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婚嫁

迎亲排场的演变

我与新中国同龄，亲眼见证了中国南方地区民间婚嫁中迎亲排场的演变。这种演变，刻录着清晰的历史轨迹和人文三观。

我儿时亲眼看到过的花轿迎亲只有两次，都是在四五岁时，一次是我的娘舅结婚。还有一次是隔壁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嫁女。出嫁那天是用花轿来接新娘子的。两次的轿子很漂亮，场面也颇热闹，乐器吹奏着，新娘上轿时，是由她哥抱出门再塞进轿子的。据我们家乡的习俗，女儿出嫁，有哥哥（或弟弟）的，由哥哥（或弟弟）抱出门上轿，没有哥哥（或弟弟）的，由娘舅抱上轿。如果没有哥哥、弟弟或娘舅，该如何上轿，我就没有去查究，所以不甚了了。

至于为什么须哥哥、弟弟或娘舅抱上轿，众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防止娘家的财运被女儿带走，所以抱上轿就能切断女儿出嫁时与娘家的''财路''云云，或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断了脚下的路脉，象征着永不回归。当然，我认为这些解释是人为的杜撰，无论于情于理，都使人感到别扭。

旧时的花轿，也很有档次区分，最高档次的抬轿者须数十人，这类轿子当然是皇家专用的，民间禁用，否则就是僭越，有被杀头危险。民间能用的，有奢华型的''八抬大轿''，当然，这是做大官者的专属轿，民间婚嫁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排场。民间婚嫁最常用的，大多是双人抬或四人抬的轿，前后各一人或两人，轿内坐着新娘子，抬起就走。

但1955年起，我就看不到农村人家婚嫁用花轿抬新娘了，也许当时整个社会提倡移风易俗，也许当时租轿太贵，总之，自我五六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婚嫁时动用花轿接新娘子了。

那时起农村婚嫁迎娶新娘子，多用''元宝篮''抬，两人抬篮，新娘子羞答答坐于篮中，前后各走着一排迎亲的队伍，抬（或挑）着各种嫁妆，有家俱、被褥、衣物、热水瓶之类的，琳琅满目，往往引得路人驻足观看，纷纷评价着新娘的容貌和陪嫁品的多寡。

我的记忆中，1956年，疼我爱我的姑姑，就是这样出嫁的。出嫁那天，我哭着跟着来接亲的人们近一里路，渐渐被甩在后头，直至终于跟不上，眼看着一行人抬着我姑姑远去，任凭我无奈地呼叫……

那个年代，也有以船代轿的。娶新娘子的男方，把农船布置得喜庆点，迎亲队伍八至十人，摇至女方娘家。娘家对迎亲队伍一番礼数后，新娘在陪客（新娘子要好的闺蜜或朋友）的''卫护''下，高高兴兴地下船，由男方迎亲队伍''吱呀吱呀''地摇离娘家……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受''破四旧''的大潮冲击，农村的婚嫁习俗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元宝篮''已没人敢用，认为被抬着有资产阶级嫌疑（尽管人们对资产阶级的概念还未搞清楚），坐船倒马马虎虎还能接受，但迎亲船也不搞喜庆性点缀了，男方就朴朴素素地摇着船去接新娘子。我表哥结婚那天，就是我们撑着船，从五里路外的一个村子的接过来的……

有的地方，新郎新娘相距十里八里，迎亲干脆都来去步行，路再远，步行+乘公共汽车，迎亲队伍和陪新娘的女方队伍，一行十余人，新娘新郎只以胸前别一朵红花以示区别。

那个非常时期的婚嫁，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但有一样是不能不重视的，例如，所有人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必须有，且新郎新娘胸前的必须是最新版或最精致的；还有，所有参与迎亲或送亲的人，包括新郎新娘，手中或口袋里必须要有一本''红宝书''，以备婚嫁中用于''敬祝''。

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年至1970年），农村的婚嫁礼仪完全讲究''革命化''了，婚晏前全体人包括新郎新娘必须先''敬祝''，''敬祝''后再集体唱''三忠于''的歌。歌毕，婚晏才能正式开始。那个年代，有的新婚夫妻为表示''革命化''，婚后第二天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以示移风易俗。我们的生产队长，结婚第二天，新娘子就跟着队长下田挑稻草了，引来全生产队社员围观，众说不一。

