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原题
两个抗日宣传者
的不同遭遇
——孙铮阿姨为我的婚姻
大事解围，却导致婆婆不悦
作者：李其容
那时我还在插队的湖北某县当初中教师，已经是公办教师。父亲越是反对，我身上那根叛逆的神经便越是鼓胀了起来。我对男友说：“不如我们去武汉结婚吧，你只要带着吉他……”在我的想象中，长江轮上，夕阳下，船舷边，他拨动着琴弦，我轻唱着《丽达之歌》……那天父亲不在，去邻县桐庐了，我正好约他来商议去武汉的事。然而晚上，他带着几个朋友来了——是他的哥们，是我平时比较看重的几位。他们坐下，甚至不用张口，我都知道他们要来说些什么。一阵失望攫住了我的心。我咬着下嘴唇，竭力不说什么，只是听着，不住地点着头。曰：“这是私奔，定会给你父亲难堪，你们会结下怨的。”曰：“只要你们坚持，你又是独女，你父亲最后肯定会同意的……”我只是默默地机械地点头。那些劝告，就像与我不相干似的，我只是在听那些说话的声音。一时间，我觉得心中有一样什么东西飞走了，飞走了，离我而去了。同时，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对我喊叫：“其容，你还没有从天上掉下来吗？”我知道，这是年长我几岁的江声说的。这些年，她时不时笑着用这句话敲打我，我直到今天才有深切的体会。我的男友在整个过程中不发一言，当然我晓得他的想法都由周围的这些朋友“代言”了。整个晚上，他和我，是话语最少的，而平日里我们总是人群中最能用言辞吸引大家的。男友的现实态度终于有了回报。在我与父亲胶着僵持的最后一刻，孙铮阿姨出现了。
我小时候与孙铮阿姨的合影
莫朴伯伯和父亲李家桢在1957-1958年间都成了右派，属于“江丰、莫朴反党集团”。那时，莫朴是在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我父亲是该院党委第一副书记（江丰调走后直到反右运动前，华东分院没有设正书记）。孙铮和莫朴抗战期间加入了中共，去了延安，从事抗日宣传，还是大名鼎鼎的“鲁艺人”。孙铮阿姨自然认得建国后仍然红透天了的名人。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她参加了延安秧歌剧《白毛女》第一个演出班底，只是由于怀孕，才没有出演，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与主演王昆几十年的交情，即便莫朴1957年被打成右派。她嘴边还老是提起另一个延安红伶——于蓝。其实，她与于蓝非同一般的交情她不提起我也知道。1956年，于蓝在她家养病，周恩来就是率了一批人，从我家穿过，从我家房间的后门上的楼梯，去二楼莫朴家看望于蓝的。孙铮阿姨是个热心的好人，可就是喜欢显摆。我这次陪她坐公交车去我未来婆婆家，她在座位上视若无人地对我说：“前两天我去了北山街84号，去看了省委X书记的夫人X婉珍……”空落落的公交车内，这句话虽不太响，可字字分明又清脆，能够让许多人侧目看我们，我怪窘的。男友已经在弄堂口等我们了。他恭谦地引孙铮阿姨上楼，嘴中还不住地念叨：“您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973年，写生婆婆家窗口奉养的鲜花。左傲菊，右蒼兰
二十几平米的房间几乎是家徒四壁。当然，还不能叫“家徒四壁”，因为放满了床：一张高低铺的床、一张搁在四个骨牌凳上的大棕绷、一张靠壁而置的竹榻。可以睡五个人：男友的母亲、男友的两个弟弟、男友，插队到黑龙江偶尔回家探亲的妹妹。男友还有个姐姐，出嫁了，否则这里还会添一张床。不知这第一眼给孙铮阿姨的感觉是怎样的，但我第一次来，看到他们家只能站着围着吃饭的四方桌上的玻璃花瓶里插着夜来香，四壁挂着临摹的油画，觉得这个家庭有情调极了。油画是男友弟弟画的，油画框子本来是装他姐姐的奖状的，那个小学很讲究，奖状是配了玻璃框的。这个家庭最吸引我的是，饭后大家或坐在床沿，或坐在方凳上，听家中的三个儿子弹吉他，母亲也随着我们哼着苏联歌曲……他母亲现在微笑着站在门口，很客气地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孙铮阿姨毕竟不是一般的妇女，她没有问对方的家境等等，不知怎么一来，她就把话题转到了她的抗日宣传历史上了，谈起延安，谈起鲁艺，谈起《白毛女》，等等，等等。
