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 | 李亚飞 尚必武：非自然叙事学的缘起、 流变与发展态势——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述评

摘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已经初步形成，主体发展趋势也初现端倪。本文从非自然叙事学的缘起与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与流变及非自然叙事学的挑战与发展方向三个方面论述西方非自然叙事学。文章梳理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历史发展踪迹，并对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具体知识创见做出批评，旨在为我国非自然叙事学研究提供一定的有益参考。

关键词：西方；非自然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派

“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作为一个后经典叙事学派的迅速崛起是过去十多年间西方叙事学界一大引人瞩目的现象，其发展势头的强劲程度不输当初具有浓烈意识形态意味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谱系中的迅速拓展。过去十多年来，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兴趣，对其探讨的热度不断增强。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文体》（Style）在2016年第4期以论坛的形式，隆重推出了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专题讨论。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申丹、玛丽-劳勒·瑞安（Mary-Laure Ryan）等顶级叙事学家就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战。非自然叙事学在后经典叙事学整体图谱中的迅速崛起从侧面反映了它作为一个新兴叙事研究范式的生命力。时至今日，非自然叙事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已经初步形成，其主体发展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做出全面考察。本文从非自然叙事学的缘起与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与流变，以及非自然叙事学的挑战与发展方向三个方面述评西方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发展。文章系统梳理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整体样态，分析非自然叙事学在当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捕捉其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最终旨在为国内非自然叙事学研究提供一定的有益借鉴。

虽然非自然叙事学的正式出场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的事情，但早在1987年开始，理查森就对文学作品中反常的叙事实践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可以被看作为非自然叙事学的最初缘起。理查森早期的非自然叙事研究以实验性戏剧和小说为对象，他主要关注的是其中的叙事时间、叙事声音、情节进程等叙事学的基本范畴问题。通过考察这些类型文本在上述叙事结构方面的独特处理模式，理查森力图发现这些独特叙事模式如何挑战现有的叙事理论框架，由此提出要建构基于这类反常叙事文本的叙事理论，以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有效补充。

研究剧中的时间问题是理查森探讨非自然叙事实践的开端。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分析了《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和《麦克白》（Macbeth）等戏剧中的时间，指出前者“建构了两组内在连续却互不兼容的时间结构”（Richardson 1987：299），后者的故事时间则并未遵循严格的“线性发展顺序”（Richardson 1989：284）。在理查森看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无法对这种叙事时间做出合理解释，其有效性受到了挑战。虚构作品中的非自然叙述声音是理查森早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其2006年出版的专著《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中的极端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中，理查森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后现代小说中的叙述策略。他以果戈理、康拉德及贝克特等人的小说为对象，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对小说中的第二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多人称叙述、极端化叙述、戏剧中的非自然叙述等反常规叙述形式做了精辟的原创性理论分析。理查森的早期研究除了考察反模仿的叙事时间和叙述声音外，还涉及对情节进程的探讨。在“超越情节诗学”一文中，理查森以《尤利西斯》（Ulysses）和《海浪》（The Waves）等20世纪的叙事文本中的碎片化叙事和开放式结尾为例，有力论证了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反常叙述如何抵制、违背或拒绝传统的情节模式。在他看来，传统情节理论对故事发展模式有过分简化的嫌疑，叙事的情节模式在他看来其实要复杂得多。他由此提出，“对于情节的理论研究应该涵盖逻辑上更多的叙事类别”，因为“这类广泛的框架有利于我们对历史上的叙事小说的展开方式做出更为全面的描述”（Richardson 2005：177－178）。

