣获得上海市教委颁发的从教30周年证书了。这么多年虽有国外留学、访学、教学的经历，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政治学专业，应该算是典型的“从一而终”吧。记得有一次谈起为什么选择政治学专业、成为一名政治学人时，我说那就是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过程，就是说开始进入政治学专业并非一种自觉的主动选择，但是在开始学习研究政治学之后确实逐渐喜欢这门专业了，并决定终生从事这一研究。我之所以越来越热爱政治学专业，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大原因。第一是好老师的引领 第二是好专业的吸引 第三是好时代的召唤
交流与传播
在长期的政治学研究中，我利用自己熟练掌握英文和日文的语言优势，不断建立和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渠道，数十次赴世界各地开会，考察调研，从事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立中国政治学之论，发中国政治学之声。这种国际学术交流的经历对我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教学中，我注重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向学生推荐海内外最新学术成果，还经常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复旦举办讲座，也鼓励和帮助学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或是出国访学留学。在学术研究中，我特别强调正确把握比较政治学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既不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又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保持二者之间的“创造性紧张”关 系 多元主义 政治过程论 新制度主义 政党中心主义 政治学人：
国家治理研究必然涉及多元主体的作用，既有国家机关，也有社会组织，既有各个政党，也有各种团体，既有公共机构和组织，也有民间社会力量，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莫过于国家和政党了。政党是一种政治组织，但不是一般的政治组织。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权力、掌握政权、制定政策、服务公众为志向。因此，政党在很多国家均履行着国家治理的功能。自从近代政党产生并活跃于政治舞台以来，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世界政党千差万别，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五花八门。由于近代政党最早产生于西欧，因此关于政党的概念和政党政治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一直在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分”与“合”之间徘徊，始终没有走出将“政党”与“国家”预设为相互排斥和截然分离的传统思维框架。从政党、国家二元对立的结构化视角出发，当然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独特的政党与国家关系。这是因为很多人至今仍然秉持着西方传统的仅仅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政党观念，依然沿用着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流行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殊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治 理型政党 一是重构政治学研究议程，发掘政党的治理功能，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议题拓展。 二是推动概念与理论的创新，总结中国的本土经验，创造中国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新概念新理论。 三是重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 基于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国家、重塑社会规范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已经成功创造出了“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的新范式。
政治学人 ：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研究回到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视野充分体现了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兴起。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都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新经验。在您看来，当下中国政党研究中最有潜力的理论增长点有哪些？如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本土化政党理论？
我觉得未来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增长点非常多，以下几个方向都有很大的理论增长空间。首先是政党政治学 其次是政党组织学 第三是政党历史学 第四是政党社会学 第五是政党文化学 第六是政党法规学 第七是政党传播学 一方面，要注重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开发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资源，应用到政党研究之中，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政党概念和理论。 另一方面，要总结政党发展和创新经验，从政党发展历史脉络中构建本土化理论。
政治学人：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不能孤立地看，而要放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框架来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既有“以党治国”的历史影响，又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深刻教训，还有党政分开的改革探索，因而表现为党政关系的分分合合，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历史现象描述为“缩党扩政”或“扩党缩政”。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我们就跳出了多年来要么党政合一、要么党政分开的二元对立逻辑，找寻到了构建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新型关系的具体路径。这就是，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支持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经济组织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做到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和协调运作。
政治学人：
比较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国家关系，我认为只有在政党-国家互嵌模式中，两大现代政治主体政党与国家才可以相互合作，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推动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入的新型 政党-国家关系 首先，在宪法法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通过宪法法律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其次，在体制机制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通过党和国家制度改革促进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协同运作，形成强大合力。 第三，在干部人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形成党政干部合理交换流动、共创复兴伟业的良性循环。 第四，在政策过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推动党政协调行动、增强合力。
政治学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观点也是五花八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均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研究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党内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美国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弗朗兹·舒曼 《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 “找回共产党：中国是如何治理的？” 柏斯德 郑永年 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 凯瑞·布朗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2009 ），弗兰克·N·皮克 The Good Communists: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2009 ）, 布鲁斯·迪克逊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2016 ）。近期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在哪里，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渐进性改革等方面。 首先是放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视野下进行的政党问题研究，这就是学科化的思路 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政治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更注重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也就是理论化。 不能仅仅关注个案调查和基层经验总结，要把其放在政党和国家治理研究的框架下，注重概念和理论创新
政治学人： 尽管西方是“国家建构政党”，而中国是“共产党建构新中国”，但是基于政党的社会性而衍化出的政党与民众之间关系是永恒的。在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党群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是不言而喻的。请问郭老师，在西方民粹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今天，您怎样看待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群关系之间的区别？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一直是政党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当今西方各国，党群关系明显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像卡特尔政党之类的现代西方政党逐渐游离社会，向国家靠拢和渗透 二是，在选举竞争政治的刺激下，西方政党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多党竞争、各霸一方、相互掣肘的局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型政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第二，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党，我们的党不是群众的“尾巴”，党要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发挥自身的先锋队作用。
政治学人： 众所周知，您对东亚地区的政党政治也有深入的研究。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都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政党治理在彼此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与我国不同，当今的日本政党政治长期受党内精英分裂、“官高党低”的政官关系模式制约，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发展走向？国家能否通过引领政治文化的方式培育政党的治理能力？
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很复杂，政党体制也经历了重大变革。以1993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终结和1994年的政治改革为标志，战后日本政治可以明显区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具有官僚主导的特征，那么后一个时期政治（政党）主导就更为突出。 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 这是日本推动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的结果
政治学人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采访的最后是“政治学人”读者的福利时间。我们都知道，要想做好政治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您求学的那个年代，赴美求学是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毅力的。所以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留学经历中的一些小片段，以激励年青一代政治学人不断前进，勇攀高峰。
我在多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一直强烈感受到比较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分隔与分裂，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印记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研究中盛行中国特色论 一方面，我注意到政党的治理取向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也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中政党的中心地位。 The Growth of 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2018年7月我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第25届大会并报告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政党中心的治理的论文“Xi’s Leadership and Party‑Centred Governance in China ”。这些论文后来均发表于国际英文杂志，希望增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的理解。
本期采编：宋昱洋
本期编辑：杜 陈
初 校：霍盈州
终 校：大 兰、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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