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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丨胡道轨: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杨乃武“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我有个要好的
同学叫“杨乃武”




作者:胡道轨

 
一.少年吕根友

小学五年级,地理课,不知为什么,我走神了,被上课的老师发现。“胡道轨站起来回答问题!”老师大声地叫我。我颤栗了一下,赶紧站了起来。

老师问:“地球的地壳里面是岩浆,地球的中心是什么?”我想当然:岩浆这么热,里面的东西一定熔化了。那还能是什么,也一定是岩浆。我回答:“里面也是岩浆。”

地理课的老师是个私方校长(那个时候,私办学校正在改变成公立学校,)他显得非常生气,说:“是你父亲告诉你的,还是你母亲告诉你的?”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笑。

老师又说:“我刚刚说过,岩浆里面是什么,现在没办法探测,根本不知道。”被老师这顿羞辱,真想钻到课桌底下去。

巧的是,第二天班主任宣布选举中队委员。心里暗暗思量“我是小队长,要是不发生昨天的事,还有可能选上中队委员,现在就别想了。”当老师说到推选学习委员时,有同学推选了两个候选人,老师都不满意。他说:“学习委员,除了愿意为大家服务之外,学习成绩也要好一点。”

老师刚说完,吕根友就举手。老师点了他的名,吕根友站起来提问:“平时各门课的成绩都很好,偶尔有一次不好,这样的同学算成绩好吗?”老师回答说:“这样的同学是成绩好的同学!”吕根友接着说:“我提胡道轨,他就是这样的同学。”于是,老师说:“同学们,同意的请举手。”没想到有四十几个同学举手。我就顺利地当上了中队学习委员。

读小学时,班里同学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吕根友和我差不多,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长得白白胖胖的。班里年龄大一些的学生,有时会叫他“杨乃武”,叫一个漂亮的女生为“小白菜”。我年龄小,搞不明白他们这样叫的原因。隐隐约约听说:他们俩个长得好看,才这么叫的。其实,我没看到他们说过话。不过,那个时候有点封建,男女同学很少说话。

吕根友是班长,在班里威信蛮高。深秋的一天,他带着五六个男同学去浦东公园玩。浦东一片农村的景象,人不多,房子陈旧。浦东公园就是现在的陆家嘴一带。靠着黄浦江。公园不小,但是树木稀疏。整个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里面散落着几个大小池塘。

我们走到偏僻一点的池塘旁,看看四周没人,迅速脱去上衣和长裤,一个个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水里,开心地游起泳来。

其实,吕根友也很喜欢游泳。但是,他知道,如果公园的工作人员看到:有人在池塘里游泳,就会过来,把人带去办公室训话。所以,当我们几个跳进池塘后,他不得不担当起“放哨”的重任。要是发现有“情况”,就会及早通知我们。

我们也不敢游太长时间,尽兴了,就一起上岸来。

班里的一些男同学,都感觉吕根友肯为别人着想,肯帮忙,他自然而然地就威信高了。

记得念小学的时候,下午放学早了,我会问吕根友:“到我家去看小人书吗?”他常常顾忌我家的大人,问:“你的阿娘(祖母)在家吗?”我给他壮胆说:“你不用怕,阿娘全听我的!”于是,他连家也不回,背着书包一起来到我家。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小人书,都是我用零花钱,到地摊上一本一本淘来的。

吕根友来了,我把小人书拿出来,堆放在桌子上,任他挑选。记得苏联故事书有《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的英雄书有《赵一曼》《刘胡兰》《杨靖宇》《渡江侦察记》等。不过吕根友最喜欢看《岳飞》《杨六郎》这些古代的爱国小说。还说:“长大了,要做他们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实行这个诺言。”

五十年代,还没有连环画系列本,都是单行本。偶尔,他想借一本回家看,我当然会同意。

我们还经常一起踢足球,一起玩官兵捉强盗。

念小学,我们不懂什么叫同学情,只知道同学之间讲得来,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很要好。

