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伟大演出」是如何诞生的

Original Faye 文娱春秋 2023-07-10

收录于合集

#音乐 18 个

#娱海钩沉 11 个

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有新闻，也会有奇迹，同时，还有无法设想的未来。

比如37年前的一天，一位十六岁辍学，曾杀过猪、做过工，当过货车司机，最后在一支摇滚乐队里当过主唱的吉尔道夫，以一己之力，组织了一场全是大牌明星参与，为非洲募款的大型演出。

时至今日，这场演出的影响力，从未被超越。

这就是“Live Aid”，1985年7月13日，被翻译成“拯救生命”或“现场援助”的演出。

那一天，包含皇后乐队、U2、鲍勃·迪伦、麦当娜、大卫·鲍伊等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同台且无偿表演，收入悉数捐给埃塞俄比亚，这个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

演出在美国与英国同步进行，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视直播技术，全世界超过20亿人观看了演出。

组织者吉尔道夫办这场演出的缘起，是看到电视里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景象，他被骨瘦如柴的非洲孩子那奄奄一息的状态，震慑了心灵。

作为一个不太富裕且不当红的歌手，吉尔道夫依然撬动了整个音乐界，将其联合起来，为非洲筹款，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最后，演出为非洲筹得上亿美元善款。人们赞誉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20世纪最后的神迹”。

演出虽落幕，但演出带来的影响，几十年来还在发酵。吉尔道夫为捐助而设立的基金，时至今日，一直持续。这场演出，早已超越“演出”本身。

即使音乐过时，爱是永远。

吉尔道夫，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在演出之后，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某些政策制定的影响者。

可惜的是，国内关于吉尔道夫的报道，几乎为零。

国内对这场演出的最早的报道，是演出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一百多位著名歌星为非洲灾民进行募捐，大西洋两岸举行“生存援助”音乐会。

但这场演出，实实在在影响了很多人，包括罗大佑、高晓松、许巍、张楚……甚至，还有你我他。

2019年，关于皇后乐队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在国内上映。影片最后，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跑上舞台，倾情演绎的场景，正是1985年“Live Aid”现场的高潮。

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在“Live Aid”演唱，掀起高潮

《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上映10天后，一篇名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的文章被自媒体「8字路口」发出，阅读量达到70万+，上百个公号转载。

时任「8字路口」的主编冯翔，从未想过，这篇文章出炉几年后，他们还会围绕这次演出的台前幕后，写一本书，甚至采访了吉尔道夫本人。书名还叫《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

这是吉尔道夫第一次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以下，是吉尔道夫的自述，向中国歌迷讲述了这场最伟大演出的诞生过程，以及后续的影响。

