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散文诗20首

俄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Сергеевич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处女地》，中篇小说《阿霞》《初恋》等。

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但自幼厌恶农奴制度。曾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就读，毕业后到柏林进修，回国后和别林斯基成为至交。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农奴制。屠格涅夫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作，1847～1852年陆续写成的《猎人笔记》是其成名作，主要表现农奴制下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从19世纪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结交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巴黎。

屠格涅夫终身未娶。他一生中唯一的真爱献给了歌唱家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她是有夫之妇，而且婚姻美满，屠格涅夫和她的家庭保持着友好关系。个人的幸福毫无指望。但他还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位维亚尔多夫人，只要有可能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她的两个女儿出嫁的时候，屠格涅夫给她们各备了一份嫁妆。

屠格涅夫24岁时和女仆阿芙多季雅相恋，屠格涅夫的母亲刚一听到屠格涅夫爱上了阿芙多季雅的传闻，就大发雷霆，下令立即把“犯了过失的女人”从斯巴斯科耶打发走。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只得到莫斯科去。在那儿，她靠做裁缝糊口。她离开时已经怀孕了，次年春天生了个女儿，名叫别拉盖雅。女儿出生后不久，便被从母亲那儿抱走，送到祖母的庄园。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后来嫁给小市民卡卢金。屠格涅夫每年付给她赡养费，直到她1875年去世。

屠格涅夫的这个女儿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在女儿5岁的时候，屠格涅夫将她交给他终生恋慕的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抚养。1865年2月，23岁的女儿出嫁。屠格涅夫对女婿印象很好，认为他漂亮、善良而又能干，嫁给他女儿会得到幸福，因为新婚之家在物质上是有保障的：女儿得到父亲一份丰厚的嫁妆，女婿加斯顿·勃留艾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不久，屠格涅夫有了外孙们。屠格涅夫本人从未尝到过家庭幸福，他特别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然而，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女俩。加斯顿破产了，并且挥霍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夫妻之间不和，美满的家庭被彻底破坏。别拉盖雅带着孩子，没带任何财物，离开丈夫跑到瑞士。屠格涅夫虽然已经年迈，病情严重，仍然尽可能地资助她，帮助她躲藏起来，甚至临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乡村

六月的最后一天；方圆千里都是俄罗斯——故乡。

长天一色，染得碧蓝；只有一片小小的白云——不知是在浮游呢，还是在融化。没有风，暖暖的……空气——就像刚挤出来冒着热气的牛奶。

云雀在鸣啭；鼓胸的鸽子在咕咕；燕子静悄悄地在飞掠；马儿咀嚼着抽起响鼻；不吠不咬的狗儿，站在那边温驯地摇着尾巴。

有股烟味儿和青草味儿飘送过来——还有点儿松焦油味儿——一点儿皮革味儿。麻田长势喜人，散发出一股冲鼻却好闻的气味。

峡谷幽深，带着斜坡。两边长着几行顶端硕大、树干下方现出裂纹的爆竹柳。有条小溪沿着深谷汩汩流淌；透过粼粼的水波，溪底的卵石似在微微颤动。远处，在那天地交接的地方，大河勾出了一丝浅蓝色的线条。

沿着峡谷，一边是些整洁的小谷仓和紧闭着大门的小堆房；另一边是五六座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每家房顶上都高高地竖着一根椋鸟笼竿子；每户台阶上都置有一匹鬃毛耸起的镂花小铁马。窗玻璃凹凸不平，映出虹的色彩。护窗板上涂绘着插满花卉的瓦罐儿。每间屋前都端放着一条完好无缺的长凳；墙根土台上猫儿蜷成一团，警觉地竖起了透明的耳朵；高高的门槛里面，门厅显得幽暗而荫凉。

我铺开马衣，躺在峡谷边上；周围——一堆堆新割的草垛，清香扑鼻，让你懒懒地直发困。机灵的主人们把禾草摊开在屋前：晒得干透些，好收进草棚子去！要是能在这上面睡它一觉，那该有多好！

孩子们鬈发蓬松的小脑袋，从一个个草堆里冒出来；带凤头的母鸡在干草里寻觅着蚊蚋和虫豸；蓬乱的草茎中一只白唇的小狗在打滚。

几个长着亚麻色鬈发的小伙子，身穿束着低低腰带的干净衬衫，脚登镶边的厚实长统靴，他们把胸脯靠在卸了马的大车上，正伶牙俐齿地相互抢嘴说笑。

窗口探出一张年轻女人的圆圆的脸来；她在笑着，不知是笑他们的嚼舌，还是在笑乱草堆里孩子们的嬉闹。

另一个年轻女人用一双有劲的手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吊桶……吊桶在抖动，在绳端摇荡，晃出了一串串发亮的水滴。

我面前站着一个老农妇，她是女主人，穿着格子呢的新裙子和一双新皮靴。

她那黑瘦的脖子上挂着绕了三圈的大串珠；白发上裹着一块黄底红点子的头巾，低垂在她混浊的眼睛上。

然而这双老眼在温和地微笑；整张皱纹密布的脸都在微笑。想必，老大娘该有七十了……不过，就是现在也还看得出：她当年可是个美人儿呢！

她那晒得黑黑的右手手指张开着，端了一瓦钵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没撇过奶油的冷牛奶；瓦钵外边还蒙着一层珍珠似的水珠子。老大娘左手托着一大块还有点温热的面包递给我。

“吃吧，”她说，“请随意，过往的客人！”

一只公鸡忽然起劲地扑打着翅膀啼叫起来；围栏里的小牛犊也慢悠悠地哞叫了一声应和着。

“啊！多好的燕麦啊！”我听到我的车夫说。

哦，俄罗斯自由乡村的富足、安宁与丰饶啊！哦，恬静与幸福啊！

于是我想：对我们这儿的人来说，那帝都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乃至我们这些城里人矻矻追逐的那一切，能算得了什么呢？

1878年2月

对话

不论是少女峰，还是黑鹰峰，

都不曾有过人类的足迹

阿尔卑斯峰巅……险崖峭壁连绵不绝……群山的中心。

群山之上是浅青色的、明亮的、寂静的天空。苦寒凛厉而冷峭；白雪干硬、闪烁；在狂风吹裂了的冰封断崖上，峥嵘巨石从雪的覆盖中崛起。

两个庞然大物，两个巨人，屹立在远天两侧：少女峰与黑鹰峰。

少女峰对邻居说：

“讲讲吧，有什么新鲜事？你见多识广。那儿下面有些什么？”

几千年过去了：不过一瞬间。黑鹰峰隆隆回答道：

“有片密不透风的云遮蔽了大地……等会儿吧！”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不过一瞬间。

“嗨，现在呢？”少女峰问。

“现在看得见了。下面那儿仍旧是那样：五光十色，又细又碎。蓝色的水，黛色的森林，灰色的石堆。石头近边，许多小虫子还在蠕动。你知道，他们就是从未玷污过你我的两脚动物。”

“是人吗？”

“是呀；是人。”

几千年过去了：不过一瞬间。

“嗨——现在呢？”少女峰问。

“一眼望去似乎小虫子少些了，”黑鹰峰隆隆地说，“下面清楚些了；水变窄，森林变稀了。”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不过一瞬间。

“你看见什么了？”少女峰说。

“靠近我们的地方，好像被打扫过了，”黑鹰峰回答：“瞧，那边远处，沿着河谷，还有些小黑点，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这会儿呢？”少女峰问，又过了几千年——不过一瞬间。

“现在好了，”黑鹰峰回答，“到处都很整洁了，不管你朝哪儿望去，都是一片白茫茫……到处是我们的雪，一色的雪与冰。全冻住了。现在好了，安静了。”

“好哇，”少女峰轻声地说，“不过，我俩也唠嗑够啦，老头儿，是打个盹儿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两座大山睡了；在永远沉默的大地之上，青色的、明亮的天空也睡了。

1878年2月

老妪

我独自走在辽阔的田野上。

忽然，我觉得背后似有一种轻轻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有人在跟随着我的步子走。

我回头一看——是个矮小、驼背的老妪，全身裹在一件灰色的褴褛衣衫中。只有她的脸从这堆破烂里露出来：一张面色蜡黄、布满皱纹、鼻子尖尖、掉了牙的脸。

我向她走去……她停下脚步。

“你是什么人？你想要什么？你可是乞丐？是否在等待施舍？”

老妪没有回答。我俯近去看她，她的眼睛如同某些鸟类那样，蒙着一层半透明的白翳或薄膜：鸟儿就是用这层薄膜来遮挡强光，保护自己眼睛的。

可是，老妪的薄膜却纹丝不动，也没有露出瞳仁来……由此，我断定她是个瞎子。

“你是想要施舍吗？”我重复问，“你为什么要跟着我？”然而，老妪仍然不回答，只稍稍缩起身子。

我转身避开她，走我的路。

可我又听到了身后那种轻轻的、有节奏的，像是有人在蹑足悄行的声音。

“又是这个女人！”我心想，“为什么她老跟着我？”但我立刻又想：“也许，她由于眼瞎而迷了路，现在是跟着我的脚步声走来，想跟我一起走到有人住的地方去。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然而，一种异样的不安渐渐地控制了我的思虑：我开始觉得，这老妪不光是在我后面跟着，她是在引领着我，把我推向左、推向右，而我则身不由己地顺从着她。

但我继续走着……而在我这条路的前方，有个黑糊糊的、越来越宽的东西……像是个坑穴……“是坟墓！”我脑中一闪。“原来她想把我朝那儿推呀！”

