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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丨丁东：我们班的“集体记忆”与牵头人张世满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丁东小群 Author 丁邢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丁东，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供职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原题
张世满和
《我的大学我的班》
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忆文集
昨天收到了刚刚印出的《我的大学我的班》。捧着这本沉甸甸的大书，心潮起伏，不能平静。从今年3月启动征稿，到11月印出，半年多来，这本书一直让我梦魂牵绕。
“我的大学”是山西大学，“我的班”是历史系77级。全书近60万字。58位作者，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全班入校时79人，后6人去世，在世73位，征文过程中，又有李润林同学完稿后离世。一个班同学合作，完成回忆文集，此书并非首例。但集中如此厚重的内容，形成如此高雅的面貌，并不多见。我也读过类似的文集，有的是一个班的回忆，有的是一个学校的回忆，有的是征集不同学校同学的回忆；有的是公开出版，有的是自己印刷。不论和哪种文集相比，我们这一本都不逊色。
几个月的时间，完成征稿、编辑、排版、印刷，形成这个样子，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由恰当的人牵头，最为重要。本书的牵头人是张世满。他是这本书不署名的主编。今年是我们大学毕业40周年，也是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去年年底，在太原的一些同学就开始谋划，趁今年校庆之际，举行一次同学聚会。学校方面，有写回忆文章的倡导。张世满最为上心。他提出，以《我的大学我的班》为题，在本班同学范围内进行征文，3月1日在同学微信群中发出倡议。
我们班同学最年轻者62岁，最年长者76岁，大家基本上进入退休一族，年龄不算太老。绝大多数精力尚好，正是思今抚昔的时机。开展征文活动并不容易。同学们毕业后，有的从教、有的从文，有的从政，有的从商，分处四面八方，国内国外，大家经历不同，兴趣各异。共同参与，写一本书，如何达成共识？
班里的女生们
张世满建议，可以回忆高考求学经历，回忆校园的生活、老师的教诲、同学的交往，也可以回忆毕业后的工作和其他人生故事。尤其大家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参与者，受益者，谈谈这方面的往事，时下并无忌讳。找到这个主题，同学之间就有了最大的公约数。
最初提交征文的同学，拿来的都是现成的旧作。史海青、陈坪、厉志强、杨菲、秦国增都撰写过回忆文章，令狐萍出版过回忆录。我也从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找了几段，重新编排，向张世满交卷。一些同学，响应张世满提议，动笔写了征文。
同学们在课堂上
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从3月17日起，张世满在同学微信群中开始展示，3月22日后，每日发送一篇，很快产生滚雪球效应。最初，有的同学文章比较简短。随着文章展示，后来者越写越认真，坦露的生命体验越来越鲜活。于是，推倒重写者有之，继续增补者有之，每篇文章的展示，都引来了同学的热情点赞，征文活动温度节节升高，大家越写越投入，内容越来越深入。可谓真情引起真情的共鸣，记忆唤醒记忆的复苏。同学们敞开心扉，有血有肉地回顾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一些讲述和留言，回忆同学之间相濡以沫、雪中送炭的故事，加深了同窗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征文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张世满夜以继日地组稿、编稿、催稿。每天早上一醒，就撰写推送词。每发一篇文章，他都要写一段话，评述这位同学的特点，少则几百字，多则上千字，先后持续了两三个月。
班里的女生们
征文展示之初，我读了几篇，就感到很有味道，写了一篇《同窗回忆见沧桑》，在公号丁东小群发表。被公号“新三届”编辑陈平看到，主动与我沟通，要与张世满联系，在他们的公号上选登我们的征文。“新三届”订户逾24万，发表77、78、79级回忆高考往事的文章逾千。陈平与张世满联系后，双方一拍即合。先后选登了我们班的征文30篇。对于“新三届”来说，充实了稿源；对于我们班同学来说，扩大了影响。
在选稿、沟通的过程中，张世满负重前行，一言难尽。他的无私奉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进入5月，提交征文的同学过半。我觉得，应当助他一臂之力。同学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金钱交易，是否参与征文，全在自愿，只能动之以情。于是，我与十几位同学通电话，希望他们参与征文。有的同学身体不适，有的同学家务缠身，有的同学正在踌躇，不知写什么是好。经我恳切相劝，提出可行建议，他们大多都提交了诗文。有的文章后来居上，为全书增色。参与的人数很快超过同学总数的三分之二。
同学们北京游集体合影
