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范,顾, 周四人AER文章数据, 实证, 机制和结论提出32页质疑！

Original 计量经济圈计量经济圈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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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这篇“中国学界F4发表AER一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教育问题！”的一些质疑。

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整理作者：倪子轩，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管理，原文作者：GUAN GONG, GORDON G. LIU, DING LU, JAMES G. WEN, HUIZHONG ZHOU

作者之前的文章：1.弱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附上code和相关说明！2.AER最新, 人什么时候死取决于你住在哪里, 基于双重差分,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发现！

GUAN GONG, GORDON G. LIU, DING LU, JAMES G. WEN, HUIZHONG ZHOU, Was China’s Send-down Movement Really a Blessing for Ru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s://ssrn.com/abstract=3750613
Chen et al. (2020) claim to have found a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f the send-down movement on rural education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aper also infers that the movement made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rural areas to China's subsequent economic growth in reform era.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claimed finding and its inference can be challenged on both factual and methodological grounds. In particular, once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coded by actual schooling-year requirements s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stimated effects of send-down youths on rural education become negative and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We also question the authors’ choice to only consider marginal gains in rural schooling without assessing the trade-off of the much larger losses in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economic costs of the movement.

Abstract：Chen et al. (2020) 声称 “上山下乡” 运动和乡村教育的正向因果关系，并指出了运动为改革开放建立了乡村人力资本的正面影响。我们在数据和方法两方面质疑Chen et al. (2020) 的研究成果。第一，在计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程度之后，下放青年和乡村教育的相关性失去了显著性。第二，我们指出了原文作者只考虑下乡运动的边际增益，而忽略更加深远的社会成本的片面性。

Introduction

下乡运动泛指60和70年代间将大量青年从城市送往农村生活劳动的运动，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 - 1976）达到了顶峰。据统计，大约1600万中国城市青年在1968到1978年间参与了下乡，其中大部分为被迫参加。下乡运动迫使下放青年（Send-Down Youths）放弃寻求教育和职业的机会，也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生理和心理创伤。

但是，在近期“Arrival of Young Talent：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Chen et al. 2020) 一文中，其作者声称 “上山下乡”大幅提高了乡村儿童的教育水平（1760万人年）。同时，研究指出了下乡运动对于后期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建立了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在事实和方法两方面质疑该实证研究的结论。

Chen et al. (2020) 收集了1968-1977年间县级下放青年的数据，并与其匹配了相关的微观问卷数据，包括1990和2000的人口普查以及2010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收集的目的是计算下放青年对于当地乡村儿童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的模型是：

其中， SDY密度衡量下放青年/1964县级人口的比例，县级基础教育衡量每个县（1946 - 1955）控制组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率。

该研究假定平行趋势成立，即如果没有下乡运动，SDY密度和每个县的教育程度趋势没有关联。研究作者在计算了所有实验组（1946 - 1969）的下放青年密度和县级个体教育程度的条件关联之后发现相关系数在1956年组之前徘徊在0左右，但是之后随着下乡运动的推进逐渐上升。作者认为，这些数据证实了平行趋势假定，并指出只有下乡运动可以解释下放青年密度和实验组教育程度的关联性上升。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估计（以及假定所有2亿4500万乡村儿童都有可能受益于下乡运动）推倒出“上山下乡”带来了1760万人年教育的增加，并总结出了下乡运动对于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我们对于该结论有4个质疑：

第一，该研究忽略了不同实验组之间义务教育的差别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质量的下降，并高估了下放青年教育农村儿童的能力，以此高估了实验组真实教育程度的提升。

第二，平行趋势假定并不清楚成立。下放青年密度并不是一个随机变量。实验组教育程度有可能被下乡运动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收获下放青年乡村的选择办法以及农村和城市间的合作。

第三，研究对于下放青年做了4个假定：大部分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大部分的主要工作是乡村儿童的老师；大部分专注于介绍先进技术和知识而并没有务农；大部分和农村人民和儿童有好的关系。这4项假定都没有事实证据。

第四，研究没有进行整个运动的福利分析，并忽略了下放青年的巨大牺牲和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成本。

I．对于因变量不完全估计的质疑

Chen et al. (2020) 选择了1946 – 1955的乡村儿童作为控制组，并将其教育程度与1956 – 1969实验组的教育程度做对比。研究选择了受教育年数为主要的变量，以此忽略了教育系统的变化和文革期间教育质量的下降，也高估了 “下乡运动” 带来的教育进步。

