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尔查文《俄罗斯姑娘》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其存在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个体的生命是没法对抗世界的。只要进入世界，就必然要接受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方式和文化习惯，通过认同接受它们来发展自己。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我们的语言方式也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的一种现象。在文学的几大文体中，诗如此密切地联系着人类文明和文化。诗的任何动向都对文化生存、对我们的语言表达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都会撼动我们生存的许多方面。就这样，新诗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处境、思维方式的特质，以及汉语的特点及演变，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要理解新诗的命运和引起的争论，就要回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里来加以考察。

从这个背景来看，中国新诗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从历史文化的意义说，中国现代诗歌的出现是20世纪中西方文化诸种旋流激荡生成的结果。这不是平静的交汇，而是相互的激荡，到现在都还不宁静。它涉及了各自的文化现象，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的交汇也具有多种风貌。

20世纪是如何让中国新诗诞生的呢？我们先从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诗歌迥然不同的历史形态谈起。

诗歌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最艺术化的表征，是人类文化形态的艺术化表达，所以讨论诗歌可能还得关注我们文明与文化的形式，并由此进入其思维形式的内部。

传统中国选择了农耕文明，农耕的历史与思维便在诗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有过一场“文化热”，在当时的种种讨论中，出现了大量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论文，其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解释文明，称中国北方是西伯利亚，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高耸入云的高原，西边是茫茫的沙漠，所以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据说这就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封闭”特点；而欧洲就不是这样，生来就开放，民族之间联系密切。我不能简单判定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包含着现代人的诸多想象，特别是照此逻辑延伸出来好像中华民族后来的不幸——鸦片战争、封闭挨打等，都是因为地域造成的。这就有问题。今天我们现代人谈到封闭与保守，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以频繁的全球沟通的愿望为前提的。实际上对于古代的中国人而言，东亚大陆的地域已经很宽广了，战国时代的群雄争斗，其相互关系不就像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吗？今天，在我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愿望都相当强烈的时候，才会觉得往四面八方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那是今天的感受。以此简单地比附古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有问题，反倒是西方文明的好，这是很不确切的。另外还有观点认为西方现在很发达，是因为西方文明开头就好，这也是误解。古希腊绝对不是人间天堂。古希腊文明是从希腊周围的岛屿，爱琴海中的岛屿开始的，比如克利特岛文明，由这些岛屿文明向希腊半岛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古希腊文明。而半岛也好，岛屿也好，这些地方，今天的研究发现，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以丘陵山地为主，没有大片的便于耕种的土地，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对远古先民来说，需要大地的赐予来维持生活。平原大地水肥草美，绝对是更好的环境。而且希腊降雨较少，属于典型的南欧气候，长达半年都是晴空万里。头顶是碧蓝碧蓝的天空，脚下是碧蓝碧蓝的海水。今天这里倒是旅游的胜地，据说到了下半年，就可以把床搬到阳台上，每晚睡在星星的怀抱里，非常美。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和自然的关系改善了后，才可以这样欣赏自然。但是回到远古，这种环境带来的是当地居民生活的困难。他们的矿产资源同样匮乏，特别缺少铜和铁，而这两种矿产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早期人类文明有两个重要的时代，一个是青铜时代，一个是黑铁时代，因为人类需要用铜和铁来打造生产和生活的用具。而希腊出产的却是大理石和陶土。所以要断然地讲西方文明的源头好或不好，是很难的。相反，如果就最早的生存发展来说，中国地域的有利因素可能比古希腊要多，东亚大陆沃野千里，地处北温带，气候适宜，矿产资源也更丰富。

所以文明不能简单以好与不好来评价，我们可以描述的其实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发展起来了怎样不同的生存形态。中国地处亚洲大陆，较为适宜的土壤、气候与物产条件使得这里的人们首先选择了农耕文明。但是古希腊就不行，这里虽然也有农业，但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葡萄，其他重要的作物都很缺乏。农业在古希腊的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远不及我们东方大陆。那么，他们的生存方式如何呢？这里出现了人类文明中较早的商业活动：是用他们的所有去交换自己的所无，例如开展大理石、陶土贸易，换回需要的粮食。刚好他们处于地中海，可以很方便地驾船去北非、小亚细亚，这些都是盛产小麦的地方，这种商品交换成为他们文明发展的一个基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阅顾准先生的相关著作。顾准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他在最艰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写下了关于古希腊文明的书，以此作为中华文明的参照。

总之，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起点上的确出现了重要的差别，一个走向农耕，一个走向商业。这个差别在最初无所谓高低，都是为了生存，但是这种差异却直接影响到了思维方式，影响到了文学艺术，也影响到了诗歌。

