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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汪晶晶：我心灵深处的老校长刘道玉先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毕业，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朋友们都知道，但凡我提笔，几乎一定是回首往事。
但多少年来，我却从来不敢去写敬爱的刘道玉校长。回想起来，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我自身的渺小。作为一名几乎从未担任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党团干部”，也从未有任何“光辉事迹”的普通学生，竟去写校长，无论我怎样谦恭，也都避免不了攀附和吹嘘的嫌疑。其二则是刘校长上任，是我在校最后的一个学期。严格地说起来，我并没有那份福气，去躬逢洛珈山上，他老人家执政，最最值得讴歌的那一段黄金岁月。
虽然没有写，但在我心灵深处的圣殿上，我却始终默默地供奉着我的老校长。套用老百姓们的一句通俗的口头禅，没有刘道玉，绝对没有我汪晶晶的今天。
珞珈山上的那四年，对每一个莘莘学子，分分秒秒都难以忘怀，对我当然也一样。只不过，我考研究生的那段经历却十分坎坷，我几乎想用悲惨两字来形容。
我最开始心仪的，是教我们班“古籍整理与版本学”的廖延唐老师。不料我老老实实地看了两个学期的书，终于能鼓起勇气去找老师的时候，廖老师竟从武汉大学调走了。那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我现在都忘不了自己当年站在系办公楼门口是怎样的丧魂失魄。
这是网上曾有人拍卖过的廖延唐老师生前留下的墨宝
那之后，我犹豫过一段，是不是该跳出武汉大学，去考医学专业中中医的医古文，却遭到身为西医的父母双双不由分说的反对。
最后我别无良策地回到图书馆学专业，选择了张琪玉老师的“情报检索语言”。那个专业在文科中，是一个极少的，需要一点点逻辑思维能力的专业。（当年的学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体系分类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的可能性》，我就是在张琪玉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的。那篇论文，后来全文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上，我得到过高达100元的稿费。而那时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费，每月才45元，这当然是后话。）
原本一切就绪，只需要我接着悬梁刺股一段就行。却没有想到就在研究生考试只剩下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彭斐章老师来找我谈话。
彭老师说，教育部委托武汉大学代招的77级出国研究生中有两名图书馆学的名额，这两名出国研究生名额，都分到他和谢灼华老师领导的目录学专业。彭老师说，系领导研究后认为我适合这个专业，希望我改报目录学的出国研究生。
就这样，我又慌慌张张地改报了目录学专业的出国研究生。
当年的狼狈不堪，几乎可以用惊心动魄去形容。但最终，敬爱的彭老师和我的那次谈话，他老人家对我的错爱和选择，却完完全全改变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那是我今生今世永远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彭老师80华诞时，我专门写过《珞珈山岩高千丈，难及恩师待我情》的文章，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和永恒的祝福。
谁也不知道的是，在深深感谢敬爱的彭斐章老师的同时，我略去了一个小小的，却至关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我的年龄。
桃李满天下的彭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却从未遇到过1977级学生这样五彩缤纷的年龄。我们那个7701班，最大的和最小的同学，竟会相差整整13岁！在考虑目录学出国研究生的人选时，彭老师审核的当然只是成绩，他老人家根本没注意我会有多“老”！
而当年教育部对出国研究生的选拔，却是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的。原则上，所选拔的出国研究生，在1982年时不得超过25周岁。更准确地说，也就是1957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通常1956年、1955年，甚至1954年出生的，教育部都还能勉强容忍，还能多少听取一点选派学校和国内导师的意见。
但我却不幸是1953年出生的，那就有点太过分了。
就这样，教育部按照规章制度，打电话通知校方，贵校所选拔的汪晶晶同学，因为严重超龄，将被退回原选派学校。
我自己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噩耗”，我甚至估计彭老师和谢老师都不一定知道。而事实上，这一“退回”的后果，对我却是非常非常严重，甚至绝望的。45年前那些凤毛麟角般的的研究生，和今天这样一个竟会比本科生还众多的群体，几乎已经没有了可比性。当年研究生的考试，无论多少报考者，一个名额只会录取一个人。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位置会空着，等着另一个人来填。更不可能临时在某处加进某一个。如果那时被退回，我真的很难想象，我自己会陷入何等无可救药的境地。且不说我的年龄就是在国内的研究生中也足够”老“了。