我猝然向后转身……老妪还是出现在我面前……然而她能看得见！她大张着她那凶恶的、不祥的眼睛瞪着我……猛禽的眼睛……我俯近她的脸、她的眼睛时……又见那层晦黯的薄膜，那张瞎子的呆板的脸庞……

“唉！”我心想……“这个老妪——是我的命运吧。人是逃不过命运的呀！”

“逃不过！逃不过！干吗神经过敏？……该去试一试。”我转到一边，朝另一个方向跑。

我快步走去……然而，那轻轻的脚步声还是在我后面沙沙响，靠得近而又近……而前方出现的又是那个黑糊糊的坑穴。

我重又朝另一边走……身后还是同样的沙沙声，身前总有那个同样可怕的黑斑块。

我就像一只被猎人追逐的兔子，无论扑向哪一边……全都一样！一样！

“停下吧！”我寻思，“不妨来骗她一下，我什么地方也不去啦！”便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老妪站在我后面，离我才两步。我听不见，但感觉得到，她在那儿。

忽然我看到：远处的那个黑斑浮动起来了，向我爬过来了！

天哪！我回头一看……老妪正直勾勾地瞅着我——歪扭着没牙的嘴在冷笑……

“你逃不过的！”

1878年2月

狗

屋里就我俩：我的狗和我。院子里，可怕的、疯狂的暴风雪在吼叫。

狗蹲在我跟前——直瞪着我的眼睛。

我也望着它的眼睛。

它像是要对我说些什么。但它不会说话，它没有语言，它不了解它自己——但我了解它。

在这个瞬间，我知道，它与我有着同一种感觉，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俩是相同的；我俩心中都燃烧着、闪亮着同样跳动的小火花。

死神，煽动它那宽大、冰冷的翅膀，猛地飞来，扑向它……

于是，结束了！

之后，有谁会去判别，曾经在我们各自心中燃烧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火花？

不，这不是兽与人在相互觑视……

这是两双同样的眼睛在彼此凝望。

在这两双眼睛的任何一双里，无论是在兽或是人的身上——一个生命同另一个生命正在怯怯地互相贴近。

1878年2月

对手

我有个同学——一个对手；不是学习上的，也不是工作上或者爱情上的；我俩的意见总碰不到一起，每次见面我们都会争论个没完。

我们争论一切：艺术、宗教、科学、尘世的和冥间的——尤其是对死后的生活争论不休。

他是个狂热的信徒。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总嘲笑一切；如果我在你之前死去，我就会从那个世界到你这里来……来看看，那时你还笑得起来不？”

而他，恰恰就先我而去，那时他还很年轻；许多年过去了——我已忘记了他的诺言——他的恫吓。

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可我不能，也不想入睡。

房间里半明半暗；我朝灰蒙蒙的幽暗望去。

忽然，我似乎觉得我的对手站在两扇窗户之间——正默默地、悲哀地上下晃着脑袋。

我没有被吓坏——甚至也不十分惊异……我只是稍稍抬起身，用胳膊肘撑着，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这个突然显现的形影。

他还在晃着脑袋。

“怎么？”我终于开口说了，“你是得意呢？还是懊悔？你这算什么？是警告还是责备？……也许你想让我知道，你过去错了？让我知道我俩都错了？你感受到什么呢？是地狱的苦难？是天堂的极乐？哪怕说一个字也好！”

但是我的对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只是仍旧悲哀地、温顺地晃着脑袋——自上而下。

我笑起来……他消失了。

1878年2月

乞丐

我在街上行走……一个乞丐，一个衰弱的老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红肿的、泪汪汪的眼睛，发青的嘴唇，褴褛的粗布衣衫，肮脏的伤口……唉，贫穷把这个不幸的人啃噬得如此地不成样子！

他向我伸来一只肿胀、通红的脏手……他呻吟着，咕咕唧唧地乞求着。

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有钱包，没有怀表，甚至连块手帕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带。

而乞丐在期待……他那伸出的手在无力地摇晃着、颤抖着。

我心慌意乱，狼狈不堪，只紧紧地握住了这只肮脏、颤抖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兄弟。”

乞丐用他那双红肿的眼睛凝视着我；他发青的嘴唇透出一丝笑意——他也紧紧地握了握我冰冷的手指。

“哪儿话，兄弟，”他嘟哝着说，“这已经该谢您啦。您这同样是施舍呀，兄弟。”

我顿时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

1878年2月

“你会听到愚人的评判……”

普希金

你从来都是说真话的，我们伟大的歌手；这一次，你说的也是真话。

“愚人的评判，群俗的冷笑”……这两者，有谁不曾尝味过呢？

这些都是能够——也是应该忍受的；谁有能耐——就让谁蔑视去吧！

然而，有些打击刚好落在你的心坎上，这使你倍感痛苦……一个人竭尽所能地做了一切，努力地、诚实地、热情地干他的工作……然而，那些可敬的人却嫌恶地躲开他，那些可敬的面孔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气得通红。

“闪一边去，滚！”可敬的年轻的声音冲着他喊叫，“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劳动；你玷污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处所——你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们……你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这个人该怎么办呢？继续劳动，不企图去为自己辩解——甚至也不期待更为公正些的评价。

从前，庄稼人曾骂过一个过路人，这个过路人给他们带来了土豆，土豆可代替面包，可作为穷人的日常食粮。而他们却从那双伸给他们的手里打落了珍贵的礼物，把它摔到泥地里还用脚去踩。

而今，他们以土豆为食粮——却连自己恩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得了！他的名字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他尽管无名，但已拯救了他们免于饥饿。

让我们致力于一件事，我们要带来真正有益的食物。

听到不公正的责难出自你所爱的人之口确实令人伤心……但是即使如此也是能够忍受的……

“打我吧！但是要听我说！”雅典的统帅对斯巴达人说。

“打我吧——但愿你身体健康，丰衣足食！”这是我们该说的话。

1878年2月

得意的人

京城的大街上蹦蹦跳跳地跑着个还算年轻的人。他动作敏捷、兴高采烈；他的眼睛炯炯发亮，唇边漾着得意的微笑，激动的面孔快活得泛出红光……整个儿的他——得意扬扬，乐不可支。

他发生了什么事？得遗产了？升官了？赶着去赴情人的约会？或者，他只是美美地吃了顿早餐，感到身强力壮，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啊！没准是你把你漂亮的八角十字勋章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啦？

都不是。他编造了谎言诋毁一个熟人，煞费苦心地散播它，之后他又从另一个熟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谎言——而且他自己也相信了它。

哦，此时此刻，这位讨人喜欢、前程远大的年轻人，有多么得意，甚至多么善良啊！

1878年2月

处世箴言

“假如您想让您的敌人伤透脑筋并让他受到伤害，”一个狡猾的老家伙对我说，“那您就列举您自己的缺点与恶习，用这些去指责他。您可以愤慨地……去谴责他！

“首先——这能使别人认为，您是不会有这些恶习的。

“其次——您当真感到了愤慨……您就可以在对自己良心的谴责中得到享受。

“如果您，譬如说，是个背叛者——那就去斥责您的敌人无信仰！

“如果您，有着奴才的灵魂——那就责备他是个奴才……文明的奴才、欧洲的奴才、社会主义的奴才！”

“甚而至于可以说：没有奴性的奴才！”我给指明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老奸巨猾的家伙立刻附和了。

1878年2月

梦

我恍惚觉得我是在俄罗斯的某个荒凉的地方，在一家普通的农舍里。

房间大而低矮，有三扇窗户；墙上涂着白粉；没有家具。屋前是光秃秃的原野；渐渐地倾斜着伸展到远方；灰暗的、色调单一的天空，宛如帐幔一般低垂在原野上。

我不是一个人；屋里还有十来个人和我在一起。那都是些普通人，穿着朴素；他们默默地来回走动着，仿佛是在蹑足而行。他们互相避让——但彼此不住地交换着惊惶的目光。

谁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屋里，跟自己在一起的都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不安和沮丧……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窗前，专注地张望，似乎在等待着窗外的什么东西。

之后，大家又来回踱着步。有一个个头儿不高的男孩在我们中间乱转，不时用单调、尖细的嗓音叫喊着：“爸爸，我怕！”这种尖叫声使我厌恶得直想吐——于是，我也开始害怕了……怕什么呢？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只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巨大的灾难就要来临，它正渐渐迫近。

突然孩子又尖叫起来。啊，要是能离开这里就好了！这么憋气！这么死沉！这么苦闷！……却不可能跑开去。

天空——恰似一幅裹尸布。没有风……莫非空气也死过去了？

那男孩忽地跳到窗前，用同样的声音悲哀地喊叫起来：

“看呀！看呀！地塌了！”

“什么？地塌了！”是呀：屋前原本是平原，而现在，屋子都已处在巍峨骇人的大山之巅了！天塌下来了，往下面坠落了，那几乎陡直的、仿佛被劈开的黑魆魆的绝壁，正好从房子边上沉了下去。

我们全都聚在窗口……恐惧使我们的心变得冰冷。

“这是它……这是它！”我旁边的人嗫嚅着。

有个东西沿着整个遥远的地平线在移动，一些不大的圆圆的山包在不停地起伏。

“这是——大海呀！”刹那间，我们全都同时想到了，“它会很快把我们淹没的……不过，它怎么会涨起来涌过来的呢？涨到这悬崖峭壁上来呢？”

可是海水是上涨了，声势浩大地涌了起来——这已经不是在远方奔突着的几个小山包了……一大片壮阔骇人的狂澜，席卷了周围所有的地平线。

浪涛在掀飞，向着我们掀飞——它刮来寒冷的旋风，卷起漆黑一片。周围，一切在震颤——那边，是那个突然扑来的庞然大物所挟带的坼裂声、轰隆声和千万个嗓子喊出的铁一般的嚎叫……

