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手机山寨王
给我上创新课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32）
作者：姜波
“一个人除了有一笔钱想做手机生意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从他从下决心后找到我开始，到产品大批上市，你猜在深圳需要多长时间？”
看着我听到他的回答而目瞪口呆的样子，这位“山寨王”很是认真，“深圳的产品化能力很强，甚至超越了硅谷。世界第一，无与伦比。”
20年前深圳的山寨手机（网图）
所谓“山寨”，不就是简陋的抄袭模仿吗？不就人们在声讨盗用知识产权时的“过街老鼠”吗？但是，一次深圳之行，彻底扭转了我的固有概念。2008年8月13日，报社深圳记者站站长杨阳腾带我来到了深圳F518时尚创意园。为什么？陪同采访的宝安区委宣传部李部长介绍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纪念日，是深圳每年“文博会”的举办日，518是深圳邮政编码的前三位，518米是这个时尚创意园主街的总长度。这个名字是不是全国独一份？是不是很容易记住？这里的F，代表着先驱和飞跃的意思。这名字是不是很有意义？这个园区位于宝安中心区的核心地带，原本是工业厂区。花了4000万元简约装修，园区于2007年12月7日落成。这里有F518创意前岸、F518左街艺术创作库、F518创展中心，还有品味街、深圳创意名家1号工作站、深圳当代艺术创作库等。为什么要建设这个产业园？2007年，宝安区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产值6000多亿元，出口额为1000多亿美元，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1850亿元。如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呢？深圳市提出“文化立市”，宝安区就是要着重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把这个废弃的工业厂区建成未来的“三创”（创意、创新、创造）产业园。晚上，区里有会议要参加，李部长安排了一位园区产业顾问陪我们聊天。李部长专门介绍说，这可曾经是在深圳大名鼎鼎的手机“山寨王”吆！现在被我们“招安”啦。山寨王？个子不高，脸色黢黑，很豪爽，很健谈。他只报姓不露名，而且约定与我们深聊的前提是不披露他个人信息和不做公开报道。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我问他怎么走向“山寨”之路，而且最后还成了“王”的。他首先要我纠正对“山寨”的偏见，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山寨’与创新只有一步之遥。”他有些激愤地说：“你说是‘山寨’，我认了。但这侵犯了谁的知识产权了吗？没有！并没有！”他告诉我：手机的确是集中了现代最先进研发成果的高科技产品。它的先进，在于其架构、其操作系统、其尖端芯片组成的处理器、储存器、传感器、显示屏、摄像头等元器件；但就其组装生产而言，就像拼积木，当然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积木。手机所有的元器件可以全球市场公开采购；其实在深圳，一个华强北就可以完全解决所有需求。然后，按照设计程序组装就是啦。就电子产品而言，深圳是全世界配套能力和产品化能力最强的，无以伦比，甚至超过了硅谷。 “不要一提起‘山寨’，就群起而攻之。在一定意义上，山寨是创新的必由之路。美国当年没‘山寨’过？德国当年没‘山寨’过？日本当年没‘山寨’过？后发国家可能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摸清门路、积累经验、储备人才之后，再沿着产业链价值链一点一点地往上走。” “山寨王”言之凿凿：“我们深圳的手机‘山寨’，起码是生产流程的创新！我们不仅掌握了手机生产的门道，更重要的是一大批项目经理、工程师和技术骨干通过‘山寨’成长起来了。现在，就手机组装生产而言，深圳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没有之一！” “姜老师，你想做手机吗？交给我好了。”创业顾问点了一支烟，开始考我：一个人除了有一笔钱想做手机生意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从他从下决心后找到我开始，到产品大批上市，你猜在深圳需要多长时间？我认真想了想，手机是那么复杂的高科技产品，从创意到设计，再到制造，要找厂房、安设备、招工人，再向市场铺货，等等，即使在深圳，再快也起码需要3个月吧？他大笑。老兄，你已经被out了！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不在一个时代啦。“如果你想做手机，告诉我你预期的市场价位、基本功能、款式颜色等基本需求，我最迟会在一周内给你样品。如果你对样品完全满意，得给我打一笔钱。我需要在市场上召集工人，调配生产线，马上组织生产，一周后保你产品批量上市。 两周？前后就两周？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请注意，那是2008年）！！！（后来看过的一些资料：在美国生产手机，研发定型后，从调配设备、招聘工人到投入生产，需要多长时间？9个月！以至于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2017年时对中国手机生产技术惊奇地感慨“真令人难以置信。” 他说：“在美国，你和模具工程师开会时，不知道能不能坐满这个房间；但在中国，他们可以填满好多个足球场。”）不过，“山寨王”也承认，山寨的手机，只能在中低档次的圈子混。没有知识产权，没有品牌，生命周期很短，甚至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尽管深圳被称为手机之都，但却是没有灵魂的。现在（注意：时间节点是2008年），深圳有3000多家企业申请制造手机，光宝安区就有几百家“贴牌”厂家，但只有40多家有经营执照。所以，他很清醒：自己这个“山寨王”也基本干到头啦。当F518园区设立了占地1.2万平方米手机创意中心后，他就应邀来当顾问了。 “依靠华强北电子配套市场，甚至可以做到半天出小样，一天出大样，无缝衔接生产。”深圳市前副市长张思平2018年的一次演讲，证实了“山寨王”当年并没有蒙我。而且，手机出样从一周缩短到一天！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华强北电子市场有大小商户一万多户，从业人员10万多人，市场规模之大，品类之全，堪称世界第一；价格与国际接轨，是全国电子配套产品的‘晴雨表’并逐步辐射全世界。