Chen et al. (2020) 假设小学毕业生得到了6年教育，未毕业的小学生得到了3年教育，中高等教育也以同样方法计算。这样的计算方法忽略了文革教育系统的变化。从1969到文革结束，小-初-高的教育年数要求从6-3-3下降到了5-2-2。因此，作者高估了文革期间实验组得到的教育：高估小学毕业生1年，初中毕业生2年，高中毕业生3年。

与此同时，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巨大下降。文革初期（1966 – 1968），毛主义者认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化了教育系统，并关闭了学校。许多有经验的老师和教育者被红卫兵打击和羞辱，其中一些甚至遭到迫害并选择自杀。即使在1968恢复教育后，文革前的课程也被大幅缩减。老师们失去了文革前的教学自由，务工和务农占用了课堂时间，考试和测验被完全禁止。负责监督学校的 “革命工人和农民代表” 剥夺了教育者对于教育质量的控制。

根据Meng and Gregory (2002) 的计算，文革影响了17个出生群（1947 – 1963）的教育，平均导致了1到8年的教育损失，也延迟了大学入学1到12年。

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在同时期得到了推进，尤其在乡村。1965到1976年间，小学生增加了29.1%，而初中生翻了6.25倍。乡村初中生占总数从33.7%增长到了75.2%，而乡村高中生的占比从9%增长到了62.3%。这些数据清楚表明基数的增长，并和城市青年的下放没有任何因果关联。

教育数量提升的同时，质量在下降。这个现象在文革之后得到了凸显：在政府再一次强调教育质量之后，因质量低下而关闭的学校绝大部分都在乡村。图一中可见，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有了显著的下滑。

1977年邓小平指出了文革间的教育质量下滑，表示当时北京最好高中生的文化水平只能够达到文革前的初一学生。1982年到1985年，中央动用了全国资源推进了1969到1980届初高中生的文化科技再教育，更加突出体现了文革期间教育质量的缺失。

因为下乡运动与教育系统改制重合，模型中的估计只能够体现不同年龄组之间毕业要求的改变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II．对于结论假设的质疑

从Chen et al. (2020) 的模型中可以简单推断出的公式：

其中，Edu代表教育程度，而上划线代表平均值。

在Chen et al. (2020) 中（表3），乡村的估计是3.237，有统计显著性，而城市的估计是0.151，没有统计显著性。根据（2），对于

, 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平均教育程度差值，是高度敏感的。因为SDY密度的平均值是2.22%（22.2个下放青年每1000当地人），实验组和控制组差值每增加1年，模型的第一项就会增加1/0.0222=45.045 。通过表2可以看到，农村模型的第一项是81.89，而城市模型的第一项是74.55。因此可见，较小的教育程度差值也可以大幅改变的显著性。

在表2中，我们对比了Chen et al. (2020) 的原始数据和涵盖了5-2-2的“小-初-高“毕业要求的复制数据，以此来判断原作者对数据的高估。在计入了教育标准改变之后，乡村实验组的平均教育水平相比于控制组只提高了0.4年。因此可见，原作者高估了1.4年。在城市中，实验组受到的教育相比于控制组少了0.77年，而不是原作者发现的+1.66年。

重复整个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新的估计变成了负数，也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见表3）。与此同时，鲁棒性的估计也一样的失去了显著性（见表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甚至没有计入部分学校停课的现象，也并没有算入教育质量的下降。

III．对于平行趋势假设的质疑

Chen et al. (2020) 的结论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原文计算显示只有实验组的教育程度和SDY密度有高相关性，以此印证了假设成立，没有其他的遗漏变量会改变结论。但是，乡村SDY密度的计算有许多内生性质疑。

原作者指出，有三个主要因素影响每个县接受的下放青年人数：乡村和城市的距离，接受青年的容量，和劳动人口的缺失程度。因此，SDY密度和相关县城的先天条件有很高的相关性。只有8%的青年被送出了省，而在这些跨省下放青年中，超过一半成为了劳工而并没有从事教育活动。

在92%留在本省的下放青年中，分配的流程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份额和当年附近县城高中毕业生的人数。通常来说，本省青年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大部分青年得以去到较近的乡村，甚至有些青年得以和乡下亲戚分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地方青年的情况并非随机生成，而是有很多内生性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遗漏因素是地方之间的合作。为了让乡村政府更好的接受下放青年，相关城市政府往往推广了“区区对口”的政策，以此给对口乡村物资上的资助。这些资助，独立于下乡运动本身，也可能大幅影响平行趋势假设的成立性。

