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米《黄昏时分》

波斯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A few years after Shams-ud-Din’s departure, Rumi experienced a similar feeling in his acquaintance with an illiterate goldsmith, Ṣalaḥ-ud-Din Zarkub. It is said that one day, hearing the sound of a hammer in front of Ṣalaḥ-ud-Din’s shop in the bazaar of Konya, Rumi began his dance. The shop owner had long been one of Rumi’s closest and most loyal disciples, and his daughter became the wife of Rumi’s eldest son. This love again inspired Rumi to write poetry.

After Ṣalaḥ-ud-Din’s death, Ḥusam-ud-Din Chelebi became his spiritual companion and deputy. Rumi’s main work, the Masnavi-yi Maʿnavi, was composed under his influence. Ḥusam-ud-Din had asked him to follow the model of the poets ʿAṭṭar and Sanaʾi, who had laid down Sufi teachings in long poems, interspersed with anecdotes, fables, stories, proverbs, and allegories. Their works were widely read by the Sufis and by Rumi’s disciples. Rumi followed Ḥusam-ud-Din’s advice and composed nearly 26,000 couplets of the Masnavī during the following years. It is said that he would recite his verses even in the bath or on the roads, accompanied by Ḥusam-ud-Din, who wrote them down.

The Masnavi shows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Sufism that were being practiced in the 13th century. I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 of divine love.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Masnavi, titled Spiritual Verses, translator Alan Williams wrote: “Rumi is both a poet and a mystic, but he is a teacher first, trying to communicate what he knows to his audience. Like all good teachers, he trusts that ultimately, when the means to go any further fail him and his voice falls silent, his students will have learnt to understand on their own.”

Death

Rumi lived for a short while after completing the Masnavi. He always remained a respected member of Konya society, and his company was sought by the leading officials as well as by Christian monks. His burial procession, according to one of Rumi’s contemporaries, was attended by a vast crowd of people of many faiths and nationalities. His mausoleum is today a museum in Konya; it is still a place of pilgrimage, primarily for Turkish Muslims.

Legacy

Ḥusam-ud-Din was Rumi’s successor and was in turn succeeded by Sulṭan Walad, who organized the loose fraternity of Rumi’s disciples, which were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Mawlawiyyah. In West, they are known as the Whirling Dervishes because of the mystical dance that constitutes their principal ritual. Sulṭan Walad’s poetical accounts of his father’s lif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of Rumi’s spiritual development.

Besides his poetry, Rumi left a small collection of occasional talks as they were noted down by his friends; in the collection, known as Fihi ma fihi (“There Is in It What Is in It”), the main ideas of his poetry recur. There also exist sermons and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directed to different persons. His poetry is a most human expression of Sufi experiences, in which readers can find their own favourite ideas and feelings—from enthusiastic flights into the heavens to matter-of-fact descriptions of daily life.

At the Twilight

By Rumi

At the twilight, a moon appeared in the sky;

Then it landed on earth to look at me.

Like a hawk stealing a bird at the time of prey;

That moon stole me and rushed back into the sky.

I looked at myself, I did not see me anymore;

For in that moon, my body turned as fine as soul.

The nine spheres disappeared in that moon;

The ship of my existence drowned in that sea.

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文学处在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条件。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等基本相同的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基本发展模式。古希腊文学和希伯莱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流，文学史上称为“二希”传统，它们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呈矛盾冲突和互补融合之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都来自于这两大传统。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的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发掘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之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

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莱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希伯莱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的“希腊化”时期，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希伯莱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此时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莱文化，因而，基督教文化是以希伯莱文化精神为主体的，属于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的崇拜。此外，《圣经》中的英雄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又一种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莱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古希腊古罗马源流与希伯莱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人性的反动，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借用古典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的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我调整。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绝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如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有可能导向正确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便是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人”的回归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取代了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说中“做你所愿意做的事”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的理解的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前辈人文主义作家。他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主要表现个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和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基本相似的。他的悲剧则表现出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的迷惘与困惑，更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人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心态的艺术化表征。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刚刚从宗教的重压下站立起来的“人”，在精神上与上帝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在他身上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与秩序，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一度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时期，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告诉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哲学家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赋予人的理性至上的地位。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除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人的思维能力和人的理智。它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相比，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了神性，这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进一步否定；相比于人文主义思想，它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了对自由的理性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极端现象的反拨。在这种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纠葛之中，并最终让理智战胜情感，让个人欲望服从国家民族利益，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智化了的人本意识，它既肯定人的自我意志和主体精神，又强调理智对自我的约束。因而，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

