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南《徘徊者》

澳大利亚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徘徊者》为澳大利亚现代诗歌，作者克里斯托弗·布伦南。这首诗描绘了流浪儿苦苦追寻家园的心路历程，孤独、失望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首诗歌，整首诗歌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新奇的意象。“流浪儿”的迷茫与困惑不是该角色所独有的感情，它是人类共有的迷茫与失落，渴望追寻自我的心境的写照。

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 Brennan，1870-1932)澳大利亚著名诗人。他是个学者，一生郁郁不得志，终因患癌症而亡。他的诗精致、纤巧、朦胧，爱用隐喻，较多地表现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特别是马拉美的影响。主要作品有《诗集：1913》。他在生前几乎不被重视，五六十年代以来评价日高，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现代屈指可数的重要诗人。

徘徊者

而当今我倾听，心中却渐渐发冷，我的思想远远掠过，

空旷苦涩的大海，贫瘠荒芜的峡谷溪岸

和无法居住的山地，那儿没人能享受上帝的福泽，

《徘徊者》这首诗歌以丰富的想象与新奇的意象描绘了流浪儿苦苦追寻家园的心路历程，孤独、失望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首诗歌。

诗歌分为三节。第一节，诗人描绘了一幅温馨而幸福的场景。那时的“我”坐在炉火边，暖流袭满全身。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水淅淅沥沥地洒落在屋檐上，演奏起欢快的乐曲。树上的绿叶在雨露的滋润下焕发出新生命。清晨，我们能看到树枝上冒出的翠绿翠绿的嫩芽，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此刻的“我”幸福地沉浸于这温馨的氛围里，不愿醒来。

第二节则与上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的“我”心中发冷，眼前晃动着大海、峡谷、溪岸和山地的自然景象，浸透着悲凉和凄婉。这里，诗人运用了许多灰色、冷色调的词语来描写这些自然物象，如“空旷苦涩”、“贫瘠荒芜”。这其实是“我”心境的写照。曾经的“我”感受着家的温暖，而此时的“我”却流浪在外，苦苦追寻着离“我”远去的家园。

第三节，“我”不断地颠沛流离，却无法为自己的身心找到栖息的地方。“我”总是在寻觅着那个幻想中的家园，跋山涉水，走过无数条路，离开了无数个临时的住所。虽然每次离去“我”都不忍心，但“我”知道那不是自己的最后归宿。最后，诗人淋漓尽致地将“我”徘徊于逃离与回归、寻找与放弃之间的矛盾心态表现出来。“我”真后悔离开曾经耗尽自己全部感情的家，现在“我”又苦苦地想把它追寻回来。“我”一路寻觅，每一次都似曾相识但却不是“我”原来熟悉的那个家，最后不得不又选择离开，重新踏上征途;“我”时而停在路旁，倾听着昔日狂风的呐喊，真想放弃啊!但是心中不忍，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去。远处向前伸展的道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一种孤独无助的情感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诗歌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许多象征物都蕴含了丰富而又复杂的意味。诗人布伦南曾经说过“象征就是诗歌”。布伦南的象征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所使用的象征物本身往往是精神的东西，是一个经过归纳的概念，而不是取自现实世界的实物;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象征物的含义是不固定的，比如“家”、“徘徊者”等等，从而使诗作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造成了诗意的模糊与难解。这一点也正是现代主义诗歌特征的体现。布伦南早年留学德国，在大学里十分欣赏马拉美等诗人的作品，因此他的创作风格也明显带有现代主义特色。他十分赞同马拉美所主张的在诗中追求“绝对境界”的观点，认为“我们不是用诗来表达完美，而是表达我们缺少完美，期求完美”。因此，他的诗总是暗示一种理想，一种生活中不可企及的完美。他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这种完美，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唯一的象征主义诗人。他从诗歌的形式美和音乐性出发，不断地发掘语言的多层的和朦胧的含义，以此来揭示平凡事物后面的那个绝对的世界，展现一种绝对的精神追求。在《徘徊者》中，诗人抓住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孤独、矛盾与徘徊这几个语词来探讨追求理想以及回归家园的主题。自上古以来，人类总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去追寻客观事物背后的那个绝对真理，这是对理想与绝对的希冀。然而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宇宙的浩瀚缥缈之时，却又倍感孤独和寂寞，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现实与理想间徘徊。到了现代，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隔膜，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他们时常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因而他们总是不断地寻找自我，寻找真实，徘徊于逃离与回归的眩晕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们能听到“我的心多么苍老，多么苍老”的呐喊声，为人类自我的流浪而悲泣。

布伦南认为诗歌是靠情绪和直感而不是靠理智和逻辑来理解的，因而在诗歌的句法上刻意求工，几乎每字每句都经过雕琢。此外，他撷取了诸家的特点，采用弥尔顿所擅长的倒装与同位，并结合马拉美惯用的艰涩的分割式句式，同时也效法詹姆斯的长句，结果使他的诗歌朦胧而晦涩。( 喻琴 )