童年时，我的比我年长72岁，和我同属小龙，我的慈祥，善良的外祖母，常常为我的性别遗憾。她老人家通过多方考证，认为妈妈生我原本是个男孩，却不幸被老天爷搞错。外祖母坚持认为，我的头，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脚，都应该是男孩。我于是很着急，询问外祖母，老天爷竟会把我的性别搞错，我该怎么办呢？外祖母转而安慰我，她说，老天爷是有眼的，一定会补偿你！你这一辈子，但凡陷入困境，一定遇到贵人！
还真让我亲爱的老外祖母说中了！我遇到的贵人，就是敬爱的刘道玉校长！
如果教育部因严重超龄将退回我的这个电话，是任何一位校办的工作人员接到，那不过是履行职责而已。让教育部寄回我的材料，告诉系里，然后再通知一声我的导师就行了。
但这个决定我命运的电话，却阴错阳差地被刚刚上任了几个星期刘道玉校长接到。刘校长说，选拔出国研究生在武汉大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每一个通过严格的考试而选拔的同学，都是一颗优良的种子。他让教育部先不要把汪晶晶同学的材料退回，他自己将亲自考察汪晶晶同学在校四年的学习情况，然后向教育部汇报。
一位日理万机的校长怎样去考察一名普通学生呢？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先通知图书馆学系，然后通过系领导，让所在班级的党支部，团支部，班委会和政治辅导员，为汪晶晶同学写一份鉴定。
我在政治上一向落后，照我同寝室的好友晓玲子的名言，我除了成绩好，几乎没什么优点。在全班同学努力地争取入党时，我却不合时宜地递交了一份退团申请书，最后竟酿成“退团风波”，惊动了校团委。我受到系团总支书记越过班级团支部对我直接的亲切帮助和及时教育。且不说，把我退回原选派学校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正是毕业前夕最最混乱的历史关口。教育部几乎不可能拿到一份让人激动得彻夜难眠的好鉴定，我的处境，当然只会岌岌可危。
幸运的是，刘校长没有这样做。他用他选择的方式方法，来考察我这一名普通学生：
第一，刘校长让学生科告诉他，汪晶晶同学四年在校的全部成绩和平均成绩，以及77级该系学生以及全校文科学生的平均成绩。
（上面是我参加学习竞赛四次获奖的奖状。进校时，我们班最初的那四十余名同学中，据说只有大约十人什么职务都没有担任，连小组长和课代表都不是的“群众”。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后来就是因为在第一学年的学习竞赛中获了两项奖，我才荣幸地成为“班干部”。）
（说实话。这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我绝对是受之有愧的。我从童年时代起因为严重的哮喘病，体育从未及格过。我离着“三好”中的这一“好”，至少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且不说德育中我的那一“好”，也相当可疑。我们班当时的三好学生评选，似乎是无记名投票，由此，我只能深深感谢同窗们的宽容。）
因为敬爱的刘校长用他特有的方式方法考察学生，形势这才开始向着几乎最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考察完毕，刘校长证据确凿地告诉教育部，汪晶晶同学绝对是一名难得的优秀学生，教育部应该尊重导师意见，破格录取。
大家可千万别误以为衡量一名学生，特别是一名文科学生，看的是成绩，不是！绝对不是！今天不是，1981年更不是！我们班当年教世界通史的任课老师，是历史系专派的。他老人家几乎每讲一个段落，就娴熟地背诵一段完整的毛主席语录。我们进校时，据说党内共有十一次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接下来，每一次平反昭雪，教党史课的老师就被迫不知所措地减掉一次，最后终于只剩下林彪这个孤家寡人了。而我们班56名学生，最终唯一不需要考研究生就能直接留校任教的，是我们班学生中的党支部书记。那和成绩，当然毫无关系。
回首往事，更让我感慨万千的是，刘校长在百忙中亲自考察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更不可能认识他。假如不是因为刘校长通过学生科到系里询问我在校四年各科的学习成绩，甚至连系领导都不一定知道，教育部曾经差一点因为我的严重超龄而把我退回原选派学校。
我何德何能，竟借外祖母的吉言，一而再，再而三地这般“福如东海”！
转危为安地当上了出国研究生之后，因为被派往德国，我奉命先去上海的同济大学学德语。因为教育部差一点因为我的严重超龄把我退回原选派学校，政治辅导员Q老师，一见面就已经知道了我的“老”。
不久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那时人们的字典中，并没有个人隐私或数据保护一类的词汇。同济大学的留德研究生预备部，竟然把大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赤裸裸地张贴在墙上。欣赏着那些数据的时候，我旁边正站着我那时还不认识的，我的小学弟C君。C君碰了我一下说，快看，居然还有1953年的！我赶快装出吃惊的模样，没敢去公开承认，那个1953年，不是别人，正是我。
后来到了德国，C君就在我丈夫所在的B州边上的O大学就读，我们一度是无话不说的好友。每每见到C君，我就无法压抑自己对他的无限倾慕。C君出生于1963年，比我年幼整整十岁！我们却是在同一年做完博士学位的！
