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ER文章被质疑的紧急回应和答复, 对我们的质疑毫无根据纯属个人经验谬判！

Original 计量经济圈计量经济圈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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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

1.四位学者发表了一篇AER文章“中国学界F4发表AER一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教育问题！”。

2.五位学者质疑这篇AER文章“对陈,范,顾, 周四人AER文章数据, 实证, 机制和结论提出32页质疑！”

因此，今天就是针对这五位学者所质疑的四个问题的答复。

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整理作者：杨玟轩，中国农业大学,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农林经济管理，yangwenxuan1015@163.com。原文作者：Yi Chen, Ziying Fan, Xiaomin Gu, Li-An Zhou

Yi Chen, Ziying Fan, Xiaomin Gu, Li-An Zhou,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Reply
Chen et al. (2020A) find that the arrival of urban youths during the send-down movement benefited the education of rural children 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Gong et al. (2020) questioned our results and raised four issues on variable coding, identication, mechanism,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All these four issues are either fully acknowledged or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our paper. Most of the comments or arguments in Gong et al. (2020) rely on anecdotal stories or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out presenting data-based empirical evidence as a support. Some of them are misleading or simply wrong. In this reply, we will make more clarications and provide more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four issues raised in Gong et al. (2020) neither invalidate our empirical design nor change our key ndings.

摘要：陈等（2020）发现，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城市孩子的到来提升了农村教育的质量，这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但是龚等（2020）对于陈等人的结果提出了四点质疑包括可变编码、识别、机制和福利影响。所以，这篇论文主要就这四点质疑作出回应。龚等人做出的大多数评论和论证都只是基于一些没有经过数据求证的个人经验。这些论证中的一部分是错误的并且具有误导倾向。在这次回应中，作者将会作出更多的澄清并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龚等人提出的四点质疑既不会改变作者的实证设计，也不会改变作者的重要发现。

Introduction:

之前的研究发现，虽然“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是把城市里1600万的知青送到农村去接受农村思想上的改造，但是这些来自于城市里的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利用了他们在教育上的优势，被任命在农村教书。突如其来的大批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知青来到了贫穷的乡村中，给了那些原本在农村中不可能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作者在这篇论文中就龚提出的一些评论进行了点对点的回复。

质疑一：之前的研究对数据的处理导致个体受教育程度这一关键因变量的测量不够充分。（可变编码）

龚等人声称，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大学前的教育体系已经从“6-3-3”转变为“5-2-2”。所以，之前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6-3-3”体系。

质疑二：之前的研究的识别策略的平行趋势假设并不完全成立。处置变量不是外生的或随机的。（识别）

龚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大跃进(几乎与“上山下乡”运动时间重叠)对农村孩子教育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质疑三：质疑之前研究的机制，龚等人认为：(1)知青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2)知青中没有很多人成为教师，(3)知青不和农民住在一起。

质疑四：批评之前的研究没有进行福利分析，没有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成本。

Coding for Years of Education

对于质疑一，作者给出了表R1,表R1中的第一列和第三列来回应质疑一中的“个体受教育程度这一关键因变量的测量不够充分”。人们可能会担心缩短课程会机械地提高了毕业率，因为它降低了完成学业的难度。因此，作者使用表R1的(2)和(4)列中的出勤率，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龚等人提出的就学年限从6-3-3到5-2-2的重新记录只是队列固定效应——文革期间受教育的队列可能比老队列受教育年限短。作者充分意识到受教育年限的变化，所以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D），并在每个县引入了知青这一群体的局部密度，同时控制了一组队列趋势和各省队列的固定效应。

与作者在论文中的原始估计相比，龚等人的编码方法实际上产生了一个稍微小但仍然很高的显著估计(2.233对3.237)(见表R1中的列(1)和(2))。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改革的实施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区域差异。此外，政策的执行也远非完美。为了支持作者的论点，作者利用了2010年的中国家庭小组研究(CFPS)，该研究提供了关于每个教育水平的确切上学年限的有价值的信息。

图R1显示5-2-2方案的执行力出奇的弱。即使是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中，也只有40%-60%的人真正接受了两年的初中/高中教育。尽管5-2-2体系在小学教育中得到了更好的实施，但仍有超过20%的学生接受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因此，在作者的样本期内，有关受教育年限的真实情况介于6-3-3和5-2-2之间，并在群体区域水平上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分别根据6-3-3和5-2-2体系的估计，如表R1(5)和(6)列所示，提供了对受教育年限的处置效果的上界和下界估计，均表明了显著的积极效应。

知青带来的农村教育的改善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意外结果，而农村教育的扩张是政府有计划的运动。图R4的左面板（面板A）显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的局部密度与中学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作者并没有发现这种相关性(correlation=0.008)。相比之下，作者发现，知青的密度与教师人数的增加有很强的相关性(图R4的右面板，correlation=0.29)，这支持了一些知青成为教师的机制。

Failed Identification?

龚等人声称作者的识别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处置变量具有内生性特征，伴随着使平行趋势假设无效的因素。但实际上，作者的识别（群体双重差分法）不要求知青的密度是随机的或外生的。

Fake Mechanism?

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青为当地的师资队伍做出了贡献，并将此视为知青如何改善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具体方法。然而，龚等人认为：(1)知青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2)知青中没有很多人成为教师，(3)知青不和农民住在一起。但实际上，龚等人的这些看法和作者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首先，作者不需要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尽管他们都来自城市地区，相比于农村地区，他们有更好的教育设施和教师，并且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城市，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成为教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知青逐渐成为乡村教师的候选人数量就会显著增加。第二，作者不需要很多学生成为老师。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1966年，全国只有66万名中学教师。所以，即使1770万知青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成为教师，这对教师供应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增长。第三，他们不需要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以实现机制的工作，尽管知青中的许多人居住在农村，与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每天都有密切的互动。但实际上，作者主要关注的是送到农村的知青样本，而不是那些在国有农场工作的人。作者其实甚至不需要假设知青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一些课堂内外的互动足以对农村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图R4可以看出，知青的密度与新学校无关，而是与新教师相关，这进一步证明了教师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渠道。

Lack of Welfare Analysis?

龚等人指责作者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福利分析，考虑“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后果。首先，实际上，作者从未否认“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成本。作者回顾了大量的文献，集中在“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本身的影响，其中大多数都是消极且悲剧的。

此外，作者论文的贡献，即强调“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儿童的非预期的积极影响，并不取决于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福利评估。巨大的社会成本的存在本身不能反驳“上山下乡”运动对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积极影响。

明白“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并不意味着抹杀知青在恶劣条件下发展农村和边疆的贡献。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是两个概念，它们在概念上是相关的，但在含义上是不同的。我们不应该忘记知青在传播农业知识、普及教育、提供医疗服务、改变贫困地区不发达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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