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责任之维拓展政治学理论研究——对话吉林大学张贤明教授

张贤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责任政治理论、制度政治学等方向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理论成果。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高层次项目，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上发表系列高水平论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3项。

编者按

       作为政治重要的基本概念，责任有其重要意义，它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在当前中国责任政治建构的过程中，“责任”在中国应如何发挥其作用？从“政治责任”到“责任政治”的转变有何重要意义？新时代政治学人如何唤起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激情？本期政治学人特邀知名政治学者吉林大学张贤明教授进行专访，以政治学的视角为我们揭开“责任”的奥秘，展示当下国内政治理论研究的生机与努力。

01

政治学人：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改革开放以后，吉林大学率先在高等院校恢复建立政治学系。您作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现任院长，能否先向我们介绍一下吉林大学政治学的研究特色？

■ 张贤明

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的专访！吉林大学在其前身东北行政学院时期就设有行政系。改革开放后，吉林大学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我国较早设立政治学学科的高校。经历了将近40年的发展，吉林大学政治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即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关注中国政治实践。从王惠岩、杜若君、朱日曜先生等吉林大学政治学学科创始人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是我们的重要研究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形成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产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学科化表达、学理性阐释的重要成果，在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在吉林大学政治学的持续发展中，科学研究的包容性与拓展性也在不断加强：基础理论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同时重视中外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等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正义理论、责任政治、国家理论、制度主义研究等领域形成了吉林大学的特色优势；研究方法方面不仅坚持规范研究，也广泛运用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多元研究方法。

02

政治学人：吉林大学政治学研究以理论见长。您觉得目前政治学理论研究对于整个政治学学科而言占据何种地位？国内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得政治学理论研究似乎步入了比较尴尬的地位，甚至有人提出了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之间对立的趋势。您认为，对于政治学理论研究而言，其演进的方向应立足哪里？政治学理论应该如何在“方法之争”中重新安放自己的位置？

■ 张贤明

研究方法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多样的，方法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任何方法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关键是方法和问题之间的适配性。比如，我们钉钉子需要用锤子，拧螺丝需要用扳手，工具不能混用乱用。政治学研究和日常生活是一个道理，不同的工具应去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政治学理论研究似乎步入了比较尴尬的地位”和“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之间对立的趋势”之类的判断确实存在，也反映出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的担忧或焦虑。我认为，政治学理论研究在方法之争中要有充分的自信。

第一，当下有些观点比较狭隘，把方法局限为“定量研究”，用大量的公式、数学模型去论证或者验证政治问题，其他的方法都被视为“不科学”。显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试图用量化的方法去解释不确定性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不可否认，定量研究在分析选举行为、论证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具有非常好的适用性，但我们更要记住，政治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是怎么样”，更要关注“世界应该是怎么样”，这是政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特点。在此意义上，政治学理论研究在政治学中应该始终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实证要对理论提供修正的方案，理论要为实证提供分析的框架。

第二，政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多元研究方法，规范的理论研究也要和观察、比较等方法融合起来，而不是空想地思辨。回归政治学起源，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先贤在探讨政治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大量的方法，比如比较研究、参与式观察等等，而不是纯粹的思辨。很多人觉得规范研究就是用脑子想，就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做一些批判或者修正，这种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问，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导向与问题导向。每一个理论都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都有需要解决的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所以，理论是基于现实而生的。对于政治学理论研究而言，我们不仅要读好书，也要去观察社会，从社会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最后将它上升到一种理论体系，或者用特定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它。

我们有时候太注意外在的东西，反而忽视了政治学研究本身。我认为未来的政治学研究应着眼于这样几个路径：第一，在现实的需求中拓展政治学理论研究，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学科规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第二，构建“方法-问题”的研究思路，既要拓展政治学研究方法，又要明确不同方法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刀切地说这个方法好或者不好。第三，形成不同研究方法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学术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政治学界涌现出了很多流派，比如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制度政治学等等，希望不同流派之间能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因为我们共同的愿景是推进中国政治学的整体繁荣。

03

政治学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政治学、公共管理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有模糊的趋势，很多问题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其到底是政治学问题还是公共管理问题，对于这种客观现象，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否还有必要严格区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如果有必要，两个学科的具体分工应着眼于哪些方面？