18世纪启蒙文学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儿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与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都把个性与情感自由强调到了高于理性与秩序的程度。卢梭是启蒙文学中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的《忏悔录》彻底剥开了包裹在人性外面的宗教的和传统道德的遮羞布，还其自然纯真的本来面目，说明了真正值得人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新爱洛依丝》则是一曲心灵自由与情感自由惨遭厄运的悲歌，是对自然人性的热烈呼唤。歌德则比他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对“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描写，把对“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欧洲，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文学艺术上，都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处境，促使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精神心理发生变化，从而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新旧交替与更迭。19世纪欧洲的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从而给近代欧洲文学带来了繁荣景象，也标志着欧洲文学的成熟。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强调自我，追求自由，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产生的，是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的表述，卢梭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浪漫主义者崇尚自然，在他们看来，在“自然”的境界里，一切物质的、理性的束缚都被解除，人性可以舒展自如，自我情感可以尽情抒发。个体生命的价值因之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人类“爱”的理想也在这种境界里得以实现。因此，“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内蕴和理想世界，也是“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代名词，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拜伦笔下那些“海盗式”的“英雄”，总是站在远离现实的自然世界中诅咒现存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华兹华斯忘情于湖光山色，抒写着人性自由与美的赞歌；雪莱在大自然中寻找着人自己的身影和力量，期盼着“西风”涤荡文明社会的污泥浊水，创造一个“爱”的大同世界；诺瓦利斯歌颂黑夜和死亡，实质上却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度热爱；济慈厌弃文明的社会，而在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中寻找人的个性精神的寄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对自由生命的热切渴望。可见，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终极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形态的再现。人文主义的人本意识的核心是人性对宗教文明的反抗；浪漫主义提倡的个性自由的核心则是人性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抗，是对近代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的第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尽管这种反叛还不至于使它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它与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式反传统思想，在文化内质上具有同一性和血缘关系。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的深层，包含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因而具有非理性色彩。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含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时期。现实主义作家要比浪漫主义作家理性得多，他们力求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现物化社会的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方面，巴尔扎克的小说是最典型的。巴尔扎克描写人被物化这一事实的根本目的，是表现对物化现实的反抗，是对人性的一种呼唤。与之相似的还有：狄更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物质世界对人的挤压的描写，马克·吐温对美国“镀金时代”人的异化现象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旧道德冲突、人的私欲空前泛滥现象的描写等等。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其主要内容是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的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反理性规范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隐隐地感觉到，人在获得了“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人性得以自然地生长从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那样，因其有高贵的理性就能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因为人还有一种由难以抑制的私欲引发的“恶”本能。他们呼唤理性，但又总觉得理性在“恶”本能面前显得势单力薄，难以阻止人向“地狱”的沉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并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斯丹达尔认为人有自私的本能，人是按照享乐原则行事的，因而一切生物，从昆虫到英雄，最初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自己，人的私欲的力量是无穷的与永恒的，于连这一形象身上就有这种思想成分；巴尔扎克认为情欲和利己主义是世界的动力，人类社会是利己主义者的竞技场，在他描写的“英雄”身上，有着无穷的虬隋欲”；托尔斯泰始终感到人身上有一个“动物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善与恶、“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的激烈争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灵魂永远存在“恶”；福楼拜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魔鬼”在操纵人的行为，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欲望的煎熬中耗尽了生命；哈代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俄底浦斯式的困惑之中……现实主义作家把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私欲看成是人身上固有的“恶”，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深表忧虑和恐惧。他们希冀人用理性去抑制它，为此，他们中有的走向宗教的境界(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有的用基督教式人道主义安慰人(如狄更斯)，有的企图用宗教式的脉脉温情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如巴尔扎克)。可见，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个性自由的一种反拨，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他们遵循的是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之类内容的描写已触及人的非理性内容；他们对这种非理性内容所表现出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流露出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欢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文观念的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的现代文化基因。

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改变着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精神文化气候，自然主义正是这种文化气候的产物。