理查森早期就反模仿叙事中的反常的叙事时间、声音和情节做了深入分析，其目的是要指出传统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存在的缺陷，以此呼吁叙事理论研究应该关注反模仿叙事文本。不过，他在这一阶段并未对相关理论概念做出准确界定，也没有提出系统研究反模仿叙事的方法，因此更没能建构“非自然叙事学”。但不可否认，他的早期研究为后来非自然叙事学的建构做了充分准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21世纪头十年后非自然叙事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丰润的滋养力。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伊始，西方非自然叙事学迎来发展热潮，呈现出较为繁盛的发展局面。这一时期，更多的叙事研究学者加入到非自然叙事研究的阵营当中，从根本上改善了早期理查森孤军奋战的局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叙事学家扬·阿尔贝（Jan Alber），虽然他从事非自然叙事研究的时间晚于理查森，但他具有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强烈意识。2009年，阿尔贝发表“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以及怎么理解它们”一文，不仅率先定义了“非自然”这一概念，还提出了理解非自然叙事的阐释策略。可以说，这篇文章开启了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新篇章。

如果说阿尔贝的文章只是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开端，那么由阿尔贝、斯特凡·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以及理查森四人在2010年联合发表的文章“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的模式”（"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则标志着非自然叙事学的历史出场。文章不但明确界定了“非自然”这一概念，还正式指出了“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目标，并系统论述了“非自然叙事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标准的认知叙事理论之间的差异。为了有效论证非自然叙事学这一范式的创新之处，文章借助《保姆》（"The Babysitter"）、《饥饿》（Hunger）、《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等非自然叙事文本，从非自然故事世界、非自然心理、非自然叙述行为三个方面做了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

自2010年起，在众多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者的推动下，非自然叙事学不仅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整体版图中强势崛起，还借助女性主义和认知叙事学等其他理论视角，通过寻求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和对话，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一系列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编著、专著和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阿尔贝和吕迪格·海因策（Rüdiger Heinze）的编著《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2011），阿尔贝、尼尔森和理查森的编著《非自然叙事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2013），理查森的专著《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2015），阿尔贝的专著《非自然叙事：小说与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2016）。另外，各大期刊也纷纷刊发关于非自然叙事研究的专栏，如《故事世界：叙事研究丛刊》（Storyworlds：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的专栏“女性主义小说与非自然叙事理论”（2016年第2期），《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的专栏“非自然叙事：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期），《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的专栏“叙事的非自然与认知视角（一个交叉理论）”（2018年第3期）。

可以看出，非自然叙事学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颇为突出的发展成绩。这类专著、编著和文章的集中出版不仅推动了非自然叙事学的建构和蓬勃发展，还确定了非自然叙事学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谱系中的重要地位。非自然叙事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并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反对现有叙事理论的模仿偏见，旨在为广泛存在但被长期被忽略的边缘叙事实践提供解释模式，这在观念上迎合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和“增补”潮流。2）从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非自然叙事学家具有明显的跨领域对话意识，在推进非自然叙事学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尝试通过寻求与女性主义理论和认知叙事学等其他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交叉与互补，来修正、完善、拓展其自身的理论建构。3）非自然叙事学注重考察叙事的形式结构和叙事意义之间的关联性，坚持叙事形式研究与叙事意义研究的结合，这一点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范式颇有相似之处。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考察反模仿叙事策略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即非自然叙事中的非自然化文本处理方式如何表达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这一方面顺应了叙事研究关注历史文化语境的潮流，进而使其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拓宽了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范畴，有利于它实现关注诗学建构和文本阐释并行发展的研究路径。

非自然叙事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叙事研究范式，不同的非自然叙事学家之间就非自然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假设、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等具体内容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非自然叙事学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种是以理查森和尼尔森为代表的倾向于研究非自然叙事“内部本质”的阵营，另一种是以阿尔贝为代表的强调非自然叙事“外部阐释”的阵营（Richardson 2015：19）。就“内部本质”阵营而言，他们试图对非自然叙事做本体论的探讨，将非自然叙事视为一种与模仿叙事具有同等地位的叙事类型加以理论化。相较于“内部本质”阵营，阿尔贝等“外部阐释”阵营更看重对非自然叙事的阐释和解读。阿尔贝认为，“不管某一叙事的文本结构有多奇特，它仍然是带有某种意图的交流行为的一部分”（Alber 2009：82）。他感兴趣的是阐释和理解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发现非自然叙事的认知功能和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要“让奇特的叙事更加具有可读性”（Alber 2009：81）。具体来看，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者内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什么是非自然叙事，以及怎样阐释非自然叙事这两个基本问题上。

