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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与毒药》是一部故事性并不强的小说，它在一开头就告知了故事的梗概：一场针对美军俘虏的活体解剖“实验”。故事本身也是根据史实而来，这件1945年发生在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附属医院的骇人听闻事件本身就曾轰动一时。远藤周作写作这本书时曾大量查阅了当时的资料，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写成满足读者猎奇和想象的“独家报道”，而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参与“实验”的每一个人身上，以个人的处境和选择来剖析惨案发生的原因。

除去开篇的引子，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上下两层，一共六个人。桥本教授、柴田副教授和浅井助理是F市医科大学第一外科权力的核心，他们是第一层人物；胜吕、户田和上田是对第一外科几乎无足轻重的研究员和护士，他们是第二层人物。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解剖事件的全部参与者。

在第一层人物身上，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是围绕权力的勾心斗角。为了给部长选举拉选票，桥本教授把田部夫人当成了垫脚石；为了给自己的新手术方法试成效，柴田副教授拿老婆婆当了牺牲品；为了让自己在第一外科出人头地，浅井助理把美军俘虏骗上了实验台。只要为了争权夺利，他们既能在手术台上救人，又能在手术台上杀人，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对生命充满了漠视。他们还能为自己的权力欲找出诸如“报恩”“医学进步”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正是坂口安吾笔下那些借“天皇”“武士道”等口实为自己的私欲行方便之人。在这一层人物身上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权力支配这些人，把他们引向罪恶，权力的跋扈是小说为事件给出的一个原因。

但是远藤剖析的深度并不止于此，在在第二章“受审的人们”里，他以极大的篇幅分别讲述了户田和上田这两个人的经历，牵出了事件更深层的原因。在胜吕的眼里户田是个“强人”，因为面对种种罪行和恶事，他都可以无动于衷。他在自述中坦言自己从小到大做了许多坏事：把子虚乌有的事写进作文讨好老师、让其他同学替自己的偷窃行为受罚、背着懦弱的姐夫与表姐通奸、让女佣阿蜜怀孕又自己给她做流产手术。他做了这些恶事，却无一因之受到惩罚，久而久之就对罪恶越来越麻木。他做恶的时候也曾感到害怕，但他害怕的不过是一双看穿他心思的旁人的眼睛，是来自世俗和社会的惩罚，只要不被发现，他就可以安然度日。与之相对，护士上田是个弱者，她在满洲的生活充满痛苦，饱受丈夫的欺凌，回国之后又受到医院其他护士的冷漠和嘲笑。她因为与希尔达夫人的两次龃龉而最终选择参加了实验。她一直是个受欺凌的人，但是她却同时又在欺凌更弱的人：在满洲，她也学着其他殖民者的样子，对中国女佣动辄打骂；回到国内，为了报复希尔达夫人，她欣然参加实验，并从此事中觉出了一丝胜利的优越感。

回看这两个底层人物的经历，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面对活体解剖的杀人行为，他们心中都没有丝毫负罪感。罪感意识的有无，正是远藤周作想在这部小说里剖析的深层问题。户田和上田对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是否心存害怕？或许是有的，但是用户田的话来说他们害怕的仅仅是来自“人世间的惩罚”，来自世俗社会，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们并没有痛楚和恐惧，他们缺乏深层次的罪感意识。户田在做完解剖实验后对自己反问道：“我身上难道没有良心吗？不光是我，其他那些人也都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动容吗”，缺乏罪感意识的不仅是他们这些底层人物，那些主导实验的教授，助理也无一例外。而这种普遍的罪感意识的缺乏，或许就是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深层原因。远藤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借用希尔达夫人之口发出了疑问：你们“难道不怕上帝的惩罚吗”？但是在这些人心中，上帝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遑论上帝的惩罚了。在基督教文化中，罪是对上帝规约和诫命的违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远藤或许还探讨了日本民族意识中缺乏绝对之神的问题。然而恕我学识浅薄，就无从在宗教上做更深入的解读了。

整部小说中对罪保持着最清醒意识的人物就是主人公胜吕，他是小说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人，他尽心照顾病人、他为老婆婆的死而难过、他不敢直面解剖实验的场面，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选择了参加实验。他于参加实验的原因，他想到的是被户田带动，继而想到的是那天的感冒，然后又觉得是当时那青白色的炭火和户田抽的烟，最后，他不愿再去思考了，“再想也于事无补”。他不愿再思考，于是接受了参加实验的决定。放弃思考，也就引来了“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很多方面，胜吕乃至户田和上田都极像汉娜·阿伦特所描绘的艾希曼。他们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人，也对医学部的权力之争毫无纠葛，他们只是现实中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却也能犯下骇人听闻罪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缘于他们对“恶”的无感，缘于他们对思考的拒绝，缘于他们在直面良心时的每一句“无所谓”，缘于他们的平庸之恶。毫无疑问胜吕、户田和上田乃至那些不忍面对手术血腥场面的军官都心存良善，他们都知道自己犯下的过错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户田所说，“认为它们（恶事）丑恶和对此感到痛苦，却是不同的两件事”。他们所想的是做了恶之后对自己有没有惩罚，却丝毫不在意这些行为真正的恶果。在小说开头的引子当中，加油站的老板在讲述自己在中国时候随便搞女人、把人捆在树上当靶子的事迹时，不是显得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自豪吗？那个在南京“大搞了一场”的宪兵，不还是安稳地过着裁缝日子吗？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并不是一两个罪大恶极的野心家所能造就的，它的产生来自每一个对恶行冷漠而无所谓的普通人。如果说罪意识的缺乏是日本民族的问题，那么对恶的感觉则应该是任何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

在第二层人物的三个人当中，胜吕是始终保持警醒的人，但正是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思考，他走上了通往杀人手术室的那条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实质性地参加那场实验。在手术做完之后，他也对自己说过，“你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了”。换句话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不能与自己和谐共处”，“在整个一生中都会与自己相矛盾”（《高尔吉亚篇》）。胜吕正是在这种内心的愧疚之下，最终选择了在东京一处偏僻郊区幽暗的屋子里度过余生。他参与实验，看似是自愿的，其背后却是庞大的国家意志，他受制于集体主义约束而别无选择的犯罪，正如艾希曼那样别无他选的执行命令。小说在引子里反复提及了斯芬克斯，而斯芬克斯牵出的俄狄浦斯的故事，正寓于了个人无法摆脱命运的内涵。但是真的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吗？真的是假如他人也处在“相同的境遇里”，也会去参与那样的实验吗？

当户田在质问胜吕为何没有拒绝的时候，他把胜吕一度想要尽心救治的老婆婆比作上帝，他说，把一个人从命运之手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上帝。毋宁说，这里的“命运”就是大家都在做恶的集体意志，“上帝”就是汉娜·阿伦特针对平庸之恶给出的解决之道——思考。在胜吕身上，老婆婆已死，他也对“上帝”没有了所谓，他顺从了恶。而在当今现实的每一个人身上，自己是否也会因为一句“无所谓”而成为恶的使徒？

《海与毒药》虽然写的是日本人的罪与罚，但远藤周作思索的深度显然已超出了二战和日本的范畴。如何去拒绝那些来自上级权力的恶？如何避免成为一干集体作恶的“乌合之众”之中一员？如何在大众的麻木与暴戾下保持清醒的思考？这或许是当下的国人也要回答的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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