年轻时的吉尔道夫

吉尔道夫口述｜你需要的就是爱

对Live Aid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筹到多的资金来帮助那些濒死的人；其次，应该吸引是够多的人来关注，进而达成改变的共识。想要从根源上改变，就需要政治了。开始做Live Aid项目时，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它兑现了摇滚乐的承诺。我们践行了猫王、小理查德、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所倡导的理念，我们证明了那句话：你需要的就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听起来很傻，但这是真的。Live Aid演唱会那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与伦比的喜悦，这些伟大的歌手、乐队汇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人。当我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政治决策时，我感到这是一件与众不同、有深远意义的事。撒切尔夫人曾经不认同我们的诉求，但我们把全球的人联合起来，促使她做出让步。当时，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是音乐的独特魅力。那是摇滚乐的一个伟大时刻，音乐不能仅供娱乐，更要参与变革。沉浸在娱乐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权者最了解这一点。还有一件事，当时克林顿、布莱尔、布朗、施罗德都是Live Aid演唱会的观众，他们中有人一度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摇滚明星，而卡梅伦和奥斯本（英国前财政大臣）当时还在上学，那天学校停课，孩子们都守在电视前看直播。这些人后来从政，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我相信，如果被这场演唱会影响过，他们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事。组织Live Aid这场演唱会期间，我正随着“新城镇老鼠”乐队做巡回演出。我通过电话来沟通所有的事情，非常疲惫，同时无比担忧。我害怕根本没人来，毕竟大家都没签合约。如果失败了，那将是灾难级别的，我需要承受三重的打击。首先，我个人将颜面尽失，因为我已经把演出的消息透露给所有媒体，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我会让那些可敬的，毫不犹豫、排除万难支持我的音乐人和乐队失望。筹划演出时，我还没邀请埃里克·克莱普顿，但是他已经主动推掉自己在拉斯维加斯的三场演出，告诉我他会来，然后直接飞到了费城；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鼓手约翰·博纳姆当时已经去世了，主唱罗伯特对我说，他要重组乐队去演出；菲尔·科林斯提出去当他们的支援鼓手……当时出现很多这样伟大的合作，如果让这些天才音乐家失望，那简直太可怕了。但最让我不安的是，如果那些处在贫穷和饥饿中的人，知道以他们的名义举办的义演没能成功，我将无比愧疚。那天所有人都在为这次浪漫的集会而激动，而我却在担心募捐情况。演出刚开始，我冲进温布利体育场顶层的BBC直播间，主持人问我：“一切还顺利吗？”我说：“还不错。但是怎么没人捐款呢？”我当时太焦虑了，几乎失控，对着话筒驾骂咧咧：“快他妈给我捐钱！”主持人只好替我道歉。不过，神奇的是，这段采访之后，钱开始不断地涌进来。我还对一些其他事情有印象。我在后台接到一个爱尔兰制作人的电话，他说：“现在有12个老太太来到我们电视台，要捐赠她们的婚戒。”我考虑了一会儿，对他说：“收下戒指，记下她们的名字和地址，两天后再给她们打电话，问问是否想收回戒指。她们应该拿回去。”还有一对苏格兰的新婚夫妇，要卖掉他们的房子，捐钱给我们。当时有很多这种极度疯狂的事在发生。1984年，我们设立了Band Aid信托，把演唱会和之后募捐的资金进行分配，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信托的主席，每天都在处理相关工作。Live Aid结束至今，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仍在继续。我们的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开展，首先是继续为Band Aid信托筹集资金；其次，我们组建了一个“非洲发展小组”，有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内的11名成员，专家组持续监测G8之后，各国对非洲的援助情况；第三，我们持续把非洲的情况告诉全世界，比如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内战，以及非洲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干旱、蝗灾、洪水，这一部分和全球变暖有关。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非洲也没有幸免。那里的人民非常坚韧、不屈和高贵，然而他们并不具备和我们同等的条件来抵御所有灾祸。现在我也参与一些英国的政治事务。今年，英国政府以新冠疫情和经济崩溃为由，要停止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英格兰银行按下一个按钮，将数千亿英镑的电子货币引入经济，美其名日量化宽松，同时他们要把捐助给穷人的40亿英镑挪走，这是不可理喻的。我正在给英国的媒体写文章来抗议和阻止这件事。我每天都在为类似的事情抗争。有时候也觉得厌烦。普通人要应付工作、生活中的烦恼，再加上新冠疫情，他们无暇顾及遥远的非洲在发生什么。如今，摇滚乐已经没有能力促成改变了。在欧洲和美国，每年都有巨星举办各种大型演唱会，但影响力很有限。人们在YouTube上能看到任何人的表演，没有什么演唱会可以带来以往那种独一无二的，让人为之振奋的体验。现在摇滚乐在我的字典中，不再是文化的脊梁，只是一种音乐形式。再杰出的音乐，也只能沦为生活的背景音，人们不再像曾经那样信仰摇滚乐了。过去这些年，我很少和政府交流。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见过大部分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人对我是友好的。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局外人，我不应该对别国指手画脚，更何况，我只是个摇滚歌手。直到今天，英国的官员在处理和非洲相关的事务时，都会来咨询我。上周我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和他商议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事情；前段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和我通话，他知道我在认真对待非洲的事情，并认为或许我比他更清楚非洲的现状；昨天我和布莱尔也聊了很长时间，他明天要启程去埃塞俄比亚。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于1984年，始于我写出的那首歌：《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非洲大饥荒时，有记者在埃塞俄比亚拍摄到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女孩，并说她可能活不过十分钟。20年后，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并和麦当娜一起出现在Live 8的舞台上。因为Live Aid的救助，她得救了。现在有非常多的慈善演唱会，但是都不具备社会影响。关键在于，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出发点，把观众调动和团结起来。这样的演唱会，我们必须赋予观众成就感。比如说，我们要筹集一千万英镑，用于非洲扶贫，事实上，通过门票收入和商业赞助，我已经获得了一千万善款，演唱会后，哪怕只增加了一英镑来自观众的捐款，那演唱会也算成功了。我们不仅要让观众看到精彩的演出，更要让大家知道，普通人团结起来，能够改变一些事。这是摇滚乐成为文化脊梁的根基。“同一世界”以及类似的演出都很好，但因为是线上的，免费的，人们唾手可得，不需要付出金钱，不需要赶赴现场，因此它的号召性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现在音乐产业也是这样，没有人买唱片了，人们只需要一键下载。免费获得的东西，不具有价值。为什么当年中国没有转播Live Aid的演出？那时，中国还处于后毛泽东时代。1981年前后，我去过中国，从内蒙古，经过大同，到了北京。当时很有意思，我们到达大同时，人们都穿着中山装，站在路边朝我们挥舞红宝书。在火车上，我拿出当时非常酷的高科技产品——一个Walkman听音乐，同行的向导，一个穿着中山装、友善可爱的年轻人，问我在听什么，我说流行音乐，鲍勃·马利的歌，他一脸茫然，然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披头士乐队、猫王，他也连连摇头。后来他试听了一下鲍勃·马利的歌，完全不能接受。我问他知道哪个西方的明星吗？他说查理·卓别林。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一片与世界隔绝的孤岛。像Live Aid那样的演唱不会再有了。摇滚乐的时代结束了，摇滚乐不具备曾经影响力了，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现在我们处于后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分不清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又是自己想要的。我们感受到稍纵即逝的喜悦，转身继续像奴隶一样工作。人们毫无节制地制造、消费、浪费，消耗着地球资源，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诡异的空间。我们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这样的世界，像之前那样举办一场演唱会是行不通的。时至今日，还有人在YouTube频道上看过Live Aid演唱会之后，捐钱给我们。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过，摇滚乐的影响力能否继续，恐怕要取决于中国人。因为，众所周知，世界的未来将由你们的国家决定。