这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配套环境。”不仅是“这里半天出小样，一天出大样。”而且，“当你想的时候，华强北已经在做了；当你做的时候，华强北已经发货了。”赛格集团副总经理胡建平曾经如此形容这个街区“推陈出新”的速度。2021年，深圳的手机产量约占全国的1/4！而中国手机产量占全球的60%以上！深圳已经成为全国GDP的第三城。尽管深圳近年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有所增长，但始终也就百分之十几的样子，远远低于一些省市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水平（2021年全国平均投资率为48.3%。可能是由于数字太“难看”，大部分省市近年的统计公报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而不公布具体数字了），但经济增长率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深圳高科技产值达到23872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深圳每年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上千亿元的规模，占GDP的4.2%，达到了国际水平。PCD专利申请量连续15年在全国都是第一，后面是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在高科技产业的每个行业，包括细分行业，深圳都涌现了一批领军企业，有些还成为世界级著名企业，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这里不仅有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国内外知名大企业，更有几十万家从事科技创新的中小微企业。3个90%和3个70%，折射出动力转换后的新深圳——深圳90%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发明专利出自企业；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70%，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近70%。 “如果全国还是靠投资‘输血’，那么深圳经济已具备‘自我造血’功能。”这是一位权威人士的评价。 “深圳代表着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一些衡量传统经济的指标已无法用来解释深圳的发展。”这是张思平先生的断言。 “山寨”是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深圳的今天，应成为全国的明天。
外一篇
广州汽车城，
产业政策的胜利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41）
作者：姜波
20年前，如果谁说广州将会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汽车城，人们一定会认为这家伙吃错药啦！
法国标致曾在这里折戟沉沙。
接手的广汽本田竟是年产1万辆艰难起步的。
今天，广州却成为全国汽车产量最大的城市！
（网图）
20年前，如果谁说广州将会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汽车城，人们一定会认为这家伙吃错药啦！因为汽车行业技术密集，关联面广，生产链条长，是制造装备业综合水平的集中体现。而那时广州的工业基础实在是一般般。历史上，广州就不能算是工业重镇。建国后，出于“备战备荒”需要，国家对东南沿海、包括对广州的投入很少。即使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得风气之先，经济飞速发展，但其重化工业与装备制造业水平与上海、武汉、沈阳、重庆等地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甚至不如哈尔滨、长春、大连、西安等地。这不？好不容易拿到的国家汽车行业准入的“三大三小”中的一“小”。别人都经营得红红火火，唯独广州的这个“小”，却破产清算了！
2007年4月2日，从广州市中心出发，车行了有1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南沙岛。在一大片水田和香蕉林中间，尽管周边还有一些尚未完工的项目仍在施工，但这个偌大而整洁的厂区已经让人十分惊讶了。而走进车间，眼前的竟比我在日本丰田市看到的还要先进的生产线，更使人极度震撼（这时已装备了267个机器人）。公司一位中方高管自豪地告诉我们，丰田公司目前在全球有两个21世纪标杆工厂，刚投产不到一年的南沙工厂是其中之一，技术和管理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凯美瑞的全年产销量将达到15万辆（而此前中国中高档轿车最高年销量是雅阁的12万辆）。广汽丰田的第二工厂也将在年内开工。等等。据说，当时为了选址，丰田公司一位高管由广州市一位副市长带路，走泥路，过水塘，穿香蕉林，使他“体验了一把中国农民的艰辛”。更令他不敢想象的是，两个月后，这里就完成了七通一平。“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为方便丰田公司运输，广州市耗资4000多万元专门建了一条地下隧道，后来广州还特地把地铁通到了广汽丰田的工厂门口，还专门扩建南沙港深水集装箱码头。看着这极为现代的汽车厂房，联想到我采访过的位于黄埔的广汽本田、位于花都的东风日产，这时的广州，已经形成可与上海、长春、武汉相媲美的汽车城的基本框架。一切都不可思议，恍如隔世！10年，仅仅10年！这真是法国标致曾折戟沉沙的广州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外国汽车厂商开始进入中国。为了有序开放和适当保护本国工业，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政策，即有名的“三大三小”。“三大”指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三小”指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个小型轿车基地。广州标致于1985年3月成立，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继上海大众之后的第二个合资项目。