哦！这是怎样的咆哮与哭号！这是大地因恐怖而发出的哀啕……

大地的末日来了！万物的末日来了！

小男孩再一次尖声哭叫……我本想拉住个同伴，可是，我们都被墨水样黑糊糊、冰冷的、怒吼着的浪涛压倒了、埋葬了、淹没了、冲走了！

黑暗……无尽期的黑暗！

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于是醒了。

1878年3月

玛莎

多年前——我住在彼得堡，每次雇了街头马车，总要跟车夫闲聊几句。

我特别喜欢跟夜间赶车的车夫聊天儿，他们都是近郊的贫苦农民，驾着涂成赭石色的小雪橇和瘦弱的驽马来到京城——期望能糊个口，能凑些钱回去向老爷交租。

有一回，我雇的一个车夫……一个二十来岁、身材高大匀称的帅小伙；他眼睛碧蓝，面颊红润；一顶打着补丁的小帽低压在眉上，下面露出一卷卷亚麻色的头发。而他身上那件开了裂的粗呢外衣，也只能勉强遮住他魁梧的肩膀！

可是，马车夫那张漂亮的、没长胡子的脸似乎现出了哀愁与忧郁。

我与他攀谈起来。他的声音含着悲伤。

“怎么啦，兄弟？”我问他，“你怎么不快活？莫非有什么伤心事吧？”

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

“是呀，老爷，是呀，”他终于说了起来。“是这么回事，再没有更不得了的大事了。我的老婆死了。”

“你爱她……你的老婆？”

年轻人没向我转过身；只稍稍垂下头去。

“爱得很啊，老爷，已过去八个月啦……可我忘不了。我的心老是受着折磨……真是这样的呀！她怎么会死的呢？又年轻又健康！……只有一天工夫，霍乱便夺走了她的命。”

“她待你很好吧？”

“唉，老爷！”不幸的人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跟她过得有多和美呀！她死时我不在家。等我知道的时候，她呀，就是说，已经给人家埋啦，——我马上赶回村去，赶回了家。到得家时——已经半夜了。我进了我的小屋，站在屋中央，轻轻地叫唤：‘玛莎！啊，玛莎！’可只听见蟋蟀的叫声。这时，我哭了起来，坐到小屋的地上——用手掌啪地打了一下泥巴地！‘贪得无厌的东西啊……’我说，你吞没了她……把我也吞了吧！唉呀，玛莎呀！”

“玛莎！”他突然又轻轻地唤了一声。两只手没有放开缰绳，用一只手套擦了擦眼中的泪水，抖了抖，甩在一边，耸耸肩膀——就不再说话了。

我下雪橇时，多给了他十五戈比的辅币。他两手抓着帽子，向我深深鞠了一躬，——便踏着碎步缓缓踩过铺着雪的冷寂街道，这时，严寒的正月那种白蒙蒙的浓雾，已经弥漫在街上。

1878年4月

傻瓜

从前，世上有个傻瓜。

长久以来，他日子过得很快活；但渐渐地有些流言传进他的耳中，说他到处都被看成是个没头脑的卑俗家伙。

傻瓜感到很难堪，开始发愁了，该怎样才能制止那些讨厌的流言呢？

突然，一个闪念，终于使他豁然开朗了……于是他毫不犹豫，立即行动起来。

他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那人向他夸奖某一位知名的画家……

“得了吧！”傻瓜大声说道，“这个画家早就让人家束之高阁了……这，您还不知道？——我真没料到您会这样……您呀——落伍的人哪。”

熟人吓了一跳——立刻同意了傻瓜的说法。

“今天我读了一本好书！”另一位熟人对他说。

“得了吧！”傻瓜大声说，“您怎么不害臊呀？这本书一点意思都没有；人家早已不读它啦。——这，您都不知道？您呀——落伍的人哪。”

这位熟人也给吓了一跳——也同意了傻瓜的说法。

“我的朋友某君是个多么奇特的人物呀！”第三个熟人对傻瓜说。“他是个真正的高尚的人哪！”

“得了吧！”傻瓜大叫起来。“某君——出了名的无赖！他把他所有的亲戚都洗劫一空啦。这，谁不知道哪？您呀——落伍的人哪！”

这第三位熟人同样给吓了一跳，同意了傻瓜的说法，并且跟这个朋友断绝了来往。总之，无论您在傻瓜面前赞扬哪个人有什么长处——他全都同样给予驳斥。

只不过有时候，他还会添上一句责备：

“您还会那么相信权威？”

他的熟人开始议论他了：“凶狠的人！刻薄的人！不过他的脑袋瓜很是了得！”

“他的口才也了得！”另一些人添补说，“哦，他可真是个天才！”

结果，一家报纸发行人请傻瓜去主持他们的评论专栏。

于是，傻瓜开始评论起一切人和一切事来了，不但风格依旧，而且吆喝惊叹一如既往。

如今，这个不久前还扯着嗓门反对权威的他，——自己成了权威——年轻人崇拜他——又畏忌他。

但他们又能怎样呢，可怜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虽然崇拜是不该的……然而，试试吧，不崇拜——你就会成为落伍者啦！

在孬种中间，傻瓜总是能活得自由自在。

1878年4月

东方的传说

在巴格达，有谁不知道伟大的加法尔，宇宙的太阳呢？

许多年以前，——加法尔还是个年轻人，——有一次，他在巴格达郊外散步。

忽然，他听到有个嘶哑的叫喊声传来：有谁在绝望地呼救。

加法尔在同龄人中以自己的智慧、明达与深谋远虑而超群出众，他也颇有恻隐之心——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他朝呼叫的方向奔去，看见两个强盗把一位衰弱的老人逼在城墙边，他们劫掠了老人。

加法尔拔出自己的马刀向恶徒砍去；杀了一个，另一个跑了。

得救的老人跪在恩人面前，吻他的衣角，激动地说：

“勇敢的年轻人，你舍己救人，一定会得到报答。看起来，我是个孱弱的乞丐；这只是外表。我不是个普通的人。明天一早你到大市场去；我在喷水池边等你——那时你就会相信我的话是当真的了。”

加法尔心想：“看起来这个人是个乞丐，没错，但是——什么事都有可能遇上的呀。干吗不去试一试呢？”于是，他便回答道：

“好吧，老大爷；我会去的。”

老人瞅了他一眼——走了。

第二天清晨，曙光微曦中，加法尔就去市场了。老人已经在等他，一只胳膊靠在喷水池的大理石边沿上。

老人一声不吭，拉起加法尔的手，把他带到一个不大的花园里，它四周有高高的围墙。

花园正中，一小片绿草地上长着一棵样子奇特的树木。

它像柏树，可是叶片是天蓝色的。

在它那向上弯曲的细枝上，挂着三只果子——三只苹果——一只中等个儿，椭圆形，乳白色；另一只大而圆，鲜红色；第三只是只小的，皱皮，淡黄色。

虽然没有风，但整棵树却发出簌簌的声音。尖细而凄婉，宛如玻璃碰撞声；它似乎感觉到了加法尔在走近。

“年轻人！”老人对他说，“在这些果子中，你可以随意摘下一个，不过要知道：摘白的吃了——你会成为最聪明的人；摘红的吃了——你会非常富有，像犹太人洛希尔一样；摘黄的吃了——你会受到老年妇女的喜欢。打定主意吧！……别磨蹭了。过一个小时果子就会凋萎，整棵大树便会深深地陷进缄默的大地里去。”

加法尔低下头——思量着。

“怎么办呢？”他低声说着，就像在跟自己讨论，“变得太聪明了——也许，就不想过日子了；变得比所有的人有钱——大家就都会妒忌你；我最好还是摘第三个，皱皮的那个吃吧！”

于是，他这样做了；老人家咧开没牙的嘴大笑着说：

“哈，聪明绝顶的年轻人！你作出的是最佳的选择呀！白苹果对你有什么用？你已经比所罗门还聪明了。红苹果同样对你没用……没有它你也会富有的。你所拥有的是唯一没人会妒忌的财富呀。”

“老人家，请告诉我，”加法尔振奋地说，“我们的神灵庇佑的哈里发，他尊贵的母亲住在哪里？”

老人躬身到地——给年轻人指了路。

在巴格达，有谁不知道宇宙的太阳，伟大的、著名的加法尔呢？

1878年4月

两首四行诗

从前，有一座城市，那里的居民喜爱诗歌到了狂热的地步，如果几个星期过去了，还没见到有新的好诗出现，——他们便会把诗的歉收视作社会的灾难。

那时候，他们会穿起自己最破烂的衣裳，用灰土撒在头上——成群结队聚集在每个广场上，涕泪交零地向着抛弃了他们的缪斯悲伤地哭诉。

就在这样一个背运的日子里，青年诗人尤尼来到挤满悲伤人群的广场上。

他快步登上专门搭建起来的高台——用手势表示他要发表一首诗作。

执法官们立即挥动起权杖。

“安静！注意了！”他们高声喊话——人们静了下来，等待着。

“朋友们！伙伴们！”尤尼以响亮的但并不十分坚定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朗诵：

朋友们！伙伴们！爱好诗歌的人们！

一切和谐与美的崇拜者们！

愿瞬间的阴郁、忧伤不会让你们不安！

快要来到，期盼的时辰……光明将驱散黑暗！

尤尼停下了……回答他的，是广场的各个角落响起的喧哗声、唿哨声与哄笑声。

每张朝着他的脸都炽燃着怒火，所有的眼睛都闪着敌意的光芒，每只手都攥紧拳头高举着威胁他。

“你拿什么玩意儿来让大家惊讶呀！”狂怒的声音在咆哮，“平庸拙劣的诗人滚下台去！滚！蠢才！给这个逗哏的小丑吃烂苹果、吃臭鸡蛋！拿石头来！把石头递这边来！”