浪漫主义的神话

文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布朗肖做出了20世纪最顽强、最经典的探索。在20世纪西方世界面临着上帝死亡和“人”的消失时，他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诸多作家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但似乎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重新带人对于文学的“非”文学性恐怖，带入到“文学的本质就是文学的消失” 这种悖论式的深渊之中。即便撇开不看布朗肖玄妙艰涩的论说，仅仅凭着我们在日常的阅读和接触范围内对于20世纪文学和艺术风格的印象，也已经很容易接受布朗肖的这一发现。这是一个发现，但更是一个困惑，是问题：文学和艺术不仅不再是以前那些人文主义的东西，不再是审美和抒情，而且也似乎不再是它们自己。

新的音乐作品已不再是我们在往常的音乐会里习惯听到的东西；新的绘画和雕塑如果不是被摆放在一个特定的范畴内，例如博物馆与画框，并且加上标签，我们将很难想象那是一些艺术作品。而文学，由于使用的是我们的日常语言，它的情况显得更加令人困惑。当代文学在语言风格、形式和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使得文学的地形图已变得无法辨认。文学成为了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隐喻式的寻找和回答，卡夫卡的《城堡》和《诉讼》，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体现了这样的尝试。在这些被视为20世纪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中，叙述的过程也是一个试图解谜的象征性过程。不难理解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被人们视为现代文学启示录式的预言，它所呈现的在茫茫大海上，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船长同神秘的精灵般狡猾的白鲸之间的追逐与战斗最终以船的沉没告终。在对文学的追问中，答案像是游弋在语言和生活的海洋上、不停地变动着方位的白鲸，但这答案也需要问题来存在，所以船长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这两者在动荡不息的海洋上，互为坐标。

就在这白鲸与船长互为对峙的运动当中，大海构成了文学的对立面，却又是文学赖以航行的基础。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想象为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科学、语言等等，正是由它们来赋予和衡量作品自身无法决定的深度与活力。这不停地在威胁着航船、却能为白鲸所驾驭的浩浩惊涛既是作品潜能的体现，也是实现作品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构成了阅读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可能，也正是这个现实要求文学的活动空间超越今天狭隘的学科领域的划分，因为对问题本身的严肃思考常常会超越学科划分的理由。事实上，文学的活力不总是在依赖于那些无法被限定在“纯”文学领域内的思考来保持吗？

但在文学和艺术不断被神圣化的今天，“文学”或“艺术”的内涵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神秘的范畴。这种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只是为了驱使“文学”在问题中成为一种“流亡”，正如布朗肖所说的，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于本质的流放。而承载它的海洋的深度和力量则逐渐被淡忘或漠视，似乎那仅仅只是一个流动的平面。文学有自身神秘的中心，它只被这个中心所牵引，如同布朗肖在《文学空间》的扉页上所写下的：

一本书，即便是碎片式的，也有一个牵引着它的中心：中心并不固定，而随着书的压力及其构造情况而移动。但中心也是固定的，如果它是真的的话，它将在移动的同时既保持它自身，又总是变得更加中心化，更加隐蔽，更加不确定，更加至高无上。那些写书的人通过欲望，通过对中心的无知来写。那些触及了中心的感受只不过是一些达到了它的幻想。

怎样理解现代文学和艺术向我们敞开的这个缺席的中心，这个随着本质的流亡而移动的中心？但首先是怎样理解这个流亡的话语？在西方文学中，一种逃离现实生活、逃离命运控制的英雄式主题与神秘的象征主义表达自18世纪浪漫主义就已经开始。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欧洲人所经历的，一方面是通过日益严格精密的科学技术与实验进行的对自然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的探索，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而形成的以布尔乔亚性为基本特征的人的社会性。人的“自我”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人的自然、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奠基在这个“自我”概念的基础之上；在哲学上对“自我”的理性和自由的承认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主体性，赋予了人的内在性以极大的尊严。浪漫主义一边批评死的世界，一边讴歌活的人心，然而对人的内在性的过度高扬却使这内在性陷入一种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当中：一方面，人类对自然和异己世界的征服加深了人类生存的异化感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关系变得更为普遍和明显了；但另一方面，悖论的是，在个体的精神生活世界，人的内在性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

内在性的根本特征是自我保存、自我辩护，本能地排斥一切危险和一切不可预见性。其表现之一是，既有可能会出于操心自己的安全而严肃地对待不朽和信仰的问题，但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怀疑的悲剧之中，忧虑那不可预见性终将同死亡一起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只是一种自爱的表现，其原则仍然是经济学，而市民化的基督教则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文明的偶像，甚至像尼采所批判的那样，成为一种伪装为爱的怨恨。内在性更为曲折也更为深刻的另一种表现是，在“无限”和“绝对”的意义上使信仰主体化，或者说是使主体神圣化。这意味着内在性必须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探索，没有穷尽。这可能体现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对于这个大写的精神而言，现实宗教只是它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体现为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这个绝对精神的逻各斯系统的批判，因为这个系统最终将主体还原为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抹杀了主体的绝对性。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主体的绝对性乃是一种高于普遍性，因而高于伦理的信仰的激情；朝向上帝才是返回人的自身，哪怕信仰的方式是荒谬的，甚至是非伦理的。至于施莱尔马赫则直接反对传统神学将信仰奠基于教义的做法，而将信仰奠基于主体神秘的、生存性的宗教情感。