农耕文明的特点，有一点非常明显，就是“看天吃饭”，也就是它的生产活动要密切地依赖于大自然。这一点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的适应性追求。人类生存需要适应周边的世界，生命需要与周围的生存环境相适应，不是对环境的征服，不能逆天而行，要顺应，因势利导才行。这里有很深的智慧。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成都郊区的都江堰，就知道它比很多的现代工程都伟大，而且历经几千年了依然在发挥作用。都江堰一点都没有破坏自然，那么汹涌的岖江水到这里一下就被李冰父子给驯服了。到发洪水的时候，江水从外江流走，而到了枯水期，又有办法把水引到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还考虑到了排沙的问题。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水利工程最大的困扰就是积沙问题。黄河的三门峡水电站从一建立起就因为泥沙问题而不能正常运行。现代人光想着如何改变自然，最后破坏了自然的规律。而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很难得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成果都是和这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农业的二十四节气，对农业与气候环境的描述相当准确。包括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的中国文化的源头，像河图洛书、周易八卦，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一个共通的精神，就是认为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化是一体的，和自然之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英国人李约瑟有一部著名的书——《中国科学技术史》，说的是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这本书采用的是今天西方科学的分类方式，包括历代天文学的发展等等，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这是拿西方的天文学概念来看中国古代对天体星球的描述。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天文”意识，但没有今天西方式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天体本身，而是为了大地上的“人事”，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适应环境和普遍联系的观念才是我们的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后来的两大重要思想学说都是走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一是儒家，一是道家。道家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道路；儒家实际上追求的也是人和社会的相互适应。一个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这个适应背后的理念是对人自身生命的一种定位：人在宇宙中绝对不是作为一个主宰者出现的，人是宇宙的一分子，也是周围生存环境的一分子。所以在我们的思维中，不会刻意突出个人的决绝的姿态，那种主宰世界的姿态。这就影响了文学艺术，影响了诗歌。在中国诗歌里自我的形象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特别突出个人的主宰统治地位，虽然也有像李白式的豪放，但是总体上，我们的诗教传统强调的是抒情要有节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这就是中国诗歌的“诗教”理念。这样的传统就是诗歌抒情的有限性，要适度，不能张扬，尤其不能张扬绝对的自我。

而商业文明则不一样。一个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恰恰不是要藏匿自我，和周围群体取得妥协或和谐，相反要突出自我，突出自己的智慧。古希腊的传说中也常常是英雄和海神展开搏斗，最后取得胜利。后来古希腊的文明也向这一方面发展。在这里个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个人是这个文明形态要保护的中心。

农业文明强调集体，必须依靠集体方式进行，才能保证成功，而且要有一个统治者、一个权威。因而农耕文明同时产生了它的集体性和权威性，权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从此就诞生了。美国社会学者魏特夫有个著名的观点：中国的集权专制是和黄河泛滥联系在一起的。黄河经常泛滥，治理黄河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此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必须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整体指挥治理，因此就逐渐巩固了一个权威的力量。这里所说的也是农耕文明遇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在一开始，其城邦制度就与君主专制不同，被称作“古典共和制”。其核心理念是“主权在民”。古希腊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适龄公民都可以参加，城邦里的重要事情都在这里决定。古希腊最重要的建筑也是开会的场所。它虽然也有政府，但只有执行决议的功能，行政官只能执行决议，其权力受到限制。甚至为官也是义务的，没有报酬。据说只有一种人有工资，就是警察。但是城邦里，只有奴隶可以做警察。这些规定是环环相扣的。还有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已经产生。举个例子，古希腊雅典城邦曾经最有名的两个行政官，一个是梭伦，一个是伯里克利斯，梭伦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城邦民主，而伯里克利斯时代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极盛期，两个人的声誉威望都很高。在他们两个人的统治时期，都曾有他们的亲戚、老师等卷入官司，但这两个如此显赫的人都没有丝毫的权力干涉司法过程，他们的亲友大都打输了官司。可见当时的政治制度设计有效地保证了个人的权利。在它整个的文明形态中，个人（当然首先必须是城邦公民）的权利地位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城邦文明要维护的核心。这些理念的建立与当时具有的商业文明的氛围有关，其目标是维护商业社会的基础——个人的利益。

这样也就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古希腊的诗歌在艺术的高妙复杂性上不能和我们的《诗经》相比，但是其中所体现的个人的傲岸精神却很有特点。有一首诗《将军》，写的是一个士兵眼中的“将军”，只有四行：