■ 张贤明

“政治学公共管理化”已经成为政治学界热议的问题。不过，当下对于二者的区分更多是从方法的角度，把一些理论研究归结为“政治学”，把案例研究、定量分析归类于“公共管理”。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学科属性。其实，现在很多问题很难明确它的学科归属，例如“社会政策”，它究竟是社会学、公共管理，还是政治学或者经济学？我想它很难归于某一个学科。很多问题的跨学科属性太强了，我想这也是目前强调交叉学科和“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原因。

虽然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日益模糊，但按照现行学科分类，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本身确实是两个学科，二者也需要做出一定的区分。首先，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学”，政治学所着眼的问题应该是相对宏观的“大问题”，比如我们所探讨的宏观制度、顶层设计、政治价值等等，明显属于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管理更多着眼于是组织的运行，相对而言是一种中观或者微观的具体问题，例如组织行为、政策过程等等。其次，研究方法不应该是二者区分的标准，方法的运用要看解决的具体问题，而具体问题的属性往往决定着学科属性。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学也有方法，公共管理也有理论。

04

政治学人：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出台为政治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接地气的问题。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已然占据了政治学的半壁江山。那么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来说，我们应该如何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发现问题、寻找问题，又如何去研究这些问题，才能使政治学发挥出“经世致用”的价值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假说呢？

■ 张贤明

理论构建一定要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政治学研究要有三个导向：现实导向、问题导向、政策导向。

所谓现实导向，就是将政治学基本问题置于宏观的国家治理背景之中。例如我们团队研究的责任政治，现实关怀就是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或者说如何通过责任政治建设来实现国家治理的“善治”。问题导向就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具体问题的驱动下进行知识生产，这集中体现在目前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领域。地方治理产生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案例，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些案例中去分析它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形成了何种机制，反映了哪些价值。同时，我们要在问题、机制与价值中将案例体现出的创新进行理论化、框架化处理，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知识”来引导创新扩散。政策导向就是阐释政策文本中的新内容与新提法。比如我们熟知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提出绝非凭空产生，其背后贯穿了特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内核。在理论和价值之下，我们就要去分析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去论证政策，也需要我们承担学者的使命，通过细致与审慎的研究探讨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方法与过程。

05

政治学人：当前国家提出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又提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现在出现了“中国场景”这样的概念。这似乎意味着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本土理论、本土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搬得过多，您是否赞同这种观点？您怎样看待政治学研究本土化和西方化的关系？

■ 张贤明

吉林大学政治学研究通过面向中国实践来拓展研究领域，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领域。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和制度史，发现协商的文化与传统本身非常具有本土化特色，但是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却是西方学界先提出来，学界也普遍用这个概念去解释我们政治实践中的一些制度或者案例。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搬得过多，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稍显不足。

客观地说，西方政治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实际发展不足百年，所以政治学研究仍需补课。我们强调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的理论生产能力。当然，理论要通过回馈实践与交流对话才具有生命力，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一套西方能够理解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经验传递出去。比如说，我的团队在投稿英文期刊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如果写中国的制度或者介绍中国的经验，国外审稿人会觉得这个问题“interesting”，但是具体的东西他们也不懂，所以经常遇到拒稿的情况。这反应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中国政治学的国际推广还要深入，理论对话的能力还需加强。

的确，我们不能够完全使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但是可以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理论来补充我们的理论体系。政治学研究要立足本土诉求、具备历史情怀、拥有国际视野。政治学是一个相当具有包容性的学科，只有通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与互鉴，政治学理论才能永葆生机。所以，中国政治学学者的一个责任就在于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并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将其推广出去。

06

政治学人：从您的学术履历中不难看出，“责任”是贯穿您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从您的博士论文到近些年来具有影响力的成果，都与责任息息相关。您是如何选择“责任”作为研究方向的？对于您新近提出的“责任政治”理论，它的中国适用性和理论前景如何？

