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拉腊《云之歌 》
奥古斯都派诗人也写品达罗斯体颂歌。这种诗体是与英雄双行体截然相反的一种雅致的诗歌形式。德莱顿献给安·基利格鲁夫人的颂歌(1685)和《亚历山大的宴会》(1697)虽然有些刺耳，但形式上却十分完美，给人印象极深。品达罗斯体继续流行，后来又被托马斯·格雷(1716—1771)和威廉·科林斯(1721—1759)所采用。格雷的《诗歌的进步》是奥古斯都风格的作品，但他的《诗人》以及后期的作品《命运三女神》和《奥丁的降世》则充满了18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对原始吟游诗歌的浓厚兴趣。科林斯的《怜悯》《恐惧》《简朴》《诗的特性》《咏黄昏》《激情》《咏苏格兰高地的神秘传闻》等诗篇都表现出一种新的细腻入微的感情。18世纪以后，柯尔律治在创作《忧伤之歌》(1802)、华兹华斯在创作《永生颂》(1806)时，把品达罗斯体变成了一种表达个人情感和哲学思想的诗体形式。后来丁尼生在其《悼惠灵顿公爵之死》中又成功地恢复了它原有的用于表达严肃社会性内容的功能。在奥古斯都派诗人中，约翰·德莱顿(1631—1700)出类拔萃、多才多艺，是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富于特色，还是个批评家、剧作家和翻译家。1672年，他用双行体写了英雄诗剧《格拉纳达的征服》这篇佳作。嗣后他又模仿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采用无韵诗体成功地创作了《一切为了爱情》(1678)。
这部诗剧虽远不及莎士比亚的原作那样充满智慧和活力，但仍不失为一部令人满意的“正规”诗剧，并同托马斯·奥特韦的名剧《威尼斯保全了》争夺当时最佳诗体悲剧的桂冠。德莱顿在晚年时翻译了拉丁和希腊的古典作品，如维吉尔的《田园诗》《农事诗》以及《埃涅阿斯纪》。在他的《寓言集》(1700)里，德莱顿模仿乔叟和薄伽丘的诗歌故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后世的华兹华斯的诗作和济慈的《拉米亚》等都产生了影响。在研究德莱顿时，我们不应忘记：奥古斯都派的新古典主义虽然来自法国，但它并不像法国新古典主义那么教条主义，而是更加灵活、更加宽容。英国的杰出诗人和批评家绝不可能诋毁莎士比亚和非正规戏剧以及本国的诗歌遗产。德莱顿崇尚乔叟和斯宾塞，但同时又受到了多恩的影响;蒲柏翻译了荷马的作品，但他也以敏锐的洞察力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令人敬畏的约翰逊博士则毅然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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