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费罗《黎明》

美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Wadsworth·Longfellow，1807年2月27日－1882年3月24日），美国诗人、翻译家。出生于美国波特兰，在波士顿坎布里奇逝世。在他辞世之际，全世界的人都视他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英格兰的声誉与丁尼生并驾齐驱。人们将他的半身像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在美国作家中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朗费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拉近了美国文化萌芽与历史悠久的欧洲文化之间的距离。他翻译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他的诗歌特有的直率和真诚，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读者。

当批评界盛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时期，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朗费罗的缺点。他被称为“平庸的诗人”。但他恰有这样的天赋——平凡中散发光彩，音乐点缀着平凡。其诗歌的质朴和单纯虽使他深受儿童及一些成年人喜爱，但也常被说成是陈腐和平庸。然而，朗费罗依然以一个有着纯粹、亲切、温文尔雅风格的多才多艺的抒情诗人而获得了不朽的声誉。他的学术成就也令人钦敬。朗费罗对抒情诗这种诗歌形式的出色运用及他对十四行诗的精通使他广受赞誉。

尽管诗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然而朗费罗创作的高峰期却已然过去。他的诗集《路畔旅舍的故事》（1863年）中有几首创作于1861年前。这部诗集中有21首叙事诗，模仿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而作，故事的讲述地点换成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旅店。其中的《奥拉夫国王传奇》以斯诺里·斯特拉松的一个故事为蓝本。这部书中最著名的故事是《骑手保罗》。

朗费罗1868-69年间的欧洲之旅充满了鲜花和掌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学位，他还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他为了缓解丧偶之痛而翻译了但丁的《神曲》（1867年）。译作很出色，但因为太忠实于原文而失却了朗费罗诗歌所特有的音乐特质。

在朗费罗从博多因学院毕业50周年庆典上，他朗诵了诗歌《Morituri Salutamus》（将死的人向您致敬）。1882年3月24日，朗费罗死于腹膜炎病。

其晚年的作品包括：《候鸟》（1860年）、《新英格兰悲剧》（1868年）、《潘多拉的假面舞会及其他（The Masque of Pandora, and Other Poems）》（1875年）、《凯纳梅兹及其他（Kéramos and Other Poems）》（1878年）；《天涯海角（Ultima Thule）》（1880年）、《在港湾里（In the Harbor）》（1882年）。

Daybreak

A wind came up out of the sea，

And said，“O mists, make room for me.”

It hailed the ships, and cried，“Sail on，

Ye mariners, the night is gone.”

And hurried landward far away，

Crying，“Awake！it is the day.”

It said unto the forest，“Shout！

Hang all your leafy banners out！”

It touched the wood-bird's folded wing，

And said，“O bird, awake and sing.”

And o'er the farms，“O chanticleer，

Your clarion blow；the day is near.”

黎明

一阵风从海上吹来，

说：“啊雾儿，做房子给我吧。”

它招呼那些船儿，叫道：“驶进前，

你水手们呀，黑夜已经跑了。”

又催促远方的陆地：

“醒来吧！天已大亮。”

它对树林说：“喊哟！

把所有你的叶旗都挂出来哟！”

它触着木鸟儿的折叠的翅膀，

说：“啊鸟儿，醒来歌唱吧。”

It whispered to the fields of corn，

“Bow down, and hail the coming morn.”

It shouted through the belfry-tower，

“Awake, O bell！proclaim the hour.”

It crossed the churchyard with a sigh，

And said，“Not yet！in quiet lie.”

又经过农地，“啊公鸡儿，

吹你的号筒，白天近了。”

它对田上的禾低声说：

“鞠躬，敬礼这将临的清晨。”

水手们呀，夜已消。”

风登陆而火速赶向远方，

一路高喊：“醒来吧，昼日已明。”

它对森林说，“呼叫吧，

升起你全部木叶如同旌旗招展。“

拍拍林鸟抱合的翅膀，

说：“小鸟啊，快苏醒，快歌唱。”

风吹过农庄上空，“哦，报晓鸡，

吹起你嘹亮的号角，白日已临。“

它与田野的庄稼耳语：

“快低头向过来的早晨致敬。”

它呼啸着通过钟塔，

关于孔门文学观之影响可分两方面言之：一是道的观念，一是神的观念。道的观念是从尚用的方面以发挥者，盖所以尽其用；神的观念则较重在讨论文事，又所以阐其文。兹分述于次：

孔门论文，因重在道的关系，于是处处不离应用的观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倾向。《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述而》篇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数语，诸家解释均阐发孔门重道轻艺之意。(4) 这种说法，决不能算是后人之傅会。观于孔子论诗重在“无邪”，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则知其主旨所在，固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须含有道德之意味者。

本于这种见解，所以影响所及，一般人对于文学家则总认为文人无行，以为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至其对于文学作品则又以为是玩物丧志而无裨教化。盖孔子固已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重在行而不重在言，所以文人有言而无行，便不免为世所诟病了。又孔子论乐谓韶则尽美尽善，谓武则尽美而未尽善：以美善合一为标准，则文学作品尚美而不主于善，固亦宜其为世所废弃了。此种极端的主张，盖均出于孔子思想之暗示，而加以推阐而已。

