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黄彦震：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 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当中。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在政治上对满洲的认同。

一、何谓“民族过程”

20世纪60年代，苏联民族学界提出“民族过程”的概念，认为各个层次和性质的民族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切民族共同体的特点不仅世代相传，而且也时刻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民族过程”。民族共同体有两种存在形式，即纯粹的民族和民族社会机体。这样，民族过程也分为纯粹的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纯粹的民族过程表现为民族本身的变化即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民族自我意识等的变化，民族社会过程表现为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首要的是经济因素的变化。纯粹的民族过程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联合过程。一些前苏联学者进一步将民族过程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一个民族的任何一种基本要素，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显著变化都属于广义的民族过程；狭义的民族过程是指那些终归要导致民族属性，即民族自识性（民族自我意识）的变动的那些变态过程。［1］民族分化过程是指，原来是一个统一民族的成员分化为几个单独的民族，或从一个民族中分化出几部分，各自成为独立的民族。民族联合过程是指，把原属不同民族的成员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改变参与联合民族的原族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值得学习和借鉴，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前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分为纯粹的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这是一个忽视场景、忽视民族与社会互动的划分，而索伦部在黑龙江北身处在一个多部族混居的社会，其中依据经济类型的差异，其成员可以区分出彼此的不同。民族和社会是无法脱离的，民族成员也身处社会当中，民族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存在。王希恩先生将民族过程划分为族体形态过程、民族经济过程和民族政治过程，［2］(p.7)是符合中国古代民族实际的。具体到索伦部来说，其早期的历史是族体形态十分稳定，各部族以血缘为纽带，文化特征形成，规模形态稳定。其政治过程处在部族阶段，还没有形成民族，离国家更是遥远。索伦部各部发展相对平衡，虽有差距，但没有形成质的不同。明末清初，索伦部居住在黑龙江北，其内部只能通过经济过程来加以区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历来重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经济是决定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满洲民族联合过程

满洲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由弱小变强大，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扩大了民族。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吸收了东北各少数民族，包括赫哲族、费雅喀、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等东北民族。满洲统治者先进的民族观决定了满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同时东北各少数民族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东海女真在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中的作用

苏联的民族理论将民族联合过程分为三种类 型，即聚合过程、同化过程和一体化过程。聚合过程是指，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同化过程是指，一个民族处于另一个民族的环境中间，汇入到另一个民族中。一体化过程是指，一些民族产生了文化和自我意识的共同特征，而相互接近。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

努尔哈赤在征服海西女真的过程中，同时向东海诸部和黑龙江中下游次第进兵。明朝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野人女真，朝鲜文献称之为“兀狄哈”、“忽喇温兀狄哈”、“七姓兀狄哈”等，均属他称。其分布于黑龙江下游，“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3］(卷107•东北夷)野人女真是他称，其中不免有污蔑的意味。离中原遥远，地处极东，生产水平低下，文化落后，不经常向中央王朝朝贡。然而，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局中，不得不卷入纷争，努尔哈赤统一东海女真，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满洲共同体，满洲开始其民族联合过程，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

东海女真一说“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4］(p.56)一说分布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5］(p.15)一说“明末清初的长白山二部(讷殷部、鸭绿江部)和东海三部(窝集部、瓦尔喀部、呼尔哈部)相当于明末的野人女真”。［6］最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野人女真即东海女真只包括窝集部、瓦尔喀部、呼尔哈部。长白山二部 ( 讷殷部、鸭绿江部) 居住在图们江、珲春河、绥芬河一带，应属建州女真，只是他们地处较远，交通不便，农耕渔猎兼而有之，特别是兴凯湖以北，东至滨海地区，以渔猎的生产方式生活，建州海西的实际力量都没有达到长白山二部，所以，成为建州与海西争夺满洲统治权所必须争夺的对象。由于这个因素，人们对于东海女真的生活区域约定俗成，采取广义的说法，包括长白山二部的生活区域，即“东西为海西建州以东，松花江至乌苏里江直达滨海地带，南北为南起图们江向北延伸至前苏联滨海地区以南”，［7］包括“黑龙江下游、外兴安岭南北、库页岛、锡霍特山脉、堪察加半岛，以及日本海、鄂霍茨克海沿岸”，［8］(p.239)该地区生活的女真人，统称为东海女真。