尤尼从讲台上倒栽了下来……他还没来得及跑到家里，就传来了轰雷般狂热的掌声和颂赞的欢呼声、喊叫声。

他满腹狐疑，但竭力不被人觉察因为激怒疯狂的野兽是危险的——尤尼回到了广场上。

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的对手，年轻的诗人尤利，高高地站在人群之上，高过了人们的肩头，站在一块扁平的金色盾牌上面，他身披古希腊人绛红色的厚呢斗篷，飘动的鬈发上戴着月桂花冠……四周人声沸腾。

“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不朽的尤利！在我们悲愁的时刻，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刻，他给了我们安慰！他送给我们的诗呀，比蜂蜜还甘甜，比铙钹还响亮，比玫瑰更芬芳，比蓝天更清亮！把他庄严地抬起来吧，让神香的滚滚轻烟熏绕在他富有灵感的脑袋上，让棕榈枝有节奏地扇动以清凉他的前额，让阿拉伯没药的香料全都洒在他的脚下！荣耀啊！”

尤尼走到一个高呼赞颂的人面前。

“请告诉我，哦，我的同胞！尤利是用什么样的诗让你们感到如此幸福的呢？唉！他朗诵的时候，我没在广场上！请你，如果记得的话，背诵一遍吧，劳您驾了！”

“这样的诗！——怎会不记得？”被问的人热烈地回答，“你把我当什么人啦？听着——欢呼吧，跟我们一起欢呼吧！

“‘爱好诗歌的人们！’非凡的尤利是这样开头的……

“‘爱好诗歌的人们！伙伴们！朋友们！

一切和谐、响亮与优雅的崇拜者们！

愿瞬间的沉痛、忧伤不会让你们不安！

期盼的时辰快要来到——白昼将把黑夜赶跑！’”

“怎么样？”

“得了吧！”尤尼叫了起来，“这是我的诗呀！我朗诵它时，尤利肯定混在人群里，——他听到了，几乎没怎么改动，只稍稍换了几个词儿，——就重复了一遍——而且，不用说，改得不见得更高超。”

“啊哈！现在我可认出你了……你就是尤尼，”让他拦住的公民皱起眉头驳斥说，“妒忌的家伙，要不就是个傻子！……你只要想一想，可怜虫！尤利说得多么崇高：‘白昼将把黑夜赶跑！……’而你呢——竟如此胡说八道：‘光明将驱散黑暗’？！什么光明？！什么黑暗？！”

“可是，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尤尼才刚刚开口……

“你再啰嗦一句，”这位公民打断他，“我就要喊人了……那他们会把你撕得粉碎！”

尤尼明智地不再吭声了，有个听见他与那公民谈话的白发老人，走到可怜的诗人面前，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

“尤尼！你念的诗是你自己的——但不是时候；那个人念的不是他自己的——但，正是时候。所以他对了——而留给你的，只是你自己良心的安慰罢了。”

然而，当良心——尽其所能地……却很糟糕地说了真话，——给予被挤在一边的尤尼以安慰时，——远处，在如雷掌声与欢呼声中，在无坚不摧的太阳的金色浮尘中，绛红的斗篷灿灿闪光，桂冠在神香的滚滚烟雾中显得模糊，尤利宛若一位国王走向自己的王国，高傲地挺直着身躯，庄严而从容地缓缓行进……长长的棕榈枝轮番向他低头折腰，轻轻扬起又恭顺垂下，仿佛以此来表示——那种不断更新的崇拜，就洋溢在痴迷他的同胞们心中！

1878年4月

麻雀

我打猎回来，走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猎犬在我前面奔跑。

突然，它放慢了脚步，蹑足潜行起来，似乎嗅到了前面有什么野兽。

我顺着林荫道望去，看见一只喙边黄色、头披绒毛的小麻雀。它从巢中掉落下来风儿猛烈地摇着林荫道边的白桦树，伏在地上动弹不得，孤立无援地叉开两只还在长毛的小翅膀。

我的狗在慢慢向它靠近，忽然，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从近旁的树上猛冲下来，像颗石子般地落在了狗鼻子跟前——它全身羽毛蓬起，完全变了样，绝望、凄厉地叫着，一连两次向着那张牙齿锐利的张开的狗嘴巴扑了过去。

它冲下来是为了搭救自己的孩子，要用自己的身子去保护小宝贝……然而，它整个小小的身躯因惧怕而发抖，它小小的叫声变得狂暴而嘶哑，它屏息僵立着，它在作自我牺牲呢！

在它看来，狗是个何等庞大的怪物呀！即便如此，它还是不能安坐在自己高高的、没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力量，远比它的意志强大的力量，把它从上面推了下来。

我的特列佐尔停下脚步，向后退去……看来，它也觉察到了这种力量。

我赶忙叫住惶惑的狗——怀着尊崇的心情走开了。

是的，请别见笑。我尊崇那只英勇的小鸟，尊崇它那种爱的冲动。

爱，我以为，它的力量胜过死亡和死亡的恐惧。惟有它，惟有爱，生命才得以维持，生命才得以延续发展。

1878年4月

骷髅

富丽堂皇、灯光辉煌的大厅；男男女女，宾客如云。

每张面孔都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正在唧唧喳喳地谈论着一位有名的女歌唱家。大家都称道她是非凡的、不朽的……哦，她昨晚那个最后的颤音唱得多美妙啊！

突然，仿佛在魔棒挥舞之下——每个人头上，每张脸上薄薄的皮肤全都褪落下来——刹那间露出了惨白色的骷髅，牙床和颧骨裸露了出来，闪出锡的那种荧荧青光。

我恐惧地瞪大眼睛看这些牙床骨和颧骨怎样挪动和颤抖——这些有疙瘩球儿的骨头在灯光和烛光映照下，又是怎样转动，怎样闪光的——还有另一些小一点的球——已经没有了表情的眼珠子是怎样在大骨球里转悠的。

我不敢去摸我自己的面孔，不敢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

这些骷髅依然与原先一样在转动……与原先一样在唧唧喳喳，从他们龇露着的牙齿后面，闪动着一条条像布片似的红彤彤的伶俐舌头，谈论着：多么美妙、多么无与伦比，那不朽的……是的！不朽的女歌唱家发出的最后的颤音！

1878年4月

干粗活的人和双手白净的人

对话

干粗活的人：你干吗来打扰我们？你想干吗？你不属于我们……走开！

双手白净的人：我是你们的人，弟兄们！

干粗活的人：怎么可能！我们的人！亏你想得出！只要瞧瞧我这双手吧。你看，它们有多么脏啊！还有大粪味儿、焦油味儿呢，——而你的那双手多白净。它们散发的是什么味儿？

双手白净的人伸出双手：你闻闻。

干粗活的人闻了闻手：好奇怪！手上好像有一股铁腥味儿。

双手白净的人：是铁腥味儿。整整六个年头，我的手戴着手铐呢。

干粗活的人：那是为什么呀？

双手白净的人：那是因为我关心你们的福利，想解放你们这些平庸无知的人，我起来造反，反对压迫你们的人，瞧，他们就叫我坐了牢。

干粗活的人：坐牢？谁让你去造反的呢？

两年以后。

同一个干粗活的人对另一个：听着，彼得！……你还记得前年夏天跟你谈过话的那个双手白净的人吗？

另一个干粗活的人：记得……怎么啦？

第一个干粗活的人：你听，今天要把他绞死了；告示都贴出来了。

第二个干粗活的人：他还在造反？

第一个干粗活的人：还在造反。

第二个干粗活的人：啊……这样吧，米特里亚伊兄弟；我们是否去把那根绳子弄来，就是要绞死他的那根；听人说，这东西会把大—大的好运带给你家的！

第一个干粗活的人：你说的也是。应该试一试，彼得兄弟。

1878年4月

一朵玫瑰花

八月的最后几天……秋日即将来临。

夕阳西下。一场骤雨，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刚刚从我们辽阔的原野上疾驰而过。

屋前的花园染满落日的余辉，一片通红，云烟氤氲，水气蒸蔚。

她在客厅里，坐在桌前深深地沉思着，通过半闭的门，向着花园凝眸。

我清楚，她这会儿心中在发生些什么；我清楚，在经过了一场为时不长但却创巨痛深的苦斗之后，此时此刻，她已经屈从于那种她再也无力抑制的感情了。

突然她站了起来，快步走进花园，就不见了踪影。

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她还是没有回来。

这时，我也站了起来，走出屋子，上了林荫道——我确信——她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去的。

周围，一切都黑了下来；夜幕临近了。而在小径的潮湿砂土上，在蒙蒙夜色中，仍能隐约看到有个圆点儿在艳艳地闪着红光。

我俯下身去……那是一朵才刚绽开的娇嫩的玫瑰。就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看到这朵花儿在她的胸前缀着呢。

我小心翼翼地捡起这朵掉在泥地上的花儿，回到客厅后，把它放在她圈椅前的桌子上。

后来，她回来了，——蹑足穿过房间，走到桌前坐下。

她脸色苍白，随即又活跃起来；很快地，她这双低垂的、像是眯细了的眼睛向四周顾盼着，带着欣喜的惶惑。

她看到了玫瑰，她将它拿在手中，瞧着它那皱巴巴的弄脏了的花瓣，又望了望我——一时间，她的目光停住了，闪满泪花。

“您为什么哭？”我问。

“啊，就为了这朵玫瑰花。您瞧，它成了什么样儿啦。”

