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 | 陈礼珍：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走向与远景展望

摘要：认知叙事学是叙事学理论与认知科学交叉产生的新学科，成为21世纪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叙事学家研究叙事进程与世界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普适认知模式研究、认知地图研究、实证心理学、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前沿理论的推进。国内学界应进一步梳理认知叙事学的基本概念，重新勘定认知科学和叙事学错综复杂的疆界重合处，并且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增长点。

关键词：认知叙事学；世界建构；跨学科

认知科学和叙事学这两大学术潮流在20世纪后半期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彼此产生交叉发展和互惠效应。学界一般认为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1997年发表的论文《框架、优先选择与解读第三人称叙事：建构认知叙事学》正式提出了“认知叙事学”的概念。这个学术理念如今已成为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发展领域中的重要分支，是后经典叙事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极具生命力的一大理论思潮。认知叙事学同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领域交叉渗透，成为跨学科整合资源的研究平台。弗鲁德尼克和奥尔森在《当代叙事学潮流》（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中将认知叙事学作为当代叙事学研究之首，这种研究方法“关注叙事被感知和被识别时读者的心理过程，而不是语言叙事、尤其是散文叙事的功能分类”（Fludernik ＆ Olson 2011：3）。认知叙事学的重要特征是跨学科，它关注语言形式概念，不断汲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养分，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发展了叙事学理论。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指出：“认知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清晰地组成了建构世界的叙事实践，这与科学工具、逻辑推理以及其他再现模式的读取方式是相对立的”（赫尔曼、尚必武 2009：100）。认知叙事学试图从新的维度来阐释叙事，打破经典叙事学专注于文本研究的局限，将叙事文本视为读者感知和阅读过程的中间环节，将叙事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人本身，更加关注语境和读者，顺应了西方学术发展历程中最新的语境化潮流。

叙事学界对读者和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随着认知科学近年进入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期，叙事学界对认知的交叉研究也进入崭新阶段。认知科学是21世纪互联网时代脑科学及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给叙事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叙事学界一批学者迅速响应，在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历史大潮中创立了认知叙事学这一重要分支。在认知叙事学发展历程中，戴维·赫尔曼、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曼弗雷德·雅恩、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凯瑟琳·艾默特（Catherine Emmott）、玛丽莎·博托卢西（Marisa Bortolussi）、彼得·狄克逊（Peter Dixon）、艾伦·帕姆尔（Alan Palmer）、H. 波特·阿博特（H. Porter Abbott）和丽莎·尊希恩（Lisa Zunshine）等人做出了大量开拓性的贡献。

弗鲁德尼克指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认知范式已经成为文学研究者和叙事学家们的一种万能修辞”（Fludernik 2010：926）。在认知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叙事学家偏重从认知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目前，认知叙事学已经进入新阶段，更加关注叙事学科本身的特性以及它对认知学科的互动与反哺。博纳尔兹（Lars Bernaerts）的《故事与心灵：文学叙事的认知方法》指出，自认知转向之后，许多旧问题都可以用新方法来进行概念演绎，读者意识和虚构人物的意识都可以在意向论和神经病学的层面进行理论化（Bernaerts 2013：10）。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议题和亟待澄清解决的学术争论。由于认知科学涉及心理学、脑神经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等诸多范畴，自兴起之日起，就带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天优势，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无法摆脱的混乱和局限。近年来，国外学界出版了大量认知叙事学成果，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内学界申丹、尚必武、唐伟胜等人也做出了有意义的总结和推进工作。申丹等归纳了近年来西方认知叙事学流派最有影响力的几种研究模式：戴维·赫尔曼的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普适认知模式、瑞安的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博托卢西和狄克逊的“三种方法并用”。（申丹等 2005：310－321）本文将围绕3个部分展开，从总体上对上述人物领衔的当代认知叙事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综合评估，重点论述认知叙事学的诞生基础、认知叙事学的主要特征以及认知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的创新与突破，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发展的最新脉络。