正是在这个“自我”内在性的基础上出现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实质远不仅是对代表个人精神自由的情感和想象的辩护，不仅仅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新爱洛伊丝式的爱情，也不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乡愁或者是某种宇宙性的朦胧的通感。从浪漫主义的理论角度来衡量，无论歌德还是卢梭都还没有进入到它的高峰，因为就连人们对生活和心灵的自由的追求也还不够内在，尽管它们可能是浪漫文学的。对于内在性的文学追求还应当反映在文体的自觉上，成为对于文体的哲学的自觉，这才是浪漫主义的实质。这也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国浪漫主义研究专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力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abarthe）在他们的著作《绝对的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内涵不在于我们习惯上所接受的一个美学范畴或者是历史范畴，而在于一个理论范畴，一个“理论的浪漫主义（le romantisme théorique）”，亦即在文学里面开始一个“理论”的工程，而这个理论的工程最终是一个关于绝对的“自我”的工程：“浪漫主义既不是‘关于文学’的，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是理论自身作为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凭着生产它自身的理论来自我生产。” 在浪漫主义这里，诗学“la poïesie”成为了对绝对自我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soi，de l'autopoïesie”（自我的生产，诗学的自动生产）；文学成为了对于“文学本身是什么？”的追问，成了关于“文体”的理论机构，这个“文体”不是别的，就是文学具有能动性、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自我”。

因此《绝对的文学》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同根所生：“不如说是通过与新生的唯心主义的联合（既在唯心主义之内，也在它之外），浪漫主义才在它自己的领地里（语文学、批评、艺术史）做着同类的事情，即不断地自我完善（achèvement），这个‘完善’是在这个词最根本的意义上而言的。” 自我完善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我修改，自我设计，自我创造。永远都在待完善过程中的浪漫主义意味着永远在期待着生产出某种尚未出现过的新东西：

至于这个东西叫作什么，浪漫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在乎。他们时而谈论诗学，时而谈论作品，时而小说，时而浪漫主义。好歹最终他们会管它叫文学。无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的术语，都会被后来者套用给他们。这些后来者想藉此揭示一个可能至今仍无法定义的概念，而浪漫主义者又将努力挣脱这些概念。无论如何他们明显的用意就是朝向一个高于经典或现代文学划分的新的文种，能够解决写作物与生俱来的分类。在浪漫主义里面这种文类作为文学的体裁（genre），意味着文学的种属性（génricit）与文学的生成性（générativité）相互交织，相互繁衍而成为一个全新的作品。这种无限新颖因而是文学的绝对，但也是这种体裁自己的绝对：它只顾呆在自我的完整的圈子里面，与世隔绝——这是出现在《雅典人》断片206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刺猬形象所表达的。

在浪漫主义这里，“自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创作的问题：怎样才能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产生新的对自我的自我生产？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成为了文学。所以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从“自我”开始通过自否定创作了一个哲学大全的黑格尔的工作也是“文学”的一种，一种“近乎疯狂”的“文学”。“绝对精神的哲学也是一种审美的哲学” ，绝对精神的系统是一个主体的活的系统，但只有黑格尔才能以自己超人的意志力来战胜疯狂的威胁，后期的谢林则被一种过于强大的神秘力量攫住，转向了启示的世界。

然而最能代表浪漫主义的文体还是碎片。碎片作为部分既代表独立自足的单位，又展示出了一种断层；既有丢失，又有保留；既是废墟，又是在场。它在整体上表达一种不可穷尽的未完成状态，而在各个独立的单位里面又都是完成了的独特的整体；它既是整体的部分，又是部分的整体；既是过去，又包含着未来。它既可能被理解为对未完成的整体的暗示，又可能完全相反地被理解为缺席的在场，而后面这种对于缺席的迷恋就是以布朗肖所倡导的“死亡写作”所冒险深入的道路。这种文体所具有的矛盾而暧昧的特征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的绝对”的特质：一方面，关于主体性的探索本身指向一种无限的未完成的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主体成为了近代欧洲蕴含着强大革命能量的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另一方面，碎片自身又明确无误地指示出某种断裂、某种绝对的悖论，但这悖论并非黑格尔式的矛盾综合，而是无底深渊，是悲剧，是尼采想要呈示于虚伪文明面前的东西，也是布朗肖想要藉以摆脱海德格尔诗学的东西。

虽然经历过20世纪浪漫主义政治化的声名狼藉，但浪漫主义并没有成为过去。它不断地以新的面貌告别它自身，但却是为了实现它自身。以赛亚·伯林在他的《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危机》中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18世纪末以来的浪漫主义是欧洲人思想和行为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转折点，它的精神已经深入欧洲人的意识中，并且在今天以存在主义的形式复活着。浪漫主义是今天全球化生活图景中的现实，是欧洲的，也已经是中国的。它讲述在一个现代性世界里人们的“自我”。“自由”、“精神”与“美”构成了它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它还需要更彻底地在“文学的绝对”这面镜子中呈现出我们的形象来。( 刘文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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