这时，我忽然感到该说句含义深刻的话。

“你的眼泪会洗去这上面的泥污，”我用一种意在言外的表情说道。

“眼泪是洗不清的，眼泪会燃烧，”她回答道，随后便转向壁炉，把花朵投入即将熄灭的炉火中。

“火的燃烧将胜于眼泪，”她不乏勇气地感慨着，而那双还在闪着泪光的美丽眼睛，大胆而幸福地笑了。

我懂得，她也给点燃了。

1878年4月

最后的会晤

过去，我俩曾是亲密的朋友……可是，一个不幸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像敌人一样分道扬镳。

许多年过去了……一天，我来到他住的那个城市，听说他已病入膏肓，想和我见上一面。

我上他那儿去，走进他的卧房……我俩目光相遇了。

我几乎无法认出他。天哪！沉疴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

蜡黄，枯瘦，头顶全秃，下巴留着一小撮灰白胡子，身上穿着一件故意剪开的衬衫，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他已经无法承受一件最单薄的衣服的压力了。他痉挛地向我伸出一只瘦得可怕的、好像肉被啃光了的手，使劲地嘟哝着一些听不清的话——是问候还是责备——谁知道呢？他虚弱的胸膛上下起伏——而在他瞳仁缩小了的曾经炽燃过的眼睛里，滚出了两颗悭吝、痛苦的泪珠。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可怕样子，我不由垂下了眼帘，同时，也把手伸了过去。

可是，我仿佛感到，不是他的手在握着我。

我仿佛感到，在我俩中间坐着一位修长、文静、洁白如玉的女人。一件长外衣把她从头裹到脚……她那深邃、灰白的双眼什么也不看；她那苍白、冷峭的双唇什么也不说……

这个女人把我俩的手连在一起……她使我俩永远和好。

是啊……是死神让我们和好如初。

1878年4月

门槛

梦

我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

正面墙上有道窄门敞开着；门里边——阴森、昏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位女郎，一位俄罗斯女郎。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寒气袭人；随着冰冷的气流，建筑物的深处传出了一个缓慢沉闷的声音。

“啊，你，想要跨进这道门槛，你可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我知道，”女郎回答。

“寒冷、饥饿、仇恨、耻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与世隔绝，完全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忍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不仅是敌人的打击——而且也有来自亲人，来自朋友？”

“是的，即令是来自他们的。”

“好吧。你准备去牺牲？”

“是的。”

“去作无谓的牺牲？你会死去——而没有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悼念的人是谁！……”

“我不需要感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名声。”

“你可知道？”那声音终于又响了起来，“你也许会放弃现在的信仰，你也许会明白你受骗了，白白地毁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些我都知道。不管怎么我都要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她身后一幅沉重的帘子随即落下。

“傻瓜！”有人从后面龇牙咧嘴地骂道。

“圣女！”某个地方传来了这样的回答。

金留春黄成来译

取悦一个影子

文：布罗茨基

译：黄灿然

当一个作家诉诸一种有别于母语的语言时，他要么出于必要，像康拉德，要么出于炽烈的野心，像纳博科夫，或为了获得更大的疏离感，像贝克特。继在美国生活了五年之后，我于1977年夏天在纽约第六大道一家小打字机店买了一部“莱泰拉22”型手提打字机，并开始用英语写作（随笔、翻译，偶尔也写诗），理由则与上述各人都不一样，而是属于另一种类型。我当时唯一的目的，如同现在一样，乃是使自己更接近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

当然，我十分清楚我这样做是徒劳的，与其说是因为我生于俄罗斯，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未放弃过它——而我希望情况相反），不如说是因为这位诗人的才智，这才智在我看来是无可匹比的。此外，我清楚这项努力的徒劳，还因为奥登已去世四年了。然而对我来说，用英语写作是接近他的最佳途径，从他的角度看问题，接受如果不是他的良心准则裁判，也是英语中任何造就这种良心准则的东西裁判。

这些话，这些句子的结构方式，全都向任何哪怕读过奥登一个诗节或一段文章的人证明我是多么失败。不过，对我来说，按他的标准衡量的失败，仍要比按别人的标准衡量的成功更可取。此外，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注定要失败的；至于这份清醒是我自己的，还是从他的作品中借来的，我已说不清楚。我用他的语言写作所希望的，就是不要降低他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他看待问题的层次。这就是我能为一个更好的人所做的事：在他的脉络中继续；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要义。

我知道在性情和其他方面，我是一个不同的人，而在可能最好的情况下，我会被视为他的模仿者。不过，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恭维。另外，我还有第二道防线：我永远可以退回我的俄语写作，而对我的俄语写作我是颇为自信的，如果他懂得俄语的话，很可能也会喜欢。我想用英语写作，则与任何自信、满足或安慰无关；我只是想取悦一个影子。当然，那时他已去世，语言障碍也就不成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如果我用英语清楚地跟他说话，他可能会更喜欢。（尽管当我十一年前在基希施泰滕的绿草地上尝试的时候，还是行不通；我那时的英语，用于读和听，比用于讲话要好些。也许这也没什么。）

换一个角度说，由于无法充分回报你所接受的东西，你便试图用至少是相同的硬币来还债。毕竟，他自己也这样做过，在《给拜伦的信》中挪用《唐璜》的诗节，或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中借用六音步诗行。取悦永远需要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和同化，如果对方是一个纯粹的鬼魂，就更加如此。活着的时候，这个人做得如此多，以至你多少会不可避免地相信他灵魂的不朽。他留给我们的，相当于一部福音书，它是由爱造就的，并充满绝不可穷尽的爱——即是说，绝不可能全部被人类肉身所包含，因而需要用文字表达的爱。如果不存在教堂，则我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在这位诗人身上建造一座教堂，而它的主要准则大致将是这样的：

如果感情不能平等，

让那爱得更多的是我。

如果一位诗人对社会有任何义务，那就是写好诗。他属于少数人，别无选择。如果他完成不了这个职责，则他就会坠入遗忘。另一方面，社会对诗人没有义务。社会按定义是大多数，它认为自己有读诗以外的其他选择，不管诗写得多好。做不到这点，将导致它坠入那样一种语言风格的水平，在那水平上，社会很容易沦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或独裁者的猎物。这相当于社会自己坠入遗忘；当然，一个独裁者可能会试图通过某种可观的流血来使其子民免于被遗忘。

我第一次读奥登，是约二十年前在俄罗斯，那是一本当代英语诗选，其副题叫作“从勃朗宁到我们的时代”，译文有点无精打采。“我们的时代”是指1937年，也即诗选出版的年代。不用说，几乎所有的译者连同编者M 古特纳不久之后就被捕了，其中很多人死了。不用说，在接下去的四十年间，再无其他英语诗选在俄罗斯出版，于是上面说的这本诗选就变得有点像珍稀本了。

然而，那本选集中有一行奥登的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后来知道，它来自他的早期诗作《地点不变》的最后一节，描写一种有点幽闭恐怖的风景，在那风景中，“没有走到/远于铁路终点站或码头末端的人，/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那最后一行，“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以其反面延伸和普通常识之混合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是靠吃俄语诗歌那基本上是强调和自我膨胀的食物长大的，故我立即就记下这个菜谱，其主要成分是自我克制。不过，诗歌句子总有一个癖好，就是会偏离上下文，跑进了普遍意义，因此，每当我开始在纸上写点什么的时候，“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所包含的吓人的荒诞感就会开始在我的下意识里回荡。

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响，除了那种荒诞感不是诗人的发明而是现实的反映；发明是很少看得出来的。我可在这行诗中受益于这位诗人的，不是其情绪本身而是其处理方式：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这种处理手法之所以对我特别重要，恰恰是因为我是在60年代初遇到这行诗的，“荒诞派戏剧”正大行其道。在这个背景下，奥登对题材的处理尤其瞩目，不仅因为他领先很多人，而且因为他诗中包含颇为不同的伦理信息。至少对我来说，他对这行诗的处理手法是很有力的：有点像“别喊狼来了”，尽管狼就在门口。（我想加上一句：即使那匹狼酷似你。正因为这样，就更别喊狼来了。）

虽然对一个作家来说，提及自己的刑事经验——或就此而言，任何艰苦经验——就如同正常人提及名人以自抬身价，但很碰巧，我下一次较仔细地看奥登，发生于我在北方服刑期间，那是一个小村子，隐没在沼泽和森林中，靠近北极。这一回，我手头的选集，是莫斯科朋友寄来的一本英语诗选。它收录了很多叶芝的诗，当时我觉得叶芝太重修辞，用韵太草率；也收录了很多艾略特的诗，艾略特当时在东欧是至高无上的。我当时是想读艾略特。

但基于纯粹的巧合，诗选一打开，正好是奥登的《悼叶芝》。我那时还年轻，特别热衷于作为一种体裁的哀歌，尤其是自己周围没人死，没机会写。所以我怀着也许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大的热情来读哀歌，而我常常想，该体裁最有趣的特征，乃是作者们都不经意地试图画自画像——几乎每一首“悼诗”都充满（或玷满）这种自画像成分。虽然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却常常把诗变成作者对死亡这个题材的沉思，我们从中了解更多的是作者而不是死者。奥登这首诗没有这类东西；更有甚者，我很快就发现，就连它的结构设计，也是为了向死去的诗人致敬，也即用颠倒过来的次序模仿这位爱尔兰大诗人自己的风格发展模式，一直模仿到他最早期作品——诗中第三部分也即最后部分的四音步诗行。

正因为这些四音步诗行，尤其是因为第三部分那八行诗，使我明白到我正在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对我来说，这些诗行盖过了对那令人震惊的“寒冷黑暗的日子”也即叶芝最后日子的描写，包括那令人战栗的

