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中国古都形态变迁：从＂大都无城＂到＂无邑不城＂

“大都无城”并非标新立异之说，而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阶段性现象的总结和概括。在二里头（夏或早商）到汉代将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墙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的，都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从“大都无城”到“无邑不城”的发展变化中，可从考古发现的“不动产”中探知中国古代文明变迁的密码。

北京城内城西城墙、马面、垛口，远处为西直门（《中国城墙》）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诸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也随处可见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驳的古城墙。至于湮没于地下，为考古工作者发现而重见天日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是这块战乱频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都——庞大的都城，城墙高耸，壁垒森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还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还断续可见的明南京城、元大都，淹埋于黄土下的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学家移到纸面上的棋盘格似的隋唐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等等。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不惟公众，学术界一般也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鲜明的阶段性。经历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都城邺北城。再往前追溯，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城郭齐备的状态源远流长吗？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背后的动因又如何？何为城，何为郭？都城究竟朝哪个方向？如此种种，看似细碎，其实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间观点的严重分歧、激烈的论战，首先聚焦于汉代这一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时期。

洛阳盆地的五大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

1980年代，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引述几位著名学者的见解，看看他们如何勾画都城发展的轮廓，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演变的。

俞伟超：合东周两汉为一大阶段

俞伟超认为，无论从生产力水平还是遗址形态看，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在龙山时代应当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的分散存在、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从曹魏邺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分别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几个阶段性的形态。

具体而言，他指出商代至西周的都城，属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它们往往没有城墙，或仅宫城有墙，宫殿、宗庙、贵族和平民住地、各种手工业区都分散存在。这种看不到整齐规划的都城布局，是由城乡刚刚分化、王权已经确立而氏族仍然林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以往都城中分散的居民点在某些都城发展成若干分散的小土城；战国时，则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战国时期都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这种密封式城市规划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以后大大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而曹魏至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既保留了过去那种封闭式形态，又更严格地按等级贵贱来划分居民区。在具体形式上，森严的、多层的等级观念，会使人们追求方正的格局，再加上《考工记·匠人》设计思想的传统影响，导致一种对称均匀的、有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的诞生。

《永乐大典》中的周王城图

我们注意到，在俞伟超的叙述中，秦至两汉帝国这一重要阶段的都城形态被一带而过，它与东周一起被归为“密封式规划”的第二阶段。在以战国时期都城为例概括了这一阶段的特点后，作者仅提到两汉都城规划的基本特点也差不多，只不过宫殿区更为集中而已。

徐苹芳：秦汉都城是划时代变革

徐苹芳也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明清的划分与俞伟超相同，前两个阶段则为先秦和秦汉。他认为，先秦城市中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而东周时期宫城加郭城“两城制”的城市规划则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

徐苹芳指出，秦汉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以新的面貌出现，它直接反映着从东周到秦汉社会历史的剧变。秦咸阳以宫殿为主，立国短暂，未见筑城遗迹。汉以长安为都，先在秦旧宫上修建长乐宫，同时建未央宫和北宫；惠帝时才围绕各宫修筑长安城。城市中以宫为主是商周以来的传统，沿至两汉。东汉洛阳虽较西汉长安宫苑占地稍小，但以宫殿为主的城市结构仍很突出。

他进而指出，汉长安城废除了东周列国都城的“两城制”，把不同阶层的居民纳入一城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周礼·考工记》所载“左祖右社”之制，与商周以来宫庙一体的制度完全不合。自秦汉以来，都城中以皇帝宫殿为全城规划之中心的设计思想已经确立，这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就城市规划而言，秦咸阳无规划可言。汉长安城是宫殿的组合体，全城如果说有中心的话，便是未央宫，但全城没有一条类似中轴线的设计。至于东汉洛阳，就全城而言，中轴线的设计思想并不明确。

汉长安城（《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显然，就东周与秦汉城市的关系而言，徐苹芳更为强调秦汉都城的“划时代的变革”。

杨宽：两汉都城无外郭城说

杨宽把中国都城制度发展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为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为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前一阶段按城郭联结的不同布局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联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他还提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

他认为商代都城全城以东北部为重心，而西周初期的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布局。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以西方为上位而东向的“坐西朝东”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后来不但被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被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沿袭下来。

他强调指出，长安城属于内城性质，原为保卫宫室、官署、仓库以及贵族官吏的住宅而建，城内只能容纳小规模的市区。当时长安大规模的市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分布在城外北面和东北面的郭区。早期的郭，只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联结用作屏障。西汉长安的北郭显然利用渭水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郭利用新开的漕渠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汉洛阳乃至北魏洛阳都是利用邙山、洛水、漕渠以及其他沟渠作为外郭的屏障的。

