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者视线 | 应急与常态： 从新冠疫情响应看农民工服务

协作者是一家致力于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也是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成立于2003年2月，我们做的第一个服务就是农民工抗击非典紧急救援。17年后，我们再次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

我们成立协作者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促进农民工的社会参与。之所以选择农民工为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一是因为我们发起人都有农村生活经历，对这个群体有感情，有义务反哺故土的兄弟姐妹；二是从专业责任讲，我们认为农民工问题是全球化、城市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主要挑战，在这个群体身上的任何改革突破，都会惠及整个社会。目前中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农民工。要解决如此庞大的问题，必须联合各界的力量，专业化和组织化的介入。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发展社会工作，培育社会组织。

基于以上背景，协作者确立了秉承“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通过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教育倡导和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在回应服务对象现实需求的同时，协助其在服务参与中由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并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本土经验，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不再因为地域、职业、文化和性别的差异而遭受歧视，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的组织愿景。

目前，协作者的服务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分别成立了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青岛协作者和江西协作者，各地协作者独立运作，彼此支持。

自2003年成立以来，协作者先后针对非典疫情开展了“农民工抗击非典紧急救援行动”，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开展了农民工应对金融危机干预项目，2017年的冬季紧急救援，以及针对本次疫情的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等一系列农民工灾害管理工作，从紧急救援、减灾能力建设，到培育灾害管理志愿者网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农民工灾害管理经验。

流动给农民工带来新的机遇，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9年中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帮助农民工返城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实现贫困家庭脱贫的主要途径。

然而，流动也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与灾害风险叠加后，则会急剧放大。农民工的需求其实非常复杂，因为该群体的构成非常多元，除了就业的劳动力，还有老弱病残，以及人的所有需求，这些需求与不确定性和灾害风险叠加后急剧放大。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南亚，每次公共性灾害降临，农民工都是极易被忽视的脆弱群体，同时也是阻断社区传播的关键人群。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农民工受自身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刀切”的防控政策，使他们在防疫、生计安排、劳动权益、社区接纳、服务获得等方面，其个性化和特殊性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演变为对已经处于高脆弱性的农民工生计的致命打击。

农民工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有2.91亿之众。我们协作者用脆弱性与能力分析框架进一步识别出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尤其是因为家庭成员患有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导致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是我们需要重点救援的最脆弱的人群。

一方面这些家庭属于“留不下，回不去，被悬挂起来的家庭”，几乎没有退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家中失去了主要生产劳动力而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比如有很多家庭是隔代抚养家庭，其父母因各种原因去世或离家，年迈的老人带着孩子无法在乡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只好进城靠拾荒讨生活；另一类是家中有大病患者，不得不到医疗资源发达的大城市边治病边打工。比如我们救助的一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孩子有肾病综合症状，辗转了很多城市医院，最后只有北京某医院的治疗有效，一家人就在北京边打工边给孩子看病，由于孩子的病情对饮食要求较高，妈妈不得不长期在家照顾孩子，父亲一个人做几份工，积劳成疾，去年得了肝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去年12月19日在疫情全面爆发前去世了，这家人立即陷入绝境。

二是这部分人多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没有单位保护，缺乏社会保障，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

三是他们的年龄大都在40-50岁左右，受教育程度偏低，其中18%是文盲和半文盲，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就业面窄，信息知识的获取和识别能力弱。

四是相对于单身务工青年，他们同时还承担养育子女和家庭的压力，再加上流动的成本高昂，属于典型的手停口停，全面封锁的防控举措对他们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

最令人担忧的是因为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对这个群体造成的偏见和排斥，会加剧该群体的脆弱性，以及疫情初期几乎所有资源都聚焦在疫区的资源对接，该群体很容易被忽视。

因此，协作者于1月22日正式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重点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救援。

我们的救援目标有三个。一是开展个性化救援服务，降低脆弱性，提升抗灾能力，协助困境农民工家庭度过危机；二是开展公众教育和倡导，将该群体的需求传递给政府和社会，使更多人切实理解和保护该群体，促进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完善和人性化；三是开展行动研究，总结提炼本土灾害管理经验，支援其他组织和部门。