写生婆婆奉养的水仙与菊花
男友的母亲一直没有插话，只是微笑着，很客气地听客人的滔滔不绝。客人终于说完了，起立要走。男友母亲非常客气地一起送她下楼，送到石窟门的门口。孙铮阿姨回去对我父亲说：“这家人不错，挺有礼貌的！”家境什么的她没有评论，居然这样就说服了我父亲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她不知道，她这一趟来，对我婆婆产生了什么心理压力。回到那座砖木结构的石窟门二楼房间，我觉得房内的空气很沉闷。婆婆长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怅然地撂下了一句话：“都是参加抗日宣传队，不过一个去了延安，一个上了庐山！”听了这句话，我知道，孙阿姨的显摆严重地伤害了婆婆的自尊心，虽然孙阿姨化解了眼下的矛盾，成全了我们的婚姻，但另一种心结在我未来的婆婆心里产生了。婆婆张融出生于广东佛山大户人家，是清廷重臣、戊戌变法参与者张荫桓的孙女。她在广州中学毕业时正值日寇入侵，满怀抗日激情的她，参加了抗日文艺宣传队，跟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里的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当然了，那时全国广大的爱国青年参加抗日的部队，总是愿意参加正统的国军——国民革命军，谁能料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会迅速扩大并之后打败了国军赶走了蒋介石政府呢？那时绝大多数的国民，视蒋介石为抗日英雄。婆婆是在这支抗日文艺宣传队里认得我公公的，他们俩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俩曾去过蒋介石所在的庐山，要给蒋介石演出。不知什么缘故，蒋介石那次没有看演出，每每说起这个，婆婆的语调里总有一丝遗憾。抗战这几年的日子虽艰苦，但却是婆婆引以为傲的一段岁月。然而，今天孙铮阿姨的到来，尤其是她的显摆，明显让自尊的婆婆受到了伤害。也许，她想到解放后三反运动中丈夫受冤被弄去农场改造并死在那里；也许，她想到丈夫死后她在市妇联的工作被辞退，后来在幼儿园里拿一份美术老师的微薄工资养活五个子女；也许，她想到文革中自己的妹夫以及丈夫的姐夫不得已的自杀；也许，她觉得今天孙铮阿姨代替我父亲来观察他们家庭本身就是对她的不尊重……总而言之，这次孙铮阿姨的到来触动了她内心的一切委屈，以至于她对我撂下这句话。“参加的都是抗日宣传队，不过一个去了延安，一个上了庐山！”不管怎样，我对婆婆的这种心态一直抱以理解，哪怕她委屈我。故而，当1978年右派得以平反而他们的这些有“历史污点”的人不能平反之后，她对我表现极为冷淡，我亦能理解与包容。作为疼爱女儿的父亲来说，自然愿意女儿选择家境好一些的（因为当时我有这样选择的可能），但我那时却以为父亲是“势利”。婆婆为自己的孙子受到瞩目而得意，我儿子小时候很可爱况且，以我的个性来说，宁愿选个家庭政治上有“污点”的，也不愿在高干高知子弟中去找——小伙子肯定会爱我的不错，但那样家庭的家长若摆出一付我这个儿媳是“攀高枝”的脸色给我瞧，我怎么能受得了！过了大半辈子的我，现在可以给自己总结一下了：我对于自尊的重视，胜过其他的一切，尽管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自尊”这个东西很虚无。李其容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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