戴维·赫尔曼是认知叙事学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发表了大量认知叙事学方面的文章和专著，还作为主要组织者编撰了著名的《剑桥叙事学指南》和《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主要思想是将叙事视为“一种认知风格”，在他看来“叙事理解就是建构和更新大脑中的认知模式的过程，文中微观和宏观的叙事设计均构成认知策略”（申丹 2004：4）。赫尔曼一直致力于讨论“世界建构方式”（ways of world making）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有意前置世界建构的过程，把世界建构看成叙事体验的重要维度。赫尔曼等认知叙事学批评家讨论世界建构问题时都受惠于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世界建构的方式》（Ways of World making，1978）一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麦克吉弗雷（James A. McGilvray）的《时态、指称和世界建构》（Tense, Reference, and Worldmaking，1991）也为认知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语法分析的坚实基础。赫尔曼（2009：100）提出，叙事如何创造世界的研究可以聚焦于话语模型提示的认知过程或判断，包括绘图叙事中图像和语言激发的认知过程、特定故事世界的本体地位、存在物以及时空形态等。赫尔曼聚焦于叙事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界建构主要是叙事经验的标志，是故事和故事讲述的基本功能，也构成了叙事研究的起点。赫尔曼主张世界建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推断：讲述行为激起什么类型世界的推断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的推断。

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是公认的权威成果，具有前瞻意义。他的《叙事与心理科学》（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 of Mind，2013）堪称近年认知叙述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受到学界一致好评。此书延续了他在《故事逻辑》（Story Logic，2002）中关于叙事理解和认知模式的理念，同时在叙事诗学建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赫尔曼在书中探讨了一系列前沿话题，系统地阐释了他的叙事与世界建构理论，全书分为“意向与叙事世界建构”“建构故事世界：叙事作为阐释之目的”“讲述世界故事：叙事作为意义的方式”3个部分。赫尔曼在该书中开创性地讨论了话语模式提示的认知过程，从认知角度展示叙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叙事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赫尔曼的研究体现了研究主题的深度和锐度，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切入，深入讨论了叙事学中的“行动”“叙事交流模式”“人称”“媒介”“角”“镶嵌”“时空”等重要概念。赫尔曼从认知科学的基本框架开始理论建构，将心理科学的最新发展引入叙事学研究，丰富了叙事学领域基本概念的内涵。《叙事与心理科学》是他倾注多年心血写成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对众多叙事学概念的梳理和修正均极具洞察力。赫尔曼在认知叙事学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近年他将关注目光延伸到超越人类的动物和其他物种，2016年主编了《生物小说：二十与二十一世纪文学中的人与动物关系》（Creatural Fictions: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 and Twent-First-Century Literature）。2018年他出版了《超人类叙事学：叙事与动物生命》（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讨论超越人类的叙事以及自我、纠缠自我、超人类家族、动物心理、多物种故事世界等新兴话题。世界建构理论是新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赫尔曼之外，维拉·纽宁（Vera Nünning）等人也在此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纽宁在2010年主编出版了《世界建构的文化方式：媒体与叙事》（Cultural Ways of Worldmaking: Media and Narratives）一书，从理论维度对世界建构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基础和发展视野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丰富。

德国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堪称认知叙事学领域的先驱。她撰写的《语言的虚构和虚构的语言》（The Fictions of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s of Fiction: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and Consciousness，1993）、《建构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1996）、主编的《超越认知隐喻理论：文学隐喻面面观》（Beyond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Metaphor，2011）以及发表的系列高质量论文奠定了她作为普适认知理论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弗鲁德尼克提出以口头叙事为基础的普适认知叙事模式，认为叙事的深层结构具有3个认知参数：体验性、可述性和意旨（申丹 2004：2）。弗鲁德尼克（Fludernik 1996：12）认为以自然叙事学为表征的普适认知叙事研究方法不仅可以“为叙事性的建构提供理论原型”，而且“可以成为认知起源的核心生产模式”。弗鲁德尼克的自然叙事和普适认知模式带有较为明显的结构主义色彩，“她想‘找到一种可以处理最大数量的叙事文本的模式’”（阿尔贝等 2013：135）。在叙事学进入新世纪后经典发展加速裂变阶段之后，“部分受到并归功于弗鲁德尼克研究的启发”（阿尔贝等 2013：133），“非自然叙事学”在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和扬·阿尔贝（Jan Alber）等人的引领下异军突起，以反摹仿叙事为研究对象，成为叙事学领域的一大显学。弗鲁德尼克曾多次撰文对自然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的异同进行剖析，并与布莱恩·理查森和扬·阿尔贝等人展开对话。进入2010年以后，弗鲁德尼克对叙事的认知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更加关注阅读程序中认知、隐喻、非自然叙事和叙事进程之间的关联，旨在研究读者认知与叙事文类发展之间的关系。弗鲁德尼克在认知领域研究重心的转移问题值得探讨，有助于分析她的普适认知模式取得的创新意义，同时也有助于针对该理论过于强调体验和叙事化过程、忽视情节分析与叙事接受的局限进行思辨与对话。

