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7首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界，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部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就强调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一种实践。“女性主义为建设一种多视角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使我们认识到性别角色对主体的建构作用，而后现代理论则迫使我们去重视不同个体、群体和主体立场间的差异性、异质性。”而且，“后现代理论也可以用来有效地批判那些成问题的女性主义，形成后现代女性主义这样一种多视角的女性主义，并以此指导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创作和批评。”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批判成果直接地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整个思潮的发展和系统化，当然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策略本身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还集中批判了各种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论述，尤其是有关权力和道德的论述。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无论在社会生活的哪个领域都不能忽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主要有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虽然它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不相同，但都对文论的社会性格外注重。英美学派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力求揭示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两性不平等以及女性话语受到遮蔽和压迫的历史状况，主张通过性别差异角度分析女性的写作和阅读。比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创建了“妇女批评学”，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则提出了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因为无论是以男性为主的文学批评，还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文学批评，都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此外，女同性恋的文学批评也开始逐步建立发展起来。法国学派的女性主义文论深受德里达、福柯的解构主义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的影响。法国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主要从符号论和精神分析出发，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同时，深入研究男女两性关系及其同整个文化的关系。伊里加蕾则从解构语言和论述的结构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传统的两性关系进行“解构”，并深入批判以传统两性关系为基础所建构的人类文化基本模式。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对女性特质的强调和女性经验的尊重。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一味强调追求男女平等，忽视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危险在于，她们为了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变成男人”，失掉了女性独有的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旨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文化。如果说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曾经致力于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主体的特权，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努力让女性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被卷入以性别漠视为特征的男性秩序中。克里斯蒂娃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和矛盾是由符号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差异和意指过程所决定的。美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也首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女性论述符号论”，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创建《符号》（Signs ）研究刊物。从此，以符号游戏的模式来批判传统的性别论述，逐渐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表达方式。

什么是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滥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是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后结构主义”集中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解构论、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论等“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流派。后结构主义起初是在哲学领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覆，后来发展为一种运用解构策略和非中心化观念来研究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了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及新历史主义等的诞生和发展。

后结构主义在批评理论和实践上反对结构主义的解读模式，其主要的思想家包括德里达、拉康、巴特、克里斯蒂娃等。结构主义强调文本的稳定性、统一性、自足性和主体性，后结构主义则倡导文本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以及能指和所指的非同一性。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和中心的二元对立，后结构主义则注重中心的相对性和语言的差异性。后结构主义还反对真理的绝对性和结构的稳定性。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彻底批判传统的“意义”理论及其语音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进一步批判和揭露各种“话语”、“论说”和“论谈”的奥秘，从分析传统语言复杂而诡异的社会文化运用入手，揭露语言本身的吊诡和矛盾，以及语言的社会文化运用中统治阶层的权力和道德的运作逻辑。后结构主义并不追求建立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是以“无止境的批判和重建的游戏策略，作为实现其发展无限自由的主要手段”。

后结构主义并非仅仅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以巴特为代表的“作者”理论以及以拉康为代表的“主体”理论等都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语言模式和主体模式而延伸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是对西方话语体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前提的根本瓦解，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基础。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局限在于：第一，在全面解构传统形而上学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过于片面化、极端化，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第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充满玄学和思辨色彩，应用于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从语言和结构入手，导致了文学作品中审美维度的丧失。

耶鲁学派的主要批评思想是什么？

耶鲁学派是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衍生形式。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可以说就是耶鲁学派文学评论的基本纲领。耶鲁学派将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主要任务视为对作品文本的“解构”，其批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动了解构主义美学的发展，在美国和世界上影响巨大，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

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所提出的修辞学阅读理论是与新批评完全对立的文本观，他提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与阅读是不可分割的。保罗·德·曼通过文本语言符号和意义的不一致性指出阅读的可能性并非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保罗·德·曼正是将文学批评的任务视为“将文本的‘不可阅读性’（unreadability）揭示出来”。(1) 这种“不可阅读性”也为米勒所反复强调：“任何一个优秀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绝不会使自己成为阅读文本的奴隶，绝不能满足于文本原有作者对于文本的意义和形式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有意地发现原作者所没有，也不能发现和理解的那些新东西，这也就是‘文本的不可阅读性’。” (2) 保罗·德·曼认为语言的修辞性是语言的根本特征，否认与其指称意义之间的一致：“文本诠释的语义学并不存在任何一点认识论的一贯性原则，因而也不可能是科学的。” (3) 语言自身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而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逐渐产生最深刻的洞察力，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得到“不可阅读”之外的发现。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文本中，认为即使是以严密理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也会因语言的修辞性而具有矛盾性、虚构性和欺骗性，从而具有自我解构的因素，最终导致不可阅读。德·曼继承了尼采的传统，主张通过文学的修辞和文风，通过渗透到语词和语句委婉表达形式中的作者个性，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逻辑中心主义所主张的基本原则，使文学作品成为反形而上学和反逻辑中心主义的重要场所。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误读”理论。“误读”理论最初是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 1973）一书中提出来的，布鲁姆在此书中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弑父情结、尼采的强力意志和保罗·德·曼的误读理论融在一起，提出诗歌的影响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布鲁姆不仅把影响归结为误读，而且把一部文学影响史归结为对前辈误读、误解和修正的历史。在《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 1975）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他的误读理论，提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还重申了“影响即误读”的观点：“影响不是指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和思想的传递承续，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布鲁姆强调了“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重写的一面，即创造、更新的一面，打破了影响即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的传统理论格局。但其理论也有片面性，一是忽视了影响关系的另一方面——继承；二是把“误读”绝对化，导致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取消了影响关系中的客观标准与价值尺度。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　）公开提出要摈弃批评和阐释所预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存在，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多义的或不确定的。米勒把对于文本的“解构”批评视为读者和批评家的道德责任，并把破坏文本或对于文本的错误理解当作再创作的出发点。(4) 米勒认为，阅读文本时，文本结构所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原作者所已经表达出来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借助于逻辑概念结构所精确表达的意义系统，而是要在原有意义结构后面寻求不确定的象征性内容，并使其内涵不断远离原来的结构，在变化多端和无固定原则的象征游戏中继续扩大；同时，批评家还要有意地破坏原有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摧毁其精确表达出来的意义和形式，或者，在原有意义形式结构中寻找不精确和不确定的缝隙，然后顺次扩大其裂痕，有意地制造模糊和不精确的形式，在含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彻底打破逻辑概念和传统语言的基本原则，扩大文学艺术的非概念性、非语言性和非逻辑性。米勒还提出了“重复”理论，认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恰恰来自常被阅读忽略的多种重复的组合，即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这些重复正是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　）认为语言并非确定不变，而是多义的、复杂的，所有的语言都必定是隐喻式的，而其对隐喻的依赖导致了语言的虚构。进而，哈特曼提出文学文本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文本的意义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参照系来把握，而且又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转换。哈特曼认为应该把文学批评也视为文学文本来对待，认为文学批评属于文本世界，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的差别。哈特曼还主张文学批评与哲学批评的结合，认为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耶鲁学派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解体，但其“解构”式的文本阅读方法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批评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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