与此同时，原作者使用了类似的估计手法印证了下乡运动为之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所建立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指出这样的估计同样缺乏对其他遗漏变量的考量。80年代到90年代，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城乡结合正向的影响了实验组的早期工作。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了人民公社，也大幅提高了耕农的效率。乡镇企业也经历了1984-88和1992-96的两波成长。在1984和1988年间，9545万农民离开了农耕，转向乡镇企业参加工作。在见证这些社会变化的实验组成员们定会改变他们对教育，婚姻，以及生活方式的态度。这些改变对于有更多下放青年的乡村，因为有了此前和城市更好的合作关系，很可能会有了更深远的影响，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平行趋势假设的不成立。

IV．对于下放青年机制的质疑

从实证角度，Chen et al. (2020) 只能够总结出县级SDY密度和实验组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原作者使用了一系列对于“上山下乡”机制的假设来建立因果关系。

Chen et al. (2020) 指出绝大部分下放青年有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凭，而且很多青年是因为高教育程度而加入教育工作的。但是，作者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数据的证据。

事实上，a）因为文革期间的停课，大部分下放青年只有6年小学教育及以下（见I）；b）只有少部分的下放青年担任了教师。

因为教师在当时是待遇和地位高的职位，大部分乡村老师是政府干部子女。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村镇由人民公社领导，其下辖生产大队，再下辖生产队。在那个时期，大部分小学是由生产队管理的，而初中及以上由大队和公社管理。此外，生产队小学的教师职位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有较少的手工劳动。对于没有当地关系的下放青年来说，得到教师职位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此外，大部分下放青年的目标是早日返乡。教育程度高和关系好的青年选择了工厂，军队，和科学院/医学院的机会。而另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下放青年则需要“再教育”，而不是教育他人。

原文作者同时指出了县级中学老师密度和下放青年密度的正向相关性，以此印证很多下放青年成为了中学教师。然而我们指出，绝大多数下放青年并没有成为中学老师的教育程度。1966-1967年的实验组除外，将近1400万下放青年只受到了小于或等于6年的小学教育。原作者的计算并没有计入文革期间的停课或教育质量的下降。虽然愿作者指出有许多下放青年并没有务农，我们发现这些非农下放青年不仅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而且参与的工作大部分和教育无关。在这基础上，插队知青绝大多数有分开的住所，而且并没有完全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V．忽略的社会成本

多年的主流学术论文指出下乡运动整体上迫使了下乡青年及其家庭参与运动，并有深远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Chen et al. (2020)，在完全忽略成本的基础上，总结出下乡运动对于大约2.45亿乡村儿童有正面影响。就算这些效益成立，成本也需要被完整地考虑。

通过分析60和70年代的学生人口，我们发现1967到1979年间，1647万下放青年总共损失了7027万人年的教育，是农村儿童教育效益的4倍。

在教育损失的基础上，“上山下乡“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下乡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减少城市的失业问题，然而在同时期，许多城市企业反过来从乡村招入了许多下乡青年。此外，很多的下乡青年没有办法养活他们自己：文革晚期，13个省的超过一半的下乡青年不能满足温饱。

与此同时，国家在运动上的支出与年俱增：1970到1976年间，中央政府在下乡运动上的支出从每年3亿元增长到了10亿元。在1974，1975，1976年三年中，下乡支出占总中央政府支出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1.1%，21.2%，和23.3%。1978年，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下乡运动的不可持续性，指出在10年耗费将近70亿人民币的基础上，运动导致了下放青年，青年父母，农民，和政府本身的四不满。

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成千上万青年被迫离开亲朋好友，被迫参加劳动。据官方数据统计，在1974到1979仅仅六年，25960下放青年过世了，其中62%的死因是“不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政治迫害，等等。其他青年则受到了其他方式的迫害，强奸，和虐待。整个运动给这些青年带来了长远的生理和心理创伤。

VI．结论

本文中，我们对Chen et al. (2020) 的上山下乡帮助乡村教育结论提出了质疑。我们指出此文章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不完整，平行趋势假设的错误，以及对下乡运动相关机制的误解。好的实证研究可以找出数据间的因果关系，指导相关政策，但不精确的方法和数据会推导出来错误的结论。我们指出教育质量下降和下乡运动巨大的成本导致“上山下乡”成为近代中国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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