窝集(满语为weiji)部，或作兀哲部、兀吉部、渥稽部，意为“森林”，包括瓦尔喀部和呼尔哈部，“二部皆东海渥集地也”。［9］(p.7)瓦尔喀部位于“今图们江、乌苏里江东及以下至黑龙江下游和三江至海的广大地域”。［10］(p.235)呼尔哈，因呼尔哈河故名，或作虎尔喀、库尔喀、诺雷部，俄人称其为阿其泱人或那笃奇斯人，是为他称，位于牡丹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地区。

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收服鸭绿江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收服讷殷部，继而进攻东海女真。这段时间，建州与海西息争，努尔哈赤得以进攻东海女真以扩充实力，“以定根本”。［9］(p.22)皇太极从东海俘获人口应在8 000 以上，加上努尔哈赤时期俘获的3—5万人，编入新满洲加入满洲共同体，对于东海部的民族格局的产生重大影响，形成重大变化。东海部人口大量迁入辽东，留下没有俘获的人口成为东海部的主要民族的构成人员。人口牲畜财富的大量减少，使得黑龙江下游的民族经济更加落后，边防危机加重。此外，努尔哈赤在天命元年(1616年)七月，派大将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与安费扬古领兵2000，进攻黑龙江中下游的萨哈连部，十月初夺取11处村寨，招抚40位酉长，直接导致了使犬部归附后金。东海部的大量成员被编入新满洲，加入到满洲共同体中，促进了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对满洲民族联合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2.索伦部在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中的作用

明代后期，朝廷党争不断，用人失策，政治体制瓦解，李成梁放纵东北诸部，遂成乱局。东北“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p.21)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幅铠甲起兵复仇，统一建州五部。兼并哈达、辉发，四战乌拉，三征叶赫，统一海西四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改族称为满洲，标志着满洲最终形成。

对于黑龙江西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锡伯、卦尔察部族，后金采用政治联盟、联姻礼遇、恩赏封爵、立法约束及编旗等策略进行联合，至天命九年(1624年)，后金已经统一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锡伯、卦尔察部族。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进军黑龙江，开始了统一黑龙江下游的步伐，至天命十年(1625年)，征服东海女真瓦尔喀部、呼尔哈部，并于天命元年(1616年)进攻黑龙江中下游的萨哈连部，招抚使犬部。皇太极从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继续用兵于东海女真，到天聪十年(1636年)为止。随后，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事业，统一黑龙江中上游，三进黑龙江，进而统一了整个黑龙江流域。

一进黑龙江。天聪八年(1634年)二月，皇太极谈到:“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尔等勿混与往，恐致误杀，从征士卒，有相识者，可往视之，此次出师，不似从前兵少，必集大众以行也。”［12］(卷一七，p.34)这表明，虎尔哈对满洲在政治上没有认同，满洲作为他者，还没有进入索伦部，两个民族还没有接触。皇太极欲通过武力强行进入索伦部，使得其朝贡后金，在政治上认同满洲。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皇太极“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区。”［12］(卷二一，p.14)规定“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12］(卷二一，p.14)皇太极指出:“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12］(卷二一，p.14)这是以语言相同为理由，利用文化认同为手段，希望上升到政治认同的做法，指出索伦满洲皆是一国之人，实际是一族之人的意思，效果很成功，导致巴尔达齐、博木博果尔、叶雷等部族领袖纷纷来朝贡。天聪九年(1635年)四月，霸奇兰等奏报:“收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人口七千三百有二，所有牲畜，马八百五十六、牛五百四十三、驴八。又俘获妇女幼稚一百十六人、马二十四、牛十七，及貂皮、狼皮、狐皮、猞猁狲皮，并水獭、骚鼠、青鼠、白兔等皮三千一百四十有奇，皮裘十五领。”［12］(卷二三，pp.7－814)据此，索伦部对于满洲有了初步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政治的考虑，是为了保存自身的安全和获得利益。

