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 ——专访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
本期嘉宾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居（村）协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单位中国》、《社区中国》、《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韩文版已发行）、《居民自治指导手册》、《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合著）等。刘建军老师主编的“社区中国与基层治理”与“城市绣花针”两套丛书已出版十本。编者按
“单位制的产生”和“单位制的衰落”推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的转变。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进程打破了乡土社会，改革开放又消解了单位的支配性地位，社区便成为联结国家与家庭的重要机制，基层治理体系也得以重塑。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治理俨然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城市规划学等诸学科的研究热点。那么，政治学学者为什么要关注基层治理？又应该以何种视角切入基层治理？如何在古今、中西之变中进行基层治理的研究？在社区这个场域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和社会？又应该如何诠释政治学？刘建军教授是我国研究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二十年前，刘建军教授的《单位中国》是解读单位制的经典之作。如今，刘建军教授的《居民自治指导手册》成为基层干部必备的实践指导手册。在历时十年的大作《社区中国》出版之际，政治学人特邀刘建军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政治学研究与实践经验，向我们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奥秘。
专访花絮 不容错过！！！⬇️
01
政治学人：尊敬的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政治学人平台的专访。刘老师硕士和博士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您为何会以政治学为志业？
■ 刘建军
之所以选择研究政治学，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正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对中国古代政治史读的比较多，如何走出古代中国难以摆脱的死穴，比如政治现代化、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人类美好生活状态的确立等。我们虽然一直讲康乾盛世，当时的GDP在世界占比很高，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却很苦。因此我就一直在想，中国如何通过国家建设实现政治现代化，解决被古代困扰的从个人到国家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我的一个追求。所以从正面来讲，就是希望找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口。从反的方面来讲，我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国学经典方面的功底不够扎实。比如，研究文学要有很好的文学功底，研究古典学要接受系统的古典学的训练。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没有童子功的积累，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所以，研究社会科学是比较务实的选择，可以让我相对快速地实现知识积累。
02
政治学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始建于1923年，也即将迎来建系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复旦是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和领先者，作为政治学系的系主任，您认为复旦政治学系形成了怎样的独特风骨？
■ 刘建军
第一，开放的体系。复旦政治学有很强的开放的品格，这是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来讲的。我们充分汲取了其他高校和国际学术界好的研究方法。但如果仅仅从研究视野来判断，还不足以揭示出复旦政治学的风骨。
用陈明明老师的话来讲，复旦政治学系的第二个特点，是“精英的意识、大众的情怀”，这是我比较认可和欣赏的。复旦政治学系能顶天、能立地，既不把自己封锁在象牙塔中，也不把它转化为靠直觉判断的学问。用康德的话来讲，“没有直觉的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
基于精英的意识和大众的情怀，我对复旦政治学系的家国情怀又做出了进一步的概括，也就是第三个特点，即“积极的保守主义”，这可以视为对复旦政治学风貌的提炼。复旦政治学不回避问题，她的开放性，敢于面对问题，敢于对中国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体现出了“积极”的一面。另外，复旦政治学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国家导向的政治情怀，以及对秩序、传统、制度等发自内心的敬重，又展示出了“保守”的一面。所以，我把她称为“积极的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积极的保守主义”既可以把复旦政治学的风貌呈现出来，又显示出了她的张力。在这个张力之上，你会发现她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恣意妄为的，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不是以他者为中心的。可以说，复旦政治学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有一次我去看望王邦佐老师，他告诉我，我们复旦政治学不能用“代”来划分，要用“层”来划分。我懂得王老师的意思，一是不要用“代际”区分老少与高低，二是用“层”可以体现出复旦政治学研究人才层出不穷的勃勃生机与研究主题层峦叠嶂的多彩画面。
03
政治学人：除了上述三个特点，我们了解到复旦政治学系素有“通过历史理解政治”“通过社会理解政治”“通过文化理解政治”“通过经济理解政治”“通过比较理解政治”等传统，将“政治”置于广阔和丰富的视域中。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如何把握不同传统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张力？
■ 刘建军
我把复旦研究政治学的传统总结为“通过历史理解政治”“通过社会理解政治”“通过文化理解政治”“通过经济理解政治”“通过比较理解政治”，可以说这是复旦政治学研究路径的提炼。
通过经济理解政治。例如我们学院的老前辈陈其人先生对帝国主义经济体系、殖民理论、南北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从经济理解政治的绝好范式。
