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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官员干部研究中的规模与领导——专访湖南大学向杨|青访第002期

政治学人 政治学人 2022-07-15




栏目寄语

Introduction



青訪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上学术舞台,发光发亮,成为政治学界新涌起的“后浪”。他们既保持开放的眼界,又扎根于中国大地,既拥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又怀有崇高的学科使命感。他们在政治学各个领域聚焦,在国内外顶级政治学刊物荣膺桂冠,引领新一代前沿学术风向。为此,学人专访特推出“青访”栏目,专访在政治学领域有突出建树的青年学者,探讨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走进青年视野下的政治学。




本期人物 · 向杨

编者按:

     向杨老师在政治学领域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中发表了《适度规模与有效领导: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逻辑》一文,备受学界关注。但在其写作历程中,可谓道阻且长,“由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我索性就停了下来,而这一停就是两年。”他停下来,收获了另一些风景。在其日常生活中,他喜爱品读经典,“看这些经典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答问题,”在闲暇时光中,忙里偷闲,擅长烹饪,品味美好生活。在其学术耕耘中,他善于从某一个方面或角度来探讨问题,“研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努力的方向和投入的多少。”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才是研究的真谛。作为一名90后青年学者,他慢下来寻找某一方向的突破点、寻求事物之前的逻辑链条,回归经典用心研学,并积极面对目前学界对青年学者研究方向的质疑,“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相信大家通过向老师的本次专访,可以收获不同的感悟和满满的正能量。



“学术研究最终比拼的不是智商,而是毅力和耐力”



您于3月份发表的《适度规模与有效领导: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逻辑》一文备受学界关注,您可以谈谈这篇文章的创作经历和主要观点吗?

向杨:


首先感谢“政治学人”,能够得到国内知名学术平台的邀约专访,我既感到十分荣幸,也感到有些忐忑。之所以忐忑,是因为自己深知,即使自己有幸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从整体上看自己的学术水平仍然一般,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跟大多数青椒一样,“痛苦于写作、煎熬于发表”依然是学术旅途上的常态。


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这篇论文,延续了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花费大量时间建立了一个1949-2020年的省级党委常委数据库,在将一个个省级党委常委名单输入到SPSS过程中,我有注意到省级党委常委会的规模大小,我当时的直觉是:为什么省级党委常委会有这么多人,它可以更大或更小吗?但由于当时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我在博士论文中没有对此进行探讨。毕业之后,我在整理之前数据资料时,再次对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问题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受到一篇发表于《理论与改革》上探讨县级党委常委会规模及其变迁的文章的启发,使我决定围绕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问题写一篇学术论文。

(求学生涯的句号——博士毕业)(右二)



一开始,我打算沿着我之前的研究路子,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写一篇有关省级党委常委会规模变迁的文章。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探索式研究,没有理论预设,也没有分析框架,通过使用统计方法呈现数据资料的特征,然后进行归纳总结。这一研究路子最大的优点在于比较能够发现有趣的问题或现象,而最大的缺点在于没有对这些问题或现象提供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即理论性不够)。后来,我在不断阅读优秀学术作品的过程中,产生了跳出既有的学术思维,确立新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模式的想法。当然,这并不容易,我为此摸索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我索性就停了下来,而这一停就是两年。直到去年7月份暑假,我再次决定要完成有关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问题的论文。


我写论文属于比较纠结的那种,动笔之前我会花大量的时间拟定写作的核心问题、框架思路、资料方法、主要观点等,如果不是特别满意,不会动笔去写,正因为如此,我的很多写作想法和冲动都“胎死腹中”。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会边写边改(这可能与一些老师写完后再修改有所不同),在没有完成之前,所有的部分都可以被删除和修改,甚至常常写了一两千字,如果我发现文不达意或者已经偏离自己预定思路,我会停留在此反复斟酌和修改。所以我写论文的周期会比较长,而且需要充足的时间保证。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纠结、修改中完成的。


起初我想探究影响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主要因素,但感觉思维过于发散了,因为影响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因素绝对不止一个,依据这样的思路去写作,会显得论述不够集中,深度欠缺。长期以来我都认为,好的学术作品,应该要能做到“片面的深刻”,但是这个“片面”一定是重要的,不是无关痛痒,不是细枝末节。于是,我决定从某一个方面或角度来探讨地方党委常委会的规模,找出影响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最重要的那个因素。由于地方党委常委会作为领导机构,其最重要的职责在于实施领导,因而从党的领导这一视域出发进行探究,就有可能识别出影响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关键因素。而我在具体的思考过程中,又逐渐认识到地方党委常委会的“规模”与“领导”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领导”无论是作为价值、制度,还是实践,必然会对“规模”提出要求;而现实“规模”的大小,将又会影响“领导”的实施和实现。为此,我在论文中首先从有效领导这一原则出发,探讨有效领导原则(包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和具体的要求如全面性、重要性和灵活性等)对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影响以及提出的要求(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应然分析)其次再从地方党委常委会的现实规模出发,分析其规模大小及其变化对地方党委常委会实施和实现有效领导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实然分析);最后结合两者的分析,提出地方党委常委会的规模与其领导有效性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即地方党委常委会的规模过大和过小(意味着要保持适度规模)都不利于其实施和实现有效领导反过来说,为了实施和实现有效领导,地方党委常委会必须保持适度规模,否则就会产生调整其规模的需求和行动,从而引发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的变迁。这篇文章可能仍然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委常委会体制,我想它的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了。



您在写作中善于运用图文等数据形式,来形成您的逻辑推论,您认为这种逻辑推导方法对您的学术之路有什么影响呢?如何能更好地运用图文等数据形式呢?