汉代长安八水示意（《三辅黄图校注》）

杨宽的观点，在1980年代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学术论战。

刘庆柱：秦汉都城形制滞后说

依刘庆柱的界定，前王国时代的“邦国”还没有都城。随着王国的出现，都城也就产生了，它是王国、帝国的政治中心。“都城”是从“城”发展而来的，“城”又是从史前聚落发展而来的。关于城郭形态的演变，刘庆柱提出了从“单城制”（具有宫城性质）到“双城制”（宫城与郭城）再到“三城制”（宫城、内城或皇城、外郭城）的演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于史前时代的方国或邦国、夏商周王国时代以及秦汉至明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形态。

殷墟宫庙复原区鸟瞰（《考古中华》）

针对这种都城与社会发展同步说与实际考古现象不甚符合的情况，刘庆柱又提出了“‘物质文化’相对‘政治文化’变化的‘滞后性’”的观点。他推测，作为“双城制”阶段都城的二里头和殷墟都应有外郭城，或未发现，或已被毁无存，而前者即便不存在外郭城，也只是因为这种“滞后性”。与之类似的是秦咸阳城，作为经历了从王国发展为帝国的同一都城，其布局形制基本保持着战国时代的特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它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变化相比，显现出都城建筑作为“文化”变化上的“滞后性”。而汉长安城作为“大城”或“郭城”，其郭城之中包括宫城的形态，还是属于“双城制”都城，也是这种“滞后性”的表现。而帝国政治中心的都城，直到北魏洛阳城才真正形成了“三城制”都城。

城郭形态千年观

依上述相关概念的界定，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城郭形态在这两大阶段有明显的变化，从中可观察到其主流特征。

这揭示了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

第一，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第二，其间只有商代二里岗期和春秋战国这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共性。

第三，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第四，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文献的视角：大邑无城墉

三代王朝“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

据研究，三代时期“邑”与城郭的概念区别严格。古文字“邑”作“邑”，上为围邑的象形文，下为人跽坐而居之形，所以“邑”本指人居之邑。而城郭的象形文“郭”（墉）本作“”，省作“”，则象城垣而四方各设门亭。通过对“郭”（墉）与“邑”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字的重要区别在于，“郭”（墉）是建有城垣之城郭，而“邑”则是没有城垣的居邑。甲骨文有“作邑”与“作郭（墉）”的不同卜事，“作郭（墉）”意为军事目的筑城，而“作邑”则是兴建没有城垣的居邑。

冯时进一步指出，“邑”与“郭”（墉）除建筑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邑”本象人居邑之形，而古文字“国”本以“”为意符，为指事字，字形是在象征中央邑的“口”符的四外添加了四个指事符号，以明“国”之所指本即中央邑周围的区域。这恰好表现了三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商代甲骨文显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为大邑商，而大邑商之外的地区则为商王同姓子弟和异姓贵族分封的“国”，因此，商代实际至少是由位居中央的作为内服的大邑商的“邑”和邑外作为外服的同姓和异姓贵族所封的“国”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又史称汤都亳，然而亳都称“邑”却无明文记载。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尹诰》中的“亳中邑”，使我们知道亳都为邑；而《尹诰》《尹至》两文对读，又可知汤居之亳于灭夏前但名曰“亳”，夏亡商兴之后则称“亳中邑”。这一事实的澄清对于研究三代都邑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楚国及其同时代的诸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慎其四竟（境）”的外线作战思想和大国气度，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我们现在把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冯时据此认为，居于中心的王都由于有诸侯的藩屏，实际已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除诸侯负有拱卫王室的责任之外，早期国家特殊的政治结构以及君王内治而重文教的传统，也使王都必须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易·彖传》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邑为宣王命之所，所以这里说“告自邑”；“即戎”即言兵事；“攸往”为教命流布之意。古之君王重文德教命，而邑无城垣，虽不利战事，但利于教命远播，“即戎”不合文教，故曰“所尚乃穷”；邑无城垣之阻，宜于教命远达，故曰“刚长乃终”。卦辞显示，王于邑告命，故不能以深沟高垒将王与诸侯彼此分隔，这样将会影响王命的传布；相反，宣命之所应以破除城垣的邑为形制，如此方可加强内外服的联系，使教命宣达于四方。

那么，三代都邑的外围又是怎样的形态呢？《周礼·夏官·掌固》：“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可知三代都邑皆有“沟树之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应为壕沟或封域的象形。即都邑外围或有壕沟，挖壕之土堆于其外为“封”，又设篱笆荆棘等以为防护。如有山川之险，则利用自然地势形成屏障。尽管都邑也有“沟树之固”，但沟树的作用与城垣适于军事的目的大为不同，而只具有防避兽害及规划疆界的意义。因此，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些观念都应是早期王都以邑为制度的重要原因。

来源：考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