这意味着协作者需要开展直接服务、政策倡导和专业支持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灾害管理服务，这也是机构的战略服务体系。

在直接救援方面，我们分为信息救援、能力建设、物资救援和生计救援等四个方面。截至4月11日，我们开展了68个个案咨询服务，不仅是防疫知识，还包括法律、心理和教育等；开展了9个主题172次在线培训活动；信息救援方面发布了108篇文章包括致打工者的一封信系列在内的文章，累计阅读量45457次；发布项目相关抗疫救援短消息596条，累计阅读量35.7万人次；物资救援方面为646个困境家庭（包括1168名成人，727名儿童），发放口罩等防护物资。2月23日我们开始启动生计救援，目前已经向88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发放了小额紧急救援金。

在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方面，我们发布了两期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报告，有38家媒体发布了60篇和协作者防疫救援的相关的文章，其中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等媒体也做了深度报道。我们还完成了对311个农民工家庭的问卷调查，形成了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也以各种方式递交给政府相关部门。

在专业支持方面，协作者形成了多篇赈灾经验指引，并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协作者运营的市级支持平台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以在线培训和咨询的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单独应对灾害，尤其是回应农民工如此多元的需求。而社会组织应该发挥平台功能，促进公众的有效参与。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获得了多个机构和个人的支持，其中最早是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提供了支持，并鼓励我们广泛链接其他组织加入进来，主要通过两个方式：一是针对疫情救援寻找合作伙伴，包括广东千禾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二是调整已有的合作项目向疫情救援倾斜，如乐高、乐购等长期和协作者合作的伙伴项目。我算了算大约有24家公益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有限的服务资源和庞大的救援需求之间的矛盾。2亿多农民工，我们不可能覆盖过来，怎么办？一是服务与倡导结合，将救援中发现的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需求和我们的服务建议传递出去，推动政府和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二是服务与推广结合，将服务经验开放，支持更多的组织、部门和个人的关注和参与。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公益领域对疫情发展和脆弱人群需求认识的局限性，与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现实需求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这些年很多基金会受社会对输血式扶贫诟病的影响，不愿意资助直接发放物资和补贴的项目，这个问题有些矫枉过正，但困境农民工最现实最紧迫的就是看病和吃饭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一是快速寻找能够理解此事的伙伴；二是用评估数据和案例说服合作伙伴；三是拓展企业合作伙伴，比如苏宁、乐购、乐高；四是通过传播需求募集物资，比如我们线下救援发放的口罩基本是个人捐赠的；五是用专业将直接救助与赋权增能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启动了“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每周任务清单，鼓励接受救援的困境家庭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志愿服务任务。

目前，我们的志愿者和捐赠者中有很多是曾经的救助对象，上周一位在广东打拼多年的妈妈将两个孩子的压岁钱交给协作者，希望帮助困境儿童。

所以说，助人自助不只是个理念，社会组织应运用专业技术通过服务将其转化为现实。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处理疫情持续发展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的问题。我们建立了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对困境家庭进行回访，一是了解需求变化，二是回访过程即是个案服务的过程，以解决传统评估服务对象被动性、单向性和易产生依赖性的问题。

以上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协作者云社工”都有更详细的发布，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

灾害管理服务是一个机构日常构建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在紧急时刻的应急反应。

灾害管理服务与机构日常服务的关联性包括：

一是组织的使命定位是否体现了对灾害管理的应急担当。协作者的使命定位包括了关注弱势人群保护和赋权增能，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在危机时刻对困境农民工有所回应，对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有所担当，否则机构的价值驱动力就会致命性地瓦解。

二是组织的服务体系是否包含了应急救援。紧急救援一直是协作者的主要服务之一，无论有无疫情；协作者构建了服务-倡导-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决定了我们在疫情救援时采取的策略。而以需求为本是协作者七大核心能力之一，即有无疫情，我们的所有活动均要开展动态需求评估；此外，团结协作是协作者的服务理念，资源整合是社会工作服务方法之一，这些都为我们的应急服务提供了保障。