水银沉入这垂死日子的口中。

它们盖过了那段把一具死尸当作一座城市的令人难忘的描写，城市的郊区和广场都逐渐空荡起来，仿佛经过了一次被粉碎的叛乱。它们甚至盖过了那个时代的声明

……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

它们，诗中第三部分那八行四音步诗，听上去就像一首救世军赞美诗、一首葬礼挽歌和一首童谣的混合。这八行诗是：

时间无法容忍

勇敢和清白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身体，

却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一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我记得自己在一座小木棚屋里坐着，透过炮眼大小的方窗窥视那条潮湿、泥泞的脏路，路上有几只迷途的鸡。我一边不大敢相信我所读到的，一边纳闷是不是我对英语的理解在欺骗我。我那里有一部名副其实的巨石似的英俄词典，我不断地一页页翻查每一个词，每一个引喻，希望它们使我从诗页里那凝视我的意义的折磨中解脱出来。我猜，我根本就是拒绝相信早在1939年就有一位英国诗人说“时间……崇拜语言”，可周围的世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但是这一回词典没有否定我。奥登确实说，时间（而不是时代）崇拜语言，这个说法当时在我脑中启动的联想列车至今依然在轰隆隆奔驰着。因为“崇拜”是较渺小者对较伟大者的态度。如果时间崇拜语言，那意味着语言比时间更伟大，或更古老，而时间又比空间更古老和更伟大。这就是我的理解，而我确实也觉得是这样。这样说来，如果时间——它与神祇同义，不，它把神祇也包含在内——崇拜语言，那么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礼物总是小于礼物给予者。再者，难道语言不是时间的仓库吗？难道这不正是时间崇拜语言的原因吗？还有，难道一首歌，或一首诗，实际上还有一篇讲话本身，连同其音顿、停顿、扬扬格等，不是语言为了重构时间而玩的游戏吗？此外，难道那些语言赖以生存的人，不也是时间赖以生存的人吗？而如果时间“原谅”他们，它是出于慷慨还是出于必要而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难道慷慨不是一种必要吗？

这些诗行虽然是短小和水平的，但对我来说似乎都是难以置信地垂直的。它们还非常随意，近乎闲聊：形而上学伪装成普通常识，普通常识伪装成童谣对句。单是这一层层伪装，就是在告诉我语言是什么，而且我意识到我是在读一位讲述真理的人——或通过他真理得以被听见。至少使我觉得比那本选集里我可以读得懂的任何人都更像真理。也许给人这种感受，恰恰是因为我觉得“原谅/每一个它赖以生存的人；/宽恕怯懦、自负，/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中那下降的语调有一点儿不相干的意味。我想，这些文字出现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抵消“时间……崇拜语言”那上升的重力。

我可以继续不断谈论这些诗句，但我只是现在才可以这样做。当时当地我完全被震呆了。我领悟的东西包括，当奥登作出风趣的评论和观察时，你要特别小心，不管他当时谈论的是什么题材或置身什么处境，你都要用一只眼睛盯住文明。我感到，我是在跟一位新型的玄学诗人打交道，他是一个拥有可怕抒情才能的人，把自己乔装成公共道德观念的观察者。而我猜，这个面具的选择，这种用语的选择，更多是与个人谦逊有关，而不是与风格和传统等问题有关，而个人谦逊与其说是由某个特别信条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如说是由他对语言本质的意识造成的。谦逊绝不是经过选择的。

我还未开始读我的奥登。不过，在读了《悼叶芝》之后，我知道我正在面对一位比叶芝或艾略特更谦逊的诗人，他拥有一颗比叶芝或艾略特都更不任性的灵魂，同时，其悲剧性恐怕一点不减。我现在也许可以以后见之明说，我没有完全错；还可以说，如果奥登的声音有任何戏剧的话，那也不是他自己的个人戏剧，而是公共或存在的戏剧。他从不把自己放在悲剧画面的中心；他充其量只是表明自己在场。我还未听他亲口说：“J. S. 巴赫是非常幸运的。当他想赞美上帝时，他便写一首众赞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给全能者听。今天，如果一个诗人想做同样的事，他必须使用间接引语。”大概这也适用于祈祷。

当我记录这些事情时，我注意到第一人称单数以令人不安的频率探出它丑陋的头来。但人即是他阅读的总和；换句话说，在注意这个代词时，我发现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奥登：这反常现象无非反映了我对这位诗人的阅读的比例。当然，老狗不会学习新招；不过，狗的主人最终都像他们的狗。批评家，尤其是传记作者，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或传主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有时候达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我不是试图要说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只是试图表明，这些在别的情况下俗气的“我”、“我”声，反过来也是间接引语的种种形式，其宾语则是奥登。

对我那一代中喜欢英语诗歌的人来说——我不敢说这类人很多——60年代是选集的时代。那些参加学术交流计划来俄罗斯的外国学生和学者，在回国时，都可以理解地设法摆脱额外的重量，于是诗集先走。他们几乎白送地把这些诗集卖给二手书店，二手书店转头便以极高价钱卖给你，如果你想买的话。这些定价背后的理由，是颇为简单的：阻吓本地人购买这些西方物品；至于外国人本身，他们显然早就走了，根本没机会看到这种差价。

不过，如果你认识某个售货员，如同你常去某个地方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则你就可以做那种每个猎书人都熟悉的交易：你会用一样东西换另一样东西，或一本书换两三本书，或买一本书，读它，然后归还给书店，拿回你的钱。此外，到我获释并重返故乡时，我已有了点名气，在某些书店，他们待我颇不错。由于这个名气，来自交流计划的学生有时候会来探访我，而你总不能空手踏入人家的门槛吧，于是他们会带些书来。我跟其中一些访客结下亲密友谊，因此我的书架收获颇丰。

我很喜欢它们，这些选集，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还因为它们的封皮和边缘泛黄的书页所散发的淡淡甜味。它们令人觉得非常美国式，并且实际上是袖珍本。你可以在有轨电车上或公园里把它们从口袋里抽出来，虽然你对文本只懂一半或三分之一，但它们使你立即把本地现实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奥斯卡·威廉斯的选本——因为他们的选本中都有诗人的照片，这些照片激发你想象力的程度，一点不亚于那些诗行本身。我会长时间坐在那里细看某个黑白框里这个或那个诗人的面貌，试图揣摸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试图激活他，使他的面孔与他那些我只懂得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诗行相匹配。后来，与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们会交流我们胡乱的猜测，以及偶尔冒出来的闲言碎语，然后在形成一定共识之后，作出我们的裁决。再次，以后见之明衡量，我必须说，我们的占卜常常相去不是太远。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首次见到奥登的面孔。那是一张可怕地缩小的照片——有点儿过于讲究，对阴影的处理太正儿八经：它更多地暴露摄影师的趣味而不是拍摄对象。从那张照片，你会得出结论，也即要么前者是一个幼稚的唯美主义者，要么后者的表情对于他的职业来说未免太中性。我更喜欢第二个版本，部分是因为音调的中性是奥登诗歌的一个典型特征，部分是因为反英雄姿态是我们那代人的固定观念。其主旨与任何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简朴的鞋、工人帽，最好是灰色的夹克和领带，不蓄胡须或髭。威斯坦是一眼就认得出的。

同样一眼就认得出、达到使人战栗程度的是《1939年9月1日》中那几行诗，它们表面上是解释那场抚养我们这代人的战争的本源，实际上也是描写我们自身，如同一张名副其实的黑白照片：

我和公众都知道

学童们都学了些什么，

他们被邪恶侵袭，

就用邪恶来回报。

这四行诗实际上偏离了上下文，把胜利者与受害者等同起来，而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把它刺在每一个新生婴儿的胸口上，不单单是因为它的信息，而且是因为它的语调。唯一不接受这个程序的理由将是奥登尚有更好的诗行。你怎样看待以下诗节：

酒吧里一张张面孔

紧挨它们划一的日子：

灯光一定不可熄灭，

音乐一定要永远响着，

所有的习俗都共谋

将这座堡垒当成

家中的摆设；

免得我们看出自己在哪里，

迷失在闹鬼的树林，

害怕夜晚的儿童

从未有过快乐或满意。

或者，如果你觉得这节诗“太纽约”、“太美国”了，那么就看看《阿喀琉斯的盾牌》中的这个对句吧，至少对我来说，它有点儿像写给某几个东欧国家的但丁式祭文：

……他们失去尊严，

先作为人死去然后身体才死去。

或者，如果你仍反对这种野蛮，如果你不想让幼嫩的皮肤受这等伤害，同一首诗还有另七行诗，应刻在任何现存国家的各大门口，实际上应刻在全世界的各大门口：

一个衣衫褴褛的顽童，无目的而孤单，

绕着那空位游荡；一只鸟儿

飞向安全处，远离他瞄准好的石头：

少女们被强奸，两个少年砍另一个，

在他看来是公理，他从未听说过

有任何信守诺言的世界，

或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流泪而流泪。

如此一来，在对这世界的本质的理解上，新来者就不至于受骗；如此一来，这世界的居民就不会把蛊惑民心的政客当成半神。

你不需要是一个吉卜赛人或一个龙勃罗梭 ① 才去相信一个人的外表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毕竟，这是我们的美感的基础。然而，一个写出下列句子的诗人，外表应是怎样的呢：