二进黑龙江。崇德四年(1639年)十一月，皇太极派大将索海、萨穆什喀等率官属兵丁，往征索伦部落。此次平定的目标是博木博果尔，此时博木博果尔由于不满其待遇比巴尔达奇差，由于利益的驱使，使得政治性认同淡化，遂停止朝贡。满洲再次用武力手段加强索伦部对其的政治认同。铎陈、阿撒津、雅克萨、多金四木城人，抗击清军。达尔布尼、阿恰尔都户、白库都、汉必尔代聚七屯之人于兀库尔城驻扎对抗。“兀鲁苏屯之博穆博果尔索伦，俄尔吞、奇勒里、精奇里、兀赖布丁屯以东，兀木讷克、巴哈纳以西，黑龙江额尔图屯以东，阿里阐以西，两乌喇兵共六千”，势力强大。惟有巴尔达奇的多科屯占在清军一边，其余小兀喇各处兵都投入博穆博果尔的阵营，说明黑龙江上中游的索伦部在博穆博果尔的带领下，民族意识兴起，当有他者进入之时，团结一致，进行抗击。这一战索伦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崇德五年三月，索伦部被俘“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人，妇女二千七百一十三口，幼小一千八十九口”,［12］(卷五一，pp.8－10)人数众多。

三进黑龙江。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皇太极命沙尔虎达、叶赫朱玛喇往征虎尔哈。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沙尔虎达、朱玛喇还师，“获男子妇女幼稚，共一千六百十九名口”。［12］(卷六四，p.5)三月，皇太极命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七月，阿尔津、哈宁噶还师，“携来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五百六十八名口”［12］(卷六五，pp.15－16)。清太宗去世前，再次用武力加强了索伦部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总之，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一进黑龙江，征讨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任命梅勒章京吴巴海镇守宁古塔，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朝在黑龙江开始正式设治。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二进黑龙江，征讨索伦部博木博果尔，崇德六年(1641年)，活捉博木博果尔，征服索伦部。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三进黑龙江，再征黑龙江呼尔哈部。至此，皇太极统一整个黑龙江流域。从此，“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12］(卷六一，p.829)索伦部的大量成员被编入新满洲，加入到满洲共同体中，促进了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对满洲民族联合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后金(清)政权三进黑龙江，征服索伦部，将大量人员编入新满洲，对于大部分留在索伦部中的成员，除了军事征伐之外，满洲还需要实行其他政策，以淡化索伦部的民族意识，加强索伦部对满洲的政治认同。这其中主要有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等政策。