一是工作方式会因灾情而调整。比如本次疫情，大量的工作转移到线上，不仅包括服务还包括管理。

二是机构进入应急状态，表现为“密切监测，及时响应，立即整合，快速推进”四个特点，贯穿于各个管理环节，人员精神高度紧张，管理者、服务者的第一个角色就是扮演吹哨人，不敢有丝毫懈怠，我曾经在工作群里发过一段话，大意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心和努力或许是“多余”“徒劳”的，那是再好不过的！且我们也不要因此而觉得做了无用功。要知道，当我们身边没有孩子因为无法上网课而自杀时，没有孩子因为反锁在家中被火烧死时，没有打工者因为工资拖欠而无法生活时，没有家长因为心力憔悴而自杀时——那些时刻，我们希望那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非我们的侥幸。

应急服务是非常折磨人的状态。所以，当我看到网上讨论疫情会带来什么契机时，内心非常痛苦，我真心希望永远都不要有这样所谓的“契机”，无论对国家、组织、家庭，还是个人，都是极其残忍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契机”放在日常的建设和服务中，做好防灾减灾备灾的工作。要知道，灾害风险一旦演变为现实，无论我们多么努力赈灾，伤害都难以避免，生命的逝去是不可逆转的，在这场战役中——在每一次公共灾害中，没有胜者。

本次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人问我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在这两个疫情面前，农民工群体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的脆弱性有何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增多，需求更加多元，风险面前的脆弱性更大，这意味着该群体对服务的多样性、专业性和整合性的要求更高。比如2003年非典救援时期，流动儿童在家教育问题不像本次疫情这么突出，当时我们没有对子女教育的需求进行回应。

二是该群体信息获取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是网络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有关。很多服务可以转移到线上来开展，且知识生产和共享更加便捷，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编写防疫手册，网上有很多专业人士和机构生产的成熟手册，可以直接拿来用。这在2003年是很难想象的。变化较小的是该群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依然较弱，这和信息来源较为单一、社会交往局限以及自身信息解读能力较弱有关。

三是农民工的服务趋势呈现两极分化。一个是农民工服务的普及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包括国家将农民工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中小城市逐步取消户口限制，降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门槛和制度成本，很多社会组织将农民工服务纳入机构服务体系，这都是很好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即农民工服务的单一性、萎缩性的趋势，一方面是专注于农民工服务特别是权益保护类的组织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特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调整，有些部门和机构把城市功能转型片面理解为疏解人口，尤其是减少农民工，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一些资源方不愿意支持农民工服务，服务资源随之减少。

经此一役，我们有三个思考和建议。

一是经过17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依然如此脆弱？从灾害管理的角度，农民工的脆弱性其实是先于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然将存在，而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需要我们系统性地介入.为此，协作者将在疫情后,在困境农民工家庭救助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建立困境救助信息管理平台，开展包括健康、教育、生计和支持系统建设在内的系统个案管理，一直到这个家庭摆脱困境为止。

第二个思考是这次疫情农民工为什么被遗忘了？包括农民工流落武汉街头，援建疫区的农民工拖欠工资、无处停留，都是事发很久才因为媒体报道而引起社会关注。2003年SARS后期，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打工子弟学校黑板上写下“同在一片蓝天下”，拉开了全社会关注农民工，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的序幕。那么为什么17年后，这个群体依然脆弱，依然处于社会边缘？显然，仅靠被动的接受服务，单纯的物质救济并不能改变该群体的处境，根本还在于提升该群体自我拓展资源、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将救助与赋能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促进该群体的赋能，包括建设协作者学院，培养有意愿参与公益的打工者参与到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建设中来。

第三个思考是同一粒灰，为什么会跨越17年两次落在我们的头上？面对人口的大范围流动，面对风险社会的到来，面对社会撕裂的趋势，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还需要更为深入的实践和研究，拿出成熟的可推广的理论与服务范式。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工作，培育社会组织，加强政社合作，这不是公益慈善的问题，而是救国救难的问题。因此，灾后，一方面我们协作者会重新恢复灾害管理网络建设，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加强专业支持服务，为基层社会工作者和草根组织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本文是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在“从新冠疫情响应看脆弱人群服务的应急与常态 | CNC-COVID19行知行交流会05”上的发言。如需了解CNC-COVID19行知行交流会05详情，可点击【应急与常态：从新冠疫情响应看“脆弱”人群服务 | CNC-COVID19专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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