《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这本书出版后，主要作者冯翔将所有税后版税共计17.5万，全部捐给了吉尔道夫当年设立的基金会。

35年前，“Live Aid”是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捐款。今天，围绕那场演唱会诞生的一本书，再次给这个面临饥荒的地区做了些许贡献。

当年它面临饥荒和内战，如今还是一样。尽管程度要轻很多。

兜兜转转，循环往复。

大卫·鲍伊有首歌叫《1984》，影响了中国香港一个小男孩的音乐之路——黄家驹。

1962年出生的黄家驹小时候没接触过什么音乐，只是在12岁的那一年，他在节目中听到了大卫·鲍伊现场演唱的《1984》。黄家驹曾说，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才开始搞音乐。

2018年，马斯克往天上发了一辆特斯拉跑车，他说这辆跑车可能存在10亿年，成为人类文明最后的遗迹。

“这辆车上，放了一首歌，就是大卫·鲍伊的《奇异太空》。”冯翔说。

而大卫·鲍伊只是“Live Aid”演唱会中的参加者之一。

关于这场演唱会，所产生的影响，太多太多。每一个人，都是故事。

《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不仅专访了从未接受过国内媒体采访的吉尔道夫，还得到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许巍、朴树、张楚的推荐。

罗大佑为该书作序，标题是“为什么它是最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