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考初中,没有同谁商量,只是按父母的要求:“考得离家近一点。”我考进了四川北路上的新力中学。吕根友等同学考进了北郊中学。不久,北郊中学就成了区重点。

二.青年吕根友


这以后,我和吕根友还是偶有联系。

考高中,我有点主张了,报考了虹口中学。报到的时候,竟意外发现,吕根友与我分别三年后,又成了同班同学。那次见面,虽然没说太多话,甭提有多高兴了。

上学放学,我和吕根友有一段同路,经常一起走;参加劳动,他比我力气大,常常会帮我一把。总之,我们的友情在继续,在增长。

1964年,父亲的单位给他配了一套房子,在裕德路逸村。离单位很近,但是离虹口中学太远了。我不得不转学到徐汇中学。

在分别的时候。我把写上新家地址的纸条交给吕根友,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毕竟在一个城市里,两个男子汉也不到难分难舍的程度。吕根友看了看纸条,深情地说:“我有空会去看你,你也别忘了我们(6)班。”然后,把纸条塞进了口袋里。我应答:“忘不了,这辈子忘不了。”

1965年,刚过春节,寒假还没有结束。一天上午,隔壁的小女孩阿娟叫我:“大哥(弟妹和邻居小孩都这样称呼我),有人找你。”“阿娟,知道了。”我一边回答,一边从窗户里伸出头去看。惊喜地看到吕根友正在锁自行车。赶紧到门口迎接。

两人到了屋里,我倒了茶,坐定,问:“从天水路到裕德路这么远,骑自行车要多少时间?”吕根友回答说:“一个多小时。”听了,真过意不去。吕根友喝了口茶说:“几个好朋友委托我来看看,你转学后好不好?我也不大放心。”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暖意,真是感激不尽。没想到,离开了,同学们还牵挂我。我把徐汇中学的大概情况说了一下,告诉他:“两个学校各有自己的特点。徐汇中学的同学对我不错。”吕根友也把我走了以后,班里的情况诉说了一下。然后聊起了考大学的打算。两个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促膝谈心了很久。

没想到,这次见面后,由于种种原因,此后,我们足足断了56年的联系。当然,各自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对方。

第二年,我没有考进大学,因为弟弟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分配进了工厂。吕根友考进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青年吕根友


三.白衣大夫吕根友


我70岁以后,结束了工作,闲暇在家。因为没有闲情逸致,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在家里时间长了,感到无所事事。有一天,蓦然想起,自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如今又碰到了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可谓是人生曲折坎坷,苦尽甘来,何不写个回忆录?也可留给后人留念。

于是,2020年6月3日我在“新三届”微信公号上发表拙作《一个上海人的五处住宅和四次搬家》,同年7月21日我又在同一个公众号上发表了拙作《我们六十年代的中学生活》。上一篇是写我的人生轨迹,后一篇重点写了我在虹口中学和徐汇中学的学习生活。凑巧被虹口中学六五届(6)班的同学看到,并发到班群里。吕根友看到文章后,急不可待地想找到我。他千方百计地在文章里找线索。终于,在微信平台和好友仲之夏先生的协助下,吕根友和我在微信里重逢了。

那一夜无眠,两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向对方倾诉,又急于想听听对方五十年的经历。吕根友说:“我65年考进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这届考进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基本都分配到边远和贫穷地区。某某同学去了贵州,某某同学去了云南,我去了安徽阜阳。”我急着想了解他的情况,赶紧说:“先说说你去安徽的经过,说说你自己在安徽做医生的经历。”

经我一再催促,他叙述了去安徽锻炼和做医生的一些事情。

吕根友考取的是口腔系,按常规,应该上六年大学,是七一届。但是提前一年分配实习。1970年秋天,吕根友被安排到安徽无为县,长江大堤旁的高沟公社。任务是搞吸血虫病的防治工作。整天提着工具,行走在水沟边、池塘旁灭螺。由于不习惯走泥路,累是不用说的,有时不小心,一脚滑到水沟里,鞋里灌滿了冰冷的泥浆,裤脚管浸泡得全是水。脱下鞋子洗洗,把裤脚拧拧,继续往前走。