玛丽－劳勒·瑞安是认知叙事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她倡导的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建构理论从虚拟现实、跨媒介和空间的角度展开研究，为认知叙事学领域开拓出广阔天地。瑞安在《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Cognitive Map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2003）中明确表示她的认知叙事理论以地图与空间作为理论切入点，“关注的是真实或虚构的空间关系之大脑模型，聚焦于阅读时文字所唤起的读者对叙事空间的建构”（申丹 2004：5）。瑞安近期连续写作和重新修订出版重要学术专著，从地理、叙事空间、叙事空间化以及作为叙事虚拟现实的角度来阐释自己的认知叙事学理念。瑞安对空间和地理的关注贯穿了她目前为止的叙事学研究生涯，她不仅进行认知叙事领域的理论阐发，还积极运用实验与调查的方式考察作者的创作如何受到读者认知的制约。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瑞恩在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辨析她提出的读者空间环境记忆和认知地图模式在叙事空间建构方面存在怎样的具体关联，并且进一步讨论作为个体读者的认知体验跟叙事文本所创造的共同认知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近年国内有学者已经展开对玛丽－劳勒·瑞安叙事学思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新军的专著《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2017）。认知地图和叙事空间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内涵和前沿特性，结合了虚拟现实技术等最新科技发展成果，在此领域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还能大有可为。

加拿大学者玛丽莎·博托卢西和彼得·狄克逊的《心理叙事学》（Psychonarratology，2003）一书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认知叙事研究的经典学术作品。他们批判认知叙事学研究领域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提倡一种以现场实验和实证研究为主的新研究方法。博托卢西和狄克逊试图对叙事交流过程中读者对叙事文本的接受与反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形成心理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博托卢西和狄克逊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话语处理”（discourse process），他们对文本特征和读者建构进行区分，认为读者处理叙事的方式与处理对话采用相同的方法（Bortolussi ＆ Dixon 2003：33）。他们还使用语言学概念对读者认知叙事的过程进行理论阐释与建构。心理叙事所采用的心理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关注读者的实际叙事认知行为。博托卢西和狄克逊提倡的认知叙事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利用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弥补其他认知叙事学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推测性描述和理论建构的不足。国内学者张万敏在《认知叙事学研究：以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事学”为例》（2012）等专著和论文中对博托卢西和狄克逊等人引领的实证心理学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认知叙事学跨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学界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综合采用多种方法来展开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方法的整合运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叙事学的前进，启发并促进了叙事学家对叙事生产和阐释过程中的认知结构的研究。曼弗雷德·雅恩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理论从局部信息和整体框架之间的整合角度出发，提出了以窗口聚焦机制和框架嵌入叙事为基础的修辞－认知叙事学研究。雅恩指出，第三人称叙事情景的思维模型会引导读者阅读体验中的认知偏好，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的认知过程（Jahn 1997：441－468）。雅恩等人借用人工智能的运作机制来说明叙事意义产生过程中的认知原理，将研究重点从语义记忆转移到偶发片段式记忆（Herman 2014：50）。凯瑟琳·艾默特将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她在《叙事理解：话语角度》（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 Discourse Perspective，1997）和《心灵、大脑与叙事》（Mind, Brain and Narrative，2012）等专著中使用神经科学的“活动图式”（schema）、“脚本”（script）等概念研究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活动。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给认知叙事学带来新的研究范式意义，这两种研究方法与赫尔曼提倡的故事世界理论形成了互补和促进关系。

《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将认知科学分为6大领域：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与语言，以及文化、认知和进化等（Wilson ＆ Keil 2001：xiii）。认知科学和叙事学理论的交叉结合可以从不同方面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共同建构成认知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不同维度。除了上述认知叙事学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例如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从认知语用学角度进行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丽莎·尊希恩以文本心理过程为基础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艾伦·帕姆尔（Alan Palmer）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认知叙事学研究、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以进化为基础的认知叙事研究等。国内学界在将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全面地描述和评估这些认知叙事学研究方法与流派，尽量完整呈现出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全貌，为我国认知叙事学提供可靠的学术情报地图。