至其神的观念，则可于《易》与《春秋》中求之。其说似较为后起，但与孔子思想并非没有关系，故亦附带述之。大抵孔子之所谓“道”，只重在人事；其后杂以阴阳道家之言，始说得微妙一些，遂与道家相同，也有其“神”的观念。我尝谓“中国之文学批评，不是论得太切实，讲文以载道，便是讲得太虚玄，论文之神味；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实则儒家亦自有其“神”的观念，不过讲得切实一些，没有道家那么虚玄而已。

盖儒道二家之所谓道，根本不同，故于所谓“神”，其意义也不是一样。道家的形而上学是重在“无”，儒家的形而上学是重在“变”。重在“无”，所以觉得道的本体微妙玄通而深不可识；重在“变”，所以能“恒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温故而知新”。因这一点的不同，所以对于“名”的观念也不同：道家尚无名，而儒家尚正名。尚无名，所以谓道体是“绳绳不可名”，而文字书籍全属糟粕；因此，道家之所谓“神”，也是虚无缥缈的，不可捉摸的，不可言说的，不着边际的。至于儒家，则于《易》论天道，于《春秋》论人事。《春秋》的正名与《易经》的易所以有关系，即由于“变”。《易》所以说明这个变，《春秋》所以防止这个变。《易》是说明宇宙现象的变，《春秋》是防止人事状况的变。(5) 这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之实际的应用。《易·系辞传》云：“大《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所谓“深”，所谓“几”，都是将变而未显之兆。所以又说：“几者动之微，吉［凶］（据孔校增）之先见者也。”能明白这个“几”，才可以防微杜渐；所以儒家之所谓“神”，即不外于知几。此《易·系辞传》所以有“知几其神乎”之语也。我们明此，才知儒道两家所言的“神”，其意义不同，其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亦大相径庭。（可参阅拙著《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见《燕京学报》第四期。）

儒家之神的观念，既如上述，于是可一言其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或其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此可分“作”与“评”的两方面言之。

其应用到“作”的方面者，只是切切实实修辞的问题。盖儒家神的观念之应用，即在于《春秋》的正名主义，故其影响到文学方面，即是基于他正名主义的修辞问题。(6) 正名主义应用于文学，即成为修辞上所谓炼字炼句的法门。用字锻炼得其意义之内涵，恰如其分量，这便是正名字；此韩愈所谓“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科斗书后记》）者是也。用字锻炼得与所论述的身分，恰恰相当，这便是正名分；此又昔人所谓“夫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尚书序》）者是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此即正名主义在文学上的应用，而后世古文家之讲义法，盖即本是以推阐者。名正则言顺，所以《荀子·正名》一篇兼论正辞。正辞即是炼句的工夫。今观《春秋》僖公十六年文云：“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公》、《榖》于此皆说明一则先石后五，一则先六后鹢之旨，虽不免过于穿凿， (7) 但亦可为《春秋》措辞无所苟之证。所以《礼记·经解》篇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其在“评”的方面所指出者，即是体会的方法。《易·系辞传》引孔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云“其旨远，其辞文”。其意似亦求之言意之表，颇与道家意旨相近。但以其泥于知，偏于用，故不与庄子一样，不取直接欣赏的态度，不带一些神秘性。盖孔子教人重在启发，所谓举一反三，所谓闻一知十，都是彰往察来，温故知新的推理作用。是以儒家所谓“知几其神”，是有待于经验，有待于知识的。《易·系辞传》云“夫《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盖儒家之所谓“神”，即不过是这般触类旁通法耳。道家论“神”无待于知，故成为玄学的；儒家论神有待于知，故近于科学的。这是儒道两家对于“神”的观念之解释与应用之大区别。

不过儒家之所谓体会，其方法有二种：一是在本文内体会的，一是在本文外体会的。在本文内体会者犹不离本文的原意：所以是近于科学的。其在本文外体会者，有时竟与原意绝无关系，所以又简直是“非科学”的了。盖本文内的体会较重在考据；本文外的体会，全出于附会。所以前者之失泥，后者之失凿。

其在本文内体会者，更有二种方法：一是论世，一是知人。《易·系辞传》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因为情见乎辞，所以可以知人论世。《系辞传》又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即是其论世的例证。《论语·阳货》篇云“诗可以观”，郑玄曰“观风俗之盛衰”，即是此意。后来《诗序》盖即本此法而滥用之者。《系辞传》又云：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这又是所谓知人的例证。春秋时人之赋诗观志，亦大率用此方法的。

其在本文外体会者，即《论语》所云“诗可以兴”（《阳货》）及“兴于诗”（《泰伯》）的意思。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诗可以兴”句云：“兴，引譬连类。”这即是说“兴”的方法。又引包咸注“兴于诗”句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这又是说“兴”的作用。这种触类旁通的方法，本是要施之实用的，所以他对其弟子的说诗，完全用这个方法。《论语·学而》篇云：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八佾篇》云：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类此诸例，竟只重在人事方面的启发，全不管诗文的原意。此在教育方面，固未尝不有相当的价值，而在文学方面却未免近于穿凿了。后来孟子说诗，往往妄加推测，荀子亦好引诗句以佐其论证，都是受其影响；至《韩诗外传》而其弊更不胜言矣。盖此均由于孔子文学观中尚用的观念，推而至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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