人的一辈子，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假如老天爷能把当年那场“革命”掠夺的十年还给我们，我们还能实现多少美好的梦想啊！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算搞清楚，我同期赴德的研究生同窗中竟还有两个和我一般大的“稀有生物”！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吾道不孤”啊！）
在后来漫长的生命岁月中，每每看到自己的年龄，我就会忍不住想起，曾在背后默默地帮助，支持过我的，我却从来没见过面的，敬爱的刘道玉校长！
1988年底，还在获得德国科隆大学哲学系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填写好回国工作的表格，甚至把所有的书籍和物件都运回了中国。无论是我的母校，还是我填写的北京师范大学新建的图书馆学系，都毫无异议地接受我。
但最后，第二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留在德国，并且远离专业，经商了。
中国大学曾经拥有的那些让莘莘学子们心驰神往的神圣，在后来的那些岁月中，早已“陶令不知何处去”。渺小的我，又有什么值得为自己没有从事专业而去遗憾呢！
唯一值得自己欣慰的是，34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却绝对是堪称辉煌的。
我的博士论文《战后联邦德国单轨制大学图书馆沿革》，1990年由德国当时的国家书目文献出版社K.G.Saur在德国慕尼黑、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同时出版(ISBN 3-598-22172-X)，是该社1948年创建后四十余年所出版的唯一一部德语非母语作者的德语专著，甚至被誉为该课题领域中的小型百科全书。
我的德国导师曾将我的论文作为科研成果，上交科隆大学哲学系。哲学系将我的论文放在红色金丝绒上，放入玻璃壁柜中，作为1990/1991学年科研成果展览过两个学期。
对图书馆学这个哲学系中微不足道的小专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在我的论文之前，我的德国导师曾推荐过三名德国学生的论文，K.G.Saur都没有接受。导师当年的欣喜若狂，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由此我想，作为当年图书馆学系，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的学子，就学业而言，我是对得起我敬爱的彭斐章老师，敬爱的谢灼华老师，也对得起我敬爱的刘道玉校长的！
刘校长虽然也没见到过我，但因为这一严重超龄的风波，也加上我这个孩子气的名气，琅琅上口，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刘校长一直记得我。
在他老人家执政的黄金岁月中，1984年到1988年那五年间，每年春节，他不仅让外事处专程给所有海外学子寄贺年片，还组织团拜，把海外留学生的家长邀请来，其中包括我妈妈。
我妈妈自己就是老师，她在医学院的校园中耕耘了整整半个世纪，既是辛勤园丁，又是白衣天使。妈妈在若干不同校长的领导下都工作过，却从未遇到过刘道玉校长这样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每次团拜，刘校长都会准确地询问妈妈，汪晶晶怎么样，她好不好。
妈妈曾专门给我写信说，刘校长一直记得你，一直关心着你，你可千万不要辜负老校长的一片殷切希望！
2017年的金秋十月，我回武汉参加母校为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年的1977级返校大聚会。
在会场上，我才终于见到了我这辈子永远永远不会忘怀的老校长！
难忘您，我敬爱的老校长！为您祝福！为您祈祷！愿您健康！愿您长寿！您的恩德，永远铭记在学生的心灵深处！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谢绵绵无绝期！
疫情还在肆虐中的2022年5月，我偶然结识了我的师出同门的贤学妹L君。L君十数年间和敬爱的刘校长，结下了深厚而感人的友情。她写下的含有深情厚谊的回忆，看得我心潮澎湃。我终于把我深藏于心的，对老校长的深深谢意，写成了这篇小文，并让L君为我转呈老校长！
老校长质朴的回复我将永远珍藏！
一转眼就到了2023年的4月，我一直犹豫着，没有把我感恩老校长的文章公开张贴。我一向尊敬的金毕兄，传给我一段老校长的视频和一张老校长的近照。
金毕兄是我二姐的发小，武汉协和的名医，血管外科专家，资深教授，博导，更是协和建院百年的十杰之一。金毕兄的父亲金士翱教授更是名医，是中国西医临床麻醉专业最出色的先驱之一。他们父子都曾是刘道玉校长的挚友和最体贴的保健医师。早几年，金毕兄曾说起等我哪次回国，他带我去看看老校长。我却一直未能如愿。等到疫情一来，想回国看看更是变成了游子们的奢望。
这段最新的视频和照片是金毕兄的同窗章明明君（原华师的那位和我们刘校长一样被师生交相赞誉，开明睿智的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的女儿）所录。章明明君是老校长很要好的小朋友。视频中，思维清晰的老校长能清清楚楚地记得金毕兄是血管外科专家。因为老校长住的泰康楚园管理严格，章明明君又是“混”进去的。
为避免不良影响，我无法把老校长的近影贴出来。但看着照片上望百高龄的老校长日益苍老的面庞，我终于还是决定把这篇有攀附和吹嘘嫌疑的小文贴出来。
为您祝福！愿您安康！我敬爱的老校长！
二零二三年四月补记
汪晶晶专列
汪晶晶：黄翔先生，
从国军军长到摄影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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