当时上海大众只有一款普通桑塔纳，而广州标致一上马就是三款车型，一时间风头甚健、一车难求。但是，全部是用进口零部件组装的。当国家要求合资企业的整车零部件国产化率必须达到40%以上时，广州工业基础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国产化率迟迟上不去，而那时国家又对外汇使用实行严格管理，进口汽车零部件受到限制，广州标致一蹶不振。到1997年，年产量不足1000台，企业亏损29亿元。广州能发展汽车产业吗？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好。加之在此之前，广州隔壁的惠州市30亿美元的熊猫汽车城项目泡汤，不能不使人怀疑广州是否具有生产汽车的基础条件。发展汽车工业的诱人前景，激励着广州市绝不能放弃那宝贵的一“小”牌照。在与法国人就撤资问题进行艰难谈判的同时，为了争取国家早日同意广州市更换合资伙伴，副市长张广宁曾在广州驻京办连续住了21天。据悉，1997年那一年里，仅张广宁到北京汇报就达16次。（那时，“汽车市长”张广宁有个梦想：广州汽车工业收入能达到1000亿元。10年后的2007年，广汽集团的年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亿元。）为了挽救广州标致，保住来之不易的轿车生产定点资格，广州市先后与宝马、起亚、奔驰、菲亚特、欧宝、马自达、福特、现代、本田等世界著名汽车公司商谈过重组广州标致。从最早的欧宝到最后的本田，广州汽车“选亲”总共有12家公司。法国人走了，日本本田公司以一美元象征性的价格购买了标致的股份，并承担相应的债务，成立了今天的广州本田汽车公司。资金紧张的广州市和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的本田似乎有些不管不顾啦！双方决定“少投入、快产出，滚动发展”，起步产量为3万辆（实际上第一年的产量只有1万辆），建设规模为5万辆。这是一场悲壮的“赌博”。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李长春说：“这也可能是广州最后一次机遇了，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这种违背汽车生产常识的“小家子气”遭到业界普遍嘲笑。当时人们认为只有年产在15万辆以上，才可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广州不是在开玩笑吧。会不会可能重蹈标致的覆辙？广州方面不为所动，咬紧牙关地坚持着：1万辆、3万辆、6万辆、12万辆、24万辆……几乎每年产量翻一番。1998年重组完成，1999年正式投产，2000年的广州本田便已开始盈利了。与法国企业把已经淘汰的标致505车型搬到中国不同，本田公司投入了最先进最畅销的车型。惊艳上市的本田雅阁，最长曾连续19个月位列全国中高级轿车市场销量第一。与此同时，广州市千方百计地把日本电装、昭和、万宝井等日资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引进落户，每年举办一届日资汽车零部件博览会。鸡蛋都放好了，就等母鸡来抱窝。 “广本现象”“广本神话”在业内引起震动，更是让急于进入中国汽车市场的日本厂商眼红。三菱来了，日野来了，东风日产来了，连被业界认为投资最为保守的丰田也来了。与广本“少投入、快产出，滚动发展”的方针不同，广汽丰田是“一步到位，高起点、大规模”，起步规模就是年产20万辆。去年，广汽丰田的年产达60多万辆，正着手建设第五工厂。现在，广州成为与上海、长春、武汉齐名的“汽车城”。年产汽车超过300多万辆，居全国第一，汽车工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成为最大的支柱产业。如果没有广州市政府的产业政策，广州能成为超越上海、武汉、长春的“汽车第一城”吗？当然，当国家放松了汽车产业的准入限制，取消了外国厂商持股比例，一些外国汽车厂商会主动投资广州的。但是，几大汽车巨头齐聚的场景，恐怕不会自然出现。广州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胜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仅应该及时制定适应时代变化的法律法规、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积极的产业引导和可行的产业政策，也是“有为政府”的应有之义。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想国”——纯粹“守夜人”式的“小政府”——的栖息地。尽管一些专家学者一再鼓噪“尊重市场规律的政府没有产业政策”。战败投降后，面对资金和资源极度短缺、就业压力巨大的现实，日本政府决定优先重点发展劳动密集的纺织业、带动轻工机械加工业、进而发展重化工业，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这是不是一种产业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决定将军方的互联网络向社会民间开放，并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想，不仅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而且引发了一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这是不是一种产业政策？在世纪之交，在美国与欧洲关于无线通信3G标准激烈竞争之际，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组织企业，克服重重困难不惜代价地制定出TD—SCDMA的中国标准，奠定了后来中国的4G、5G势如破竹大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不是一种产业政策？历数近年各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案例，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政府的“有所作为”。 合肥也好，重庆也好，广州也好，在其支柱产业形成的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姜波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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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