向杨:


我在读硕士阶段有学过定量研究方法,这使我习惯于在论文写作中使用图表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所谓“有图有真相”。在信息传递上,我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如果能用图表,就不要用文字。老实说,我的定量研究基础并不算好,这也就限制了我使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和统计图表,但就论证的目的来说,多数情况下我使用描述性统计就已经足够。


对于论文写作中图表的运用,我自己有两种取向:一是图表用于呈现某种信息,也就是从图表中发现规律或总结特征;二是图表作为论证手段,也就是图表为某一观点或论点服务。例如,如果我认为地方党委常委会的规模越来越受到比较强的制度约束的话,那么我应该能看到地方党委常委会规模变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这时候就可以使用相应图表来刻画这一过程。但是图表本身并不能使文章出彩,因为图表本身不能说话,它需要人赋予它意义和目的,即使再精美、高级的图表,如果没有有力的文字分析作为后盾,这些图表也就成为了摆设。


“研究质量的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研究者努力的方向和投入的多少”



您什么要选择在干部领域开展研究?您对这个领域的未来研究重点有怎样的判断?


之所以选择干部领域开展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积累,我在读研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干部晋升现象,读博的时候从干部晋升扩展到干部流动尤其是空间流动,这算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惯性吧。二是我本人对干部领域的强烈兴趣,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党的核心干部如地方党委常委,这也使得该研究领域具有研究的价值。


对于未来干部研究领域的重点,我想到三个方面:一是跳出既有干部晋升(主要涉及干部选拔与考核)的研究脉络和研究视域,关注更多有关人事管理的方面或环节,比如干部交流、干部教育、干部培训、干部退休等,使之对当代中国党管干部体制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二是尝试从个体视角转向组织视角,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尤其涉及到党政领导班子的人事调整,并不仅仅着眼于个体的选拔,更看重班子的搭配。三是增加有关干部研究的内部人视角,如果未能深入现场,或者进行扎根调研,我们学者有时对一些人事调整现象的认识,难免给人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这也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短板,我比较推崇冯军旗《中县干部》这样的研究,希望学界未来出现更多像它这样的深度个案研究。



您作为一名“90”后学术工作者,请问您在学术历程中有什么心得或是学习方法可以传授给与您同属青年圈层的政治学人吗?

向杨:


说传授实不敢当,我自己就认识不少比自己优秀得多的青年政治学人,论文发表并不能完全与学术能力和潜力挂钩,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思想,我自己就得益于拜读他们的文章以及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流。只能说是有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一下,当然未必对其他人适用。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阅读经典。关键看这些经典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答问题,以及它的解答跟前人有何不同,在经典的阅读、思考和交流中最能拓宽认识的广度和提高认识的深度,尽管这不意味着能直接服务于某篇论文的写作,但由此养成的学术品味、思维方式却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关键。我自己在读博阶段,读了不少经典著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韩丁的《翻身》等。可以说,自己就是在不断精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成长的。


第二,见贤思齐。学界优秀的人太多,这使得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在写论文时,常常都是以模仿开始。我自己就是这样,除了平常阅读论文之外,每次写论文之前,都会从顶尖期刊上下载几篇论文来读,看看它们的题目设计、结构布局、论证逻辑和句式表达。而我阅读最多的就是周雪光老师的文章,我常常要把他的文章读好几遍,尤其是开头部分(堪称教科书级别),会仔细揣摩每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及其在文章中的作用,我自己感觉这一方式对提高自己的学术思维和学术表达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久久为功。首先选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该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做出成绩。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在一门课上提出要研究党委常委会,当时老师们几乎都认为这个主题难以研究,因为我离这些人太遥远了,无法通过调研获取资料,没有充足的资料,我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老实说,我认为老师们说得都是对的,但我还是想试试,因为当时学界关于党委常委会的研究还极少,另外就是我并不认为不能接触到研究对象就不能开展研究。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有关党委常委会的二手资料,资料收集的过程也是对研究对象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也就更加坚定了我研究该领域的决心和信心。施一公曾说:“做学问,最不重要的是智商。”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从长期来看,学术研究最终比拼的确不是智商,而是毅力和耐力。谁能坚持地更久,谁也就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就。另外,一些青年老师可能喜欢研究热点问题,而我个人认为是不是热点问题并不重要,它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已,研究对象的冷还是热,新还是旧,并不影响研究本身的质量,研究质量的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研究者努力的方向和投入的多少。

(2019年《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

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左五)




有人曾提出,很多青年学者研究的问题浮于表面,您认为青年政治学人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呢,如何开展自己的学术道路,从而与这种观点对峙呢?

向杨:


我的想法是,作为青年学者,首先我们在态度上应该欢迎外界对我们的研究做出的批评,由批评而引发的回应、交流和反思,才能使我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汉娜·阿伦特曾说:“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其次,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免不了会停留在表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专注于某一研究领域或者始终盯住某一研究问题不放,我们对它的认识自然会变得深刻。所以面对批评,也无需气馁,反而要更加具有斗志,敢于迎接困难和挑战。


最后,学无止境,虚心向他人求教,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成熟。青年学者因为年轻,有试错的空间,也有提升的空间,所以要把握一切学习的机会,只有学习才能使我们真正成长,这里的学习不只是指参加学术会议、听讲座等,更是指自主学习。例如,我知道的很多年长的老师,尽管事务缠身,但仍然会抽出时间阅读经典和前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学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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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编|王  林

编  辑|陈柳汐 王馨瑶 赵  冉

海  报|赵  冉

校  对|高梦冉

审  核|大  兰 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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