全都在别处，大群

大群的驯鹿穿越

绵延数里的金色苔藓，

无声而快速。

一个其喜欢把形而上学的真理翻译成普通常识的乏味一点也不亚于其喜欢在后者中发现前者的人，外表应是怎样的呢？一个通过非常彻底地从事创造，却比任何在各领域抄捷径的无礼好胜者更多地跟你谈论造物主的人，他应是什么样子的？难道一种独特地结合了诚实、超脱和克制的抒情的感受力，不应导致如果不是独特的面部特征的安排至少也是特殊的、非凡的表情吗？而这样的特征或表情有可能被画笔捕捉住或被镜头记录住吗？

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也即从那张邮票大小的照片作出种种推断。我们总是在搜寻一张面孔，我们总是想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而奥登在当时非常接近相当于一个理想。（另两个人是贝克特和弗洛斯特，然而我知道他们表情的样子；不管多么令人惊叹，他们的面部表情与他们的行为之间的相通，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后来我看到奥登的其他照片：在某本偷带入境的杂志里或在其他选集里。不过，它们没有增添什么：要么他避过镜头，要么镜头落后于他。我开始怀疑究竟一种艺术形式是否有能力描绘另一种，视觉艺术是否可以捕捉语义艺术。

接着，有一天——我想是在1968年或1969年冬天——在莫斯科，我去看望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递给我另一本现代诗选，一本非常漂亮的书，有大量插图，都是大幅的黑白照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由罗利·麦肯纳拍摄的。我找到了我正在找的。一两个月后，有人把这本书从我这里借走，我再也没见过那张照片；不过，我仍能颇为清晰地记得它。

照片似乎是在纽约某处拍摄的，在某座天桥上——如果不是中央车站附近那座，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那座，后者跨越阿姆斯特丹大道。奥登站在那里望着，仿佛是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被抓拍到的，眉毛在迷惑中扬起。然而，那双眼睛本身却是极其平静和敏锐的。时间大概是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也即他的面貌被那著名的皱纹——“凌乱的床铺”——接管之前。我突然间什么或几乎什么都明白过来了。

在我看来，那两道在正规的迷惑中扬起的眉毛与他目光的敏锐之间的对比，或者说它们之间落差的程度，直接呼应了他诗行的形式方面（两道扬起的眉毛两个韵脚）和呼应它们的内容那令人目眩的精确性。从那页纸中凝视我的，相当于一个对句的面部表情，相当于更适合默记心中的真理的面部表情。那样貌很一般，甚至平凡。这张脸没有任何特别诗意的东西，没有任何拜伦式的、魔性的、反讽的、冷峻的、鹰钩鼻的、浪漫的、受伤的之类的东西，反而更像一个医生的面孔，他对你的故事感兴趣，虽然他知道你有病。一张准备好应对一切的面孔，一张总面孔。

这是一个结果。它那空白的凝视是面孔与物体达至难分的相近性的直接产物，那种难以分辨的相近性产生了诸如“志愿的差事”、“必要的谋杀”、“保守的黑暗”、“人工的荒野”或“沙滩的琐碎”之类的词组。那感觉就像一个近视的人摘下眼镜，不同之处是，那双眼睛的敏锐既与近视无关，也与物体的细小无关，而是与物体根深蒂固的威胁有关。它是这样一个人的凝视，他知道他无法消除那些威胁，却坚持为你描述种种症状和描述恶疾本身。这并非所谓的“社会批评”——原因之一是那恶疾并非社会的：它是存在的恶疾。

总之，我觉得这个人被视为社会评论家，或诊断师，或诸如此类，是一种可怕的误解。他所遭到的最常见指责，是说他不提供治疗。我猜，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通过求助于弗洛伊德主义术语，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术语，然后是基督教术语来寻找治疗。不过，治疗恰恰存在于使用这些术语，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谈论同一样事物时使用的不同方言罢了。那同一样事物就是爱。真正起治疗作用的，是你对病人说话的语调。这位诗人来到世界上那些严重的、常常是晚期的病例中间，不是作为外科医生，而是作为护士，而每一个病人都知道，最终使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是护士而不是手术。我们在《海与镜》中阿隆索对费迪南德发表的最后讲话中听到的，是一个护士的声音，即是说，爱的声音：

但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王国，

并且如同你父亲在你之前那样，来到

思想发出指责和感情发出嘲弄的地方，

那就相信你的痛苦吧……

无论是医生还是天使，都不会在你最后失败的时刻跟你说这种话，你的至爱和至亲就更不可能说这种话：只有一个护士或诗人，才会出于经验和出于爱而跟你说这种话。

而我惊叹这爱。我对奥登的生活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也不知道他为了方便埃丽卡·曼而与她结婚，等等。我能够颇为清楚地感觉到的是，这爱将超越其对象。在我的心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的想象中——那是被语言扩张或加速，被表达语言的必要性扩张或加速的爱。而语言——这方面我倒是很清楚的——有自己的动力，特别是在诗歌中，语言倾向于使用其自我生成的工具：韵律和诗节，它们把诗人带往远离其初衷的地方。我们在阅读诗歌时获得的有关爱的另一个真理是，一个作家的情绪总是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艺术那线性的和绝不退缩的进展。在艺术中，这类事情确保一种更高程度的抒情；在生活中，则确保同等程度的孤立状态。仅仅由于他风格上的多面性，这个人就应该知道一种程度不寻常的绝望了，如同他众多最令人愉悦、最令人着迷的抒情诗所表明的。因为在艺术中笔触的轻松往往来自那种完全缺乏轻松的黑暗。

然而，这依然是爱，被语言维持，不分——因为这语言是英语——性 ② ，并由一种深度的痛苦所强化，因为痛苦最终或许也必须说出来。毕竟，语言按定义来说，乃是自我意识的，它想了解每一个新处境。当我望着罗利·麦肯纳的照片时，我高兴于那面孔既没有流露出神经质，也没有流露出其他类型的紧张；高兴于它是苍白的，普通的，不是表达反而是吸纳他眼前发生的不管什么事情。我自忖，拥有这面貌是多么奇妙，并试图在镜中模仿那个怪相。不用说，我失败了，但我知道我会失败，因为这样的面孔注定只此一家。不需要模仿它：它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而不知怎的，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似乎因为这张面孔在某个地方而显得更宜人。

诗人的面孔真是奇怪。在理论上，作者的外表对读者而言应是微不足道的：阅读不是一种自恋活动，写作也不是，然而当我们对某位诗人的诗歌作品了解到相当程度时，我们便开始想象作者的外表。这大概与我们的一个猜测有关，也即我们觉得喜欢一件艺术作品即是认识艺术所表达的真理，或某一程度的真理。基于天生的不安全感，再加上我们把艺术家与他的作品视为一体，于是我们想看到艺术家，希望也许下次我们有机会知道真相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只有远古作家才能逃避这种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被视为经典，而他们点缀于图书馆壁龛里的那些普遍化的大理石面孔，则与他们全部著作包含的绝对原型性意义有着直接关系。但当你读到

　　　　　　　　　　　……去看

一位朋友的墓，去当众吵闹出丑，

去计算成长过程中接纳的那些爱，

并不好受，但像一只无泪的鸟那样啁啾

仿佛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死去

并说长话短，则是不真实，难以想象的……

时，你便会觉得，在这些诗行背后站着的不是一个金色头发、深褐色头发、脸色苍白、皮肤黝黑、满是皱纹或面部光洁的具体作者，而是生命本身；觉得你想见见他；觉得你想亲近他的真人。在这个愿望背后，不是虚荣，而是某些人类物理学，它使一颗小微粒被一块大磁铁吸引过去，尽管你最终可能会像奥登自己所说的：“我认识三位伟大的诗人，他们全都是头号浑蛋。”我：“谁？”他：“叶芝、弗洛斯特、布莱希特。”（顺便一提，关于布莱希特，他错了：布莱希特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1972年6月6日，在我没来得及准备就离开俄罗斯之后约四十八小时，我与我的朋友、密歇根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卡尔·普罗弗（他飞到维也纳接我）站在奥登位于小村子基希施泰滕的避暑别墅门口，向别墅主人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这次见面差点没有发生。

奥地利北部有三个基希施泰滕，我们三个村子都找过了，而就在我们准备转身离去，就在我们的汽车驶入一条安静、狭窄的乡间小道时，我们看见一个木牌箭号，上面写着：“奥登街”。它以前叫作（如果我没记错）“欣特霍尔茨”，因为小道从那片林子背后通往当地的墓场 ③ 。大概，改街名，与其说是因为村民尊敬住在那里的伟大诗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巴不得快点摆脱这“使人想到死”的东西。诗人对这个处境的感受是混杂的，既觉得自豪又觉得难堪。不过他对当地牧师的感觉，则较为清晰。牧师名叫希克尔格鲁伯，奥登无法抗拒把他称作“希克尔格鲁伯神父Father ④”的乐趣。

这些，都是我后来得知的。与此同时，卡尔·普罗弗试图向一个男人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后者个子敦实、大汗淋漓，穿着红色衬衫和宽吊带，手臂上搁着外衣，外衣下拿着一摞书。他刚从维也纳乘火车抵达，并且刚爬上那座山，所以气喘吁吁的，不想多说话。正当我们准备放弃时，他突然明白了卡尔·普罗弗在说什么，于是喊道：“不可能！”然后邀请我们进屋子。那是威斯坦·奥登，距他逝世不足两年。