1.朝贡赏赐

清入关前，黑龙江各部族频繁到后金(清)朝贡，说明了黑龙江各部族在政治上认同满洲。这其中包括索伦部，其在政治上臣服，经济上纳贡，与满洲确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承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其最高统治者，土地和人民纳入后金(清)版图。朝贡关系一经确立，满洲是不容再改变的，只能是向前发展，整合索伦部，而不能是倒退，不再朝贡。朝贡赏赐虽然是经济活动，但是具有政治意义。对于后金(清)政权朝贡，意味着归顺后金(清)政权，在此过程中，索伦部也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加强了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索伦部向满洲朝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朝贡开始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十二月，“黑龙江人来朝，献名犬及黑狐、元狐、红狐皮、白猞猁皮、水獭皮、青鼠皮等物。”［12］(卷一，p.20)这是清代文献首次记载“黑龙江人”向朝贡后金朝贡。自此后，黑龙江上游各部族纷纷朝贡于后金(清)政权。天聪八年(1634)五月，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12］(卷一八，p.20)这是以“索伦”名称首次见诸记载的，也是巴尔达齐首次向后金(清)朝贡，他成为第一位亲自向后金(清)朝贡的索伦部首领。天聪十年(1636年)，巴尔达齐与清联姻，四月以额驸身份“率四人来朝，贡貂皮”，［12］(卷二八，p.17)从此定期朝贡。巴尔达齐作为达斡尔的首领,［13］(p.1559)在他的带领下，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附近的达呼尔人向后金朝贡最为积极，最认同于后金。巴尔达齐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北岸更远的地区，这说明索伦部对后金的政治认同逐渐加深，由近及远，各部落纷纷认同后金。对于索伦部向后金(清)朝贡的记载，《清实录》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之后的两次朝贡。第一次是在崇德二年(1637年)闰四月，索伦部最大的首领博穆博果尔首次来朝，“贡马匹貂皮”,［12］(卷三五，p.3)标志着索伦部已对满洲形成政治认同。对此，皇太极在六月，赐博穆博果尔、褚库尼等人“鞍马、蟒衣、凉帽、玲珑鞓带、撒袋、弓矢、甲胄、缎、布等物有差”。［12］(卷三六，p.8)第二次是在崇德三年(1638年)十一月丙午，黑龙江博穆博果尔、瓦代、噶凌阿等来朝，“贡貂皮、猞狸狲等物”。［12］(卷四四，p.10)皇太极于十二月戊午“赐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噶凌阿、瓦代等五人，衣服、马匹、弓、矢、房屋，及一切器物。”［12］(卷四四，p.10)这是博穆博果尔仅有的两次来朝。此后，皇太极二进黑龙江，击败博穆博果尔。相对于朝贡的日期和次数来说，博穆博果尔确实比巴尔达齐消极，但作为索伦部最大的酉长，他的实力最为强大，居住地很远，朝贡的积极性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博穆博果尔毕竟开始朝贡了，这标志着其对清政权的认同。皇太极为何还要远征博穆博果尔？对此，传统的解释是博穆博果尔嫉妒清政权对巴尔达齐的优厚待遇，对于给予他的待遇十分不满，再加上自己实力强大，博穆博果尔在第二次朝贡以后，断绝了朝贡，政治上不再承认满洲的统治。笔者认为，其实这正是博穆博果尔在与满洲接触后，民族意识崛起的表现。在与满洲接触后，其民族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并利用其民族领袖的身份，带领索伦部成员欲摆脱满洲的控制。所以，在与皇太极的战争中，博穆博果尔一次能够组织起6000人的力量，可见民族意识走向自觉的强大力量。在皇太极使用军事手段消灭了博穆博果尔之后，索伦部再也不能聚集起这么大的力量了，满洲的政治影响再一次辐射到黑龙江两岸，朝贡活动又频繁起来。总之，通过朝贡赏赐，使得索伦部在政治上认同满洲，从而加速了清政权对黑龙江地区的统一。

2.联姻

联姻是加强索伦部对满洲政治认同的另一重要措施。后金与东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联姻早有先例，出嫁名义上的宗女。早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月，“东海渥集部之虎尔哈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朝谒，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朝谒。其长博济里，首乞婚，上嘉其率先归附，因以大臣女六，配其六长。”［14］(p.1)努尔哈赤将6个大臣之女，许配给入贡乞婚的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博济里等6人，“以抚其心”。［15］(p.319)然后初次与东海呼尔哈部联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博济里变心反叛，杀掉努尔哈赤派遣的商人，努尔哈赤毅然夺取博济里的36寨。［16］(pp.48－49)这说明，在联姻的同时，还要具备雄厚的军事实力，才可保证东北边疆民族对满洲的政治认同。清政权建立后，皇太极曾多次将大臣之女嫁给黑龙江萨哈尔察部的酉长，崇德四年(1639年)九月初十日，“以镶黄蒙古固山额真吴赖弟巴赛之女妻萨哈尔察部额驸巴尔达齐弟额讷布，行定婚礼，宰羊四只，备酒八瓶设宴。承政满达尔翰、参政超哈尔、鄂莫克图等与此宴。”［17］(pp．130－131)九月二十二日，“以镶白旗甲喇章京库尔禅之女妻黑龙江额苏里屯塔纳赖，礼部宰羊五，列筵六席，参政鄂莫克图、副理事官哈尔松阿等亲宴之。以镶蓝旗牛录章京雅木布鲁之女妻额办里屯图尔巴尼，礼部宰羊五只，列筵六席，参政超哈尔、副理事官拉木拜等亲宴之。”［17］ (p.133)尤其是对巴尔达齐给予极高的礼遇。天聪十年(1636年)，巴尔达齐与清联姻，四月以额驸身份朝贡。［12］(卷二八，p.17)实际上，巴尔达齐所娶并非公主，乃是异姓之女，但清政府依然称其为公主，称巴尔达齐为额驸。崇德三年(1638年)五月己卯，“遣萨哈尔察部落额驸巴尔达齐，偕所尚公主归”。［12］(卷四一，p.24)