先看何为非自然叙事。关于这一问题，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模式：1）理查森的反模仿模式；2）阿尔贝的不可能的故事世界模式。在理查森的理论框架中，非自然叙事等同于反模仿叙事。他将模仿叙事界定为“那些效仿非虚构叙事，或者与非虚构叙事极为相似的虚构作品”（Richardson 2015：3），它们试图以可辨认的方式去系统描述我们的经验世界。与之相对，非自然叙事则指“包含反模仿事件、人物、场景或叙述行为的叙事”，它们不但“违反非虚构叙事的预设、现实主义的实践，或其他建立在非虚构叙事基础之上的诗学”，还“超越了现存已经建立的文类规约”（Richardson 2016：389）。一言以蔽之，对于理查森而言，判断非自然叙事的基本标准是违背模仿的规约。如果说理查森关于非自然叙事定义的核心是“反模仿性”，那么阿尔贝关于非自然叙事的定义的核心便是“不可能性”。对于阿尔贝而言，非自然叙事是指那些“在物理上和逻辑上不可能的情景和事件，即从支配物理世界的规则和被接受的逻辑原则来看不可能的情景和事件”（Alber 2009：80）。阿尔贝十分强调非自然叙事中的不可能性，而这种不可能性是相较于读者在经验世界中的知识框架而言的。如他所言，“叙事中的这类非自然（或不可能）是基于‘自然’（真实世界）中的认知框架和草案的，而这种认知框架和草案又是和自然规则、逻辑原则和标准化的人类知识和能力限度相关的”（Alber 2016：3）。

虽然不同的非自然叙事学家都以反对“模仿简化主义”（mimetic reductionism）和“模仿偏见”（mimetic bias）为研究非自然叙事学的基本目标，并将非自然叙事和虚构叙事中的非自然成分作为其主要的分析对象，但就怎样具体研究非自然叙事而言，非自然叙事学家内部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理查森认为，现有叙事理论“几乎是完全建立在模仿叙事作品和模仿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并未给当代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创造性的、不可能的、戏仿的，或矛盾的事件和人物留有任何理论空间”（Richardson 2016：387－388）。这种模仿的叙事研究范式“认为虚构叙事中的人物、场景和事件能够被源于非虚构叙事和真实生活经验的理论模式完全描述和理解”（Richardson 2015：5）。然而，由于“文学本身在不断地进化，创造性的新文学形式持续涌现，其中有不少作品发展出原创性的方式去挑战模仿的规约”（Richardson 2016：388）。如此一来，非自然叙事文本挑战了模仿叙事理论的边界，颠覆了经典叙事学基于模仿叙事文本建构的一系列理论假设。故围绕这类反模仿叙事实践去建构新的叙事理论就应当被提上日程。所以在理查森看来，非自然叙事学应该致力于建构一种能够敏锐地反映反模仿叙事的流动性及其反二分法本质的叙事理论（Richardson 2006：139）。

与理查森不同，阿尔贝坚持认为“认知叙事学的一些观点能够帮助阐明非自然叙事所带来的大量棘手的阐释难题”，他倡导使用“认知叙事学的相关成果去解读一些叙事文本如何依赖并挑战人类基本的意义建构能力”（Alber 2009：80）。他的研究路径基本上是从认知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出发，提出非自然叙事的阐释策略。他认为非自然叙事尽管超越了真实世界中的认知限度，但是“就算是最为奇特的叙事文本也是和人及人所关心的问题相关”（Alber 2009：80），所以他力图解决的问题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何以能够借助真实世界的认知和文学草案将非自然叙事自然化。相较于阿尔贝，尼尔森关于非自然叙事的研究路径又有不同。尼尔森认为，当读者在阅读非自然叙事时，他们要么试图努力将其自然化，要么采用所谓的“非自然阅读策略”对之加以理解。按照他的观点，“非自然叙事暗示读者采用有别于其在虚构、口头故事讲述的情景中所使用的阅读策略”（Alber et al. 2012：373），这种阅读策略即非自然阅读策略，这种阅读策略“反对将真实世界的极限运用于所有的叙事中，也避免将解释限定在文学交流行为和阐释模式的可能性框架内”（Alber et al. 2013：8）。不难看出，尼尔森试图超越真实世界的认知框架，将非自然叙事还原到它本身的逻辑框架中去解读，对之做本体论的探讨，这也是为什么他和理查森同属非自然叙事“内部本质”研究阵营。