1971年，上述的婚嫁现状才得以稍微改正，例如，不再''敬祝''和''唱忠字歌''，但婚礼排场仍非常简单。

1975年以后，经济形势慢慢向好，农民家庭的自行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自行车当时在农村仍被视作奢侈品，添置一辆自行车与现在添置一辆轿车没有什么两样，十家只有一二家才买得起，所以拥有者很珍惜，于是婚嫁中的迎亲出现了新潮流：自行车队伍迎亲，一时非常时尚和风光。十几辆崭新的自行车（由男方向亲友借调），前后相距三五米，一溜烟在路上行进，骑车的都是新郎方的迎亲者，车架上坐的除了新娘，都是女方送亲者，第一辆车架子上坐着新娘，第二辆自行车开始，车架上坐的是女方陪客，其中一个手提着一只内燃着的火熜（铜制的家用取暖器），在行进中不断地往火熜内添香料，香气受热后一路外溢，留下一路香气，引得路人深呼吸的同时，纷纷报以祝福。自行车迎亲的阵式，在当时非常流行，笔者当年也是用这种方式迎娶妻子的，我的大妹，也是这样出嫁的，所以至今难忘。

1990年前后，自行车几乎已在农村普及，不稀罕了，迎亲的方式开始向汽车过渡。一般是由男方通过关系，向已经购置了小中巴士的企业单位或旅游公司，租（或借）一辆十几座的小客，迎亲时沿着机耕路（专供拖拉机行驶的村道），风风光光地开到女方。当时农村很少有汽车光临，农民自然视为稀罕物，女方自然脸上倍儿有光。迎亲队伍受款待后，新娘和陪侍者一并上车，直达男方家门，鞕炮瞬间响成一片。当年我的小妹，就是这样出嫁的……

2020年以后的迎亲方式，宝马、奔驰、奥迪、甚至林肯……对新时代的迎亲排场，我就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了，留待年轻的朋友们几十年后再回忆吧。愿所有年轻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终生幸福而难忘的婚姻迎亲记忆。

四十年前的江浙农村，男青年按''等第''娶妻、姑娘们按''等第''择夫的婚姻，已经强烈地烙印在过来人的记忆中。婚姻的这种''等第''，与当时的社会区域的不平衡，以及政治、经济及法制、人的观念，密切相关。

当年农村，以下几种青年娶本地农家女有点难度：一是兄弟多房子少家庭贫困的，二是小伙子本身体能不夠健壮或健康有点小问题的，三是家庭出身有点''复杂''的。这三种人，当年的农家女，往往不予选择。

当年农村姑娘的婚姻分流也很有特点，少部分（当然是貌优者）嫁给城镇吃商品粮的，剩下的大部分，才选择农村小伙子，很明显，就造成了当时的农村适婚青年中，男多女少，婚姻比例失调。

于是，外来姑娘，填补了本地婚姻短板，有悲剧，也有喜剧，悲多喜少。这样的婚姻，在我的记忆中，比比皆是。

我的亲叔叔，成家于1962年，婶婶是从上海来的。婶婶来时才16岁，上海衣食无着，被她母亲带到老家乡下，想找户好人家。我叔叔长得不错，很健壮，是个好劳力，因家贫，婚姻尚无着落。我父亲正好碰上这对走投无路的母女，就抓住机会，替弟弟说合，双方一见，马上成了。

后不久，我们的邻居，一个很矮的小伙子，本地说亲困难，也是从上海来了一位与我婶婶境况相似的姑娘，经人促合，也成了夫妻。当时的大城市，有一部分人生活无着，就这样下来了，只要介绍人靠谱，就成了农妇，相信当时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的婶婶和邻居小伙之妻，后来在乡下生活得都不错——宁波有句俚语，择亲先择媒，此话有道理。

因为江浙地区属于富庶的农区，宁波又是最理想的地域，全国很多贫困地区的女孩，在熟人荐引下，纷纷想找一户好人家托终身。随着这种趋势，有人说各种人贩子也应运而生，在我的记忆中，下面这二桩是否算得上人贩子作祟，我至今也判断不出来，长期以来只是对前一桩的当事人同情着，对后一桩事所涉的造假者气愤着。