此外，黑龙江下游的赫哲、费雅喀等族也和满洲建立了联姻关系，东北少数民族称其为娶“皇姑”。娶“皇姑”制度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开始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期，在清朝建立后，得以继续发展，并已由最初以大臣女出嫁改为皇族宗室女下嫁。东北少数民族不论身份，只要备足聘礼——“黑狐皮两张、九张元狐皮之褥子二、九张黄狐皮之褥子四、十七张貂皮之皮筒子十二、貂皮一百张”，［18］(p.398)经三姓副都统查验，便可申请联姻。婚礼在北京举行，由政府操办，皇帝会赏赐丰厚的厚礼，皇姑会带回丰厚的嫁妆。这一制度对于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起到关键作用，加强了满洲与赫哲、费雅喀等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交往程度，增强了与赫哲、费雅喀对满洲的政治认同，加强了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头领的联系，巩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3.编旗设佐

清太宗三进黑龙江俘获了大量索伦部人员，同时也招抚了很多索伦部人员。崇德五年(1640年)，满洲在平定博木博果尔后，力量进入到索伦部。由此，索伦部被分为两大部分，即南迁的成员和留在江北的成员。对于南迁的索伦部成员，从此开始进行编旗设佐进行管理，而对于留在江北的索伦部成员，并没有设制，仍然保持其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村屯形式，继续生活，实行朝贡政策。

满洲对索伦部不同部落的政策制定主要是取决于其对满洲政治认同的程度而定。天聪八年(1634年)，巴尔达奇开始内附，从此直到崇德八年(1643年)，索伦部来朝约17次，其中巴尔达齐亲自或遣人来朝就达9次，占一半以上，可见其对满洲在政治上极度认同，清朝对其最为放心，因此，其辖区不进行编旗设佐，仍以贡貂形式进行朝贡，但要由满洲任命其各氏族部落的首领，受满洲信任的巴尔达齐家族在江北的势力很大。博穆博果尔是政治上不认同满洲的代表，其辖区全部实行编旗设佐进行管理，主要采取编设索伦牛录与编入满洲八旗两种方式。其原则是按照认同满洲的程度进行处置。

首先，对于极度认同于满洲，主动归附来降的索伦部族，实行编设索伦牛录的政策，以其原有的氏族组织为基础进行编设，任命其族长作为世袭佐领。崇德五年(1640年)已编成八个索伦牛录，［12］(卷五一，p.32)生活于嫩江流域。到崇德六年(1641年)时，共编设了16个索伦牛录，［12］(卷五五，p.30)全部生活于嫩江流域。

其次，对于清太宗在战争中俘获的索伦部成员，则直接带到盛京，编入满洲八旗，后随清兵入关，融入到了满洲之中，再难寻找踪迹。清太宗第二次征讨索伦部之后，于崇德五年(1640年)七月，“以索海、萨穆什喀所获新满洲壮丁两千七百九人，妇女幼小两千九百六十四口，共五千六百七十三人”［12］(卷五二，p.12)编入满洲八旗。清太宗第三次征讨索伦部时，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获男子妇女幼稚，共一千六百十九名口”，［12］(卷六四，p.5)七月“携来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五百六十八名口”，［12］(卷六五，pp.15－16)均加入满洲八旗。