叙事学界近年一直在重新审视叙事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并对其进行扬弃和重构，对叙事、人物、意识、情感等概念的边界进行重新勘定与拓展。认知叙事学界一直在讨论“何谓叙事”这个具有本源性质的重要命题。赫尔曼在《叙事的基本要件》（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中对叙事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他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二分法”（故事与话语）或“三分法”（故事、文本、叙述）的常规做法，提出叙事的“四分法”（情境、事件序列、建构世界／分裂世界、感受质）。赫尔曼不仅将认知科学中的建构世界和感受质概念引入叙事定义之中，还在《走向叙事的工作定义》（"Toward a Working Definition of Narrative"）中明确地将叙事视为一种认知结构。吕克·赫尔曼与凡瓦克主张凡是读者认为连接起来产生意义的事件都是叙事（Herman ＆ Vervaeck 2005：13）。玛丽·劳勒－瑞安提出的“模糊子集”（a fuzzy set definition）概念由常量走向变量，叙事定义涵盖了某些更基础的心理操作，例如再现事件的发生序列、事件引发的变化、事件对人物的意义、人物行动的动机等（Ryan 2007：33）。在认知叙事学视域下，叙事定义和认知过程密切相关，我们需要探讨叙事如何可以被看作一种认知风格或者思维模式，并研究这种理论主张产生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诱因。

认知叙事学致力于建构叙事阅读体验过程中的普适理论，同时也关注读者在具体阅读体验中对人物等叙事元素的个体建构作用。认知叙事学继承了读者反应理论的关注方向，尤其关注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对人物的认知过程。总体而言，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流派中存有3类主要的人物认知理论：人物思维风格的认知研究、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以及综合的人物认知理论（唐伟胜 2013：38）。认知叙事学可以借用认知语言学和文体学的风格、及物模式、图式、隐喻及映射理论来解释读者理解故事的认知机制。雅恩（Jahn 1999：377）认为人物并不仅仅是如经典叙事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叙事行动中的角色或者功能，更是读者参与建构的结果，为了理解被叙述的感知、言语和行动，读者定会主观地将语用身份投射到人物身上。卡尔佩玻建立了由先在知识、表层（逐字再现）、文本基础再现、情景模型、控制系统等5个部分组成的文学人物认知模式（Culpeper 2002：261）。认知科学本身的复杂和交叉特性决定了认知叙事学视域下的人物概念具有多重属性，认知叙事学家倾向于将思维放在阅读行动中进行界定，强调其社会属性和物质语境中的心理机能。

意识再现研究跟叙述视角和话语密切相关，也是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认知叙事学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的引语分类、聚焦、叙述视角以及叙述声音等常规概念的束缚，超越了经典叙事学对虚构叙事世界里面人物意识再现的局限。赫尔曼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使用“概念化”这一术语来描述对同一情景或者事件用语言进行不同方式编码的过程，强调叙事凸显思维的4个层面：在故事世界中从一个或多个角度对事件进行概念化、人物对自身或者他人意识的推断、情感相关话语的使用、感受质（Herman 2007：247－48）。赫尔曼将读者用来将文本数据组合成与意识相关的信息范畴或种类称为“感受质”，强调读者正在体验的意识如何受到叙述出来的情景和事件的塑造。认知叙事学认为读者主要通过叙事的认知维度来体验故事世界，考察故事是否为意识本身的产生提供支架，在读者体验叙事的时候激发认知活动。曼弗雷德·雅恩和卡拉姆·纳耶布尔（Karam Nayebpour）、艾伦·帕姆尔等人对认知叙事学视域下的意识再现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对上述理论家的认知意识再现理论进行研究与评价，力图整合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客观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认知叙事意识再现模型。