通过历史理解政治。我们学院孙关宏老师对中国政治文明演进历程的研究、陈明明老师对中国政治史和任军峰老师对西方政治史的研究，都是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找政治发展的规律。政治发展的规律绝对不是靠简单的变量组合发展而来，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现、搜寻和挖掘出来的。
通过社会理解政治。如果把政治学简单地理解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比较肤浅的。比如对于村落家族、单位组织、基层政权的研究等，实际上是想开辟通过社会去理解政治的途径。国家与社会对政治的理解只是概念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区分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研究法国社会的时候，就提出了通过社会理解政治、通过社会理解国家经典的路径和方式。
通过比较理解政治。政治学系恢复重建后，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由复旦大学研究西欧和北美。在研究和关注欧美的过程中，也缔造了复旦政治学系开放的气息。曹沛霖老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他的方向就是比较政治。后来，曹老师主持翻译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学人。所以比较政治研究就成为了复旦政治学很重要的传统。后来我们又去读马太·杜甘的《国家的比较》，发现比较容易形成范式、概念，但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不可比较的。例如，中美的行政区划是无法做出直接比较的，因为二者并不是功能等价物，可以尝试比较的应该是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美国的选区区划。
我一直觉得，无论是政治、经济也好，社会也罢，现在人为地把人类的世界划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其实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构建知识体系的便利，是发展学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比如，我们购买衣服，是属于文化、经济还是社会呢？这个衣服需要花钱购买具有经济的内涵，但这个衣服本身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和审美取向，它又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服饰政治、服饰文化、服饰经济是聚合在一个物件上的，所以我们想把它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很多时候，极端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对变量语言的极端推崇，会把政治学锁定在狭隘的状态和单一的知识类型里面。它可以帮助你写出论文，但是却抽干了你真正的灵魂。所以说，我们政治学研究不能堕落为论文的生产机器，而是应该发现政治与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的关联，发现政治的脉络。
04
政治学人：我们也非常认同，政治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坚守。您编著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堪称该领域的代表之作，为我们勾勒了古代中国治理的施政坐标，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与不变，在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治理六大难题在如今依然有很强的思考意义。据了解，您也打算在今年重新修订这本书。那么，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古今之变？
■ 刘建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它是超越传统的，也是超越西方的。因为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构建这样一个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印度的人口和我们差不多，但地理面积比我们小。美国的面积和我们相似，但是人口比我们少的多。俄罗斯也是这个问题，人口基数太小。小国家的发展道路有时候是可以模仿的，但在地理、人口、历史等各个要素汇聚在一起后，这种复杂性程度高的大国，是很难替代的。比如，新加坡搞出口替代，其他一些小国也可以学习迅速实现人均GDP的增长，但是大国是很难模仿的。所以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超越传统的，但又和传统是密切关联的。比如，中央集权、单一制、巡视制度、官员调动制度等和古代中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花了14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我觉得比较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研究和分析中国政治的概念系统和知识要素。我们不仅要在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中去理解政治，也应该在知识体系中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因此，形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面的知识体系是政治学者的责任，而不只是把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方略转化为具体的细节。
我认为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古代中国政治的六大难题，这些难题在当代中国基本上得以解决。但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社会的入侵，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当代中国是从何种途径破解传统中国所面临的重大议题？破解的路径和手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对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也是你刚刚讲到的“变与不变”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判断。我一直觉得，在这个具有超大型国家、超大型社会、超长型历史的中国，没有体系性的把握，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这本书我打算今年修订，争取明年出版。这次修订也会在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规律之上，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知识化和施政法则等方面进一步提炼。
05