那位将军我不喜欢，他迈大步，

卷发整齐，自鸣得意。

我宁愿看见一位将军，腿弯人矮，

两脚站得稳，心中勇敢。

诗写得很直白，但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这位士兵在将军面前丝毫不卑躬屈膝，没有一点逢迎的姿态，他把将军看得很平等，随意加以评论。由此可以看到古希腊诗歌所包含的品性，和我们的诗歌是大相径庭的。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体现在诗人的主体地位和姿态上就是不一样。当然，诗歌的基本思维与表达也有差异。古希腊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都是大白话，就像这首《将军》。中国古代诗歌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观物取象。不是把自己的内心情绪直接抒写出来，而是借助对外在景象的描绘来传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中国诗歌艺术表达方式的特点，但未尝又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特点。暗示、象征在中国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在世界民族中算是很高的。在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时代，就已经大量出现暗示、象征，尤其是很多艺术水平很高的诗，像《蒹葭》，体现的就是这样的美学境界。《诗经》里的爱情诗也都是可以作别解的，因为没有明确的指向。而古希腊的爱情诗则很直白，著名女诗人萨福写的《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就是很好的一例：

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

……

你迷人的笑声，我一听到，

心就在胸中怦怦跳动。

我只要看你一眼，

就说不出一句话，

我的舌头像断了，一股热火

立即在我周身流窜，

我的眼睛再看不见，

我的耳朵也在轰鸣，

……

她完全是直接倾吐，毫不隐晦，甚至还直接写自己的生理反应，这也是民族性格的体现。可见，在文学产生之初，中西方诗歌就产生了分野。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注重观物取象，还注意物象之间的和谐统一和浑融性。西方当然也有写自然的诗，但大自然常常不是以和谐状态出现的。比如古希腊有一首诗《蝉鸣时节》：

其时菊蓟发华，鸣蝉

坐树端，从双翅间

泻下哆亮歌声，天酷暑，

山羊最肥，酒最美，

妇女最动情，男子最虚弱，

因为烈日晒烫头顶膝盖，

皮肤烤得发于。我欲到

一处石荫下，放上美酒，奶饼，

山羊回奶前的最后乳浆，

林中育肥的未产过息的母牛

和头生的山羊的嫩肉，

坐在荫凉中，开怀饮酒饱餐，

让西风徐来直吹我额首，

我用那源源不断的清泉水

先注三次水，第四次才注酒。

这种诗中就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浑融境界。其诗的核心是人自己，人在消费自然，自然是人消费的对象。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如陶渊明、王维等人的作品，诗人在诗中，不是消费者，不是高于自然的。这种姿态，是生命和生命间的信息的交流。李白在敬亭山面前，不是登山者——登山者是征服的姿态，李白在这里把山当做了朋友，或者说他坐着看山，把自己也坐成了一座山。这就是中国式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生动典型。按这种和谐浑融的中国式的态度，诗所追求的就是意境。意境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和谐融洽的写照。人在自然中，放弃了作为自然主宰的形象出现，人回归了自然，与大自然平等相待。人首先要物态化，人要回归自然，人不再是一个人，他放弃了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回到和自然平等的状态，人和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完全处于同一的状态。这时就能够体察到人和世界真正构成了本质上的融通。你要理解意境，要能够体会到最细微的能量的交换，就要用你的最细微的心来体察生命的节奏，只有进入这种状态才能体会。中国古代强调对自然之境“游”的状态。西方走的不是物态化而是意志化的道路，意志化强调的是个人的思维，人的主体始终处于核心，不管世界如何千变万化，都只是为了说明人的独特性思想。这和中国古代恰好相反。中国古代诗歌，越是追求物态化，追求意境，越要人放弃思想和意志。王维的诗就是最好的体现，表达了掸意——空。在本质上，“空”来自于人的主观心灵不再受到客观世俗事物的牵绊。在满是欲望的世界上，人其实是很难做到“空”的，因为受到很多事牵扯。当把一切看透了，世俗之事才能不再对自己产生影响。“花开花落两由之”，这才是“空”。

西方诗歌传统重视突出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古希腊诗歌就是直接写人的思想感情，写自然的很少。写自然的诗，一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兴起时才比较多，如英国的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与骚塞——开始大量写作关于自然的诗。但即便是到了浪漫主义运动之时，诗人笔下的自然仍然是为人的主观所改造过的自然。比如雪莱的代表作《致云雀》：

恰似一个诗人，

沉浸于思想之光，

用自发的歌吟感动世人的心肠，

激起世人从未注意的忧虑和希望。

诗中的云雀，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中国诗歌追求的是人的自然化，西方诗歌则是自然的人化，这样的诗写的虽然是大自然，却处处留有人自己的深刻的印记，实际上就是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