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较为新兴的叙事研究流派，其内部存在诸多观点差异，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在于不同非自然叙事学家研究非自然叙事所持的立场不同。然而，这种观点的差异恰好体现了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视角多维，且这种多维视角实际上构成了非自然叙事学能够迅速拓展的一大动能，即不同研究方法和立场构成了一股合力，有力地推进了非自然叙事学在过去十多年来的迅速拓展。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理论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实际上对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叙事研究新范式的整体性建构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不利于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一元叙事研究流派的进一步确立，所以后期非自然叙事学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统筹和整合内部的多维研究视角。

伴随着非自然叙事学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整体版图中的迅速拓展，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新兴叙事研究范式的存在合法性提出了持久的学理性的质疑。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非自然叙事学发起了种种批评和责难，这构成了非自然叙事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挑战。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和娜塔亚·贝克塔（Natalya Bekhta）认为，虽然非自然叙事学为经典叙事模式提供了一种补充和纠正，并对现存叙事理论的普遍实用性提出了质疑，由此拓展了后经典叙事学，但由于“缺乏术语的准确性、概念的明晰性和理论的严谨性，非自然叙事学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研究方法”（Nünning ＆ Bekhta 2016：419）。总体看来，西方学界就非自然叙事学展开的学术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研究出发点、研究内容和研究属性。

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叙事的模仿性和反模仿性的区分。非自然叙事学家认为，现有叙事理论的建构忽略了文学史上广泛存在的反模仿叙事，因而需要对之加以理论化，以使得叙事理论更为完整。然而，不少学者就非自然叙事学对模仿叙事和反模仿叙事之间的区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认为，模仿叙事和反模仿叙事之间的界限并不像非自然叙事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清晰，她对这种区分的稳定性颇有微词（Warhol 2012：212）。与理查森不同，她并不认为罗伯特·格里耶的小说是非自然的。在她看来，格里耶的小说只是采用了某种非常规的叙事聚焦而已，即格里耶的小说采用了一个认知或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物视角作为感知和体验的主体，并以此建构了奇特的故事世界。所以格里耶的小说与理查森所谓的模仿叙事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种叙事建构（narrative construction）的差异，而只是一种视角稳定性程度的差异（Warhol 2012：213）。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则认为，理查森将模仿和反模仿叙事对立起来的做法低估了模仿本身的复杂性。赫尔曼从认知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性再现以日常经验世界的一个模型为基础或中介”（Herman 2012：224），即模仿性再现依赖于一系列模型，其中一些模型来自于叙事文本和其他文本。他指出，凡是被称之为模仿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调动世界模型的特定策略，他由此认为非自然叙事中使用的技巧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打破世界制造过程的叙事手法；换句话说，所谓的“非自然叙事”只是通过反叙事的技巧去限制并扰乱读者建构故事世界的企图，即通过阻止文本所唤起的时空领域中的何时、何事、何地等维度去形成一个故事世界（Herman 2012：223）。