最不习惯的是到生产队找病人,检查他们的大便。当地有些农民,住的是又矮又小的茅草房,屋里阴暗潮湿。碰到病人瘫痪在床上,臭气熏得人恶心。但为了表示为贫下中农服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会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病人找到了后,要做到发药到人,服药到口。如果碰到了其他病情,还要及时给乡亲们治疗。这些,对于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学生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1972年,实习期结束,正式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表时,吕根友填写了“服从分配”。为此,安徽省卫生厅的军代表,专门写了表扬信,给阜阳地区卫生局长。原因是阜阳地区旱涝灾害频发,穷苦,很多大学生不愿去这个地方。此时,吕根友成了阜阳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同年夏天,阜阳所属利辛县张村公社下了一场暴雨,地里庄稼被淹很多。阜阳地委组织各局成立救灾小组,深入张村公社每个大队蹲点。卫生局由李副局长带队,抽调了下属多个部门的七个人,组成救灾小组。其中就有吕根友。他们蹲点的是高寨大队,救灾小组的任务是支持农民补种和接下来要进行的秋种工作。

卫生局救灾小组比其他小组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帮乡亲们看病,随叫随到。

进入深秋,阜阳已是寒气逼人。一天,匆匆来了一个邻村的青年。他的外公病重,快要断气了。原本是出来买棺材的。听说,地区卫生局长带着医生来这里,就心急火燎地找来了。有人给他指点:“他是李局长。”青年仿佛碰到了救星,向李局长打躬作揖,请求派医生去抢救。李局长对吕根友说:“你去吧。一定要尽全力抢救病人。”吕根友二话不说,背上药箱出发了。

说是邻村,其实是邻县地界了,有好几里的路。吕根友快赶慢赶来到了病人家里。看到老病人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听到有人高声喊:“阜阳大医院的医生来了!”老人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了吕根友,好像见到了救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死……不了……啦。”这几个字。

赤脚医生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一直无效。咳嗽不止,高烧不退。吕根友打开医药箱,拿出医疗器具,对老人进行了反复检查。诊断为:老慢支引起了肺部重度感染。他给老人进行了一切能做的紧急治疗。然后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之后歇下来,才发现已经是东方拂晓了。临走时,他叮嘱赤脚医生:“要严格按照我的方案治疗。”

过了数日,传来了好消息,要进棺材的老人被治好了。

吕根友的心里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老人的儿子是驻守在西藏的解放军军官。他知道父亲得救的经过后非常激动。特地邀请了一群亲戚,来到蹲点组的门前,敲锣打鼓放鞭炮,表示对蹲点组和吕根友的感谢。

记得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刚入冬,下了一场大雪。屋顶、树枝上都是雪,地上积雪有半尺多厚。半夜,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李局长起来后,把吕根友和田保川医生叫去,告诉二个人:“大队委员高新华的儿子生了急病,你们俩个快去抢救。”俩人赶紧背了药箱出发。刚迈出房门,脚就埋进了雪里,雪没过了脚踝。俩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走在雪地里,艰难地来到了高家。

一看,小孩非常小,不到半岁。听听心脏,停止了跳动。抢救刻不容缓。田保川立马就给他做心脏按摩。吕根友动手打盐酸肾上腺素。不一会儿,小孩心跳恢复了,脸色缓了过来。接下来,二个人配合着给小孩做各种治疗。

正当小孩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是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看她的打扮就知道:当地叫她们为“巫婆”。她口中念念叨叨:“今夜有贵人相助。”随即把一只手竖着放在小孩的鼻梁上,口称:“已无大碍,明天你们抓只老公鸡,取鹏(鸡)冠上的血,和这包药粉一起给小孩服了,保准小孩无恙。”

当时,两个医生觉到好笑,农村还有这么愚昧,落后的事情。巫婆竟然还有活动的市场。更可恨的是:过后巫婆散布谣言:队委儿子的病是她治好的。好在高新华脑子还算清楚,见到两个医生,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是你们救了我儿子的命。”