认知叙事学注重读者阅读叙事的体验过程，随之而来的情感问题也就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认知叙事学与读者主体的交叉跨越了神经科学、情感和审美等维度。认知叙事学界开辟了一条从神经科学角度切入情感和审美来展开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途径。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在《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2011）与《思维与故事：叙事普遍法则与人类情感》（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2003）等作品中关注学界一直忽视的叙事具体性（particularity），试图从叙事原型这个认知结构的角度展开研究。霍根认为作者对某个叙事原型的具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模拟某个人物进入叙事原型事件序列造成的（Hogan 2013：xvi）。认知叙事学致力于分析作家创造具体作品时如何遵从和偏离叙事原型，他对事件、人物和场景等神经科学的模拟对象进行区分，进而追寻作者对文本的接受与评估过程。当代认知叙事学对于沉浸小说状态的理论阐释有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路径：加拿大学者欧特利（Keith Oatley）和美国学者苏珊·基恩（Suzanne Keen）等人引领的镜像神经元理论与共情机制研究、美国学者维克多·奈尔（Victor Nell）和R. J. 格里格（R. J. Gerrig）等人开创的移位理论（Transportation Theory），以及路易斯（David Lewis）和卢伯米尔·多勒泽尔（Lubomir Dolezel）等人的“可能世界”理论。（金雯 2015：160－162）神经科学和情感领域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叙事学的发展；同时，由于过于注重作者创作过程中叙事普遍性和叙事具体性之间的对立，情感认知叙事学研究往往忽略了读者接受维度的情感认知过程，因而此种研究方法在连接神经科学和情感研究时只能依靠推测和推理，基本无法进行实证研究。

认知叙事学领域近年来产生了众多富有创见和新意的研究成果，大大拓宽了叙事学研究的范式和疆界，同时也导致理论和实践的交叉地带上产生了各种模糊现象。玛丽－劳勒·瑞安对认知叙事学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指出叙事学领域直接使用认知科学概念可能存在隐患，认知叙事学跟认知科学之间应该建构一种“循环反馈”（feedback loop）关系。玛丽－劳勒·瑞安在2010年发表的《叙事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疑难关系》一文中指出，认知叙事学“不应该简单地借用现成的概念，将它们以自上而下的模式应用于文本，而是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出我们的大脑如何创造、解码和使用故事”（尚必武 2012：38）。由此可见，叙事学和认知理论之间的交叉需要有新的推进，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便两者互相学习，检验彼此的观点。

正如弗鲁德尼克（2013：8）所言，认知叙事学领域现今的发展就像“一个建筑工地，有的学者聚焦于隐喻和整合理论，有的学者聚焦于认知反思性，还有的学者聚焦于指称和空间感知。不同的认知方法没有相互结合的迹象”。认知叙事学呈现出多种研究方法交叉和多种理论范式并进的杂乱局面。叙事学和认知学科的跨学科交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推进带来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不确定因素。认知叙事学“引发了创新型认知方法及其实践的爆炸式增长。当我们尝试所有这些方法的时候，或许会加速这个学科的危机，但是也可能会在未来15～20年内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弗鲁德尼克 2013：9）。

认知叙事学近年在国内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与之相关的还有认知诗学和认知文体学的发展，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已经召开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研讨会，这对推进认知叙事学的发展也是很有裨益的。就认知叙事学本身而言，我国学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还不多，关于这个问题，云燕（2015）数年前曾撰文进行了总结评述，到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认知叙事学研究这个学术富矿还在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笔者认为，国内学界至少需要继续在3个层面推进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总体考察和梳理认知叙事学的源流与发展、主要流派、核心概念、重点命题与运作机制，澄清学界在相关概念术语使用上的误解或混乱现象，深化对认知叙事学概念、术语和理论的理解，进而全面评估认知叙事研究对当代叙事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与意义；从整体上把握该文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状况、运作机制、派系脉络，绘制出当代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全景图，从理论角度对目前认知叙事学流派内最具代表性的学派和学者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各分支理论之优势和长处，同时也力图公正客观地审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批评实践和文本分析层面上，我们需要将理论探讨和具体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用理论来架构和指导文本解读，同时又以文本解读来验证和支撑理论探讨，提供将认知叙事学应用于叙事文本分析的范例，由此实现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的有机结合。在翻译层面上，我们还需要以“权威、深度、前沿、前瞻”为准绳，从当代西方众多的认知叙事学论著中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丰富国内认知叙事学研究的史料性、前沿性和学科性，提升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理解，为认知叙事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为我们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做出理论铺垫与实践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