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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挂靠方伪造公章对外签订合同,被挂靠方应承担责任

2017-03-21 条例李舒李元元 民商事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判例

挂靠方伪造被挂靠方公章对外签订合同,可认定表见代理,被挂靠方应承担责任

作者:唐青林 李舒 李元元

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转载须在文首醒目注明作者和来源(侵权必究)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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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印章鉴定真实、合同未必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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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可反悔吗?子女可否要求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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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公司不得对私刻(伪造)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


风险提示:接受“挂靠”需特别谨慎,一旦挂靠人“调皮捣蛋”、私刻被挂靠单位的公章,造成损失由被挂靠单位“买单”。


裁判要旨

挂靠方伪造被挂靠方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相对人可基于对挂靠关系的信赖相信印章的真实性。挂靠方的行为因此构成表见代理,其签订的合同对被挂靠方具有约束力。


案情简介

一、湛江一建承接了内蒙古锋威硅业有限公司阿盟乌斯太福利区公寓楼工程之后,成立了湛江一建内蒙古分公司乌斯太项目部。梁化同系该项目部施工人员,是乌斯太福利区1#、2#社公寓楼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并取得其负责项目的相应授权。

 

二、梁化同又以湛江一建的名义承建600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工程,并以湛江一建的名义与白增江签订《租赁合同》,加盖了湛江一建公司的印章和600MW项目部的印章。后证实该合同用印为梁化同私刻。

 

三、2012年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白增江将湛江一建诉至献县法院,献县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白增江与湛江一建之间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湛江一建向白增江支付租金和违约金。湛江一建不服提起上诉。沧州中院判决维持一审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湛江一建向河北高院提起再审,河北高院驳回了湛江一建的再审申请。

 

四、2013年4月27日,白增江再次诉至沧州中院,请求判令湛江一建:赔偿租金损失、退还租赁物或支付价款、负担租赁物损坏赔偿费及租赁物维修费,并支付违约金。湛江一建在一审时申请对本案合同上加盖的“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但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可以作为鉴定比对样本的检材。

 

五、沧州中院一审判决基本支持了白增江的部分诉讼请求,湛江一建不服,上诉至河北高院。河北高院改判湛江一建赔偿白增江租赁物维修、缺损费。

 

六、湛江一建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仍裁定驳回了其再审申请。


败诉原因

本案中湛江一建的败诉原因在于梁化同与湛江一建存在挂靠关系。

 

由于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其对外使用伪造的湛江一建的印章签订合同时,足以使交易相对人产生相信该印章为真实的合理信赖。故最高法院最终认定:“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合同系梁化同私刻,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而无效,没有获最高法院支持。湛江一建因此败诉。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挂靠在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普遍存在。允许他人挂靠,绝非一个简单的收点管理费的“小买卖”,而是一个可能隐藏着巨大经营风险的“炸药包”。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判观点,由于挂靠关系的存在,可以使交易相对人对挂靠方产生其有权代表被挂靠方签订合同的合理信赖。即挂靠方的行为对被挂靠方可构成表见代理,挂靠方对外签订的合同可直接约束被挂靠方,被挂靠方不得以挂靠方未经授权为由拒不承担相关责任。因此,切勿轻易允许他人挂靠。

 

2、并非挂靠方所有的使用伪造印章签订的合同,对被挂靠方都具有约束力,需满足以下条件:(1)交易相对人为善意,即不知晓挂靠人并无相关授权;(2)该合同本身并不存在效力瑕疵,即合同本身不存在无效、可撤销或效力待定的事由。

 

3、同意他人挂靠时,切忌将对外签订合同、做出承诺、代为结算等权利授权给挂靠方。确需授权的,只能对挂靠方作某一事务的特别授权,绝不能作涵盖多项事务甚至所有事务的概括授权。

 

4、严禁挂靠方以被挂靠方的名义对外从事商务谈判、承接业务或签订合同,并在挂靠协议中就上述事项约定相应的违约金条款或解除条款。


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以下为最高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该问题的论述:


根据查明的事实,梁化同与湛江一建自2009年至2012年存在挂靠关系,期间梁化同曾以湛江一建名义承接了乌斯太工程,湛江一建为此向梁化同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此外,梁化同还以湛江一建的名义承建了600mw工程。湛江一建主张梁化同承接600mw工程并未经其授权,属梁化同擅自以其名义所为。但在2012年梁化同退出600mw工程时,湛江一建却将该项目授权给了他人接管。由此证明,即使梁化同以湛江一建名义承建600mw工程属于无权代理,湛江一建事后亦予以追认并对该项目实际行使了管理权,故梁化同与湛江一建对于600mw工程仍构成挂靠关系。案涉《租赁合同》是2010年11月16日梁化同为600mw工程施工而以湛江一建名义与献县鑫兴建材租赁站的白增江所签订,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案件来源

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与白增江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


延伸阅读

以下两个案例都指向一个基本的结论:挂靠方使用公司的非备案公章对外签订的合同,被挂靠方都要“兜着”。


案例一:张家口市景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一案审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26号]最高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上述合同签订后,景泰公司已经依约将案涉钢坯实际交付至上述工地并由张希林聘用的人员签收,但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依法应当承担继续支付货款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关于张希林与兴隆公司签订并履行三份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应由兴隆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兴隆公司虽然提供了案涉合同的印章与其持有的印章不符的鉴定意见,但因其提交的作为比对检材的印章亦非备案印章,考虑到张希林与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存在着挂靠的约定,故原审判决以现实中企业存在两枚以上印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一经验法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础,并无不当。

 

案例二:郭家学与江苏国祥建设工程总公司、赵拼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终字第00347号]该院认为:“国祥机械化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曾经将该公司印章交给赵拼使用,上述证据事实与本案中出现的工程施工合同相印证,足以认定赵拼与国祥总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国祥总公司虽提供了灌云县公安局2015年4月23日有关对赵拼涉嫌伪造印章的立案通知书复印件,且赵拼予以认可,但赵拼仍参加了本案2015年7月9日的二审公开开庭,故国祥总公司有关赵拼伪盖其印章、冒用其名义承接工程的上诉理由不足采信。国祥总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应当对赵拼欠付的合肥段工程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作者简介

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合计从事法律工作长达28年。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专业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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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领域: 公司法(公司并购重组、公司控制权争夺)、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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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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