在战争俘获的索伦部成员编入满洲八旗，在明清鼎革之际，从龙入关，在京城身处移民社会中，入关之后，清朝仍不断从黑龙江的索伦部中挑选人员进京，居住在京城的索伦部成员与满洲相比无疑是弱势群体，人数少，力量小，居住在满洲人的海洋中，威胁力大大减小，很快被满洲化，这也说明索伦部与满洲两个民族的边界开始重合，当然这是人为建构的，在重合过程中，是两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其时间很漫长，在满洲的眼中，加入满洲八旗的索伦部成员与真正的满洲依然是不同的，满洲认同索伦部成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在利益分配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康熙年间的玛布岱是满洲正白旗中的达呼尔人，当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南迁齐齐哈尔时，萨布素举荐其担任齐齐哈尔副都统，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理由即其出身不是纯正的满洲。

清代中期，黑龙江的索伦部成员停止大规模进京，但仍然保留有自顺治年间进入京城充当皇帝侍卫的人员，称作“萨音哈哈”(意为好汉，又作强壮人)。这一方面说明清朝皇帝对索伦部成员的信任；另一方面，说明索伦部成员骑射技术高超，较好地保持了其民族特征。侍卫的来源有行围时表现优异者，也有在战争中立功受赏者。其中在战争中被授为侍卫之人，举不胜举，海兰察即是如此。除进京充当侍卫之外，战争结束后，也有主动向黑龙江将军或皇帝直接请求进京办事者，获得批准后，可偕眷进京。在编入京旗的过程中，大部分编入满洲八旗，也有少部分编入蒙古八旗。

索伦部无论是被编成索伦牛录，还是进入满洲八旗，其在生活方式上逐渐满洲化，后者更为明显，而前者也成为布特哈八旗和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基础。刘小萌先生认为，到崇德七年(1642年)，仅博木博果尔辖区的索伦部成员就已经被编设成22个牛录以上。［19］(p.229)当然，索伦牛录还只是八旗满洲牛录的雏形，“无论从结构或职能看，均异于八旗牛录，而近乎清政权在东北其它地方所建立起的噶栅组织。因此，应将索伦牛录的编设视作清政权在黑龙江上游推行编户政策的一种努力”。［19］(p.229)索伦牛录的职责任务主要是向满洲贡貂，也可与满洲进行贸易，用貂皮换取生活用品。这种经济上的联系，使得索伦牛录对满洲产生了经济上的依靠，增强了民族感情，强化了索伦部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结语

东北少数民族包括索伦部大量加入新满洲，在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索伦部的民族意识在满洲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正确的民族政策下淡化，伴随而来的是对满洲的政治认同。17世纪中叶，沙俄进入加速推动了索伦部对满洲的政治认同。在沙俄进入过程中，沙俄殖民者凭借武力，给黑龙江流域的索伦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使其丧失了物质利益与民族尊严，恰逢此时，满洲伸出援手，一面组织索伦部南迁到黑龙江以南；一面组织军事力量以对抗沙俄侵略者。满洲在索伦部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了索伦部，并给予其物质帮助与精神安慰，在此过程中，加深了索伦部与满洲深厚的民族感情，使其在政治上不得不认同满洲。南迁之后的索伦部完全在满洲力量范围之内，获得了安全的生活环境，很快被纳入到清朝的管理体制当中。

参考文献：

［1］[苏]科兹洛夫著，林柏春译.世界民族过程的某些问题[J].民族译丛，1982,（5).

［2］王希恩.民族过程和国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3］李贤.大明会典[M].四库全书本.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宄所编.沙俄侵华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满洲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日]田中克己.关于明末的野人女真[J].民族译丛，1984,(3).

［7］李治亭.努尔哈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8］何光岳.女真源流史[M].南昌：扛西教育出版社，2004.

［9］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M].沈阳：辽沈书社，1985.

［10］袁闾琨，等.清代前史（上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11］满洲实录：卷1[M].中华书局,1986.

［12］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第H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清太祖实录（卷三| [M].中华书局，1985.

［15］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6］满文老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9页。

［1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0.

［18］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宄所，沈阳故宫博物馆译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M].沈阳：辽沈书社，1984.

［19］刘小萌.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A].满洲的社会与生活[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来源：《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