对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的争论构成了西方学界质疑非自然叙事学的另一个方面。非自然叙事学以反模仿叙事为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其中的非自然性来加以理论建构。申丹认为理查森对非自然叙事的界定实际上忽略了“非自然性”和“非自然叙事”之间的差异。在申丹看来，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虽然存在非自然的成分，但是“现实主义小说保持了一个‘总体模仿’框架，因此它们并不构成‘非自然叙事’”，即“现实主义传统中的非自然手法通常在没有打破总体模仿印象的前提下违背了模仿规约”（Shen 2016：486）。换言之，“非自然叙事”和“非自然性”应该被区分开来，非自然叙事指整个叙事打破了模仿规约，然而还有一些现实主义叙事，虽然其中存在非自然性，但这些叙事只是在局部采用了非自然的手法，整个文本还是在模仿的框架之内，没有打破模仿的总体印象。玛利亚·玛凯莱（Maria Mäkelä）则驳斥了非自然叙事学以叙事中的非自然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对象的做法。她认为，非自然叙事学极力强调后现代主义文本，并视其中的非自然性为其理论建构的聚焦对象，这就暗示了非自然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文类特点来加以关注（Mäkelä 2016：464）。然而，类属性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规约性，所以非自然性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这类新型小说已经建立起的规约，并没有必要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叙事现象加以理论建构。对此，纽宁和贝克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非自然叙事学所探讨的许多叙事现象尽管在真实世界中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已经在虚构文本中被规约化了，因此并不构成一个叙事理解和阐释的理论问题”（Nünning ＆ Bekhta 2016：423）。

就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属性而言，非自然叙事学家多次强调，非自然叙事学并不是否认现有叙事理论的重要作用，而是要倡导建立“一个模仿和反模仿双重互动的模式”，但他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先前被忽略的反模仿叙事，其所提供的范式是一种“补充”，而非一种“替代”（Richardson 2015：5）。然而，这一研究立场却引发了其他叙事学家对非自然叙事学的学理性的质疑。费伦和拉宾诺维茨认为，非自然叙事学是要建构一种关于X（X即反模仿叙事）的叙事理论，而不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将叙事视为Y来建构叙事理论，这种立场和修辞性叙事学视叙事为一种修辞行为、认知叙事学视叙事为故事世界的心理模型，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叙事为性别政治的再现场所有所不同（Phelan ＆ Rabinowitz 2012：186）。换句话说，非自然叙事学并不是从某种普遍意义上去重新审视叙事而建构新的叙事理论，而是要去考察反模仿叙事这种特定叙事类型或模仿叙事中的特定反模仿成分。而这种基于叙事特殊性的叙事理论是否能够独立成为一种叙事学的研究范式是西方叙事学家持续顾虑的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非自然叙事研究实际上和后现代主义式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本质差异。他们断言，“非自然叙事学通常涵盖了其他理论家能够以更为精密的方式对之加以探讨和理论化的领域”（Nünning ＆ Bekhta 2016：422）。他们以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乌苏拉·K·海斯（Ursula K. Heise）以及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等人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为例，认为这类研究就理论的严密性和批评的洞见而言几乎难以与非自然叙事研究相互区别开来。

当谈及非自然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尚必武颇有前瞻性地指出，未来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需要注意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探讨“非自然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关系、反思非自然叙事学的激进与缺失、对非自然叙事做跨媒介的考察（尚必武 2015：109－110）。鉴于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存在诸多质疑，非自然叙事学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对学界就非自然叙事学的相关质疑和批判做出有力的回应，澄清相关的混乱和误解。应该说，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的众多反驳意见中存在不少的误解，对非自然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假设也有误读的现象，这些是需要非自然叙事学家进一步说明的。如何整合目前关于“非自然叙事”的多重定义，由此对“非自然叙事”做出清楚明晰的界定，以及如何统筹现有的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多种研究立场和方法，这些都是非自然叙事学家在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具体问题。此外，虽然非自然叙事学家已经在尝试寻求非自然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及认知叙事学之间的交叉，在不同领域的连接点开展知识创新，但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换言之，除了进一步深入挖掘非自然叙事学和女性主义以及认知叙事学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外，还应当拓展范畴，探索非自然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等其他具体领域之间能否激发新的知识创建。

综观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后经典叙事学派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保有十足的发展动能。毫不夸张地讲，非自然叙事学是近年来推动叙事学整体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众多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者虽然在具体研究议题和研究兴趣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所倡导的不同研究方法和从事的各类研究实践从不同角度形成了一股推动非自然叙事学向前发展的合力，共同铸就了非自然叙事学的强势兴起和快速拓展。但与此同时，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存在诸多挑战，内部的观点差异和外部的学理性质疑成为西方非自然叙事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力，但解决这些问题也同样能构成非自然叙事学向前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