■ 张贤明

起初我研究的对象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研究在当时具有较好的理论拓展空间。责任是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都关注的对象，政治责任实质上是“责任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虽然当时学术界提出了若干政治责任的内涵界定，但总体来说，要么过于抽象、缺乏现实解释力，要么过于简略、流于碎片化。因此，能够清晰界定政治责任的基本内涵已属填补空白，后续研究还有延伸拓展的巨大空间。另外，政治责任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较好的实践价值。当时，虽然关于责任政府、政府责任等探讨还刚刚起步，并没有成为学术热点，但责任追究制度开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要求，所以政治责任研究正当其时。

“责任政治”正是政治责任研究的拓展。以责任为原点，我们能寻找到许多相关的政治学关键词，包括：责任政府、政府责任、问责制度、权责关系等等。这些概念看似由责任贯穿起来，但仍比较零散。由此，我们就要追问，有没有一种理论体系能够将这些概念包容进来，或者说，有没有一种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生活中与责任有关的各项议题，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关责任的体系化、综合化的政治学理论范畴。而这就是责任政治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政治理论的产生也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责任政府”的基本目标，这将政治领域的责任建设推上了新的台阶。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以及反腐败斗争走向深入，问责制度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问责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责任政府建设的制度保障。这无疑都为政治学领域中的责任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所以，构建一个责任政治理论，旨在将这些问题贯穿起来，能够整体性地回应国家建设与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一系列关切。

07

政治学人：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中，“责任”“担当”这样的字眼不绝于耳，您觉得从责任政治的视角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应当呈现怎样的景象？

■ 张贤明

用一句话概括责任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让每项制度、每个主体都变得负责任，进而塑造一个良善的公共生活”。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就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制度寓于责任之中，制度建设以责任为推手和保障。责任对于政治生活极其重要。人们可以生活在没有民主的制度环境中，但是从人类社会诞生起，人和人之间不能没有责任。对于制度来说，责任不仅是激发制度执行力的要素，同时也是塑造制度的动力。本质地说，人是制度效能的核心，制度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行动。再好的制度或者政策，如果没有人去执行，那么就都是一纸空文。我们不妨整理一下社区治理的诸多案例，一个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小巷总理”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说好的制度能使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人变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制度中的人有责任有担当，那么“坏制度”也会在责任之下变好。所以“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非常强调人的公共责任，因为责任作为一项行动，既可以修正制度，还能够创设好的制度。

08

政治学人：2019年吉林大学启动评选首届“王惠岩政治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国内政治学科首个博士论文奖。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责任》曾获得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您认为具备哪些特点，才能够称得上为一篇优秀的政治学博士论文？

■ 张贤明

我想分为四个主要方面来谈：

第一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过审阅不少学生的博士论文，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意识。换句话说，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我想应该从现实的重大关切中来，从对旧有理论的批判反思中来。从事政治学研究还是要有一个询问“为什么”的习惯，一定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因何而来。

第二是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徐勇教授曾经通过政治学“全国百优”和“学科国优”博士学位论文来分析中国政治学的跨越与走向，他提出，优秀的博士论文要强化学科理论，且要有扎实的资料为支撑。一篇博士论文想写得厚重，就要以厚重的文本为基础，无论用什么研究方法，没有理论功底，论文就没有根基。

第三是适宜的研究方法。无论我们做宏大的理论问题还是微观的现实问题，研究方法的选取非常重要。像我提到的那样，研究方法的选取一定要同研究问题相一致，明白什么方法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做基层治理，质性研究或者田野调查是常用的方法，但是在这种实证中我们要注意科学性，例如如何通过参与式观察或者深度访谈获取真实的、一手的资料。比如做规范研究，我们在逻辑推演的同时可以运用社会学、法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与理论资源来支撑我们的论证，这样不仅会让逻辑更加自洽，也会强化论文的理论功底。

第四是清晰的论证逻辑。论证零散是目前很多博士论文的硬伤，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切入，如何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进行论证，是写作之前必须要厘清的问题。例如在建构理论体系中，我们要弄清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理解所研究的理论的具体源流，明确思想史与制度史同理论之间的论证关系等等。案例分析时，我们要明白究竟是从案例中提炼知识，还是通过案例来论证现有理论。

本期采编：吉先生

本期编辑：王馨瑶

初      审：高梦冉、李佩倢

终      审：大   兰、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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