让我尝试说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早在1969年，布林莫尔学院的哲学教授乔治·L. 克兰曾在列宁格勒探访过我。克兰教授正在把我的诗译成英语，准备出我的企鹅版诗选。当我们在推敲这本未来诗选的内容时，他问我谁最适合为我的诗选写导言。我提出请奥登——因为在我心中，英国与奥登是同义词。不过，当时在英国出版我的诗集的前景是很不现实的。唯一透露出这件事情还有点儿貌似现实的是，根据苏联法律，这绝对是非法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照做不误。手稿送给了奥登，他相当喜欢，就写了一篇导言。因此，抵达维也纳时，我带着奥登在基希施泰滕的地址。回顾和回想我们接下去那三周在奥地利，以及后来在伦敦和牛津的谈话，我听到的更多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我的，尽管我必须说，我在当代诗歌这个话题上寻根问底纠缠了他很久，尤其是关于诗人们本人。不过，这是颇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知我唯一不会出错的英语句子是：“奥登先生，你觉得……”接着是某个诗人的名字。

也许这样也蛮好，因为我又怎能说些不是他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知道的事情呢？当然，我原可以告诉他，我曾经把他几首诗译成俄文，并交给莫斯科的一家杂志，但那一年碰巧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他的《食人魔做食人魔能做的事……》，于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完蛋了。（这个故事也许能够使我被他喜爱，但我对我这些译文的评价并不是很高。）说我从未读过他作品被成功地译成任何我有点儿认识的语言吗？他自己清楚这点，也许太清楚了。说我有一天得知他热衷于克尔恺郭尔的三连体 ⑤ 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理解人类的钥匙？但我担心我说不清楚。

最好还是听。由于我是俄罗斯人，所以他就大谈俄罗斯作家。“我不想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会宣称。或：“最好的俄罗斯作家是契诃夫。”——“为什么？”“他是你们民族中唯一有常识的人。”要么他会问那个对他来说似乎是我的祖国最令人不解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俄罗斯人总是从停泊的汽车上偷走挡风玻璃雨刮器。为什么？”但我的答案——因为没有零件——难以满足他：他心里显然设想了某个更不可理喻的理由，而在觉察到他这个想法之后，我自己也几乎开始看到一个理由。接着，他表示愿意译我的一些诗。这使我颇感震惊。我哪有资格被奥登翻译？我得知，由于他的翻译，我有些同胞的诗句获得比它们应得的更大的利益；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想象让他来为我工作。所以我说：“奥登先生，你对……罗伯特·洛厄尔有什么看法？”“我不喜欢这样一些男人，”他回答说，“他们总散发一股背后有一群哭泣的女人的气息。”

在奥地利那三周，他安排我的事情，周到得如一只好母鸡。首先，电报和其他邮件开始莫名其妙地由“W. H. 奥登转交”给我。然后，他写信给美国诗人学院，要求他们为我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我就这样获得我第一笔美国钱——准确地说，是一千美元——使我一路维持到我在密歇根大学领到第一笔工资。他会把我推荐给他的代理人，指示我应该见谁和避免见谁，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替我挡掉新闻记者，懊恼地谈起他被迫放弃他在圣马克广场的寓所——仿佛我正计划定居他的纽约似的。“那对你会很好。仅仅因为附近有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就够了，当你不懂得弥撒的文字时，弥撒反而更好。你不懂亚美尼亚语吧？”我不懂。

接着，从伦敦寄来了——W. H. 奥登转交——要我参加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举行的国际诗歌节的邀请，我们预订了同一班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班机。这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可以以同样方式略微回报他。我逗留维也纳期间，碰巧跟拉祖莫夫斯基家族（贝多芬四重奏的拉祖莫夫斯基 ⑥ 伯爵的后裔）交了朋友。该家族一名成员奥莉加·拉祖莫夫斯基当时在为奥地利航空公司工作。在得知W. H. 奥登和我本人搭乘同一航班去伦敦之后，她打电话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建议他们给予这两位乘客贵宾待遇。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奥登很高兴，我很自豪。

在那期间的某些场合，他要我直呼他的名字。我当然无法从命——不只是因为我对作为诗人的他怀着怎样的感情，而且因为我们年龄的差异：俄罗斯人对这类事件是极其讲究的。最后，在伦敦，他说：“这样不行。要么你叫我威斯坦，要么我也得叫你布罗茨基先生。”这个前景听起来是如此怪诞，我只好让步。“好吧，威斯坦，”我说，“一切听你的，威斯坦。”之后我们去出席朗诵会。他倚着讲台，在足足半小时里，他使房间充满了他背熟的诗行。如果我曾经希望过时间停顿，那就是这个时候，在泰晤士河南岸那个巨大的黑暗房间。很不幸，它不停顿。尽管一年后，也即他在奥地利一家酒店逝世前三个月，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朗诵。在同一个房间里。

那时他差不多六十六岁了。“我得搬去牛津。我健康良好，但得有一个人照顾我。”据我所知，在1973年1月份我到牛津探访他时，照顾他的，仅仅是学院分配给他的那座16世纪小楼的四壁，以及女佣。在餐厅里，学院教职员工在菜谱看板前把他挤开。我以为那只是英国学校的风俗，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然而，回顾起来，我不禁想起威斯坦又一行诗，同样难分的邻近性：“沙滩的琐碎。”

这种愚蠢无非是社会不对一位诗人尤其是一位老诗人承担任何义务这个主题的变奏。即是说，社会会倾听一位年纪相当甚至更老的政客，但不会倾听一位诗人。这其中有各种原因，包括人类学和谄媚的。但结论是明白和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政客毁灭社会，社会无权抱怨。因为，一如奥登在其《兰波》一诗中所说的：

但在那小孩身上雄辩家的谎言

爆破如水管：寒冷铸就了一个诗人。

如果谎言在“那小孩”身上如此爆破，那么它在这个对寒冷更敏感的老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虽然这番话来自一个外国人，听上去未免太放肆了，但是奥登作为一位诗人的悲剧性成就，恰恰是他使他的诗歌脱去任何欺骗的水分，不管是雄辩家的水分还是诗人的水分。这类事情不仅使他疏离学院教职员工，而且疏离诗歌同行，因为我们大家内心都坐着那个长着红粉刺的青年，渴望兴奋的语无伦次。

变成批评家，这种对粉刺的美化就会把兴奋的缺席视为松弛、草率、唠叨、腐败。这类批评家绝不会想到一位年老的诗人有权写得更差——如果他确实写得更差——不会想到再也没有什么比在不相称的老年“发现爱”和猴子腺体移植更令人反胃的了。在热闹与智慧之间，公众总会选择前者（不仅因为这样的选择反映了其人口构成或因为诗人们都有英年早逝的“浪漫”习惯，而且因为人类天生不愿意想到老年，更别说老年的后果了。）对不成熟的依恋的可悲之处是，这种情况远远谈不上是永久的。啊，如果它是永久的就好了！如此一来，一切就都可以用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来解释。如此一来，众多诗人的所有那些“诗选”就会像基希施泰滕居民为他们的“欣特霍尔茨”改名一样无害。如果仅仅是恐惧死亡，读者尤其是有鉴赏力的批评家就大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结束自己，紧跟他们喜爱的年轻作者的榜样。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人类对不成熟的依恋，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要可悲得多。这与人不愿意了解死亡无关，而与人不想了解生命有关。然而，天真是最不可能自然地持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尤其是那些长寿的诗人——必须被整体地阅读，而不是只读选集。必须得有一个终结，开始才会有意义。因为与小说家不同，诗人给我们讲的是整个故事：不仅是就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情绪而言，而且——这才是与我们最有关的——是就语言本身而言，就他们最后选择的词语而言。

一个老龄人，如果他仍握着笔，有一个选择：写回忆录或写日记。按他们技艺的本质来说，诗人都是日记作者。他们常常违背自己的意愿，保留最忠实轨迹，记录（a）他们的灵魂发生的事情，不管是灵魂的扩张或——更常见的——灵魂的收缩，以及（b）他们的语言意识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经历词语被损耗和贬值的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在这里不仅将了解时间对人做了什么，而且将了解语言对时间做了什么。让我们别忘记，所有诗人都是“它（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这个法则要比任何信条都更能够教导诗人如何保持品行端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奥登身上建造很多东西。不仅因为他逝世时其年纪是基督的两倍，或因为克尔恺郭尔的“重复原则”。他无非是服务于一种比我们通常所知更大的无限，而他很好地见证了这无限是可获得的；更有甚者，他使人觉得无限是好客的。至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彻底了解至少一位诗人：即使不是作为在这世界上的向导，也可作为语言的尺码。W. H. 奥登可以非常出色地发挥这两方面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它们分别酷似地狱和地狱边境。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句话唯一错的地方，是它的时态 ⑦ ，因为语言的本质始终是把一个人在语言范围内的成就放置于现在），而我觉得自己有机会结识他，实属万幸。但是即使我未见过他，他的著作的现实也已摆在那里。我们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暴露给这个现实，让我们享受这些丰盛的礼物，这些礼物因为不是特别要给予任何人而显得更加珍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称作精神的慷慨，只是精神仍需要一个人来折射它。不是说这个人因为这种折射而变得神圣，而是说精神变得有人性和可理解。这——加上人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已足够让我们崇拜这位诗人。

不管他横越大西洋变成美国人是基于何种理由，其结果都是把两种英语用语熔于一炉，变成——套用他自己的一行诗——我们大西洋两岸的贺拉斯。他所有的旅程——穿越陆地、心灵的洞穴、学说、信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起到了与其说是改善他的论据不如说是扩大他的措辞的作用。如果诗歌对他来说曾经是一件关乎野心的事情，那么可以说，他活得够长，使诗歌变成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才有了他的自主、清醒、平衡、反讽、超脱——简言之，智慧。不管怎样，阅读他都是使人感到正派的极少数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方式）。不过，我怀疑这是不是他的初衷。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73年7月份，在斯蒂芬·斯彭德位于伦敦的家中的晚宴上。威斯坦坐在桌前，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酒杯，大谈冷熏三文鱼。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便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英语词典》让他垫着。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那部词典当坐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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