政治学人：正如您刚刚所提到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比较大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研究和分析中国政治的概念系统和知识要素。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这套知识体系？
■ 刘建军
2021年8月3日于复旦大学文科楼开展线下访谈
图片 | 刘建军老师（右）和张兰的合影
06
政治学人：十几年的时间里，您跑遍了上海一百多个镇和街道，走遍了成都、深圳、珠海、杭州、南通、焦作等诸多城市，英国、德国、瑞士、印度等国家也留下了您调研的足迹，可谓是真正实现了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型。您为何要实现这一转型？如今的社区研究如火如荼，但似乎尚未形成重大理论和革命性的范式。那么，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您认为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社区有何差异？我们应该如何以比较的视野关注和研究城市社区？
■ 刘建军
我觉得我这十年的学术转型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之上。另外，我们也有很多成果，比如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出版的两套丛书，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总结。另外，社区这个场域虽然可以建立实在的经验，但很可能遗忘背后的宏大关怀。比如，研究网格化和智能化，经常会陷入到纯粹的技术治理中。所以，我们现在读很多基层治理的文章，感受不到灵魂的跳动。社区研究，对历史、人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综合把握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爱丽丝·戈夫曼在《在逃》中研究的黑人群体一样，如果她没有对黑人群体内心世界的把握，如果没有对广大族群社会、警察体系、国家控制体系的理解，是写不出来这样的书的。所以，中国的社区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人心的安放空间，对国家治理来讲是国家治理的细胞，对政党来讲是投放政治情感的空间。我们应该在宏大的制度框架里捕捉社区，才能发现其中的精髓。我自己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子去做社区研究的。过去十年里，我最有底气的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社区中国》，与《单位中国》构成姊妹篇，立足于单位时期和后单位时期的基本单元。她们也构成了我解读中国社会的姊妹书目。
07
政治学人：正如您刚刚所说，在世纪相交之际，您出版了《单位中国》一书，从政治学的角度为我们解剖了单位制，这一书亦成为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之作。二十年过去了，您以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为参照，出版《单位中国》的姊妹篇《社区中国》。您很早就提出中国社会的总体变迁是从“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的判断。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变迁的？能否和我们透露一下您为什么要撰写这本书？
■ 刘建军
《单位中国》和《社区中国》这两本书延续了“通过社会理解政治”的思路。写这两本书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将费老的《乡土中国》并列在了一起，这也是我学术关照的对象。我在读《乡土中国》的过程中，发现“乡土”这两个字不只是代表乡村，它代表的是文明生活的一种样态，甚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样的精神状态，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集体化运动和单位体制构建的过程中遭到了很大程度地削减。所以乡土社会的消解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消解。那个时候，无论是农村还是社区，都经历了单位化的改造，单位也成为了到现在为止还让人魂牵梦萦的概念。有时候我们见面，第一句话一般是，“你是哪个单位的”？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的中介，中国现在进入后单位社会的色彩比较明显。那么，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生活空间、一个新的社会单元、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个人的中介组织成长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社区。
《社区中国》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后单位时代中国人安放自己身心的载体和空间。社区成为学业、家业、产业、房业等多种人生追求的空间汇聚，这是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我提出了解剖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创性的知识和概念。费老有一句话，中国社会的变迁只能靠中国人去解读，不在这个土地上，背后的奥秘是无法通过简单的观察和变量体现出来的。很多外国学者的书，方法和体系很规范，但是内容离我们很遥远。所以，这些原创性的知识和概念是我不断追求的。至于是否能够达成，需要交给学界和后人去评价。这是很困难、也很有挑战性的目标。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留给后人评判。第三个贡献就是，我不是就社区谈社区，而是通过社区这扇窗去看古今中外，去看多彩的生命。或者说，社区就像一个容器，我把自己的半生所学装载进去。我希望《社区中国》一书能够成为一本散发出各种香味的知识容器，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品味出不一样的人生。
08
政治学人：确实如此，在《社区中国》和以往的研究里，您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知识和概念，比如“关联主义”“社区社会主义”“业民社会”等。您曾指出，“关联主义”的核心是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请问您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学术上的探索，您在实践中所提倡的“有温度的社区”和“有风度的社区”，已经成为上海诸多街道推动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是温度和风度在社区社会资本中的积累遭遇了房权社会中利益政治的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社区中的利益政治与情感政治？
■ 刘建军