因为疫情防控，原定五月举行的校庆活动只好停摆，原计划的同学聚会相应取消。其实，我们在入学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有过几度聚会，因时间所限，未能畅所欲言；又因关山阻隔，许多居住遥远的同学难以抵达现场。这次征文，不论参与同学之多，交流信息之广，视角之多样，都非历次聚会可比。无疑，笔会胜似聚会。
这本忆文集，多数文章的笔触聚焦当年的高考。恢复高考的意义，有不同认识。往小了说，是回到常态。中国自从有大学，一直实行竞争性考试选拔。此前一千多年，中国就发明了科举制度，用考试方式选拔官员。恢复高考，就是回归常轨，不是新的发明创造。但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国家风气的改变。“文革”盛行的反智主义，一下子就失去了市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时尚。“两个基本估计”，很快一风吹了。知青上山下乡，也不得不随之划上句号，社会重新洗牌。所以，恢复高考不失为中国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举措。
同学们西安实习顺游华山
我们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只是恢复高考诞生的数千个高校班级之一。一班虽小，亦可以斑见豹，涉及诸多意味深长的课题。诸如：本班同学的来源如何构成？多少来自城市？多少来自乡村？家庭出身对求学和人生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几人做过工人？几人当过农民？几人当过农村干部？几人曾经从军？几人曾经插队？为何有教师经历者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各自原来是什么学历？报名备考期间，遇到过什么困难？怎样获取学习资料，怎样争取复习时间？同学的生肖怎样分布？何生肖最多，何生肖最少，属虎为何成为空白？同学的兄弟姐妹参加高考，有的同时中榜，有的先后录取，与家庭原因、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如何？兄弟姐妹之间有何影响？同学的性别构成是何种状态？当时为何男女失衡？上学前后有怎样的婚恋状况？各自家庭经历了怎样的经济状况？支持读书靠什么经济来源？在校期间，有怎样的师生关系？哪些教师让同学受到难忘的教益？哪些教学活动让同学得到学术的启迪？在校期间有怎样的同学关系？同学之间如何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相激励？当时有怎样的阅读生活，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同学的个性特征、专业爱好是怎样的状况？专业是不是符合同学的志愿？转换专业有无可能？在校期间伙食和营养状况如何？走读生入校时遇到了怎样的生活困难？何时得到改善？我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遇到的哪些制度安排有待于改进和完善？同学们如何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分别从政、从教、从商、从文，有怎样的追求，怎样的建树？诸如此类，征文中记录的大量鲜活独特的细节，至少是丰富了已有的历史记载。我们的征文，不但为自己和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和教育发展史研究，亦不失为独特史料。
班里的女生们
仅举一例：同学史海青生于1949年，入学时29岁，早已结婚。身为人父，妻子孩子需要抚养。虽然评上最高的助学金每月19元，仍无力照顾家庭。这成为他1979年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因为研究生的助学金是42元，有余力反哺家庭。近日郑也夫回忆个人经历，也说到他考研的动力。他生于1950年，曾到东北兵团下乡八年，回京后待业期间参加1977年高考，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他已经28岁，经济上不能自立，感到心理压力很大，于是1979年奋力考取研究生。可谓不约而同。
1977年高考只是拨乱反正的第一步，并非十全十美。家庭出身的阴影，没有完全消除；不同年龄段的考生，分数面前尚不平等；分数没有公布，至今许多考生并不知道；选择专业，也非完全尊重个人意愿；扩招的走读生，一度并未享受平等的生活待遇；甚至伙食也不能满足部分学生的身体需求。忆文说到这些细节，并非刻意，却对研究历史具有史料意义和公共意义。
张世满今年63岁，毕业以后，留校教书，在教授、博导任上退休，44年来，一直没有离开山西大学。他先从事世界史教学，后历史系更名历史文化学院，增设旅游专业，由他担纲开拓。他在这个领域深耕，成为山西旅游发展的专家。我和朋友去运城、晋城和长城沿线作深度游，都从张世满处得到过内行建议。
此前，张世满出版过多种研究历史学和旅游文化的著作，都不如这次编书费力劳神。主编忆文集，没有任何科研项目经费补贴，纯属义务奉献。但他意识到此书不但是同学情谊的凝聚，而且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倾情投入，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光是他撰写的代前言《我们这个班》、代后记《征文纪实》和推送词，就有六七万字。这些文字，生动地记述了征文过程中作者、读者与社会的互动，使本书别具一格。他自己也发出感慨：犹如一杯陈年老酒，使我陶醉，令我回味！
班里的女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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