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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诗15首

德国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海涅晚年思想上的矛盾与怀疑突出的体现 在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理解上,他思想上的矛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所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海涅本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
1843年-跟马克思相识,海涅的创作达到顶峰,同时作品也更多了批判现实主义。
1845年始,瘫痪症开始恶化。
1848年5月海涅最后一次出门,去了卢浮宫博物馆。断臂维纳斯像勾起了他的伤感:“我在她的脚前呆了很久,我哭得这样伤心,一块石头也会对我同情。女神也怜悯地俯视着我,可是她又是这样绝望,好像她想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没有臂膀,不能帮助你吗?”自从这一天后,海涅在床上过了8年“床褥墓穴”的生活,但他仍然不断创作,1851年完成了《罗曼采罗》。
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
诗歌成为海涅的武器,他在作品中对德国进行讽刺、嘲弄和攻击。然而,掩藏在这痛恨之下的,却是海涅对德国无法割舍的赤诚的爱。身为犹太人,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文化教育,受德国文化熏陶,又用德语写作。他的性格,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德国塑造的。正是诗人对德国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使他在流亡期间感到倍受惩罚:他成了一个无国可归的人。于是,他将对德国的爱以一种讽刺、仇恨的形式宣泄出来。在出版前言中,海涅写道:“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在流亡中度过13年的生命,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要回到流亡中。”

作为最重要的德语散文家和记者,海涅的文化评论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批评风格:不以系统客观的介绍和评判为主,而以完全主观的个人印象和感受见长。海涅移居巴黎后,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德国读者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同时,他也应法国杂志之邀,撰文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的文化、文学、哲学和宗教,其中针对法国女作家德·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而写的《论浪漫派》,尤其能代表海涅的风格。
在《论浪漫派》中,海涅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他眼中的浪漫派文学“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这是一朵稀奇古怪,色彩刺目的花儿……”他用讽刺漫画的笔法,对浪漫派文学代表人物的特点进行了生动夸张却一语中的的描写:“诺瓦利斯的作品所呈现的玫瑰色泽,是痨疾的红晕;霍夫曼《幻想小品》中燃烧的紫焰,是发高烧上火。”所以,“判断他们的作品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
诗人不仅生前四面受敌,身后依然饱受非议。在德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几次建立海涅塑像的提议都曾引起巨大争议。然而,海涅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切,在德语文学史上极度自信的他说:“我从不在意我作为诗人的声望,至于人们是赞扬还是抨击我的诗歌,我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在我的棺木上放一把剑;因为,我是人类解放战争中一名忠实的士兵。”





为 什 么 1 9 8 5 年 和 1 9 8 6 年 被 文 学 界
称 之 为 “ 方 法 年 ”、“ 观 念 年 ”


19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文艺方法热潮,这股规模空前的方法热呈现出两个基本流向:一个是以系统论的引入为标志的科学主义流向,一个是以主体意识的强化为标志的人本主义倾向。而随着文艺方法的大量更新和文学观念“向内转”的改变,1985年和1986年也被文学界称之为“方法年”、“观念年”。

1985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西方学术思想的涌入,使人们普遍感觉到以往文学研究界的视野太过单一。而借鉴乃至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研究文学,不仅有利于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性,而且能促进文学研究的深化。于是,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发生学、经济学,甚至数学和物理学等方法也被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其中,一批善于吸收新方法的批评家,更是大胆引进了系统论、信息论以及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以现代化科学的综合化和构造性,打破了文学研究中传统思维的套路,激活了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建立起多维立体的综合开放的批评方法,由此引起了理论界一系列观念和范畴的连锁反应。因此,1985年被文学界称为“方法年”。

同时,随着80年代初文学界人道思潮的出现,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并不断得到强化。以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立足的哲学基础,是物质本体论和认识反映论,认识主体在创作和批评中的巨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只强调认识主体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忽视甚至放弃了主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内心冲突的探讨。随着新时期出现的人性自觉,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得到了广泛开掘,一批文学研究者开始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切入文学研究,从而充分显示出研究者本人的主体创造性。1985年底和1986年初,刘再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提出要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后来鲁枢元在1986年10月1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着力论述了新时期文学注重文学创作的主体作用,自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自由开拓“内宇宙”的重要发展趋势。因此对批评主体意识的强调,激发了研究者们的理论自觉和建立新的批评模式的热情,促使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追求别人不可重复的精神个性,从而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

总之,1985年的“方法热”和1986年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新方法的意义决不局限于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的变化,而是由方法的突变所引起概念与范畴的拓展,从而带动概念的更新,最后达到对文学研究的深层把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法热”使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开始摆脱了过去革命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束缚,而开始建立一种新的话语表述方式。也正因为如此,1985年和1986年才被文学界称之为“方法年”、“观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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