中国的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或者说整个国家的运转体系上找到了出口。唯一一个还没有找到出口的，就是如何构建法治社会，或者说用你刚才讲的，“如何把情感政治和利益政治实现有机协调”，这个出口还没有完全找到。如果这个出口找不到，就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就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交往的社会工具处于模糊状态。所以，这也是我提出“有温度的社区”和“有风度的社区”的出发点。“有温度的社区”大概是我在2012年、2013年左右提出来的，这是影响社区发展很重要的判断之一，在中国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因为市场和社会必然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但中国的社会不能让这种冷漠在轨道上狂飙，否则是会撕裂社会的。所以说，如何把中国人所崇尚的情感沉淀到社区中，是克服市场化、冷漠化这些意外后果的很重要的治理策略。但是后来我发现仅仅有温度是不够的，因为在中国的生活场景中，存在大量利益性的话题，决定了基层协商政治的生命力。所以，我认为只有政治性、关系性的公共生活是不够的，还要构建利益性的公共生活，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图片 | 刘建军老师新作《社区中国》
09
政治学人：您编写的“城市绣花针丛书”被誉为提供中国基层治理方法与工具的“宝典”。“社区中国与基层治理丛书”则试图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的阐释、发展与解读。据了解，《居民自治指导手册》一经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得到了很多社区书记的认可。那么，您为什么要编写这两套丛书？实际上，作为一名学者，深入指导社区干部、建设好社区，为他们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您为何想做“学术公益”？
■ 刘建军
我做社区治理最集中的成果就是这两套丛书。我之所以想编写这两套丛书，是带有很强的使命感，即如何达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目标。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你的研究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实践。特别是欧美的学者写了很多指导手册，这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如何让自己的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知识和方法指导，为基层提供参考。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这种追求很清晰，但实现这种追求的过程却非常痛苦，因为指导手册的话语体系、表达系统等和一般的理论著作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从基层管理者的评价来看，这套丛书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因为这套丛书已经成为很多基层管理者的手头宝典。关于治理支点的选择、治理机制的优化、治理主体的培养、治理场景的深造等都可以在这套书里找到答案。
10
政治学人：互联网空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并改变了全球社会的运行方式。您曾经指出，从长波段的分析来看，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四民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单位社会、业民社会、网络社会等阶段。在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原有知识中的概念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么，您为何想实现再一次的转型？数字政治带来了哪些知识性的革新？您认为被裹挟在互联网中的国家与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在数字政治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权力”？
■ 刘建军
11
政治学人：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治国理政的优化，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学研究需要回归生活，关注现实问题，这也是政治学人一直秉承的理念之一，圆桌论坛便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和尝试。最后，您认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怎样的政治学研究？后辈学者应该向哪些方向进一步努力？
■ 刘建军
现在的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研究社会治理的人很多。我希望大家能关注三个东西：
第一，关注人。关注人性，关注人情。第二，关注制度。虽然社区是一个生活场景，但毕竟它有关系性、利益性、政治性的话题。现在我们把法治社会的构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空间一定不是混乱、无序的，是需要通过制度实现的。第三，关注国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又是确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这就导致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没办法独立于国家之外。所以应该关注这三者。
最后一个我要特别讲一下。现在“基层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误用。“基层治理”涉及的是基层政权，基层治理更多的是以基层政权为枢纽的公共产品的配置和秩序的巩固。“社区治理”更多的是以居委会和村委会等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关系重建，或者说我们讲的温度社区和风度社区的构建。“社会治理”指的是整体性的，人的行为的重塑和改造。比如交通治理，实际上是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以学校为中心进行公共产品的配置，社会治理的背后是和法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进入学校、火车、商场，都有很明确的和他人互动的规则。中国人所讲的长幼有序、信用等，从单一的空间向整个社会扩展，这就是社会治理。我认为中国的基层治理做的不错，社区治理也在探索和改进，但是把社会作为整体性治理体系的重构，还有很多研究可以做。现在有很多人把社会治理等同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这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如果能做好，可以成为巩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因素。
■ 相关链接
本期采编：大 兰
本期编辑：霈 琦
视频制作：郑 静 大 兰
校 对：高梦冉
审 核：高梦冉 欧阳星 吉先生
本文核心内容系政治学人平台翻译并首发，文章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媒体转载（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号）请联系政治学人微信后台。识别二维码可添加编辑团队微信。
更多精彩文章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