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是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人到动物王国。自然主义的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文化的门槛。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一步给人类带来心灵的挤压，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笼罩了整个西方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们曾为之忧虑的“恶”的现象，不仅未曾被扼制，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中蔓延。在这个缺少理性的世界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显得天真而空泛，自然主义所验证的人的“生物性”，倒是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实证。这时，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很好地归纳了这种时代精神，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西方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感。在这种“世纪末”颓废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著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西方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两种文学的人文观念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

20世纪的欧美文学，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的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欧美社会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使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美文学出现了流派林立错综、思潮更迭频繁的多元化复杂化局面，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无法像以前那样雄霸某一时期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整个文坛。但是，从宏观角度看，20世纪的欧美文坛上存在着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其中又以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大。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反传统，，倾向的文学，它表现了欧美传统文学在新时代的转型与创新；20世纪现实主义是欧美传统文学在20世纪的深化与拓展。从本质上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在20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这两大文学主流在人文观念、美学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而是既互相撞击又彼此交融，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

20世纪西方文学是生长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的，这种文化思潮酝酿于19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流行。它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拨，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不满与反抗，其中凝结着现代人对自身的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西方现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强化了人们的非理性意识，加深了人对自我力量评价时的悲观与失望。诚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于人们改造自然，洞察宇宙万物之本质，对于人们建立科学理性，破除宗教蒙昧主义，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科学并非万能，科学的发展无法完全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科学理论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人“不能根据科学事实去爱、去恨，从而解决精神的、情感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种种矛盾和需求问题”。因为人是具有灵魂和精神的动物，如果离开了对人的精神世界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把握和认识，把科学理性当作唯一的人类知性，当作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唯一真理，那么，科学理性也就成了荒谬的东西了。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解决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精神、情感需求等问题，相反还加重了这方面的危机感。现代心理学让人看到了隐藏在理性外壳后面的本能冲动，使人洞察了潜意识那一片“黑暗世界”，生物学的“自然选择”击碎了启蒙学者的“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则，也击碎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想，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失去了传统理性原则的制约而走向尔虞我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可见，科学加深了人对自身内心宇宙复杂性的认识，科学理性摧毁了基督教宇宙观，也破坏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所谓“上帝死了”的根本涵义也就在于此。

“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人为所欲为的世界；一个失去了理性制约的时代，是非理性泛滥的时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蔓延开来的。“上帝”死了，人却没有救活自己，人类似乎到了在劫难逃的世界末日。于是，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物质的兴盛”也是催化非理性思潮、加重人的危机意识和异化感的重要因素。在消费型社会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必须依靠金钱而存在，因而金钱依然是上帝。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联合体中，生产者不仅是机器的奴隶，而且是强大经济体的奴隶；机器不仅取代了人的肢体，而且取代了人的大脑，这意味着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体。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在有形无形中支配着人，这种支配又表现出神秘的非理性特征，文明成了人的对立面，使人变为非人——即人的主体性丧失、人化为虚无。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西方人深感人在自然和物质面前显得渺小与软弱。人被物排挤了，自己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所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更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也使人们更真切地领悟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诞感。在T．S．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着物质文明挤压下痛苦地寻找自身归属的现代人。他往前走，面临的是更深重的异化，往后退，则被沦为禽兽；他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悲剧说明，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

变成了物的奴仆。劳伦斯的小说描写现代文明破坏了人的天然属性，使人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品钦和冯尼古特的小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总之，20世纪文学中表现了人在物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灵被“物”挤占后成了“空心人”，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了。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人与物质文明的矛盾，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也可以说是对人性的一种维护，其深层蕴含着非理性人本意识。

在20世纪这种新的精神文化氛围里，欧美文学的人文观念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具有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作形而上的探索，并往往以荒诞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们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也就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非理性的动物”，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要故我在”。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别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使人无法到达“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二十二条军规”，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等，都是“理性”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歇斯底里、性冲动、死亡、梦境、幻觉、长篇独自、内心回忆、自日梦、痴人梦等内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的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欧美作家在“人，，的问题的探索上的深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找到了“人”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也不意味着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欧美文学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体现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的情绪。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这种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绪福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守望者”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了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可见，在经过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正在逐步恢复对“人道”与“理性”的追寻。不过，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与理性了，而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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