第一桩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个青年，人很善良，一直因眼有小残疾而单身着。一日，有几位陌生妇领着一位姑娘，到村里为姑娘找户人家。热心人引荐给了眼有小残疾的小伙子。姑娘人长得不错，领着来的妇女也没提出要钱，小伙子一家很满意，当场谢了这几个女人，在她们离去时按理数给了些路费。

结婚当天，众人都去祝贺，大家都为小伙子终于成家而高兴。小伙子家人也很开心。不想第二天传来匪夷所思的消息：新婚当夜，''新娘''哭着对小伙子说，她已有身孕，结过婚，丈夫待她不好，才逃出来，央求别人领她来到这里。这个''新娘''央求小伙放她回去，说完，哭着在''新房''里坐了一夜。小伙子在失望中很同情她，也陪她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俩人离开家门，小伙子送女的到宁波车站，为她买好回去的车票，然后一个人落寞地回来了……

这事，家乡人们到现在还理不出子丑寅卯，众说不一。说领这个女子来的是人贩子，那为什么当场没要好处就走了？如若那女的是骗子，过几天会卷着小伙子值钱的东西逃走，那她为什么当夜就实情相告，第二天急着要回去？这个小伙子的善良，也被有人说成无能，但我总对他的善良，心里一直奖褒且同情着，总之，这件事，在家乡沸沸扬扬……

第二桩发生于七十年代初的邻村，一日，又有几个外地女人领着个姑娘，想觅户好人家。这个村有个叫金某勇的小伙子，到了婚龄，因家贫无法成家。村里的几位人物，有心想为金某勇促成此事，于是经过密谋，演了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他们陪着外地人，到另一个富些的小伙子家，看了房子，屋里有宁式床等高档家俱，外地人从未见过，自然心里欢喜…… 当年我对这卑鄙的做法，心里总不是滋味，很气愤，但又不敢公开掲穿——真的很奇怪，当年农村的人们，只要是外地人来觅婚，心都向着本地小伙，哪怕是用些欺骗手段，谁都会帮着做，巴望生米做成熟饭。这在全国各地农村具有共性，民风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同情外来的被骗者并路见不平如实相告，谁就会触犯众怒，召乡人唾骂。

我至今仍想不通，当年的这些婚姻，结婚证书是怎样办出来的——对那些善良而被骗的外地姑娘，我至今一直同情着。

七十年代中起，村里的小伙子的婚姻，又有了新的趋势，不少赴新疆、黑龙江插队的女知识青年，吃不了那边的苦，几年后熬不下去了，于是在熟人引荐下纷纷到江浙一带嫁人。我周围几个因家庭兄弟多，或比较贫困的青年伙伴，有四个人的妻子，就是上海知青。结婚后，她们户口从遥远的地方，迁回丈夫所在的农村。对这些人，我只能慨叹一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她们大多读过书，素质较高，当年农村人能娶到，真是运气。当然，八十年代开始，她们有的离婚回了城，但大多数不忍拋夫弃子，自己回城后，帮丈夫在大城市里找了工作。她们的子女，户口按政策随母，也都成了供应户，有的还迁入了城市。

改革开放后，由于地域性经济不平衡，直到本世纪初，仍有经济落后地区的姑娘，源源不断地嫁往江浙地区。我的一位堂弟，一位表弟，娶的都是外地人，一位来自湖南，一位来自贵州。不过，她们过来的大都符合国家婚姻法，比六七十年代规范多了——现在的人们，法制意识在增强，这使人欣慰——在江浙经济富庶地区，真正以拐卖妇女的方式被骗到村里来的，发生率很低，至少我没有看见过。

在已经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带有特殊印记的婚姻，记录着新中国农村婚姻历史。只要系统地回忆一下，就能看出，这些具有特殊印记的婚姻，反映着中国广大地域间发展的巨大落差，以及政治、经济、法制及人们观念的不断地变化或进步，有的甚至是跳跃式的进步。

浙江农村“扫四旧”见闻录

“双抢”期间，咬牙使出洪荒之力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