说实在的,吕根友抢救的病例,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的疑难,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尖端。但是别忘了:那些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吕根友治病,完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那时的医疗水平,医疗器械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因此可以说:吕根友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医疗水平。

吕根友在蹲点期间,救死扶伤的事例还有很多,待下次有机会再叙述。

1973年春,吕根友结束蹲点,回到了阜阳医院。正逢医院恢复传染病院,缺这方面的医生,就把吕根友调到传染病院。这一去就是五年。期间,他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医院每年派给吕根友下乡任务,他总是乐意地接受,认真地完成。

最让人忘不了的一次抗洪救灾,是在1975年夏天。临近阜阳的河南地界,长时间暴雨倾盆,发生洪涝灾害。有人和不少牲畜淹死。连接二地的河水暴涨,散发着阵阵臭味。为预防不测,上级决定:地处西关外的传染病医院,慢性病人全部出院,乙脑病人转移到市区的卫校治疗。医生们除了看病之外,都轮流去护城堤坝抢险。任务是挑土加固堤坝。

夏天的烈日,火辣辣地晒在身上,加上河里蒸上来的热气,人就像在烝笼里一样。人们挑着几十上百斤重的泥土,来回穿梭在湿滑的泥浆路上。即使担子沉重,衣服被汗水浸透,吕根友从不叫苦叫累,咬牙坚持到最后。

直到1978年,医院走了正规,恢复了口腔科。专业对口,吕根友调到了口腔科。1993年,吕根友取得了口腔科副主任医师的职称,当上了口腔科主任。

吕根友的阜阳医院同事


1994年上海控江医院要升级为二级医院,需要引进有相应职称的人才。吕根友调入上海杨浦区控江医院口腔科。

听了吕根友的经历,我忽然感到:他高大了许多,高尚了许多。

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白衣战士坚守职责,救死扶伤的崇高品质,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吕根友夫妇和阜阳的朋友们


四.老年吕根友


不久,我们相约:三个人(吕根友、我、仲之夏)聚一次。

那是个小包房,仲之夏和我先到了,初次见面,自然是寒喧一番。

不久,门口出现了一个老者(其实,我同样是个老者),戴着帽子,手里拄着着拐杖。我正想问他找谁。他先开口叫:“胡道轨”。原来他就是老同学吕根友。变化太大,要是在马路上遇到,根本认不出来。我们俩人赶忙站起来打招呼,迎接。见到阔别50多年的老同学,当然激动不已,相互热情握手,相互问好。

老年吕根友


刚坐停,吕根友的话匣子就打开了:93年,我回上海没几天,就到裕德路逸村找你。到那里一看,周围房子都拆了,已经是一片废墟。我想一定是动迁了。后来,我又托亲戚到徐汇中学的校友会找你。回复是:学校有你的名字,没有你的地址,于是我失去了方向……”听了这些话,我的内心十分感激。

接下来我和吕根友,你来我往,说个不停。多是回忆我们在学校的时光。席间,我向吕根友提了一个问题:“微信头像是你小时候,还是你的孙子?”“是孙子的照片。”吕根友回答。我说:“和你小时候太像了。你小时候就这么漂亮。”我一边讲话,一边打量着他。

曾被人称为“杨乃武”的英俊少年,转眼成了耄耋老人。脸庞被无情地刻上了岁月的痕迹。我问他:“为什么要拿拐杖?”他说:“因为眼力听力都不济,拿根拐杖心里踏实。”可喜的是,吕根友精神矍铄,侃侃而谈,看得出体力还是不错。

仲之夏话不多,总是认真倾听。有时兴起,也会插些话,还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以往趣事。

“今天聚会,太有纪念意义了,拍照留念好不好!”我的提议,他们俩个非常赞同。于是找到了合适的背景,拍了好几张照片。


左起作者、吕根友和仲之夏


聚会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友谊一定会“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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